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2012年5月16日，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與著名調查記者鄧飛簽訂了關于共同合作設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的協議，并舉行了簽字儀式。
“兒童安全基金”由原“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更名而成。微博打拐公益基金2012年設立。2013年6月，由于“女童保護”項目的并入，兩個項目合二為一，組成“兒童安全公益基金”（簡稱“兒童安全基金”）。兒童安全基金下設兩個項目：微博打拐項目以“救助、關愛被拐婦女兒童”為宗旨，緻力于遏制拐賣犯罪；女童保護項目以“普及、提高女童防範意識”為宗旨，緻力于保護女童，遠離性侵害。
背景
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嚴重侵犯婦女兒童人身權利，對被拐賣婦女兒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為有效預防、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積極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婦女兒童，切實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2007年12月國務院向全國印發了《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08-2012年）》，國家成立了“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由公安部牽頭，共有26個部級成員單位。該行動計劃指出——“積極争取社會團體、公益機構、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的捐助，争取國際援助，多渠道募集資金。”
2012年3月，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理事長許嘉璐對成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做出了重要批示——“打拐”事關民生、社會道德、國家形象。仍要堅持我會公正、透明的一貫作風。
基金的宗旨及活動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是由鄧飛、薛蠻子、華楠等人發起，在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下設的具有公募性質的公益基金。該公益基金以“救助、關愛被拐兒童”為宗旨，逐步開展四類公益活動：一是開展預防兒童被拐的公益活動；二是開展尋找和救助被拐兒童的公益活動；三是開展被拐兒童尋救成功後的關愛活動；四是符合本公益基金宗旨的其他公益活動。
行動目标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成為“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重要民間支撐力量，緻力于遏制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本基金通過各項反拐公益活動，鼓勵群衆舉報、志願者尋訪、媒體發布信息，提高全社會對反拐打拐的關注度，增強家庭及兒童自身的反拐意識和能力。同時彙集公安、司法、技術、志願者網絡等力量形成反拐打拐的合力，保護中國孩子免于拐賣。
鄧飛要求，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将努力取得四項成果：一是聯合各類兒童保護組織，合作分享；二是普及拐賣和買拐同罪的法律知識；三是動員社會依法舉報，支持警方打拐；四是引導開展新的科學技術創新助力打拐行動。
經過
