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周佛海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周佛海简介(1897年-1948年)本名周福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抗战期间加入汪伪政权,被视为“汉奸”。湖南沅陵人,曾国藩的私淑弟子,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卒于一九四八年。夫人杨淑慧。有一子为周幼海。2011年10月8日,台湾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卧底。[1]
    中文名:周佛海 籍贯:湖南沅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97年 去世年月:1948年 职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长 代表作品:《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往矣集》;《物价问题》;《周佛海日记》

人物简介

周佛海(1897—1948),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周佛海于1946年11月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次年经蒋介石因其抗战中期有功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狱中。

人物生平

1897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凉水井镇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人最初给他取名周福海,后改名周佛海。少年时的周佛海在乡下读私塾。

1913年周佛海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4年进入长沙兑泽中学,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八联合中学。

1917年5月,周佛海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后,在好友邓文伟、何亚雄、谢伯林等人的的资助下,先后到长沙、上海等地谋生求学。在上海的湖南会馆,老乡建议他去日本勤工俭学。

1917年初夏,周佛海从上海的黄浦港乘船去了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接触、阅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国际形势较为关注,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0年,周佛海利用暑假回上海。期间,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周佛海在张东荪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了周佛海。周佛海就这样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回到日本后,周佛海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海外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一大会议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周佛海为副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一度“代理书记”。陈独秀回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周佛海返回上海后不久,《时事新报》揭出他十几岁时就在乡下结了婚,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消息一出,他不与组织告别,干脆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湖南老乡帮助下,也考入该校。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银元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周佛海受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动摇,与共产党的理论分歧越来越大。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共产党的思想矛盾日益加重。

1924年9月的一天,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周佛海不听劝告,第二天即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得以重任。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佛海和汪精卫认为抗日必败,以停战求和主张而聚到一起,周佛海就这样投靠了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与抗日唱反调,继续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精卫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可以说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

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几番讨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同年7月7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

1940年3月30日,日本的傀儡政权汪伪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握有实权,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除向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外,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这些活动,并非想抗日救国,而是为自己的将来寻找出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汪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他控制的1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蒋介石又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

1946年9月16日,在陈公博被枪决三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羁押在宁海路23号军统局看守所。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作出判决: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主要影响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又以卧底身份与汪伪政权合作,为国民党的抗战做出了幕后贡献,但同时也做了一些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勾当。

主要作品

着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往矣集》、《物价问题》、《周佛海日记》等。译有《互助论》、《社会问题概论》等。

人物事件

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

1917年5月,一次学校提前上课,家住远处的学生赶不上课期,周佛海就带着学生去找学校评理。青年时期的周佛海年轻气盛,一拳击落了老师办公桌上的水杯和文具,后来又扯掉学校给他记大过的公告牌。此事在校园造成很大的影响,周佛海因此被第八联合中学开除。成长和求学环境的变化,激起了周佛海拼搏奋斗的豪情壮志。

获得特赦

关于周佛海最终能获得蒋介石的特赦,历来有三种说法:

一说,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杨淑慧找到陈布雷,请陈设法安排她径自拜谒蒋介石,哀恳蒋介石以国家元首身份,使用约法(当时的“宪法”)赋予的特权,对周佛海加以“特赦”或减刑。

陈布雷一生虽行事守分守法,可是他看重旧情,对当年相交至深、朝夕相处的首席助手周佛海,无论如何不能置身事外,见死不救,乃乘蒋介石在召见他时,破例向蒋请求。而蒋介石念及周佛海当年扈从之勤与战后助守京沪之功,也不能全然无动于衷。于是在陈布雷安排下,于1947年2月某日,周佛海妻子乃得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陪同,前往南京黄埔路官邸晋谒蒋介石。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

蒋介石皱着眉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便以低缓的语调对杨淑慧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杨淑慧得到蒋介石的许诺,趴在地上又磕了三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眼泪随毛人凤出了官邸。

二说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帮的大忙。陈果夫、陈立夫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笃厚。二人找到蒋介石,以周佛海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使国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顺利还都,不无微功,请蒋介石准予减刑或缓刑,蒋介石被二人说动了。

还有一种说法:周妻杨淑慧放出风声,态度强硬,称:“如老蒋出尔反尔,执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声名狼藉!抗战期间,委员长曾给过佛海几次手谕,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保险箱内。如佛海被执行,我就将它在报章上公布,让天下人看看,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某人是如何勾结汉奸的!”

蒋介石闻知,为不使自己“领袖人格”受损,便下了对周佛海死刑改判的特赦令。

思想转变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是后来西山会议派反对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还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这年9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

人际关系

妻子:杨淑慧

儿子:周之友

周佛海有一个哥哥周佛生,一个妹妹周佛珍。父亲周奎久,在曾国藩属下做事。母亲姓马系福建人。1909年,父亲周奎久在前往福建赴任路途中病逝。

历史评价

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直接掌握一支伪税警团,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转而又与昔日屡次反击的汪精卫合污,组成卖国政府,成为历史和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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