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孟子名轲，鄒國（故城在今山東鄒城）人。約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前後。關于他的父母，我們知道得很少。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斷織”“買東家豚肉”及“不敢去婦”等故事，劉向的《列女傳》還載有他母親“三遷”和“去齊”等故事，可見他很得力于母親的教導。

孟子相傳為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父名激，母鄒氏。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後世尊稱為亞聖。其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1]，遊曆于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曆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人物生平

孟子的出生之時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約百年左右。

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貴族的後裔，平民出身，幼年喪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學、教書、周遊列國。

孟子字号在漢代以前的古書沒有記載，但魏、晉之後卻傳出子車、子居、子輿等多個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後人的附會而未必可信。

拜孔子之孫孔汲的門人為師時姓曾名參（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參，即曾子），後更改名轲，鄒（今山東鄒城市）人。約生于周烈王四年，約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曾受業于孔汲的學生。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到過梁（魏）國、齊國、宋國、滕國、魯國。當時幾個大國都緻力于富國強兵，争取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統一。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最後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為《孟子》七篇”。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為天的本質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

孟子本為“魯國三桓”之後，父名激，母仉氏。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因而從魯國遷居鄒國。

據《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孫子孔汲。但從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孔汲之門人”，這倒是有可能的。有一種說法是，孟子在十五、六歲時到達魯國後拜入孔子之孫孔汲的門下，但根據史書考證發現孟子出生時孔汲已逝世三十載。所以還是如《史記》中所記載的受業于孔汲的門人的說法比較可信。就連孟子自己也曾說：“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無論是否受業于孔汲，孟子的學說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響。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為一派，這就是後世所稱儒家中的思孟學派。

大事年表

周烈王4年己酉（公元前372年）孟子約生于此時。

周顯王12年魏惠王13年韓昭侯6年甲子（公元前357年）孟子約十五歲，受業于子思門人。

周顯王17年秦孝公10年己巳（公元前352年）孟子約二十歲，欲休妻。

周顯王37年己醜（公元前332年）孟子在鄒，答鄒穆公問。

周顯王38年庚寅（公元前331年）孟子居平陸。

周顯王39年辛卯（公元前330年）孟子到任國，拜訪季任。孟子在鄒，與屋廬子、曹交問答。

周顯王40年齊威王28年壬辰（公元前329年）孟子約四十三歲，首次至齊。齊相儲子來見孟子。

周顯王41年齊威王30年宋君偃後元1年癸巳（公元前328年）孟子與告子辯論。孟子勸蚳鼃向齊王進谏。孟子與匡章交遊。孟子離開齊國，前往宋國。

周顯王42年宋君偃後元2年甲午（公元前327年）孟子至宋。

周顯王43年宋君偃後元3年乙未（公元前326年）孟子在宋，與滕國世子相會。孟子與宋人勾踐論遊說之道。

周顯王44年宋君偃後元4年秦惠文王13年丙申（公元前325年）孟子離開宋國，回到鄒。

周顯王45年梁惠王後元11年丁酉（公元前324年）孟子在鄒，滕文公派然友問喪禮。孟子由鄒之滕，推行仁政。

周顯王46年魏惠王後元12年齊威王34年戊戌（公元前323年）孟子與農家陳相辯論。

周慎靓王1年魏後元15年齊威王37年辛醜（公元前320年）梁惠王“厚币卑禮”召賢納士。孟子見梁惠王，時約五十二歲。孟子與周霄論出仕。

周慎靓王2年魏惠王後元16年齊宣王1年壬寅（公元前319年）孟子與公孫醜論短喪。

周慎靓王3年魏襄王1年齊宣王2年 癸卯（公元前318年）孟子約五十四歲，見梁襄王。孟子在範遇齊王子。孟子至齊，答齊宣王問。孟子論“我四十不動心”。

周慎靓王5年燕王哙5年乙巳（公元前316年）孟子出吊滕文公。

周慎靓王6年楚懷王14年魯平公10年 齊宣王5年 丙午（公元前315年）。魯平公欲見孟子孟子返回齊國，與充虞論葬母。齊宣王問孟子伐燕。

周赧王3年齊宣王8年楚懷王17年己酉（公元前312年） 燕人叛齊，齊宣王說“吾甚慚于孟子”。孟子論“臣視君如寇仇”。孟子與淳于髡辯論。孟子約六十歲，辭官離開齊國。孟子遇宋于石丘。