一條去年2010年9月27日發出的微博，至2011年春節已被轉發了6000多次。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互聯網能再創奇迹嗎？”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3歲半的兒子彭文樂，令這位父親裂肺撕心。近年來，國内掀起打拐狂潮，已解救了5896名兒童，移交民政部門736人。但小文樂一直沒有下落。當兔年春節的爆竹聲響起時，一位回鄉探親的大學生，發現村裡一個小男孩像極了那張在網上被瘋傳兩年多的尋人啟事，他迅速通過尋親網站傳遞消息。最後，在警方的陪同下，彭高峰終于找到了魂牽夢萦的兒子。哆嗦，大哭，嘶吼，緊抱不放……他苦盼已久的奇迹終于在全國網友的接力尋人中靜靜誕生了。目前，一場名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兒童”的自發性活動正在網絡間迅速流傳。截至2011年2月，已有5名孩子被救出，更多失散的孩子，有望重歸親人的懷抱。
幾萬字博文記錄漫長尋子路
2008年3月，剛邁入而立之年的退伍軍人彭高峰，遭遇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和往常一樣，他的兒子彭文樂上完幼兒園回家，和小夥伴們一同玩耍。彭高峰正忙着照顧生意，一轉眼，孩子就不見了。他和妻子焦急地四處尋找，方圓幾公裡到處都留下了他們撕心裂肺的呼叫聲。電話中獲悉這個噩耗的彭文樂奶奶，當場暈倒後癱瘓在床。孩子外婆則忍不住用頭撞牆以圖減輕痛苦。彭高峰夫婦與其哥嫂連夜趕制了一萬份彩色尋人啟事，貼遍深圳的大街小巷和各個車站，無奈都石沉大海。派出所事後調出的監控錄像顯示，文樂是被一個陌生男子硬生生拖走的，孩子曾哭叫抵抗，但當時路人中無一人上前詢問阻攔。為了尋找兒子，彭高峰一度把在深圳經營的電話超市改成尋子店，店外懸挂着“尋親子，懸賞10萬”的燈箱和橫幅。而在網易博客和天涯論壇中，記載着一路尋找小文樂曆程的《我的苦澀無助的尋子日記》已經連載了近3年，三萬多字的流水賬記滿了尋子的辛酸和痛苦：“孩子你可曾聽到，春天的腳步悄然而至，而媽媽的心，比寒冷的冬天還要冷。”“雖然兒子丢了，但彭高峰每年還是堅持幫他交保險費。保險公司知道後感到很奇怪，但他堅定地表示，孩子一定會回來的。”一同陪伴彭高峰走過尋子路的《鳳凰周刊》采訪部主任鄧飛向記者回憶稱。
熱心網友網傳照片發現線索
2009，微博在中國初露頭角，鄧飛抱着試試看的心态在騰訊和新浪微博上第一次發了彭文樂的照片，之後每次逢年過節都會再發一遍。“過年過節的時候，在城市裡的微博網友一般會回老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一年多時間過去了，不知不覺中，這條微博已被全國網友轉發了6000多次。2011年2月1日，在兔年即将到來時，小文樂終于有線索了。鄧飛昨天告訴記者，有一個大學生在微博上看見過彭文樂的照片，回鄉到邳州八義鎮一村莊看見一個酷似文樂的孩子，連忙打電話給彭高峰。“當時他沒啥感覺，因為很多人給他打過電話，其中還有人騙他。第二天下午，這名學生拍下照片發到郵箱。彭高峰當時就傻了，那表情就是他孩子特有的表情。”大年初四，鄧飛和彭高峰一起趕到當地向警方報案，當兩地警察完成部署後，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孩子不在家。“對方說孩子去外婆家了，我們不敢動，怕出其他意外。孩子不能轉移，否則就功虧一篑。”鄧飛回憶稱，當時警察安慰大家要忍耐，要一擊必中。在漫長的等待中，彭高峰逐漸崩潰，在房裡哭泣。
那個哭臉的男的是我爹爹
昨天下午，局面終于打破。兩地警察去了彭文樂的“外婆”家，終于找到了玩耍的小文樂，抱起他就去找養母，然後一起到了公安局。在當事志願者昨晚向記者提供的幾段視頻中，記者看到，正在等待結果的彭高峰顯得焦躁不安，不時四處張望。據了解，當時一行人很擔心當地村民鬧事不讓解救，所幸這種情況并未出現。“攔車去公安局，抽煙，緊張，說不出話，這是我們找了兩年多的那個孩子嗎？不要玩我們！”“他抓住我的腿，我們哆嗦。”“他說，我上氣不接下氣，哭了，大哭，在車裡。”從昨天15點開始，鄧飛以幾乎每分鐘一條的速度直播着微博。與他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間接參與了這次營救行動的網民。
15：35，一條簡短的微博被發出：“就他。”這兩個字，意味着在尋找彭文樂的第1050天，奇迹出現了。一直坐在台階上哭的彭高峰，一看見孩子就撲了上去，抱着。孩子愣愣的，警察怕吓着孩子，就抱走了。在一個房間裡，孩子說：“那個哭臉的男的是我爹爹”。鄧飛表示，彭高峰随後流着淚給家裡打電話，翻來複去就是一句，“是我們的孩兒，是我們的孩兒。”然後，彭文樂給媽媽打電話，喊了一聲“媽媽”，仍是那熟悉的湖北潛江鄉音。當年拐賣男子已患癌症去世“孩子的養父就是2007年從深圳抱走文樂的那個男人，他們在深圳打工，有一個女兒，可能是需要一個男孩子養老。”鄧飛說，小文樂的養父去年已經患癌症去世了。一位志願者輕輕歎息稱，可能這就是天譴。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小文樂原本臉上有一顆明顯的痣。“但昨天找到他時，那顆痣已經被點掉了。這說明，拐孩子的人有一定的經驗。”該人士稱。
