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反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作品譯文
鍋裡煮着豆子,豆莖在鍋下燃燒,等豆子熟透了的時候,豆萁早已化為了灰燼。熟了的豆子變成席上的佳肴,變成灰燼的豆萁則成了田中的肥料。如果不是同一條根長出來的,怎麼會願意犧牲自己呢?
賞析
附:曹植《七步詩》原文
其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七步詩》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來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來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殘害弟弟,這是詩人對兄弟相逼、骨肉相殘之事的悲憤與斥責。《七步詩》千百年來使人們對曹植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道德上對曹丕多懷厭棄,并一定程度影響到在文學上對曹植、曹丕的評價。《七步詩》用比喻手法委婉含蓄地表達了對兄弟骨肉相殘的悲哀指責,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現代著名文學家、學者郭沫若在史實與文學的方面,對“抑丕揚植”提出反對。他認為在文藝批評和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曹丕占有開山地位,是三國時期重要的詩人,并認為南朝梁·劉勰的評價:“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是較為公允的。
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1943年寫了文章《論曹植》,重新考察、論證曹丕、曹植在人品與文學方面的評價,并對《七步詩》是否曹植所作提出了質疑:
“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多因後人同情曹植而不滿意曹丕,故造為這種小說,其實,曹丕如果要殺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詩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殺他的話,詩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殺,何至于僅僅受了點諷刺而便‘深慚’?所以這首詩的真實性比較少。然而就因為這首詩,曹植卻維系了千載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載的厭棄。”
曹植《七步詩》的立意是站在“豆”的立場(自己的立場)寫“萁”的煎迫(曹丕的迫害)是過火和無情的。郭沫若則認為如果從“萁”的角度來思考,“萁”是具有成全他人,犧牲自我的精神的。因此,基于這種理解,郭沫若仿《七步詩》寫下了一首立意不同的“翻案剝皮詩”——《反七步詩》。他認為,對于“豆”,“萁”的煎迫是過火無情的;而對于“萁”,這是富于犧牲精神的表現:豆萁燃燒自己是為了成全同根而生的豆子,它身上有一種“零落成泥碾作塵”、“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這是兄弟一場,互助友愛的生動寫照。
郭沫若的《反七步詩》則一反曹植《七步詩》的詩意,變為贊頌甘願自我犧牲的精神,詩以新旨,另鑄新詞。華羅庚的《贈諸弟》與郭沫若詩異曲同工:“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樂。不惜身成灰!願弟早成熟。”“成熟”一語雙關,贊揚甘為人梯的精神。
作品評價
陳志歲《論郭沫若〈反七步詩〉》:
郭沫若《反七步詩》雲:“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豆是一種生态,是生命的一種形式,以與他物互适共生為原則。粗看郭詩似借物倡揚自我犧牲,細味卻是一種以個人拗見強加于物的言不傳心的種類共滅思想。郭沫若《反七步詩》寫于1943年7月7日,是其《論曹植》一文的尾筆。當時我國正處抗日戰争社會背景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大後方”的文壇上,刮起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之風,身居重慶的郭沫若,在其逆風所舉“以事求是,古為今用”幟下作此《反七步詩》。
郭沫若對曆代被人傳誦的曹植《七步詩》的論說可歸為兩點:一是有着“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的認為。二是操“古為今用”器,對詩中“豆”、“萁”所代表的兩種事物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隻不知自稱以“人民本位”标準研究曆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反七步詩》中,斯“豆”何指?斯“萁”何指?“萁”以己故滅“豆”之性,“豆”有何幸?“萁”有何德?“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國共共“自毀”乎?或中日共“自毀”乎?!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原名郭開貞,字鼎堂,号尚武。筆名沫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樂山縣觀娥鄉沙灣鎮。幼年入家塾讀書,1906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這個時期接觸了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
1919年9月開始發表新詩。1921年,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詩集《女神》出版。“皖南事變”後,他寫了《屈原》《虎符》等六部曆史劇。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多種國家行政、科學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同時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曆史劇《蔡文姬》《武則天》等多部詩集等作品。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魯迅作品
魯迅的“反七步詩”,題為《替豆萁伸冤》: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這首詩寫于1925年6月5日,發表于1925年6月7日《京報副刊》,是附在雜文《咬文嚼字(三)》中問世的。此詩涉及的曆史背景是:1925年春,不學無術、專橫跋扈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與段祺瑞政府沆瀣一氣,專事迫害進步學生,學生忍無可忍,奮起自衛,并由劉和珍、許廣平等倡導組織了學生自治會,與其展開鬥争,是為女師大學生風潮。
楊蔭榆為了制造輿論,責令其親信哲教系代主任汪懋祖于1925年6月2日在《晨報》上發表緻全國教育界意見書,極力頌揚楊蔭榆功德,指責反楊學生,謂之“今反楊者,相煎益急”,将楊蔭榆壓迫進步學生,說成是“兄弟相煎”。魯迅當時在女師大任教,他對于受迫害的青年學生深表同情,對于封建餘孽楊蔭榆之流深惡痛絕,而對于幫閑文人汪懋祖之輩的奇談怪論則嗤之以鼻,以其子之矛攻子之盾,遂撰反七步詩一首,旨在為“豆萁”鳴屈伸冤。
詩中的“辦教席”,指的是1925年5月7日楊蔭榆在北京西安飯店宴請女師大評議員之舉。在此宴席中商議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六位學生自治會負責人之事。汪懋祖當時也出席宴會。魯迅借此“反詩”,以辛辣的筆觸,針對楊、汪者流,投以絕妙的諷刺和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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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文學》雲:文帝(曹丕)嘗令東阿王(曹植)七步中做詩,不成者行大法。(曹植)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