周赧王25年辛卯（公元前290年）《孟子》約編撰于此時。

周赧王26年壬申（公元前289年）孟子約卒于此時。

主要思想

概述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數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内容膚淺，與内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内篇。

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内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将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内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

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曆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弑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谏之，如谏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争去征服别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争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于天下。

民本思想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曆史事例反複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将《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并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節《孟子》中的有關内容。

哲學思想

孟子的思想是複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于認識論的見解，包含着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雲：“……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曆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煉，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甯人有闵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醜》）上）

認識論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在于掌握客觀規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采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标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确的奮鬥目标。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于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還非常重視修養。在心性修養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認為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發“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性善論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人類性善論。“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中心環節。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性善論”是一套唯心主義的說法，不過，孟子以“性善論”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還具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

飲食見解

孟子在飲食上提出了較多的見解，多被後人視為經典。他從仁愛的角度出發，說道：“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後人将“君子遠庖廚”解為不近廚房，并作為孟子賤視烹饪的理論依據，這是不可取的。

所謂“君子遠庖廚”，不過說的是一種不忍殺生的心理狀态罷了。也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為他親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殺的樣子而沒有親眼看到羊即将被殺的樣子。“眼不見為淨”，所以君子遠離宰雞殺鴨的廚房。《禮記。玉藻》：選段譯文

當時親眼見到了牛而沒有見到羊。君子對于飛禽走獸，見到它們活着，便不忍心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便不忍心吃它們的肉。所以，君子總是遠離廚房。”

《孟子》記載，診斷飲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這與儒家自孔子開始對飲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内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内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産者無恒心”，隻有使人民擁有“恒産”，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

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醜》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于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征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産，發展生産，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醜、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于漫漫的曆史文化中。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醜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于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于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确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别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系，不傷害感情。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争。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範疇。《說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随着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于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别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系，第二，在關于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别，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裡，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讨适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曆史潮流，标志着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人物評價

個人影響

孟子約在齊威王時到過齊國。似于同時又到過魏，曾先後見過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齊宣王時又到齊。他還去過滕、薛、宋、鄒、梁等國。《史記》說孟子時，秦、齊諸國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國強兵和攻伐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國君主因其“迂遠而闊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與其門徒萬章等人著書立說。但據《孟子》所記，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禮遇，并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在齊，宣王任之為上卿，“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則齊必能采用其部分學說和主張，故能顯赫一時。

《漢書·楚元王傳贊》說：“自孔子殁，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轲……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甚至有一首諷刺孟子的打油詩：“鄰家焉有許多雞？乞丐何曾有二妻？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

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删掉《孟子》裡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說“使此老在今日甯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

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廟。次日錢唐上疏力争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複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越南學者張漢超在文章中說：“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的經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遊列國，去宣傳自己的思想，但是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這條建議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這樣的狀況保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雖然是這樣，但是這樣的理念畢竟是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好的建議終究會被采納。而也就是這樣，我們國家的發展和建設就是圍繞着這條觀點。大家都能感受到，國家對廣大人民群衆的生命和利益還是很看重的。與此同時，孟子把氣節也十分看重，“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對于這種嗟來之食，孟子應該是不屑一顧的。

曆史地位

概述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屬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傳弟子。他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聖，孟子被稱為亞聖。孟子與孔子合稱孔孟其道，多數人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周遊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随後退隐與弟子一起著書。孟子與其弟子的言論彙編于《孟子》一書，是儒家學說的經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邏輯嚴密，尖銳機智，代表着傳統散文寫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即“人之初，性本善。”

地位奠定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

《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為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并列。至五代，後蜀主孟昶下令将《易》《書》《詩》《禮》《周禮》《儀記》《公羊傳》《谷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大學》和《中庸》被認為是孔子弟子曾參和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這樣，《孟子》一書便與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

元朝至順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于孔子。

在明清兩代，官方規定，科舉考試的八股文題目必須從《四書》中選取，要“代聖人立言”。于是，《孟子》一書便成了明清兩代士子們的必讀書之一了。

追封追谥

朝代年代帝王封谥

宋朝元豐六年（1083年）宋神宗鄒國公

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元文宗鄒國亞聖公

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奉為亞聖，罷公爵。

明景泰2年，孟子嫡派後裔被封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一直到民國3年，73代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慶棠改封奉祀官，民國24年改稱亞聖奉祀官。

