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

人物生平

初露頭角

阿桂生于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三日（1717年9月7日），原籍滿洲正藍旗，後被擡入正白旗。他出身于達官顯貴之家，父親阿克敦（1685-1756）是乾隆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很受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的器重。

阿桂自幼聰敏過人，聽人談論史事，已能明了，“記其大略”。雍正十年（1732年），十六歲的阿桂入官學讀書，兩年之後補為禀生。乾隆元年（1736年），為副榜貢生，随後以父蔭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1738年），阿桂科舉中式，考中舉人，次年（1739年）補授兵部主事。此後，他春風得意，步步高升。乾隆八年（1743年）以戶部郎中的身份，充任軍機章京。

然而，接二連三的打擊，卻幾乎使他身陷囹圄。乾隆十一年（1745年），出任戶部銀庫郎中的阿桂，因為庫項被竊，以失察之罪被降調為吏部員外郎。乾隆十三年（1747年）初，阿桂随兵部尚書博爾濟吉特·班第（？-1755）赴四川金川軍營辦事。經略鈕钴祿·讷親（？-1747）、川陝總督張廣泗（？-1749）進剿大小金川失利，清軍固守半年，無尺寸之功。之後，讷親、張廣泗被逮捕處死，阿桂也被劾以“勾結張廣泗，蒙蔽讷親”，而交刑部審訊。因乾隆帝念阿克敦年老，隻有阿桂一子，才格外開恩，沒有治他的罪，将其釋放回家。這可說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但阿桂畢竟是滿洲貴族子弟，因而在被釋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員外郎。五年後，升任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此漸登崇階。

随平新疆

阿桂年輕時的飛黃騰達，主要是憑借其貴族世家的顯赫地位，而他建功立業的真正起點是參與清朝對西北地區的用兵和經營。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利用厄魯特蒙古發生内亂之機，決心完成康熙、雍正兩朝未竟之業，命清軍分兩路向以達瓦齊為首的準噶爾部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場。開始，阿桂奉命在烏裡雅蘇台管理台站，傳遞來往公文，供應前方所需。他辦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寵臣靖邊副将軍、蒙古親王成衮紮布的信任，先後被授予參贊大臣、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和工部侍郎等職。其間，阿桂之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病故，阿桂被準回京辦理喪事。為時不久，即于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在清軍的打擊下，準部割據勢力土崩瓦解，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底，清軍已基本平定準部，但仍有一些殘餘分子還在頑抗，于是阿桂先是率軍策應清軍他塔喇·唐喀祿（？-1758）部，追擊圖謀遁入沙皇俄國的輝特部首領舍楞，後又與副将軍瓜爾佳·富德（？-1776）一起追捕其餘人員。

就在清朝即将結束對準部的軍事行動時，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區發生了霍集占（？-1759）兄弟的叛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庫魯克，會同富德追擊節節敗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兩軍激戰于阿勒楚爾（今帕米爾巴爾唐河北雅夫索爾西南），時叛軍以數千之衆，拼死頑抗，戰事呈膠着狀态。在激戰中，阿桂一馬當先，親率精銳士兵數百名，“由山麓繞出其右沖擊之”，敵軍猝不及防，陣勢大亂。清軍乘勢掩殺，叛軍傷亡慘重，狼狽逃竄。阿桂統軍與其他路清軍一起緊迫不舍，于伊西洱庫河（即今帕米爾西之噴赤河）再次将敵軍包圍。在清軍的窮追猛打之下，敵兵潰不成軍，紛紛投降，霍集占兄弟見勢不妙，隻得和其親信數百人向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北部）逃去。同年十月，巴達克山首領素勒坦沙向清軍獻上霍集占兄弟的首級，至此，天山南路平定。

兩駐伊犁

清朝平定了準部和回部，統一天山南北後，即開始着手鞏固對這一地區的統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剛收複不久的阿克蘇，處理地方善後事務。為解決戰亂後軍糧不足的困難，他将當地現存的牛羊作為伊犁駐防兵來年的行糧，令相關官員牧放照管，以備軍需。十月，阿桂又與路經阿克蘇的定邊将軍烏雅·兆惠（1708-1764）共同商定伊犁駐軍和遷移阿克蘇等地的回部農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體辦法。乾隆帝對伊犁屯田很重視，特下令要阿桂率軍護送回部前往，并管理屯田的具體事務。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滿洲索倫兵五百名、綠營兵一百名和三百回部農民開赴伊犁，此為伊犁屯田之始。當然，要在伊犁駐兵和屯田實非易事。當時戰争剛剛結束，仍有叛軍餘黨不時出沒，同時持續多年的戰亂又使本來就很殘破的伊犁遭到更大的破壞，到處是一片荒蕪蕭條的景象。因此，乾隆帝雖然認為清軍必須在伊犁長期駐紮，以此防止叛軍死灰複燃，又能挫敗俄國吞并伊犁的企圖。但對于在這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伊犁屯田能否獲得成效，能否解決駐軍的軍糧，心中還是沒有把握。于是，乾隆帝命各軍營大臣籌議，如何分兵駐守伊犁。很多大臣“皆謂地方遼遠，沙漠居多，舊時準夷馬匹羊群消耗殆盡，難以為駐守計”。在這決定清軍是堅守還是從伊犁撤退的關鍵時刻，阿桂挺身而出，慷慨陳詞，堅決主張在伊犁屯田。