在邳州，彭文樂的名字已經被改成韓龍飛，正在讀小學二年級，學習優異。他的養母很愛他，在一旁一直抹着眼淚。昨天半夜近12點，記者從鄧飛處獲悉，彭高峰看見孩子的養母不舍，孩子看上去也不開心，就提出讓孩子和她度過最後一個晚上。“這個晚上，那個可憐的鄉村婦女和孩子會說些什麼？真的，我沒法做到不動聲色。”在尋找小文樂的一千多天中，包括趙薇、王菲、鄭鈞、馬天宇等在内的明星也轉發了此條微博。而在昨天鄧飛漫長的網絡直播過程中，“記者打拐聯盟”QQ群中全國各地近200名媒體記者歡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蹤報道多時，更有人難以自制地感動落淚。一位記者感慨地表示，在他的印象中，幾年來尋找這個孩子的照片充滿了互聯網各處，QQ群裡都見過多次，現在終于找到了。
“這一次微博打拐尋童，我們赢了。”鄧飛終于哭了。
微博客的特征體現
微博從博客發展而來，相似之處在于都是用文字、圖片等方式來表達自我，具有去中心化、草根性強和共建共享的普遍特征。但從微博“打拐”這一典型事件，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微博的獨有特征。它不僅僅是博客的“縮微版”，也是一種自媒體，一種SNS軟件，更是一種集4A元素（Anyone,Anywhere,Anytime,Anything）為一體的媒介新形式。
（一）構築信息發布新渠道，簡短快捷，實時交流
尼葛洛龐帝說：“後信息時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個人化"，大衆傳媒将重新定義為發送和接受個人系統。”微博正為個人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用戶隻要注冊成功便可發布信息，或評論、轉發、收藏别人的信息。簡短寫作和即時發布促成了一種半廣播半實時交流的微博機制，打破了時空界限，因報道速度快、信息數量大、傳播力度強而倍受青睐，資訊随時更新，傳統新聞升級為“每秒新聞”。
據官方估計，全國流浪乞讨兒童的人數約在100萬到150萬之間，能夠解救成功的卻極少。據悉，2006年一位安徽人沈浩曾發起“撲克尋子”、“DV尋子”等行動，截至2011年已為800多個家庭找回了孩子。然而僅靠少數人的力量遠遠不夠，這些方法相對成本較高、速度緩慢、範圍有限；而于建嵘設立的微博号召衆網友共同參與，隻要身邊有一部能照相的手機，便可即拍即發相關信息，通過微博的傳播，在短期内便可遍布整個網絡，不受時間和地域限制。此舉方便快捷、時效性強、複蓋面廣，每一位微博用戶都可能成為事件的“第一記者”。
（二）文本碎片化，無限裂變，互動性加強
相比傳統的博文寫作，微博更顯簡便，用戶無需長篇大論的叙述，而是通過隻言片語的形式表達自我。這些内容雖大多不成系統，文本呈碎片化，但這一方式加快了交流速度，降低了交流成本，節省了交流時間，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感，互動性大大加強。微博的信息傳播過程可以看作一種“裂變效應”，随着範圍的擴大，用戶間逐漸形成一種相互影響的非組織群體關系。
（三）内容個性化，自媒體特性突出，社會化程度高
相對其他媒體，微博更顯平民化與草根性，面對全體公民開放，進一步下放話語權，保證參與者能夠充分表達自我，個人化與私語化特征更為明顯，為公民接近新聞、接近現場、接近媒介提供平台。作為一種自媒體，其專業性雖無法與專業媒體媲美，但其傳播速度與傳播力量不容忽視，信息發散式地延伸至社會空間，複蓋面廣，影響力大。在微博“打拐”活動中，打拐已不再是部分人的責任，凡有心人皆可參與，每位網友提供的信息都可能為解救被拐兒童出一份力，每個人都可參與讨論發表意見。該活動已經從虛拟的互聯網空間發展成為一項現實的社會行動，全民參與，産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
評說微博打拐
人民日報時評：微博打拐驗證民衆智慧理性
