簡述
理學，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祂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将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将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紛擾擾縱橫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去“禮”，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欲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賢（儒家最高修為者，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并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緻“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他還認為，由于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緻知）。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颢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起源
理學初起于北宋、盛極于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颢、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陸九淵、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浚、陳獻章、王守仁、王艮、劉宗周……等。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适應。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裡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号。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欲的色彩并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欲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并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狂歌五柳前”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标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欲”。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鑒了許多關于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緻－－心學。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态勢一度形成。顔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見道于紙，談道于口，考道于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在五四之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甚至對理學有一緻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認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
理學讨論的問題主要有：本體論問題，即世界的本原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理學家雖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認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張載提出氣本論哲學，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和心統性情的學說，認為天地之性來源于太虛之氣。認為太虛之氣是萬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論哲學，認為觀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為“本”，氣為“具”的學說。陸九淵、王守仁以心為本原，認為“心即理也”。心性論問題，即人性的來源和心、性、情的關系問題。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無内外的命題，把心、性、天統一起來。程頤則提出性即理的命題，把性說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認為心之本體即是性，是未發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發之和；性和情是體用關系，而心是“主宰”。陸九淵認為，心即是性，即是理。王守仁提出心之本體即是性，即是至善。認識論問題，即認識的來源和認識方法問題。
張載首先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兩種知識，并提倡窮理盡性之學，成為理學家共同讨論的問題。二程提出“格物緻知”的認識學說；朱熹提出“即物窮理”的系統方法；陸九淵強調“反觀”；王守仁則提出“緻良知”說，認為格物緻知就是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從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認識路線。
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後學思想的論述，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 。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複）、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别，學于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于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範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隻是從總體上闡述，并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确，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緻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緻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态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
朱熹的哲學在曆史上的作用隻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後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于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為探索期。
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義等于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别為《程颢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緻有54篇。“文革”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鬥争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後果。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為挫折期。
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