阿桂的建議對清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至關緊要，因而很快得到乾隆帝的批準，并付諸實施，這就為伊犁屯田奠定了基礎。同時，阿桂還組織人力制造農業器具和從事農業生産。由于屯田農民和士兵的辛勤勞動，伊犁屯田當年就獲得豐收，“至秋豐稔，收糧皆倍，兵食以足”。屯田初見成效，使阿桂增強了信心。為了進一步發展伊犁屯田，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他相繼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時，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購買馬匹和駱駝，以保證當地畜牧業的發展。二是大力招徕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烏什等地的回部民衆來伊犁屯墾，以擴大屯田規模。同時，他還建議朝廷在伊犁和烏魯木齊之間的瑪斯納、庫爾喀喇烏蘇和晶河等三處，“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墾地十五畝，晶河以西歸伊犁管轄，托克多以東歸烏魯木齊管轄”。由于阿桂的精心籌劃和組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兵屯墾種地達八千餘畝，收獲糧食兩萬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戶，平均每戶收獲糧食四十石，總産達到三萬二千石左右。

在大力發展屯田的同時，還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強對屯田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阿桂訂立約束章程，在兵員的補充、錢糧的征收、官員的任選、産量的分配和屯軍家屬的養贍等五個方面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同年八月，固勒劄和烏哈爾裡克兩地的城堡相繼建成，乾隆帝親自定名為“安遠”城和“綏定”城。這兩城完全是按照内地城市的模式建置，軍營和民房以次分别。這些新城鎮既是屯田管理的中心，又吸收四方商人來此交易，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數千裡地來往晏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被授予内大臣、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和鑲藍旗漢軍都統等職。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授予騎都尉世職，并返京“供職詢問方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後，被授予軍機大臣，給予在紫禁城内騎馬的殊榮。六月，乾隆帝頒旨：“阿桂在軍營殊為出力，且在伊犁辦事亦甚妥協，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藍旗擡入上三旗。”七月，又被補授正紅旗滿洲都統，晉太子太保。

阿桂在京任軍機大臣，最初很得乾隆帝的信任，經常被委派外出處理地方事務。他先後參予審理歸化城都統法啟案件，赴直隸霸州、文安等處督辦疏浚事，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署四川總督的身份，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擾邊等情況，都辦得很妥當。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天山南路的烏什地區的回部民衆因不堪忍受駐南疆的清朝官吏和當地上層貴族的壓迫和剝削，在其首領賴和木圖拉（？-1765）的率領下起義，屢次擊敗前來彈壓的清軍，聲勢浩大。乾隆帝因阿桂曾在伊犁辦事多年，熟悉當地的情況，就令他赴烏什，與伊犁将軍富察·明瑞（？-1768）一起鎮壓起義。阿桂和明瑞指揮清軍圍攻烏什，賴和木圖拉陣亡。義軍在其子額色木圖拉（？-1765）的帶領下，繼續抗擊。

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軍猛攻五個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隻得采取長期圍困的辦法，斷絕烏什和北界的一切聯系，最終破城。阿桂和明瑞将額色木圖拉等處死，而赦免了一般民衆。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辦遲延，（向叛軍）示怯損威”和擒獲主犯後又不能審訊出“起釁緣由”，辦事“草率錯謬”為由，将他們“交部嚴議”，後被從寬留任。然後，又以阿桂“辦理烏什事務毫無章程，革尚書任”，留在伊犁協助明瑞治事。當時伊犁屯墾有進一步發展，人口也增加很多，乾隆帝要明瑞制定長久安置之策。阿桂遂建議将雅爾城移往楚呼楚，以便利用該地“田土膏腴，形勝亦便”的優勢，改變雅爾城原址離牧場遙遠，近城地畝不夠耕種的狀況。朝廷批準了阿桂的請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阿桂被委任為伊犁将軍，一躍而升為封疆大吏。

對緬戰争

阿桂遭到的另一次挫折，是在他參與清朝對緬甸貢榜王朝的戰争時發生的。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雲貴總督劉藻（1701-1766）、楊應琚（1696-1766）相繼征緬不利，被乾隆帝治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新任雲貴總督明瑞征緬兵敗，自盡身亡。大學士富察·傅恒（1722-1770）自請出征，乾隆帝即授傅恒為經略，阿桂、鈕钴祿·阿裡衮（？-1777）為副将軍，第四次進攻緬甸。三月，阿桂奉召回京，四月授兵部尚書，六月又出任雲貴總督。十一月，阿桂抵達雲南永昌後，便與阿裡衮率軍攻取緬甸舊都木梳。在此期間，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命明德接替阿桂為雲貴總督，以便阿桂專心征緬軍務。此時，率另一路軍自銅壁關往蠻暮（今緬甸八莫）督造戰船的阿桂奏請等待傅恒到達後再行進攻要地老官屯，又說明了軍糧不足的情況。乾隆帝認為阿桂所言是怯懦的表現，于是将他的副将軍之職撤去，改授為參贊大臣。同年九月，傅恒抵達後，清軍分三路出師，其中阿桂率蠻暮新打造的戰船出大金沙江，與傅恒等會師。阿桂先是伏兵于甘立寨，取得了一些勝利，最後與其他兩路清軍一同圍攻老官屯。

