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七步詩:郭沫若所作詩歌-中文百科頻道

作品原文

反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作品譯文

鍋裡煮着豆子，豆莖在鍋下燃燒，等豆子熟透了的時候，豆萁早已化為了灰燼。熟了的豆子變成席上的佳肴，變成灰燼的豆萁則成了田中的肥料。如果不是同一條根長出來的，怎麼會願意犧牲自己呢？

賞析

附：曹植《七步詩》原文

其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七步詩》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來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來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殘害弟弟，這是詩人對兄弟相逼、骨肉相殘之事的悲憤與斥責。《七步詩》千百年來使人們對曹植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道德上對曹丕多懷厭棄，并一定程度影響到在文學上對曹植、曹丕的評價。《七步詩》用比喻手法委婉含蓄地表達了對兄弟骨肉相殘的悲哀指責，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現代著名文學家、學者郭沫若在史實與文學的方面，對“抑丕揚植”提出反對。他認為在文藝批評和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曹丕占有開山地位，是三國時期重要的詩人，并認為南朝梁·劉勰的評價：“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是較為公允的。

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1943年寫了文章《論曹植》，重新考察、論證曹丕、曹植在人品與文學方面的評價，并對《七步詩》是否曹植所作提出了質疑：

“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多因後人同情曹植而不滿意曹丕，故造為這種小說，其實，曹丕如果要殺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詩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殺他的話，詩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殺，何至于僅僅受了點諷刺而便‘深慚’？所以這首詩的真實性比較少。然而就因為這首詩，曹植卻維系了千載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載的厭棄。”

曹植《七步詩》的立意是站在“豆”的立場（自己的立場）寫“萁”的煎迫（曹丕的迫害）是過火和無情的。郭沫若則認為如果從“萁”的角度來思考，“萁”是具有成全他人，犧牲自我的精神的。因此，基于這種理解，郭沫若仿《七步詩》寫下了一首立意不同的“翻案剝皮詩”——《反七步詩》。他認為，對于“豆”，“萁”的煎迫是過火無情的；而對于“萁”，這是富于犧牲精神的表現：豆萁燃燒自己是為了成全同根而生的豆子，它身上有一種“零落成泥碾作塵”、“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這是兄弟一場，互助友愛的生動寫照。

郭沫若的《反七步詩》則一反曹植《七步詩》的詩意，變為贊頌甘願自我犧牲的精神，詩以新旨，另鑄新詞。華羅庚的《贈諸弟》與郭沫若詩異曲同工：“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樂。不惜身成灰！願弟早成熟。”“成熟”一語雙關，贊揚甘為人梯的精神。

作品評價

陳志歲《論郭沫若〈反七步詩〉》：

郭沫若《反七步詩》雲：“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豆是一種生态，是生命的一種形式，以與他物互适共生為原則。粗看郭詩似借物倡揚自我犧牲，細味卻是一種以個人拗見強加于物的言不傳心的種類共滅思想。郭沫若《反七步詩》寫于1943年7月7日，是其《論曹植》一文的尾筆。當時我國正處抗日戰争社會背景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大後方”的文壇上，刮起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之風，身居重慶的郭沫若，在其逆風所舉“以事求是，古為今用”幟下作此《反七步詩》。

郭沫若對曆代被人傳誦的曹植《七步詩》的論說可歸為兩點：一是有着“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的認為。二是操“古為今用”器，對詩中“豆”、“萁”所代表的兩種事物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隻不知自稱以“人民本位”标準研究曆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反七步詩》中，斯“豆”何指？斯“萁”何指？“萁”以己故滅“豆”之性，“豆”有何幸？“萁”有何德？“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國共共“自毀”乎？或中日共“自毀”乎？！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原名郭開貞，字鼎堂，号尚武。筆名沫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樂山縣觀娥鄉沙灣鎮。幼年入家塾讀書，1906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這個時期接觸了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

1919年9月開始發表新詩。1921年，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詩集《女神》出版。“皖南事變”後，他寫了《屈原》《虎符》等六部曆史劇。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多種國家行政、科學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同時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曆史劇《蔡文姬》《武則天》等多部詩集等作品。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魯迅作品

魯迅的“反七步詩”，題為《替豆萁伸冤》：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這首詩寫于1925年6月5日，發表于1925年6月7日《京報副刊》，是附在雜文《咬文嚼字（三）》中問世的。此詩涉及的曆史背景是：1925年春，不學無術、專橫跋扈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與段祺瑞政府沆瀣一氣，專事迫害進步學生，學生忍無可忍，奮起自衛，并由劉和珍、許廣平等倡導組織了學生自治會，與其展開鬥争，是為女師大學生風潮。

楊蔭榆為了制造輿論，責令其親信哲教系代主任汪懋祖于1925年6月2日在《晨報》上發表緻全國教育界意見書，極力頌揚楊蔭榆功德，指責反楊學生，謂之“今反楊者，相煎益急”，将楊蔭榆壓迫進步學生，說成是“兄弟相煎”。魯迅當時在女師大任教，他對于受迫害的青年學生深表同情，對于封建餘孽楊蔭榆之流深惡痛絕，而對于幫閑文人汪懋祖之輩的奇談怪論則嗤之以鼻，以其子之矛攻子之盾，遂撰反七步詩一首，旨在為“豆萁”鳴屈伸冤。

詩中的“辦教席”，指的是1925年5月7日楊蔭榆在北京西安飯店宴請女師大評議員之舉。在此宴席中商議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六位學生自治會負責人之事。汪懋祖當時也出席宴會。魯迅借此“反詩”，以辛辣的筆觸，針對楊、汪者流，投以絕妙的諷刺和鞭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