充分重視社會力量在更多的社會領域内發揮良性作用，将對促進社會建設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2011兔年春節，全國億萬人沉浸在喜慶氣氛中，彭高峰或許是其中最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是經曆跌宕的悲極而喜。找到被拐走3年的孩子，這個男人從此告别肝腸寸斷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是社會力量幫他找到了孩子。這個心酸又感動的故事，就發生在最近網絡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兒童”行動的大背景下，彭高峰正是靠微博網友幫助找回了被拐的兒子。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兒童”是網絡時代典型的公民行動。在知名學者的帶動下，這次行動通過微博激蕩起一波一波的浪潮。不僅有大量社會名人參與街拍，還有多個慈善基金參與進來，以求建立數據庫和培訓志願者，各地警方也接連出警調查核實，公安部以及許多地方公安機關都明确表态支持這樣的民間行動，部分全國人大代表還表示準備在今年兩會上就此提案。
這一系列連鎖反應，驗證了社會力量的強大與智慧，也體現了政府部門對群衆力量的認同與支持。無疑，充分重視社會力量在更多的領域内發揮良性作用，将助推社會建設的進程。
讓社會力量對社會建設起到推進作用，這首先是基于自然人的情感與文化的需要。就拿打拐來說，拐賣兒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惡。而在一個追求文明的社會，失子之痛絕不隻是零散的個體傷痛，而是親情倫理引領下的社會共同記憶與體驗。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倫理、文化的支撐。事實上，面對種種公益活動與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群體很容易黏合在一起。
“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這些年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以民間力量參與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不容忽視的力量。随着現代公民的公共意識不斷生長，很多公共事務正是因為充分吸納大衆參與，才避免了走向某種偏失。從這個意義講，充分呵護社會力量的生長與壯大，讓社會呈現更大的希望與活力，本身就是現代政府的責任。
當然，對于社會力量參與解決社會問題，也應該重視其邊界。事實上，對此次“微博打拐”行動，大衆除了熱情參與，同時也并不缺乏反思與警示的聲音。比如，強調“随手拍”必須注重對隐私權的保護，強調這種行動本身可能存在的專業性不足，特别是看到這種民間參與與現實規章之間可能發生的碰撞，進而訴求于通過制度完善來保證公衆參與的理性與正當。
可以說，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間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一塊試金石，證明了社會力量可以幫助政府作為，民間行動可以助推制度完善。當大衆力量通過與專業機構協作，通過與政府部門進行良性互動，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社會潤滑劑，以其智慧與理性來形成強大合力，對社會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微博打拐”見證公民意識成長
2011年1月2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設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兒童”微博僅僅開博10餘天，就吸引57萬多名網民。截至8日，通過網上照片辨認，已發現被拐賣兒童6個，目前已經被順利解救。記者了解到，已經有1000餘張網友拍攝的乞讨兒童照片被發布在微博上。（2011年2月9日《錢江晚報》）
