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
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馀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馀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国内形象
无独有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馀人”形象。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
一则，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馀人”们的特征，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有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作家们作品中的“多馀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的。
不少作家们声称，他们的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上、阶级上、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当他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馀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涓生
当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此外，他还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了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不！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
《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的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馀人”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觉新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称之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它创作于30年代初，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馀人”之一。
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
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
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馀人”。他是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月，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
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
结果，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同时，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的夭亡、文嫂的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
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
《二月》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对其相当不错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的同情过多，而对他身上的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倪焕之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4个重要的“多馀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倪焕之是个既有时叶圣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
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的有力影响。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的否定、摒弃、清算。所以，这部小说是不同寻常的。
周萍
第5大中国“多馀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第一部剧本，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曹禺关系。剧中的周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
他是周朴园的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是十分的苍白，空虚、苦闷、压抑。
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的利益。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铸大错。
可是，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给诱骗了，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的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的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
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亲周朴园罪恶的产物，同时也是周朴园罪恶的延续与代价。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馀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觉新、肖涧秋、倪焕之、周萍这5个。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馀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的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此外，前文提到的魏连殳、吕纬甫、朱胜yǔ@①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多馀人”形象。在下文中，笔者想再谈及几个较重要的人物。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馀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馀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馀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俄国形象
叶甫盖尼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馀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待他象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
别里托夫
别里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馀”的人。
毕巧林
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馀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罗亭
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绝望之馀，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馀”，“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多馀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馀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馀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名词来源
“多馀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馀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多馀人”之“多馀”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是“多馀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却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作品背景
20世纪的俄罗斯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苏联。从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人民便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下，失去了个性、自由和思想。之后，在漫长的几10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与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对一元化语境，背负社会责任和历史十字架的俄罗斯创作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让他们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分析、思考、领悟、改变这个世界。
人们惊喜地发现，“多馀人”和一系列类似“多馀人”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一方面，这是由于俄罗斯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延续的缘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却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整合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这是由相似的时代特征造成的。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然而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持思考。第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俄罗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创作知识分子修正压抑的生存环境的一次尝试。作家们尝试通过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来反观社会现实。于是，新“多馀人”出现了。
新的诠释
利扎文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一届俄语小说布克奖得主哈里托诺夫对“多馀人”进行的新阐释。他的获奖作品《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的主人公之一“利扎文”是一名教师，正直善良，而又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厚待他：他的父亲因为某政治事件的牵连受到批判，忧郁而终；母亲为丈夫的去世而痛苦不已；他在火车站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却被别人误会，给他打了小报告，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出卖自己获得解脱；看到薇拉老太太的悲惨遭遇，他更加厌恶势利的人们，开始躲避人，不与人交际，经常独来独往。
利扎文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印记，可以说，他身上同时有着奥涅金、毕巧林和奥勃洛莫夫的影子，是一个苏联体制下多馀的人。主人公利扎文生活在“专横暴虐地支配人的行为和良知”、用“超越人的良知所能容忍限度的经济和仕途的盘算乃至专业利益”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时代。
可见，利扎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的身上一方面有“多馀人”的影子，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积极努力改变他周遭的环境，努力探求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和生存之道，尝试着使自己不“多馀”。正是这些对知识分子的探讨使利扎文的形象具有了一种自我剖析、自我颠复的特性，使其突破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多馀人”形象的框框，带上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得以后现代化。
米拉舍维奇
米拉舍维奇作为小说的第2主人公，也具有“多馀人”的气质特征。十月革命时期，年轻的米拉舍维奇因被牵连进一起谋杀案而入狱。出狱后，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尔贝涅茨市居住，并在那里开始了文学创作。米拉舍维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曾经呼唤革命，并实践革命。然而，米拉舍维奇亲眼看到社会动荡中自发势力所引发的暴力及其对法制的破坏，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他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会动荡对人的愚化和人们道德的滑坡，却又无能为力。
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变革之后，特别是认识到社会动荡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贵们主张的欺骗性之后，他开始思考，换了一种全新的、有点类似于隐士和圣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冷眼看着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局外人。
彼得罗维奇
比如，马卡宁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刻画了一幅20世纪“当代英雄”的肖像。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是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生活。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在苏联停滞时期“受迫害的有才华的作家”，因作品得不到承认，无法出版，而面临生活的窘迫境况。为了谋生也为了保持自我，他避开一切正式的工作，蛰居于生活的边缘。
彼得罗维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在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新旧秩序始终格格不入，因而成为一个生活在边缘的人，一个地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与时代无法相融的人。准确的说，他就一个“边缘人”，是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为“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大概就有此意吧。
现实对比
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这4个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罗维奇的逃避，利扎文的失望与挣扎，乃至米拉舍维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因为，知识分子脚下的立足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的价值是精神上的。本领、知识、方法、技能和才干只是游移不定的、转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为多馀的人。但是，他们的“多馀”又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多馀人”不尽相同。19世纪上半期的“多馀人”不具有形成一种坚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无法从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脱身出来，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会。后现代语境下的“多馀人”则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呈多元化发展。
同名电影
基本信息
译名：多馀《多馀的人》
片名：The Extra Man
年代：2010
国家：美国/法国
类别：喜剧
语言：英语
字幕：英文
导演：莎里·斯宾厄·伯曼 Shari Springer Berman
主演：凯文·克莱恩 Kevin Kline
保罗·达诺 Paul Dano
凯蒂·霍尔姆斯 Katie Holmes
约翰·C·赖利 John C. Reilly
剧情简介
路易斯·艾维斯（保罗·达诺饰演）是一个喜欢幻想和做梦的人，他时常幻想着自己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小说中的人物。可是此时却出了点小意外——他被发现穿着女人的内衣。所以艾维斯不得不离开自己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预科学校而来到纽约，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在一本环境杂志社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在这里，他碰到了迷人的女同事－－玛丽（凯蒂·霍尔姆斯饰演）。
虽然说“事业”上一帆风顺，但是艾维斯的生活却远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租住在亨利·哈里森（凯文·克莱恩饰演）的那栋破旧不堪的公寓里，和哈里森住在一起。哈里森是一个有怪癖的、一文不名的、但是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亨利会时不时地唱些小歌剧，听一些别人闻所未闻的音乐，跳一些奇奇怪怪的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他在抽风，而是他在一个曼哈顿的福寡妇面前扮演着“多馀的人”（陪护）的角色。
他的“表演”充满了自负，让人忍俊不禁。在纽约这个城市，哈里森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优雅而又博学，没有固定工作，做的事情看起来也不像是工作。可是哈里森却知道怎么才能免费混进歌剧院，知道怎么才能得到上层社会派对的邀请，知道怎么才能坐着私人的喷气飞机去佛罗里达度假。换句话说，他是像艾维斯这样的害羞的、初出茅庐的、但是又饱含热情的小伙子的独家顾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在城市中“冒险”的次数增加，他们慢慢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这两个男人天天吃住玩在一起，发展出了一种亦师亦友亦仇敌的关系。这种关系和哈里森的处世哲学与态度，对于想要在纽约发展自己写作事业的艾维斯来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评论
这是一部奇异的、怪诞的、充斥着大量黑色幽默的喜剧。影片中充满了作者的个人特色和独到的个人观点。——《综艺》
这部喜剧虽然热闹非凡，但是略显单薄；虽然作者的个人色彩浓厚，但却没有照顾到大众的欣赏口味。它可能只会获得小部分人的欢迎。——《好莱坞报道》
看上去，《多馀的人》是一部毫无瑕疵的电影，但是当影片在一味深挖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的时候，它却把人的社会性抛诸脑后了。——screencrave .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