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二次革命（又稱癸醜之役或贛甯之役）最早出現在北洋政府文獻中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凱發布的《嚴懲倡言二次革命黨徒》通令，1913年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選舉前後，孫中山親信控制的江西、江蘇、上海、廣東等地爆發武裝革命，企圖脫離中央政府獨立。中國國民黨稱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後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這些說法亦遭人質疑。 1913年6月，《大公報》轉述《大陸報》的文章《中央政府與國民黨之問題》指出，宋案與借款案隻是引線，國民黨早就處心積慮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沒有兩案發生，國民黨的計謀也早晚會發作。 二次革命最後以中央政府北洋軍擊潰孫文勢力告終。
曆史背景
1912年2月，隆裕太後诏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在南北和談之際，早于隆裕太後的诏書成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舉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内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甯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 兇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同時被搜出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通訊。革命黨聲稱袁世凱則是暗殺背後的策動者。近代研究指出，宋教仁是被陳其美暗殺，背後指使者是孫中山。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闳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内務總長趙秉鈞、内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于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準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中山于事發後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中國，于上海開會，主張以武力讨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内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國家建設急需資金，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國民黨人聲稱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準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争。6月9日，李烈鈞因專制殘毒、違法殃民、恣睢暴戾等罪名被袁世凱免職，令其到北京聽候酌用；6月13日胡漢民被任命為西藏宣撫使，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位由陳炯明代替。免柏文蔚都督職務。在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的請求下，7月3号袁世凱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革命經過
7月12日，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讨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獨立，并發表電告讨袁。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組織讨袁，宣布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棄職，逃遁上海。7月17日，安徽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7月18日，上海陳其美宣布獨立。7月18日，陳炯明響應孫中山号召宣布廣東獨立[4]。7月19日，福建孫道仁和許崇智通電宣布福建獨立。7月20日，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中立。7月22日，江蘇讨袁軍在徐州地區與馮國璋北洋第二軍和張勳武衛前軍會戰失利，退回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軍屢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揮部被上海租界當局解散。7月25日，湖南譚延闿宣布湖南獨立。7月28日，黃興看到大局無望，遂離甯出走，讨袁軍全局動搖。8月4日，四川熊克武在重慶宣布四川獨立。雲南都督蔡锷遵從袁世凱命令，率軍入川，鎮壓重慶熊克武起義。8月9日， 孫道仁通電宣布取消福建獨立。8月11日，何海鳴率南京第八師部分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旗讨袁，宣布恢複獨立，2000多名士兵們與北洋軍展開血戰。8月13日，擁袁的濟軍龍濟光部攻占廣州。8月13日，湖南譚延闿通電取消“獨立”。8月18日，北洋軍李純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沖率兵進駐安慶。9月1日，張勳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輯，相繼逃亡日本。9月11日，熊克武放棄重慶，解散部隊，化名逃亡。9月12日滇軍入重慶。二次革命宣告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會黨中華革命黨。
革命結果
孫中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黨内反對派黃興等人循法律解決的意見，貿然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毀于暴力革命的失敗。于是，國民黨得到一個惡谥：“暴民專制”。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指出，這是它的“自殺之政策”造成的。
10月6日，國會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叛亂”罪名下令解散國民黨，并驅逐國會内國民黨籍議員。國會由于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凱從此成為寡頭總統。
由宋教仁遇刺引發兵戎相見的二次革命，是民國史上一個不幸的開端。不少建立民主國家必須的舉措，如将軍隊國家化、民選議會、以法治國等等，于事後都失去了健康發展的契機。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張膽的軍隊幹政、起叠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引緻兵禍連連。
國民黨聯合資産階級，并且沒有兵權。政治基礎不牢，武裝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敗原因之一。
但亦有意見認為，在當時兇手已經抓到、兇手與國務院有關官員的來往電信也已搜獲并已公諸報端、傳訊國務總理趙秉鈞問話的傳票已經發出、中國正出現空前的司法獨立時，孫中山卻決定舉兵反抗，從而為袁世凱制造了口實，并以此為契機徹底擺脫了國會的牽制。有批評認為，孫中山選擇使用武力，而不嘗試采用政治、法律方法，訴諸公民理性的方式對抗，是把中國社會的發展推進了錯誤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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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論
失道寡助是二次革命的根本原因
宋案當時依靠法律解決的路徑并未走完，各界也紛紛呼籲依循法律解決。倘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則，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而人們法治觀念的提高和國民黨威望的上升更是難以估量。可是孫文沒有選擇依法解決的途徑，反而不顧國内民心思定，一意孤行堅持激進的武力讨伐。當時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證的。各政黨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幾乎無時不受到大衆傳媒的跟蹤、監督。國民黨内部的分歧和已付諸行動或拟議中的對策，無一不見諸報端。
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與國民黨的聲稱相反，當時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以及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有輿論指出這是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是争權奪利而發動的武力行動。另外，國民黨在對袁世凱的指控忽略了兩個事實，孫中山在1912年8月公開聲明贊成善後大借款。當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在京期間，孫袁兩人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這樣評價善後大借款：“目下财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唯不可借多，緻啟政府侈肆之心。”善後大借款被國民黨稱為喪權辱國，然而，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經找過美國、英國、日本等列強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強并不看好孫中山的政治資本而加以婉拒。
馬丁.路德.金認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孫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為當時社會所不齒，注定要失敗。袁偉時指出:“政治領袖的抉擇，可以深刻地影響曆史發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絕兵戎相見，堅持以政治鬥争、法律手段和訴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決紛争，中國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淨化和提高自己，從而逐步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袁世凱固然由早年積極推行新政的滿清開明官僚堕落為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專制獨裁者，而孫中山首開民國濫用武力、以刀槍分“是非”之先河，對此後一系列接踵而來的武人幹政、軍閥混戰事件實難辭其咎。
曆史總是充滿了諷刺，辛亥革命後，真正統一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的那兩年。在列強環伺、國弱民窮的險惡局勢下，中央集權的确能給國家帶來高效率的行政，這個要求也是合乎現實需要的。由此，袁世凱在“二次革命”的時候獲得民衆的支持，他獲得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衆望所歸呢。
影響
上述三種相互抗衡的勢力構成的兩個陣線不甚分明的營壘這種政治局勢，給二次革命帶來的影響是雙重性的。一方面，三種相互抗衡的政治勢力實際構成了兩個對立的營壘：袁派和擁袁派為一方，反袁派為另一方，鬥争的焦點是反袁派企圖奪取政權。反袁勢力沒有任何社會基礎，隻能靠制造謠言攻擊袁世凱，“宋案”和大借款成了國民黨的借口。
宋案當時依靠法律無法解決，加上袁世凱步步進逼，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
袁偉時指出:“政治領袖的抉擇，可以深刻地影響曆史發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絕兵戎相見，堅持以政治鬥争、法律手段和訴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決紛争，中國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淨化和提高自己，從而逐步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袁世凱由早年積極推行新政的滿清開明官僚堕落為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專制獨裁者，對此後一系列接踵而來的武人幹政、軍閥混戰事件實難辭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