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過程
蘇薩的父親是葡萄牙後裔，母親則有德國血統。但這并未使他們的兒子精于世道或過早地顯露出音樂天賦。蘇薩于1854年出生于華盛頓，7歲時便開始學習小提琴。6年後，他在一個馬戲班樂隊中謀到一席之地，但他的父親認為那是個不可靠的職業，因而在以後由他安排，替蘇薩在海軍陸戰隊樂隊注冊，當了一名見習演奏員。
5年的海軍陸戰隊樂隊生涯所積累下的豐富經驗，對于一個來來的軍樂隊指揮家來說已足夠，蘇薩設法離開了該樂隊。幾個月之後，他便帶領一支小型演出隊四處演奏，并陶醉于他首次創作的樂曲而帶來的歡樂之中。20歲的他已發現許多的音樂出版商都樂意接受他的作品，其實，那隻不過是些歌曲，簡易的戲曲小品偶爾也有一兩部輕歌劇而已。而進行曲――這些給他在音樂史上奠定永恒地位的傑作――要在稍後的時期才問世。
直到後來，蘇薩以美國海軍陸戰隊樂團樂長的身份重返公職，并在5屆總統的任期國内工作和服務。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他的樂隊在政府的一些最隆重的儀式和慶典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向美國人民奉獻上了早期的進行曲傑作。
蘇薩于1886年創作的《羅馬鬥士》進行曲，是他給予美國樂壇的首次真正的震動。這首進行曲為他以後的許多成功的作品定立了風格。從美國東海岸的樂隊都把這首樂曲作為他們的保留曲目。在費城的一次大檢閱中，人們竟聽到由17支軍樂隊同時高奏的《羅馬鬥士》。在其後的幾年裡，他又創作出了許多他最傑出的進行曲。如《聖泊爾·費德裡斯》――海軍陸戰隊用它來鼓舞士氣――《高中學生進行曲》和《華盛頗郵報進行曲》等等。
由于華盛頓郵報一直緻力于鼓勵公立學校的學生們用更加具有文學性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思想，蘇薩有意為該報創作這首進行曲獻給它和它的讀者。這是個絕妙的主意。1889年，華盛頓郵報要舉辦一次有獎競賽，以鼓勵兒童的短文創作。授獎儀式安排的史密斯琛學院進行。屆時，所有的來賓和參賽者都将欣賞到海軍陸戰隊樂隊特選出來的樂曲。授獎活動的前幾天，郵報請蘇薩為大賽創作一首樂曲，他非常樂意地答應了。這樣，在1889年6月19日這一天，《華盛頓郵報進行曲》在二千多兒童和他們父母、朋友的面前奏響，從而成為了蘇薩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之一。當時，美國的一些舞蹈大師正在不遺餘力地向公衆介紹一種新的舞廳舞蹈，于是便将《華盛頓郵報進行曲》作為推廣這種舞蹈的伴賽樂曲，以确保其流行開來。後來，這種舞蹈确實獲得了成功，在所有的舞廳裡，華爾茲迅速地退居其次。那時候，蘇薩剛30出頭。
和另一位著名作曲家福斯特一樣，年輕的蘇薩在處理财務方面沒有任何經驗，對商務也一竅不通。他的一些早期優秀作品，僅以每曲35美元的低價全部賣給了亨利·克萊門――費城的一個奸滑、狡詐的出版商。發行所帶來的豐厚利潤，蘇薩未得分文，卻使克萊門建起了一家管樂器工廠。
作為海軍陸戰隊樂隊樂長，蘇薩的收入很難在富有的美國人之中排上名農。他的年薪約在1，500美元左右。因此當有人提出如果他願意組建他自己的樂隊，就将他的年薪翻4倍，再加上演出的利潤分成時，他無法抵禦如此誘惑，他一生中第二次做出了辭去公職的決定。當1892年他的職務辭去之後，便立即着手成立他自己的優秀樂團。他的聲譽傾刻間就吸引了全國衆多的一流管樂家。到1893年的時候，蘇薩的樂團已成為芝加哥國際博覽會上最引人注意的節目。同年與沃特·達姆羅什和約愛樂樂團在卡内基音樂廳的成功合作演出，更使樂團聲譽鵲起。