作品一覽

《孟子》

孟子約十五歲時就拜讀于子思（孔子的孫子）門下，勤奮學習，從不間斷。學成之後，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曾遊曆于齊、宋、滕、魏、魯等諸國，企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曆時二十多年。當時幾個大國都緻力于富國強兵，争取通過暴力的手段實現統一，所以孟子的仁政學說在當時被認為是迂腐的大道理，說他空洞的言論沒有什麼使用的價值，因為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整理《詩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家經典著作。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就像今天的教科書一樣。《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内容。《孟子》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

但考諸《孟子》，孟轲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

南宋時朱熹将《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内容。

《孟子》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流傳後世，影響深遠，成為儒家經典著作之一。

相關故事

孟母三遷

原文：昔孟子少時，父早喪，母仉[zhang]氏守節。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學為喪葬，躄[bì]，踴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遂遷居市旁，孟子又嬉為賈人炫賣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居子也。”舍市，近于屠，學為買賣屠殺之事。母又曰：“是亦非所以居子矣。”繼而遷于學宮之旁。每月朔（shuò，夏曆每月初一日）望，官員入文廟，行禮跪拜，揖[yī，拱手禮]讓進退，孟子見了，一一習記。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故事梗概：從前孟子小的時候，父親早早地死去了，母親守節沒有改嫁。孟子的母親對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視，管束甚嚴，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為賢。一開始，他們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子的媽媽看到了，就皺起眉頭：“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了！”孟子的媽媽就帶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樣子。孟子的媽媽說：“這個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媽媽又帶着孟子去靠近殺豬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學起了買賣屠宰豬羊的事。孟子的媽媽知道了，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們又搬家了。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每月夏曆初一這個時候，官員到文廟，行禮跪拜，互相禮貌相待，孟子見了一一都學習記住。孟子的媽媽很滿意地點着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

後來，大家就用“孟母三遷”來表示人應該要接近好的人才能學習到好的習慣！也說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表明環境能改變一個人的愛好和習慣。

孟母三遷以後，雖然為兒子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但孟母并沒有因此放松對兒子的嚴加管教。她認為，如果主觀上不勤奮努力，還是難成大氣的。所以她抓緊對兒子的教育，督促他勤奮學習。

孟子受教

【原文】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向母其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雲乎？将入門，問孰存。将上堂，聲必揚。将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 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引自《韓詩外傳》

【譯文】：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裡，蹲在地上。孟子進屋看見妻子這個樣子，就向母親說：“這個婦人不講禮儀，請準許我把她休了。”孟母說：“什麼原因？”孟子說：“她蹲在地上。”孟母問：“你怎麼知道的？”孟子曰：“我親眼看見的。”孟母說：“這是你不講禮儀，不是婦人不講禮儀。《禮經》上不是這樣說嗎，将要進門的時候，必須先問屋裡誰在裡面；将要進入廳堂的時候，必須先高聲傳揚，讓裡面的人知道；将進屋的時候，必須眼往下看。《禮經》這樣講，為的是不讓人措手不及，無所防備。而今你到妻子閑居休息的地方去，進屋沒有聲響人家不知道，因而讓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樣子。這是你不講禮儀，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講禮儀。”孟子聽了孟母的教導後，認識到自己錯了，再也不敢講休妻的事了。

相關建築

孟子-先師廟

據傳，孟子在遊說各國期間，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幹城（今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孟轲鄉孟轲村）被大雨所阻。當時孟子聲望頗高，一時間奔走相告，轟動全村。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幹城人也以此為榮，于是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把村名改為孟轲以示紀念。“先師廟”也稱“孟轲廟”，位于孟轲東村。嘉慶六年(1801年），開州（今濮陽）知州張極重修孟轲廟，并為“大賢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為大賢店。1958年廟毀。1981年複名孟轲村至今。孟廟，又稱亞聖廟，為曆代祭祀孟子的場所。亞聖殿為孟廟的主體建築，大殿正面重檐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4]。正中門額上挂“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正面兩柱挂以一幅巨型抱柱對聯，“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顔。”對聯和門匾都是清代乾隆手書。東側神龛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的金匾一塊。山東又稱為孔孟之鄉。

七篇贻矩

山東鄒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懸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醜》《騰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贻”是贈給的意思；“贻矩”指贈給孟家的規矩。

孟廟

孟廟，又稱“亞聖廟”，是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廟奉祀始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創建于鄒縣東北12公裡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後遷于現鄒縣城南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