微博總有不俗的表現。微博上因錢雲會案而出現的公民觀察團剛剛赢得掌聲，“微博打拐”的公民行動又開展得有聲有色。如果說公民觀察團還僅僅隻是監督，“微博打拐”則是實實在在的行動。一直以來，“打拐”都是政府行為，由公安部門組織，可現在因為有了微博，公民“打拐”成為現實。技術發展為公民行動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互聯網見證了公民意識的成長。互聯網是雜糅的。公民在互聯網上的集體行動，有最早的“閃客”、“閃族”等無意義的，甚至帶有行為藝術性質的行動，也有各種為了商業目的集體炒作，利用“水軍”達到目的，令人不齒。但現在，從無意義的，到追求個人利益的，再到諸如公民觀察團、“微博打拐”這樣的公民行動時，我們感受到了公民意識的成長。“微博打拐”幫助的是他人，保護的是他人的利益。于建嵘網上呼籲後，這一行動在短短十餘天内，而且還是很多人不上網的假期裡，就能有如此大的參與度，這說明，與追逐個人利益是天性一樣，保護他人的利益也是一種天性。而這種天性則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内涵。有了它，社會更加溫暖，也更加成熟。
“微博打拐”是共治的體現。公民“微博打拐”的自覺行動難能可貴，公安部門的及時關注和支持也難能可貴。社會治理原本就不隻是政府的事兒；與政府一樣，公民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方面，比如打拐，公民行動又無法與經過專業訓練的政府行為相比，這時候就需要相互借力。在“打拐”上，公民行動借助政府部門的專業，政府部門借助公民行動的熱情，相互借力，從而在解救、保護被拐兒童上達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當然，“微博打拐”這樣的公民行動還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如此聲勢浩大的行動會不會打草驚蛇？對于那些真正的乞讨兒童随手拍照會不會侵犯隐私權等等。應該說，這些擔心和質疑不是沒有道理。但這些批評和質疑應該是善意的。畢竟，“微博打拐”是互聯網時代中國公民意識成長的突出标志；而且，“微博打拐”的志願者們也在避免這些問題，比如采取建立專用數據庫的形式保護這些信息，避免侵犯隐私權等等。
總之，“微博打拐”不是公民幹了政府的事兒——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會秩序的共同維護者；“微博打拐”不是壞事是好事——它存在的問題在于它剛剛起步還不夠成熟。我們要看到，“微博打拐”這一互聯網事件不僅僅是互聯網的大事，也是見證中國公民意識成長的大事。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做更有意義的事情，而互聯網也可以讓公民行動發揮更大的作用。2010年，微博一出生就不同凡響；2011年，微博讓公民行動更進一步。
七大争議
微博打拐行為需要多角度讨論
不同角度的多維度思考會更加有利于問題的縱深掘進
網友通過街拍的方式上傳乞讨者照片，這種有點運動式特點的網絡行動，會不會隻是讓乞讨兒童暫時被藏匿避風頭，無法實現解救的目的？此外，還存在公民的乞讨權與利用兒童牟利之間的争論，以及因為街拍活動的開始而客觀上轉移了輿論對其他焦點事件的跟進……對兒童乞讨這一社會頑疾的最終解決而言，不同角度的多維度思考與讨論，會更加有利于問題的縱深掘進。
但需要強調的是，不同觀點所立足的角度雖然差别很大，但所要達緻的可能是同一個正義。需要有細節思路的讨論與建議，也需要對這份來自民間的努力多一些肯定。
持之以恒的期許應當給予更制度、更剛性的社會職能設置，比如政府部門，比如立法機關。更專業，或者更趨向于專業的民間努力，可能需要專門、常設的民間組織去進行和推動。任何一次高質量的民間活動，都需要更加成熟有序的民間社會。所有的所有，最不該被苛責的，恰恰是網友圍觀本身，這不是脆弱，而是本身就無法和不該承受的過高期待。網絡圍觀的爆發力，正是它之于這個社會的作用，它所能帶來的短時間内的極高關注，需要感受到民意壓力之後的權力部門履責和跟進，進而如果激發制度上的良性回應以及頑疾徹除，當然可以欣喜，但同時應當明白，這不是圍觀可以保證的确鑿結果。
法律是否該禁止兒童參與乞讨
我們絕對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對于成年人
為什麼這麼多的小孩在乞讨。據說這是一門生意。所幸我看見的大多還是健全的孩子。我覺得法律應該禁止任何兒童參與乞讨，不管他有沒有收到脅迫或者是親生父母生計所迫，凡有，兒童參與乞讨的一概違法。
而且這不難實施，因為所有的乞讨地方都是人群聚集地或者交通繁忙路口，按理有着足夠的警力。但可能真正帶着孩子乞讨的父母會認為，隻要不是被拐賣或者脅迫的兒童，我帶着自己的小孩要飯是我的權利，是種自由。誠然，我們也許沒有出版的自由，結社的自由，遊行的自由，但我們絕對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對于成年人。