此時的蘇薩，已開始意識到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就在他的新樂團組建後的第二年，他與康涅狄格州的出版商約翰.喬奇簽訂了一份合同。這份合同确保了他獲得作為一位作曲家所應享有的尊重和利益。合同簽訂後出版的第一首進行曲是《自由之鐘》。這首樂曲使蘇薩在其後幾年裡盡賺了35，000元。而他後來的作品更使其收入增加了好幾倍。
蘇薩最偉大的進行曲構思于1896年，即他在歐洲度完假返回美國的歸途中。"當我在甲闆上來回走動時(他在他的自傳《向前進》中這樣寫道)，腦海中開始體會到軍樂隊演奏特有的節奏撞擊效果――，在整個海上旅途中，想像中的樂隊總是在不停地奏響同一個主題，非常清晰。旋律聲在耳畔回蕩，再回蕩。在船上，我沒有把音符立即記在譜子上，但當我一上岸，就馬上把腦海中樂隊演奏的旋律、節奏等記錄下來了。"
蘇薩在輪船甲闆的構思的這首進行曲就是《星條旗永不落》，這也許地是他所創作的最偉大、最流行的樂曲了。直到今天，任何重大的遊行、檢閱，如果沒有安排這首令人激動不已的作品，都會被認為是不完整的。
蘇薩和他率領的那些長号、大管、圓号、小号、單簧管、大号，薩克管、雙簧管、短号演奏家們，還有那些出色的鼓手們，來往穿梭于全國各地作巡回演出。當時，軍樂隊裡最大大的成員叫"黑裡康大号"，演奏時就像纏繞在身上一樣，在其它樂器演奏前，它那巨大的喇叭口沙啞、粗魯地嘟嘟幾聲。蘇薩不喜歡這種音樂效果，為此他親自設計了一種大号，帶一個直立的喇叭口，這樣就使得這種大号的音量可以擴散展開、柔和動聽，直到滿意為止。後來，制造公司沃爾利特公司為這種新樂器起名為"蘇薩号"。此名延用至今，而旦直到現在，它仍是軍樂隊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蘇薩并不滿足于僅僅在國内演奏。他的樂隊曾先後4次前往歐洲演出。在1911年，他們開始了雄心勃勃的環球巡回演出，向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群島和夏威夷的人們介紹他的偉大進行曲作品。在夏威夷時，蘇薩全身被人戴上許多花環，以至将耳朵都遮掩了。蘇薩有很多朋友和崇拜者，他們中很有一些名聲顯赫的人士。如職業拳擊家鮑比·菲德莫恩期，約翰·蘇裡文，西-美戰争中的英雄喬治·德威上校，英王愛德華7世和托馬斯·艾迪生。
當斯特拉文斯基――他後來成為費城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首次到美時，他在紐約馬戲場出席了蘇薩的一次音樂會。斯特拉文斯基後來說，那些進行曲讓他激動不已，蘇薩進行曲所特有的節奏進行讓他心曠神怡，他認為其價值是無與倫比的。從那時起，斯特拉文斯基說，他一直都想見見"那個留着海盜胡須的家夥"。
确實，直到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蘇薩重新參加海軍時為止，胡須一直是蘇薩相貌的重要特征。他的身材矮胖，要不是那付修剪整齊、微微上翹的胡須，他可說是貌不驚人，但由于在海軍陸戰隊的高領制服上再加上這付胡須，就好像給他平添了一般英武之氣。在他率領自己的樂團，而不是在海軍陸戰隊和海軍軍隊服役的25年間，在某種程度上，胡須成了蘇薩最明顯的标記。他的胡須總是修飾得幹淨整潔，絕對沒有一根胡須零生亂長。這簡直就和他的作品一模一樣，精雕細琢、結構完整、完美無瑕。如果說胡須是他多年來一直鐘愛的尤物，但在戰争期間卻沒有了它的位置。從1917年起，灰白上翹的胡須便結束了它構成蘇薩神聖尊嚴姿态和光彩照人形象的崇高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