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釪:历史教授-中文百科频道

求学经历

刘起釪，1917年生，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父亲早逝，刘起釪从小在祖父指导下读书，其祖父吟古先生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谦（1842～1917）的弟子。刘起釪从小在爷爷的指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辞类的古书，13岁读《左传》，15岁读《尚书》，每年点读一遍《左传》。刘起釪少壮时期对《文选》和桐城派下过很大功夫。刘先生17岁时，到省城长沙读高中。工作数年后，到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补习英文，在这期间，刘先生的文章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赏识。

1941年秋，刘起釪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京已经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学也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重庆。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苦。以刘先生的老师顾颉刚这样的名教授为例，他一顿本来要吃三碗面条才能饱，但只吃得起两碗（据台湾版《顾颉刚日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起釪刻苦学习，被顾先生称为“高才生”。刘起釪1942年记录的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1985年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名由巴蜀书社出版，传为佳话。

中央大学颇欲与北京大学争正统，师资很强，以历史系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顾颉刚、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大学期间，刘起釪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罗根泽、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等先生赏识。重庆有个小地方叫柏溪，刘起釪撰《柏溪六记》，传诵一时。史地系主任缪凤林先生、理学院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也对刘先生十分爱惜。顾颉刚劝刘起釪：做文人不如做学问永垂不朽。大学毕业，刘先

生本来准备跟随董作宾先生研究古文字的，为避免卷入派系之争，1945年乃投入超然于两派之外的顾颉刚门下，研究《周礼》。

1947年，刘起釪研究生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国史馆作助修，半年后升任协修（同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国史馆于1951年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今南京第二档案馆），刘起釪任研究组长，整理了3000多万字的档案，偏离了学术研究。而刘起釪的顾老师，1959年奉命担任问题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到周扬，请调刘先生相助。当时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处同属中国科学院，调动比较顺利。

刘起釪调到北京后迟迟进不了历史研究所，在中华书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顾颉刚才托白寿彝请胡绳帮忙，将刘起釪调到历史所。此后，刘起釪就在北京干面胡同（后来是南沙沟）顾先生家中上班，从事整理、研究《尚书》工作。1980年顾先生去世之后，刘起釪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1981年，刘起釪入住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刘起釪将60岁到80岁作为自己的盛年，在这期间写出了享有盛誉的《顾颉刚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要著，“实怀感激奋发心情所写”。此时刘起釪完全失聪，在无声的世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比美。作为国际公认的《尚书》学权威、我国硕果仅存的中国上古史专家，刘先生对劲松念念不忘，来信说：“我学术的盛年就在这里熬出来”。

2004年10月起，刘先生定居南京，从此完全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了。6年多，刘起釪蜗居在南京市郊一家养老院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几乎与世隔绝，生活困顿，日渐衰竭。2012年10月病逝于南京。

2012年10月06日，刘老先生去世，享年95岁。追悼会定于12日举行。

学术研究

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将顾颉刚先生及其开创的古史辨学派的杰出成就分为四块：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民俗学。刘起釪学出顾门，在前三大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

经学

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古代经书的一门学问。我国的经书由最初的五种演变到“十三经”，皓首未必能穷经，因此是从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刘先生追随他的顾老师整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是最难的一部经典。

顾先生善于搜集资料，凡他写过的论文，他人再增加几条资料都很困难。刘先生继承了这一作风，到京后正值身体健旺时期，花了半年时间跑北京市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记下来，回来与宋明至今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刘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藏书甚富，藏有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加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的石经图书等资料，刘先生撰成《历代石经》。

又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写《尚书隶古定写本》。上述资料，都汇集到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89年和1992年，刘先生到日本讲学，又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已出版《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一书。刘先生的《尚书学史》是《尚书》研究者的必备著作，曾获院级大奖。此书也是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计划之一。

顾颉刚已为整理《尚书》确定了体例，并且有样板文章发表。所谓体例，即校、释、译、论四项。“校”即校勘版本，“释”即注释字义，“译”即翻译成白话，“论”即考证历史事实。刘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书校释译论》，与顾先生一起署名。诚如刘先生在书首所说：“历时30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尚书校释译论》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悬念，出成170万字的大书，无疑代表了当今《尚书》学的最高水平。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如果真像顾、刘二先生整理《尚书》那样下一番真功夫，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尚不至浮躁如此。

古史

2000多年来，经书独尊。读书人从小读经、信经，离经等于叛道。从清代开始，渐有一股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民国以后，受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洗礼，经书变成史料的一种，可以说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刘起釪对《尚书》《左传》《周礼》这几部大经都有深入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1年，古史辨派干将童书业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总结“《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大略结论”，遗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册就划上了句号。

刘起釪继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论文集取名《古史续辨》，其中如《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受到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高度评价。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长，刘起釪的古史研究体现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励年轻人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1992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走出疑古”，矛头直指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疑古派”，刘起釪撰写长文予以反驳，充分显示了他对古史辨派的热爱。

历史地理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

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

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大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另一大族鸟夷族有误解。刘先生主张北方有一支鸟夷（冀州），南方一支鸟夷（扬州），把鸟夷的范围缩小了。实际《禹贡》原本必然都是鸟夷，哪有那么多夷人住在岛上！鸟夷只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经到达陕西东南的丹江、汉水一带。

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很可能夏人的发祥地还得往西寻找，估计在渭水流域。

刘起釪对《禹贡》地理的考证继承了顾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发表了好些大文章，备受日本《尚书》学权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则学浅，未能领会，经常和刘起釪争得面红耳赤，吓得保姆以为我们在吵架。我以为不管是顾颉刚还是刘起釪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疑古还不够，与异军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学派相比，有落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