無論如何，總要從最容易解決的問題開始
真的有不少人身有殘疾，甚至孩子殘疾，或者的确無路可走，必須乞讨，這就牽涉到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問題了。否則你讓那些人怎麼辦呢。低保根本不夠活的，如果是農村戶口，更沒有保障。孩子國家不可能幫你養。人肯定還覺得，你乞讨我沒有收你乞讨稅和管理費已經很開恩了，怎麼還要反過來給你錢養活你孩子呢？
我們都希望禁止兒童行乞能最終被寫進法律，能最終被嚴格執行，雖然孩子被拐賣，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去乞讨而是被賣給别家，但無論如何，總要從最容易解決的問題開始。這麼多人為了所謂的國策，為了給國家減輕負擔，隻生了一個孩子，如果政府還保護不了那一個孩子，那麼就算你永不破産，你都無顔以對那些無言以對的順民們。
因善而作惡惡莫大焉
拐賣和乞讨是兩件事情，這是常識
無需複雜的論證，僅僅憑常識就可以推知：拐賣和乞讨是兩件事情。拐賣是因為缺乏子嗣，乞讨是因為謀生乏術。拐賣兒童然後弄殘疾再送去乞讨，無論從風險還是成本的角度計算，都隻會是小概率事件。
為了這批人，整個網絡上殺氣騰騰，要全國網友大行動，拍攝乞讨兒童照片上傳，幫助失去孩子的父母找回子女。于是，已經發生了乞丐父子被強制送去驗血，僅僅是因為某個人覺得小乞丐長得像他兒子。還有那麼多人為此叫好，覺得是莫大善舉，認為行動勝于言辭。
目的之善，就可以掩蓋手段之惡？
下一步還準備幹什麼？在街頭拍照，強拉乞丐父子做DNA測試隻是第一步。用私刑處罰乞丐父母，處死拐賣者是第二步。把所有乞丐抓起來送去強制勞動，這是第三步。終極方案是對乞丐進行絕育手術，并且将50歲以上乞丐人道毀滅。是的，恭喜你！納粹當年就是這麼幹的。
在任何一個良善的借口之下，人們就可以對弱勢人群為所欲為。因為目的之善，就可以掩蓋手段之惡。
聰明的你，麻煩告訴我：究竟是誰拐賣了誰？
從乞讨兒童中打拐找錯方向
很多人誤以為乞讨兒童大都是被拐賣的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浩大聲勢中，很多人誤以為乞讨兒童大都是被拐賣的，對發現并解救幾個兒童充滿信心，但實際上被拐兒童主要是賣給需要孩子的家庭，乞讨的很少，從中找拐賣兒童有點找錯了方向。
彭文樂那個案例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寶貝回家”的思路，誰家的孩子丢了，父母授權把孩子照片發上來，然後通過網絡、通過微博，誰看到後找到了，這跟街拍乞讨兒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方向。
我們隻是在做，而不考慮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有一個朦胧的感覺，就是會不會我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應該怎麼做就已經在做了。我們肯定是好心，我們沒有謀求任何自己的利益，我們隻是很着急；我們跑的很快，以至于不能稍微停下來想一想，也聽一聽别人的意見；我們隻是在做，而不考慮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們在匆忙的行動中自我感動。行動中沒有制衡和商讨的空間，我們不斷被自己、身邊的人和網絡感動并推動，好像隻要去做就是對的。那麼活動會不會變成一場運動，像一匹脫缰的野馬一樣奔跑，跑累了呢？
打拐不應遮蔽對貧困的思考
兒童乞讨現象其發生根源是底層的貧困
兒童該受到良好的撫養和教育，而不是在街頭行乞。
兒童乞讨現象及其背後的整個鍊條，其發生根源是底層的貧困。兒童來自貧困家庭，租兒租女、賣兒賣女迫于貧困，組織或者強迫兒童乞讨的那些人，未嘗不是貧困的一員，底層貧弱者向更弱者下手。法律的正義和道德的譴責，都是必要的，但對貧困的思考同樣不應被遮蔽。
成功、繁榮和富裕在今天獲得了足夠尊崇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貧困往往被視為不被接受和容忍的狀态。在社會層面，比如禁止或限制乞讨，打擊或清理小攤小販，以及對農村務工人員的種種限制等等，使貧困逐漸受到系統性的排斥，底層貧困者獲取生計、改善生活的願望與方式，在城市形象、城市秩序等諸多似乎更堅硬的理由面前，顯得羸弱不堪。