但因緬軍持續抵抗和水土不合，士卒大量病亡，阿裡衮病故，傅恒身患重病，乾隆帝令阿桂籌畫撤軍事宜，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與緬甸方面議和。阿桂于十二月被任命為禮部尚書，留下善後。因尚在雲南，先由索爾納代理其職。時木邦、蠻暮和孟連土司頭目為躲避緬甸侵害，請求清廷将他們安置于内地，阿桂建議将雲南大理、蒙化一帶舊有的馬廠官莊田撥給他們居住為生，朝廷予以批準。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阿桂兼領鑲紅旗漢軍都統。八月，乾隆帝因緬甸不遣使臣進貢，又扣押清索貢使者，将阿桂的領侍衛内大臣、禮部尚書和鑲紅旗漢軍都統等職均革去，“著以内大臣革職留任，辦副将軍事，令其自效”。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又令阿桂出偏師騷擾緬甸，待其疲憊，再興師攻之。阿桂則上疏請求大舉攻緬，乾隆帝認為阿桂的建議不合時宜，手诏斥責，并奪其官，留軍營效力。

金川元功

正當阿桂因辦理緬甸事務屢遭貶斥時，四川金川地區的形勢再趨緊張，清朝的注意力從緬甸轉向金川，這就給阿桂提供了洗刷舊恥、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

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軍平定金川後，該地區仍歸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間時起争端。乾隆中期以後，大金川土司莎羅奔（？-1760）已老，主持土司事務的郎卡不聽清廷勸誡，不斷侵掠鄰近土司。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莎羅奔之孫索諾木誘殺革布什紮土司，小金川的僧格桑（？-1774）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公然與清朝援軍開戰。乾隆帝命大學士、定邊将軍費莫·溫福（？-1773）自雲南赴四川，進兵征讨。溫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況，就帶他同赴金川戰場。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後，朝廷因四川提督董天弼（1712-1773）作戰不利，免其職，以阿桂代理。清軍分兩路進攻小金川，阿桂随溫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總督伊爾根覺羅·桂林（？-1775）由打箭爐出南路。戰事伊始，阿桂領軍一路沖殺，連克巴郎拉、達木和巴宗各寨。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阿桂等又攻占資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參贊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壟溝失利，被劾罷職，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揮。自此，阿桂又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将。六月，阿桂抵軍營後，即籌劃進軍方略。他得知小金川僧格桑盤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諾。而欲攻取美諾，必先占據其門戶僧格宗，而清軍必經之地的甲爾木山就成為首先争奪的戰略要地。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地将部隊集結于墨壟溝，然後乘半夜起大霧之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占了甲爾木山。乾隆帝聞報，特頒旨嘉獎，授阿桂為内大臣。十一月，阿桂軍攻取僧格宗，十二月得授副将軍職，奉命與定邊将軍溫福和副将軍鈕钴祿·豐升額（？-1777）分道直取美諾。阿桂遂驅軍攻克美都喇嘛寺。僧格桑被迫棄美諾，逃入大金川，與索諾木彙合。阿桂與溫福、豐升額會師美諾後，檄令索諾木交出僧格桑，索諾木不理。于是阿桂和溫福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奏準三路進攻大金川。這時，阿桂又被授以禮部尚書之職。阿桂與溫福、豐升額分道進軍後，連奪叛軍幾個碉卡，進展頗為順利。然而由于溫福指揮失宜并敗死，戰局發生逆轉。索諾木擊敗溫福軍後，乘勝占據小金川。阿桂聞變，毫不慌亂，親自斷後，将所部安全地撤至達河。

乾隆帝在熱河行宮（今河北承德承德避暑山莊）得到兵敗的消息，十分震驚，在大學士劉統勳（1700-1773）的建議下，決議征伐。于是，乾隆帝授阿桂為定西将軍，豐升額、富察·明亮（1736-1822）為副将軍，并調遣健銳、火器營二千名士兵和吉林索倫兵二千名一起進剿金川。阿桂很快就收複了小金川全境。捷報傳來，乾隆帝甚為高興，賜詩褒獎阿桂，并命他迅速移師進剿大金川。然而，奪取大金川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來全力抗守，增壘設險，嚴密十倍小金川。”阿桂深知此情，作了充分的準備，然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分三路向大金川進攻，經過兩年的鏖戰和圍攻，在多拉爾·海蘭察（1740-1793）等将士的奮勇沖殺下，終于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逼令索諾木出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歸順”的藏族頭領和一般人員，設副将、同知分駐其地，不久設懋功廳，廢除了原來的土司制度。

阿桂征伐大小金川的勝利，也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乾隆帝封其為一等誠謀英勇公，并進為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處行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清軍班師回朝。乾隆帝親自到北京城南良鄉“行郊迎禮”，進城後，“禦紫光閣，行飲至禮”，并賜阿桂紫缰、四開褉袍。

贊襄樞要

班列第一

阿桂回京後，其地位繼續上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授武英殿大學士，管理吏部兼正紅旗滿洲都統。六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充玉牒館、國史館、四庫全書總裁，文淵閣領閣事經筵講官。十月，調鑲黃旗滿洲都統，管理戶部三庫；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閏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書。十一月為上書房總師傅；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在文華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于敏中（1714-1780）死後，阿桂位居大學士班次第一，并成為領班軍機大臣。短短數年時間，阿桂已成為清廷“綜理部務，贊襄樞要”的第一重臣。

治水生涯

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間，阿桂在京城處理政務的時間并不多，他經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決緊急和棘手的難題。其中首要一項是屢赴各省辦理河工和水利事務。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黃河在河南儀封、蘭陽等地決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詳細了解黃河決口情況，決定在郭家莊開引河，修築攔黃壩，然而由于黃河下流淤澱，上流潰溢，又經常刮風下雨，攔黃壩屢次築成，又屢次被沖開。阿桂就在下流王家莊修築順黃壩，“兜蓄水勢，逼溜直入引河”。這個辦法很有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所修堤壩均告完工，決口被堵住了。十二月，回京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阿桂抵浙後，“悉心履勘，度潮勢之緩急，沙性之堅軟，工力之難易”，修築魚鱗石塘、柴塘和範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後，又奉命順道往清江，查勘陶莊河道及高堰石工。同年秋，黃河又在河南青龍岡決口，阿桂自甘肅趕赴河南，會同河道總督李奉翰（？-1799）督辦堵塞決口。他仍按照成規，在決口處的兩端築壩。十二月，當兩壩将要合龍時，副将李榮吉向阿桂建議，水勢很盛，應緩一段時間再讓兩壩合龍。但阿桂不聽，仍督促下屬加快合龍進度。不久，兩壩合龍，官員們都來向阿桂賀功，隻有李榮吉不來，并對來使說：“壩不可恃，不敢離也。”過了兩天，東壩果然塌落，黃河再次決口。阿桂趕快前往察看，見李榮吉已墜落水中，懸賞千金，使人救起，并解下所穿的禦賜黑狐端罩，蓋在李榮吉身上。事後，阿桂上疏自劾，并請派熟悉河工的大臣來河南督辦。乾隆帝頒旨說：“近年諸臣中經理河務較有把握者，舍阿桂豈複有人？惟當安心靜鎮，另籌妥辦。”乾隆帝對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請将青龍岡迤下至孔家莊、榮華寺和楊家堂引河一律加寬，以期河流宣洩”。乾降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又奏請“另于青龍岡迤上自蘭陽至商邱添築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築壩基，逼溜南趨，以期截溜全歸新河”。這種下流疏引河，上遊築大堤，宣洩與堵截相結合的方法收效很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工程完工後，決口被堵住。阿桂趕赴熱河行宮，不久後又返河南，審定相關章程。

這以後，阿桂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經“三閱月工竣”。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并察洪澤湖、清口形勢。當時由于黃河屢屢決口，運河河道淤塞，影響了漕運的正常進行。阿桂仔細了解情況後，提出了“引黃濟運”的方法，被采用施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七十歲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閏七月，勘江南桃源安東黃河漫口情形及堵築事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黃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處決口，阿桂于這年六月趕到那裡，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攔黃壩合龍後，又奉命勘江南臨湖磚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始回京。

阿桂治水生涯的尾聲是承辦長江河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荊州萬城堤潰決，長江水從西、北兩門湧入荊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荊州被水情況。他經過一段調查了解後，主張采用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次年（1789年）四月，再次勘察荊州堤工。

阿桂在數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過程中，雖然沒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黃河為患的問題，但他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克服困難，盡心盡力地堵塞決口，修築堤壩，這對減少水患帶來的損失，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兩平甘亂

除督辦河工外，阿桂在這期間還奉命兩次督師鎮壓甘肅撒拉族、回族起義。甘肅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肅安定（今甘肅定西）回民馬明心（1718-1781）創立新教“哲合忍耶”，反對門宦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後來，他轉移到循化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去傳教。這引起舊教門宦地主的仇視，新、老教派間多次發生争鬥。清政府站在舊教門宦地主一邊，于是教派鬥争就轉化為反抗清朝的武裝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馬明心的助手蘇四十三（1729-1781）和韓二個（？-1781）的率領下，撒拉族和回族民衆舉行了起義。他們攻入老教區，殺死哈爾戶長（總頭人）韓三十八，并打敗了陝甘總督宜特墨·勒爾謹（？-1781）派來鎮壓的清軍，處死了蘭州知府楊士玑和河州協副将新柱。義軍随之攻占河州（今甘肅臨夏），進襲蘭州，準備營救被關入監獄的馬明心。

清政府得知甘肅撒拉族、回族起義的消息後，急忙調發京師健銳、火器營官兵兩千名赴甘肅，并命阿桂和戶部尚書鈕钴祿·和珅（1750-1799）前往督師。這時，阿桂正在河南督辦河工，乾隆帝就命和珅兼程先行。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肅後，義軍已從蘭州主動撤離，轉移到距蘭州三十裡的華林山一帶。和珅督軍進攻，義軍人數雖少，但頑強抵抗，“衆雖千餘，皆新教死黨，素業射獵，精火槍，又負地險”，清軍屢攻不下，固原總兵瓜勒佳·圖欽保（？-1781）和近千名官兵都被擊斃。不久，阿桂抵甘肅軍營，和珅将失利責任歸之于諸将不聽調遣。阿桂認為如有這種情況，就應以軍法處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諸将部署作戰方略。阿桂發出的每一道指令，諸将都應聲答應。阿桂對和珅說：“諸将殊不見其慢，當誰誅？”和珅又羞又恨，說不出一句話。乾隆帝也頒诏斥責和珅不把戰争的實際情況上報，說：“自阿桂至軍，措置始有條理，一人足辦賊，和珅在軍，事不歸一。”下令和珅速回京。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和珅回京後，由阿桂一人指揮戰事。他見義軍防守堅固，特地從四川調來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戰的藏兵和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依仗兵力與武器精良的優勢，切斷義軍水源，将其團團圍困。在這種情況下，義軍既沒有後方的支援，又沒有友軍的策應，孤軍奮戰，處于被動地位。同年六月，義軍防線終被清軍突破，蘇四十三戰死。義軍餘部退入華林寺，被全部殲滅。