對貧困視而不見乃至驅逐和排斥貧困同樣不可取
某種程度上，社會對貧困以及底層貧困之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也正變得遲鈍。賣兒賣女，讓兒童走上街頭去乞讨，這些行為都能在法律上、道德上獲得解釋，但它們也很可能是極端貧困者無可奈何并且艱難的選擇。
贊美貧困很殘忍，對貧困視而不見乃至驅逐和排斥貧困同樣不可取，貧困是需要正視的客觀事實，面對底層人群那些真實的苦難，心靈需要重新變得柔軟，一些人在極端貧困下作出的選擇，哪怕不被人們所接受，至少應該得到理解。
社會的毒瘤是貧窮而不是童乞
你怎麼區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
孩子對父母有愛，孩子會模仿。也許父母從來沒教唆過孩子行乞，但浪迹天涯耳濡目染，孩子也終于伸出手來。這時候，你指望父母怎麼辦？嚴加管教？還是不得不忍痛一起讨口生活？你觀察到兒童行乞，你怎麼區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還是模仿之下的必然結果？
除非禁止乞丐生育，否則父母行乞，必然把孩子帶在身邊。要不然能怎樣？難道送到一個月一千塊的幼兒園麼？所以，絕大部分為人父母的乞丐，身邊都有個打扮得破破爛爛的小乞丐，不得不一起浪迹天涯，你要怎麼禁？
童工和童乞都不是恥辱，也不是毒瘤，貧窮才是
你不讓兒童行乞了，好，算你成功了，可下一步呢？他們的父母還是乞丐，這孩子也還是沒飯吃，怎麼辦？新浪微博上某位意見領袖大袖一揮：“那民政低保和義務教育補貼就應跟上。”
恕我愚昧，我認為還不如直接建議他們移民美國，好像還更靠譜些。是這年頭相信社會制度的人越來越多呢？還是其實新浪微博上的這些名人們其實都是會寫漢字的外賓？童工和童乞都不是恥辱，也不是毒瘤，貧窮才是。你解決不了他們的貧窮，卻想訴諸法律手段去阻礙他們謀生，你的道德觀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的呢？
根本問題是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折射的是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問題
乞讨兒童的問題，不僅僅限于“打拐”，正如有些人所提出的：有些父母确實因生活所迫，帶着孩子上街乞讨。如果說拐賣兒童是法律監護的缺位，那麼父母帶着孩子乞讨所折射的卻是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問題。在兒童權利保障這個重大命題面前，這樣一場網民自發的救護行動到底能夠走多遠，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公衆的參與固然重要，但是要真正解決童丐這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得依賴政府和社會建立長效救助機制，把兒童的權利救濟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隻有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持續給力，那麼正在蒙受不幸的兒童的命運才能夠得以扭轉。而“随手拍照”這樣的網絡運動，很可能隻是一次民意井噴，接下來便歸于平靜，兒童的成長環境和權利現狀依舊未能從本質上得以改觀。
網衆的行為重在提出問題，而并非解決問題
真正要解決兒童乞讨這一社會問題還需在政府的主導下與社會民衆共同發力。唯有引起了集中着更多公共資源的權力的重視，才是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最佳路徑。
透過這起事件，一方面，我們不可高估了這股力量的行動效果，畢竟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兒童乞讨問題是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涉及到各種利益博弈和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不是微博所能解決的。
從純粹的“微博打拐”，到關注童丐的權利保障，甚至到對兒童成長環境的重視，實現了這樣的制度轉身，恐怕才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微博打拐”運動應該體現的社會價值。