阿桂鎮壓起義後，對新教徒進行迫害。他将新教徒的田産分給舊教軍官，并奏請“将新教禮拜寺概行拆毀，如查有私行傳習，陽奉陰違者，照邪教律從重辦理”。陝甘總督李侍堯（？-1788）在查辦所謂新教餘黨時，亦大肆株連羅織，迫害無辜。這就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回民在新教阿訇田五（？-1784）等人的領導下，在甘肅通渭石峰堡再次起義。甘肅提督烏濟克忒·剛塔率軍鎮壓。田五在戰鬥中陣亡，馬四圭和張文慶繼續率衆鬥争，攻占通渭，并設計殲滅清西安副都統明善及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清廷聞訊極為震動，下令逮捕李侍堯、剛塔，改命富察·福康安（1754-1796）和海蘭察統兵進攻義軍，同時還命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士兵赴甘肅督師。六月，阿桂至甘肅後，義軍已放棄周圍小據點，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萬山中，四面削險，溝塹縱橫”，十分險要。義軍憑借天險抗擊，使清軍傷亡慘重。阿桂仍采用斷絕水源和圍困的手段，欲圖迫使義軍就範。義軍孤立無援，無法突圍。七月，石峰堡被攻陷，起義失敗。阿桂因鎮壓有功，被授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建議朝政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林爽文起義爆發，乾隆帝命福康安統軍讨伐，并向當時在外地治水的阿桂咨詢關于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議福康安應當扼守要害，分道并進，先通諸羅縣道，掃清後路，再自大甲溪進兵。乾隆帝谕旨說：“（阿桂）所見與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

查辦欽案

在治水、督師的同時，阿桂還不時被乾隆帝派往各地，查辦案件。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肅“冒赈案”就是由阿桂揭露和查辦的。這一年，和珅和阿桂先後抵達甘肅督師，鎮壓撒拉族、回族起義。當他們将甘肅境内時常下雨的情況上報朝廷後，乾隆帝就對近年甘肅省官吏屢次上報該省發生旱災，請求赈濟一事産生了懷疑。于是他下令阿桂和陝甘總督李侍堯調查此事。阿桂和李侍堯經過一番了解後，才了解到真相。此案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這一年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1781）調任甘肅布政使。他到任後，和陝甘總督勒爾謹串通一氣，先将收捐監生的米糧改為折色銀兩，然後年年虛報旱災，打着用監糧赈濟的名義，将銀子全部私分。乾隆帝對甘肅冒赈案十分重視，特遣侍郎楊魁（？-1782）到浙江，會同巡撫陳輝祖（1732-1783），将又調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審訊，抄了他的家，得髒銀百餘萬兩。在鐵證面前，王亶望隻得将如何私自改監糧，如何指使蘭州知府蔣全迪“示意諸州縣僞報旱災，迫所轄道府具結申轉”，以及如何私分銀兩的罪狀一一招認。乾隆帝下令斬王亶望，賜勒爾謹自盡，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1715-1781）論絞，并即于蘭州将蔣全迪斬首。同時，還命阿桂按治甘肅州縣，查勘州縣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為，規定凡冒赈私分銀兩在兩萬兩以上者都要處死。阿桂經過一段了解和審訊後，把參與“冒赈案”的官員人數和冒赈銀兩數基本弄清。牽連此案的道府州縣官達六十多人，被斬首的有二十二名，其餘的也按情節的輕重給予不同的處罰。事後，阿桂疏請增設倉廒，存儲糧食，以接濟百姓。

但此案并未最後了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控告閩浙總督陳輝祖在查抄王亶望家産時有舞弊行為。于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後，嚴鞫陳輝祖，将其在抄家時，以銀換金，隐藏玉器，抽換朝珠，将王亶望的贓物竊為己有的罪行查清，陳輝祖遂被革職逮問。第二年（1783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陳輝祖任内，浙江全省存在嚴重的錢糧虧空，乾隆帝一氣之下就賜他自盡。

力保晚節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視察荊州堤工返京後，直到嘉慶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時間内，他一直在京城處理政務，度過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後一段裡程。此時，朝廷的政局已為和珅及其同黨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深得寵信。阿桂雖以勳臣為領班軍機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餘年間經常外出，很少在京城處理政務，使得和珅乘機竊取大權，作威作福。阿桂對和珅專權亂政很是痛恨，但礙于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從心，因而也無可奈何。然而他不願和和珅同流合污，平日除乾隆帝召見議政外，不與和珅有任何往來。但凡站在禦階旁，阿桂一定離和珅有十幾步的距離，以示“愕然獨立”。即使和珅主動與他商談政事，阿桂也隻是“漫應之”，不移一步。

此外，乾隆帝對阿桂也格外恩寵。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時，阿桂之子、工部右侍郎阿必達（？-1791）去世，乾隆帝聞知後，特地賞賜阿桂餅一匣，谕旨讓他“善自寬慰”。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舉辦千叟宴，阿桂奉命領班。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其子愛新覺羅·颙琰（1760-1820，1796-1820在位），自己則稱太上皇。嘉慶元年（1796年），颙琰正式即位，是為嘉慶帝。阿桂在禅位儀式中負責“奉冊寶”。同年，清廷再次舉辦千叟宴，阿桂仍領班。八月，阿桂八十壽辰，太上皇乾隆帝賜“介眉三錫”匾額，并賜“純嘏懋勳延帶砺，耆齡碩望重絲綸”之聯。九月，阿桂以耳聾為由，上疏辭領兵部尚書。十一月，因病乞休，正式結束了仕宦生涯。