人民時評：“微博打拐”火熱，更需理性和法治新春伊始，“微博打拐”火熱，既彰顯了社會正義力量，又表明我們的社會，在面對問題的時候，正在表現出難能可貴的相互呼應、合作求解的意願和能力。但也應冷靜地看到，“微博打拐”不能任由拯救激情橫沖直撞，而要注意方式方法，将情感和理性結合起來，有序進行，提高科學性、有效性。比如，被拐兒童和乞讨兒童有交集，但畢竟不能混為一談，尤其是通過街拍、微博“打拐”的網友，大多并非專業人士，這一方面可能造成侵犯乞讨兒童的肖像權和隐私權；另一方面，到底被拍的孩子是因為生計乞讨，還是被拐賣後充當工具，組織者是拐賣兒童嫌犯、還是孩子父母，往往一時難以分辨。有鑒于此，法律界等專業人士呼籲，發現乞讨兒童後，最重要的是撥打110報警，請公安部門進一步偵查詢問。一則，撥打110是符合正當維權程序的做法，再者，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沖突，撥打110也是最冷靜的處理方式。
同時也應看到，“微博打拐”隻是全社會治理拐賣兒童問題中的一個部分。“打拐”工作任重道遠，近年來，有關部門打拐行動一直在努力。去年4月，公安部宣布啟動全國第五次打拐專項行動，解救被拐賣兒童6785人，先後三批次發出A級通緝令通緝30名重大拐賣犯罪嫌疑人。目前，公安部已建立全國打拐DNA信息庫，用高科技手段解救被拐兒童。截至去年11月11日，已經有876個孩子通過數據庫找到了父母。
打擊重拳之下，違法犯罪還是屢禁不止。原因何在？誠如陳士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對拐賣兒童犯罪屢打不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夠獲得暴利。犯罪分子主要通過拐騙方式獲得小孩，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在拐入地，通常一個男孩能賣出四五萬元，女孩能賣出兩三萬的高價。
也就是說，利益鍊條的滋生蔓延，違法成本和回報嚴重不成比例，是拐賣兒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症結所在，盡管我國從《刑法》到《未成年人保護法》再到相關部門的通知通告，不乏涉及“打拐”的明确規定，但如何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提高處罰和量刑标準，大幅度增加拐賣兒童犯罪的成本，使其成為犯罪分子不敢觸碰的“高壓線”，還需在法治建設和執行上有更大的力度。
微博的話題總是從一個熱點向另一個熱點轉換，而那些快忘了父母模樣卻依然鄉音不改的被拐孩子，卻依然是社會揮之不去的痛。“微博打拐”喚起的熱情和關注不應随時間而流逝，有關部門的行動和努力也應一如既往，隻有這樣，才能為被拐賣的孩子們找到新的希望。
一條尋找丢失孩子的微博，被轉發了6000多次，開頭一句話是：“互聯網能再創奇迹嗎?”其實，面對拐賣兒童這樣複雜的社會問題，治理之道，遠不能依賴網絡奇迹，而要寄希望于理性和法治的力量，堅持不懈，久久為功，給每一個孩子以有力的呵護。
雙語解讀
自從微博開始漸漸的走進人們的生活，發生過很多事件，“解救拐賣兒童”是最讓我感動的一個熱點話題。Peng'sstorytookthemicroblogcampaigntorepresschildbeggingandchildtraffickingtoanewlevel.Everyonewastalkingaboutit,onandofftheInternet.
這場由中國社科院教授于建嵘發起的運動，将打擊拐賣兒童的行為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每個人都可以做些什麼，不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微博不僅僅是一個記錄個人生活的微媒體，它同時使得個人參與社會活動，變得更為可行。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是當幾百萬個“一個人的力量”團結在一起時，一定可以做出一切改變，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的社會。
一句話銳評：我們期待着“Powerofretweeting”微博轉發的力量，帶給社會更多的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