嘉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797年10月10日），阿桂病逝，終年八十一歲。嘉慶帝聞訃訊，先派使者前往祭奠，追贈阿桂為太保，到九月時又親臨其喪，賜祭葬，贈谥号為“文成”，并允準他入祀賢良祠。

乾隆時期，四次（定伊犁回部、定金川、定台灣、定廓爾喀）在紫光閣圖畫功臣像（參見詞條紫光閣功臣像），隻有阿桂與海蘭察“四次皆前列”。乾隆二十年（1755年），定伊犁回部（又稱平定西域之役），阿桂列名前五十功臣的第十七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平定大小金川之役”，阿桂排名前五十功臣之首；“平定台灣之役”，阿桂是首輔，仍名列第一；廓爾喀之役，阿桂仍以爵高而名列第一，但被他謙讓給主帥福康安，因而列于第二名。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宣宗愛新覺羅·旻甯（1782-1850，1820-1850在位）命阿桂配飨太廟西庑，位居福康安之上。

主要作品

阿桂編有《欽定戶部軍需則例》15卷，今已佚。此外，阿桂在平定金川後，曾奉敕主持編纂《平定兩金川方略》（152卷），此書為了解乾隆朝兩次用兵金川的起因、過程、結果等提供了翔實豐富的文獻史料。

《熙朝雅頌集》錄有阿桂詩6首：《感懷用蘇文忠公寄晁美叔韻》《話舊贈錢沖齋觀察》《蘭泉比部初度》《伊犁軍營》《大軍次永昌有作》《自壽》。

阿桂還有楷書作品《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論》冊。

主要影響

軍事成就

阿桂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數重臣之一。他屢次統領大軍東征西讨，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立下了重大功勳，其主要軍事活動有：

乾隆十三年（1748年），參加大小金川之戰。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參加平定大小和卓之戰。事平後移師駐伊犁，提出于新疆屯田建策，被采納。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副将軍偕經略傅恒領兵與侵擾滇境的緬甸軍交戰，多次獲捷。次年，與傅恒會師攻老官屯不下，奉命罷兵議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次參加大小金川之戰，曆時五年，運籌戰事，多合機宜。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降服土司索諾木。

此外，阿桂還兩次督師鎮壓甘肅回民起義，參與制定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和抗擊廓爾喀（今尼泊爾）進攻西藏的進兵方略。

舉薦賢才

阿桂知人善任，發現才能膽識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薦牍”。其下屬有一位将校，名為瓜爾佳·興奎，相貌魁偉，氣度不凡，阿桂見後，稱歎：“此将材也。”當即賜他副将劄，命他進攻敵方陣地，果然大獲全勝。以後興奎屢立戰功，為一時名将。王昶（1725-1806）、韓崶（1758-1834）、張百齡（1748-1816）、瑪拉特·松筠（1752-1835）和朱爾赓額等人都是阿桂從他們身為微員時提拔上來的，或得到阿桂的賞識力薦，“其後皆為卿相”。

屯田舉措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阿桂認為“伊犁為西域适中之地，幅員廣闊”，如果能“悉心籌計，從容布置”，則能取得成效”。為實現駐兵守邊的目标，他查得伊犁的海努克及固勒劄等地“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判斷如果在此地開墾屯田，就可以充實軍糧。阿桂所言，使乾隆帝作出了伊犁駐兵屯田的決策。同年八月，乾隆帝下诏：“以阿桂總理伊犁事務，授為都統。”阿桂受命後，對伊犁駐防和屯田進行了周密的計劃和安排。在給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條建議：

第一，增派更多的維吾爾族農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個估計，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三百名維吾爾族農民屯田收獲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戶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維吾爾族農民數目太少，最低還應再遷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發展。

第二，增派數量更多的士兵，從事駐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駐軍分成兩部分，滿洲軍隊負責駐守，綠營兵專事屯種。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和屯田發展前景的估計，阿桂建議将駐防的滿洲兵再增加六百名，與此相适應的是将現有的綠營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這就既能完成駐守任務，又能保證駐防兵的軍糧供應。

第三，在發展屯田的基礎上，逐步增加駐軍的數目，提出“增派官兵請随時酌量定數”。阿桂認為如屯田的維吾爾農民和綠營兵都各達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可以生産出足夠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糧食。糧食足用，就可以相應增加駐軍的數目，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

第四，陸續修建城堡，保證屯田的順利開展。阿桂經過實地調查知道，伊犁地區的要害地點，“河北則固勒劄，河南則海努克”，“而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因此他主張“應于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數百名駐防……察罕烏蘇築城，以綠營兵一千名屯田并駐防……固勒劄須築大城，凡駐防大臣公署、倉庫鹹在，以為總彙”。

第五，籌集馬匹和駱駝，設置沿途台站，以傳遞文書，運輸物資。阿桂認為，伊犁現有的六百匹馬不敷使用，應再購買一千餘匹，再從烏魯木齊調五百匹駱駝，這樣便可設置多處台站，保證信息的傳遞和物資的運送。

第六，調運沿邊糧食到伊犁，解決當前軍隊缺糧的困難。

第七，從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簡派能工巧匠赴伊犁，傳授内地先進的生産技術。

阿桂在新疆的實踐活動在伊犁屯田的成功，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它對于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密切西北與内地的經濟聯系，鞏固中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促進。而阿桂以他的遠大目光和氣魄，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督修水利

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長年在外，奔赴各省辦理河工和水利事務，主要經曆如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治理河南儀封、蘭陽等地的黃河決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浙江勘察海塘工程，築魚鱗石塘、柴塘和範公塘，并往清江查勘陶莊河道及高堰石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治理河南青龍岡的黃河決口，使用下流疏引河，上遊築大堤，宣洩與堵截相結合的方法，頗有成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督造河南睢州堤工；

乾隆五十年（1785年），再赴河南，提出“引黃濟運”的方法，使漕運正常進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河南、浙江多地督修河壩；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荊州，承辦長江河工，主張采用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

阿桂在多次治水的過程中，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職堵塞決口，修築堤壩，減少了水患災害帶來的損失，促進了農業生産的恢複和發展。

議省經費

阿桂經常參與國家重大政務的決策，勤慎善斷，處理問題細緻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見國家庫存甚豐，就頒旨将康熙，雍正時沿續下來的各行省提鎮空名坐糧歸入養廉，另行挑補虛額。這樣就需增兵六萬名，每年也需增軍饷三百萬兩。阿桂上疏勸阻說：“國家經費驟增，不認為變多，每年支出将難以為繼。這一項新增的饷銀，每年多達近三百萬，二十餘年下來就需要七千萬。臣請求除去邊省外，無需一概增加。”阿桂所言頗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庫藏充溢，不以為然，決計行之。以後的事實表明這種挑補虛額的做法，不僅沒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軍費三百萬，時間一長，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進入嘉慶時期以後，清朝财政日益拮據，人們這才認識到阿桂當年的建議是很有遠見的。嘉慶十九年（1814年），吏部尚書索綽絡·英和（1771-1840）在奏疏中說：“即如裁撤武官名糧，添給養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準……臣聞其時，阿桂即有恐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奏。可見老臣謀國諸事，務期久遠”。

轶事典故

相貌

關于阿桂的相貌，不僅畫像有描述，與他同時之人亦有描寫。如學者錢泳記述，自己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湖廣總督畢沅（1730-1797）幕下時，曾見過當時在荊州視察堤工、時年七十三歲的阿桂，錢泳稱阿桂“身裁短小”，看似弱不勝衣，“并無龍威燕颔之相也”。這與留存至今的畫像也相符。此外，在關于阿桂的數幅畫像中，還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征，即雙眼眼珠子靠下，上半部都是眼白。

鎮定自若

臨危不懼，指揮若定，是阿桂能屢建奇功的重要原因。在征大小金川時，阿桂為了掌握敵情，在一天傍晚率領十數名騎兵，登上一高地觀察叛軍陣地，但被發現。數百名叛軍将高地圍住。衆寡懸殊，情況十分危急，但阿桂卻毫不慌亂。他鎮靜自如地令随從的騎兵下馬，脫下戰袍并把它撕碎，懸挂于樹上。然後再上馬徐徐地走下高地。叛軍逼近高地，在落日餘輝的照耀下，他們隐隐約約看見樹林中似乎挂有許多清軍旗幟，估計清軍人數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進。等到偵察兵探明真相後，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軍營了。

還有一次，乾隆帝賜給阿桂的馬脫缰失蹤了。養馬人把這事告訴阿桂時，阿桂正在看書。得知此事後，他隻說了句：“去找（覓之）。”等到找回來後，他也隻是緩緩說：“好。”然後繼續讀書。

先見之明

同樣在金川的某日，清軍已經安營紮寨，但阿桂突然傳令遷移。諸将以天色已晚為由極力勸阻，但阿桂下令：違者立斬。将士雖被迫從命，但心中都有怨言。等到夜深之後，忽降大雨，再看此前的舊營，已經積水有一丈多了。衆人對阿桂的先見都“詫為神奇”，阿桂解釋道：“我有什麼異術，不過是見蟻群在遷移，知道地熱是要下雨的迹象罷了。”

多謀善斷

阿桂多謀善斷，在軍務繁忙之際，仍獨坐幕中，“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有時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持酒旋舞”，那到第二天一定提出奇謀。阿桂治軍有方，賞罰分明，有功者，有時隻以幾句話獎勵，有時賜給糕果，但能使人感激終身，甘願為他效死力。乾隆時期的名将海蘭察自負智謀過人，瞧不上當時諸将，對曆任上司也僅以禮相待，“不樂為用”，唯獨欽佩阿桂，“辱罵惟命”，願意任他差使。他曾對旁人說：“近日大臣中可稱知兵的，隻有阿公一人而已，我怎敢不居其下？其他人都是畏懦之徒，讓他們登壇秉钺（指為帥），正好可以殃及百姓罷了！我怎能為這些人送死？”

不敢破例

據《清代名人轶事》記載，乾隆時期的一次科舉，乾隆帝本想任用阿桂為會試總裁，但阿桂免冠叩首，答道：“臣并非進士出身，不通文衡，憲皇帝（指雍正帝）曾有旨意說明，不敢自臣開始破例。”

史料索引

《碑傳集》卷28《阿桂行狀》

《清史列傳》卷26《阿桂傳》

《清史稿》卷318《阿桂傳》

藝術形象

人際關系

曆史評價

乾隆帝在《紫光閣功臣像贊》中數次稱贊阿桂：

在《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像贊》中，評價為：“阿克敦子，性頗捷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幹城。楚材繼出，為國之桢。”

在《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中，乾隆先提到：“其兩被圖形如阿桂之倫，豈非德業之光輝，人臣之厚幸，而較衛霍英鄂之流更為榮遇超越乎！”随後評價道：“阿桂承命以來，籌畫盡心，不憚艱險，用能掃蕩賊巢，俘擒逆黨，大勳克集，實為首功。錫爵圖形，優加章服，懋昭酬庸之典。誠而有謀，英弗恃勇。集衆出奇，成勳克鞏。”

在《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中，評價為：“勘外守中，未恒亮功。馳咨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

據說在阿桂逝世後不久，乾隆帝曾對和珅提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

名将海蘭察曾評價：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

嘉慶帝在阿桂逝世後，先奉乾隆帝敕谕，總結阿桂一生：“大學士公阿桂，老成練達，更事多年。自平定西陲時，即随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周詳妥善，懋著勤勞。嗣剿辦兩金川，畀以将軍重寄，秉承方略，堅持定見，克蒇钜功。……自簡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馀年。”後又作詩祭奠道：“帝念功勳舊，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見雲中。函丈儀曾侍，綸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風。”

道光帝在允準阿桂配享太廟的诏書中總結道：“朕思原任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年間，仰蒙皇祖高宗純皇帝簡擢，平定西陲，旋經理新疆事務，妥協周詳，著有成效，嗣剿辦大小金川，畀以将軍重任，秉承方略，堅持定見，克蒇膚功，又剿捕撒拉爾及石峰堡回匪，立就殄平，圖形紫光閣者四次，入任綸扉，管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其間奉使谳獄，修築河堤，捍禦海塘，懋績丕著，綜其生平，端謹持躬，公忠體國，有古大臣之風。”後在頒诏赦免其孫那彥成時又說：“（阿桂）宣力多年，功績懋才，實為不可再得之公正大臣。”

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圖像紫光閣者四次，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将入相，全壽全歸者也。

愛新覺羅·昭梿（1776-1830）《嘯亭雜錄》及《嘯亭續錄》：①阿文成公屢膺撻伐，平定絕域，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即燈薦牍，故人皆樂為之用。②餘以近日名臣亦可譬諸前哲，劉文正似韓魏公，王文端似富鄭公，董太傅似文潞公，紀文達似歐陽文忠，朱文正似張士遜，彭文勤似宋庠，劉文清似公孫弘，阿文成似明王越、胡宗憲，良不愧也。

魏源（1794-1857）《聖武記》：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将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饷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述系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為乾隆名臣之冠。

陳康祺（1840-1890）《郎潛紀聞二筆》：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将材相業，冠絕一朝。……文成洵神人哉。

唐晏（1857-1920）《天咫偶聞》：綜論國朝諸宰相，必以公為稱首。唐之姚宋，宋之韓範，差可肩随。李文饒、張太嶽不足繼武。而遭際明時，得竟其用，又非古人所及。自開國諸相，大抵有祝有詛，惟公衆口無閑言。諸家詩文集，曆曆可考。遺大投艱，所向如志，老成碩畫，望重當時。化林坪之亂，諸将不知所為，公以兩月平之。金川之役，天下兵威所不能定，公以二年定之。修黃河，築海塘，指揮如意，若所素習。其不世之勳，則尤在開拓西域。蓋西域以化外初入版圖，漫無經緯。公為區疆畫邑，直不啻手造一國，百餘年來無能少改。即以鄂文端之“改土歸流”方之，亦所不及。蓋“改土歸流”至今尚有流弊，西域無流弊也。且明見遠慮，朝廷有一大舉措，必為籌數百年後之利弊。此真《詩》所謂：瞻言百裡，《書》所謂：能保我子孫黎民者，古有聖相，近之矣。

趙爾巽（1844-1927）主編《清史稿》：将者國之輔，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冶而用之，是之謂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國政，豈有二術哉？乾隆間，國軍屢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開誠布公，謀定而後動，負士民司命之重，固無如阿桂者。還領樞密，決疑定計，瞻言百裡，非同時諸大臣所能及，豈不偉欤？

蔡東藩（1877-1945）《清史演義》：傅恒、阿桂系乾隆朝名将，抑亦乾隆朝福将。有明瑞之喪師小猛育，而後傅恒乃慎重将事，有溫福之戰死木果木，而後阿桂乃堅忍成功。天下事經一度失敗，始增一番懲創，明瑞溫福之不幸，即所以成傅、阿二人之幸耳。傅、阿二人殁，嗣後有名将，少福将，故乾隆朝為清室極盛時代，亦即清室中衰時代。

蕭一山（1902-1978）《清代通史》認為：

乾隆中，滿大學士之聲威卓著，備蒙恩眷者，前有傅恒，後有阿桂，而中葉尹繼善、舒赫德亦并以阃外之功，入贊綸機，皆滿人中之佼佼者也。

乾隆之盛，斯亦用人之效已。初年有張廷玉之勤慎，鄂爾泰之練達，中年有劉統勳之幹濟，傅恒、兆惠之勳功，其餘嵇氏父子，陳世倌、史贻直、陳大受、汪由敦、梁詩正、尹繼善、孫嘉淦、陳宏謀、劉綸等，亦皆忠正有為。即晚葉和氏專政，朝綱大壞，亦尚有阿桂、王傑之持正不阿，故人才濟濟，得佐明堂，而後乃有政治之可言。

周遠廉（1930-2020）、孫文良（1933-1995）主編《中國通史·清時期》：阿桂為乾隆時期著名戰将和統帥，屢次統領大軍東征西讨，為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立下了重大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