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湖南湘鄉位于漣水（湘江的支流）河畔，湖南最早的書院就建立在這山清水秀的湘鄉。離湘鄉不遠處有一座風景優美的東台山。東台山下楠竹挺拔、郁郁蔥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将譚政就出生在翠竹環抱的楠竹山村裡。

他的祖父是當地的一位士紳，家中開雜貨鋪、藥店，還有30餘畝地，每年可收8千多斤稻谷，家境頗為殷實。譚家比較注重子女的教育，譚政的祖父又是譚家的族長，因此也稱得上是書香門第。1906年6月14日，譚政出生後，按照祖父的遺願，譚潤區給兒子取名為譚世名，号舉安。

少年時期

1912年，譚政6歲的時候，家人将他送入位于七星橋的譚氏宗族的私墊啟蒙。七星橋私塾，方圓十裡的村民都将自己的崽（湖南方言：指兒子）送到這裡讀書識字，希望他們從這裡起步，将來能成就一番事業。譚政與好友陳赓同在七星橋私塾就讀，兩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時代便結下了深厚友誼。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建立了資産階級政權。孫中山大力推行資産階級教育體制，将中國舊的教育制度改為國民教育，将鄉村的啟蒙館一律改為初級小學。在課程的設置上，廢除了“四書”、“五經”，讓學生改讀白話文的《國語》讀本，并設了自然、曆史、地理、體育等課程。

在這股教育改革洪流的推動下，1914年七星橋私塾也改成了初級小學。這一年，毛澤東在東山學堂的同學黃笃植來到七星橋小學當教員，譚政從這個老師那裡接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黃老師給他們講述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這些曆史，使譚政隐隐覺得惟有革命才能拯救國家于危亡。

後來，他漸漸長大，更加不斷地接觸“五四”運動以來在神州大地廣為傳播的新思想、新科學，他認為再也不能一直待在這個封閉的小山村裡，一定要出去長見識。于是他下定決心要到東山學堂去學習，經過與父親的一番争執，在好友陳赓的介紹下，譚政終于來到了這所聞名三湘的學堂。

東山學堂可以說是一個藏龍卧虎之地，從清朝末年書院改革為學堂以來，這所名校培養出了許多愛國志

士和風雲人物。毛澤東、毛澤覃都是從這裡畢業然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曆史總是充滿了巧合。譚政對毛澤東一直都很仰慕，希望有一天能與他相識相交，沒想到他後來不僅與毛澤東相識，還成為他的第一任秘書，并深受毛澤東的器重。

當時，東山學堂不僅教導學生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還向學生們傳授歐洲革命鬥争的曆史。在這裡，譚政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廣泛閱讀《新青年》、《湘江評論》這些進步刊物。由于他學習成績優異、思想進步，被推選為校學生會主席，經常帶領同學們上街示威遊行，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

譚政在東山學堂求學的三年，用毛主席的一句詞來形容，恰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1926年，譚政從學堂畢業以後，懷着滿腔熱血回到家鄉，原以為能有一番作為，但是那個封建思想殘餘還比較濃厚的地方怎容他“胡作非為”?無奈之下，他隻好在村裡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來打發時日。

不久，他與好友陳赓的妹妹喜結連理。那時，他心中的苦惱與郁悶可想而知，但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志向，天天讀報了解時事動态。1927年7月，國民政府發表了《北伐宣言》，譚政心裡的火種再一次被點燃。

北伐軍一路打到湖南，北洋軍閥的部隊潰不成軍。他看到這高漲的革命形勢内心非常高興，整個人也變得精神了。他雖然沒有親身參加北伐，但他收集了不少北伐軍沿途散發的傳單和宣傳品，回來後細細閱讀。

這時，他的好友陳赓已在駐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第8軍任特務營營長，派人攜信到老家接妹夫譚政到武漢參加革命。譚政接信後，喜不自勝，決心投筆從戎，他依依告别了妻子，與來人同奔武漢。

投筆從戎

在陳赓的介紹下，譚政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由于他文化程度高，是個小“秀才”，就先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第2連任上士文書。從此，他由一個平民百姓一下轉變成了一名身着戎裝的革命軍戰士。下到連隊以後，他開始學習持槍、瞄準這些基本軍事技能。從他踏入軍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就在不知不覺中與中國革命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

軍事訓練結束以後，譚政又到營裡任營指導員辦公所準尉書記。就在他一心希圖報國的時候，風雲突變，張作霖在北京殺害了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李大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殺害共産黨人、革命群衆、國民黨左派1萬多人。在白色恐怖籠罩下，革命陷入低潮。但是，譚政沒有被吓倒，反而更堅定了革命的決心。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同年9月，譚政随警衛團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部隊開赴井岡山後，10月，譚政在軍官連經連隊黨代表宛希先和寥春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之後任宣傳員、宣傳隊長。

11月中旬，為解決過冬給養等問題，譚政随部隊下山打茶陵，占領茶陵縣城。此時，紅軍部隊開始設立政治機關，譚政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政治部宣傳員、分隊長。1928年2月，毛澤東任前委書記時，譚政任前委秘書。在前委書記毛澤東身邊工作，不斷受到教育和鍛煉。

這期間，他學習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以及處置問題的高度原則性，協助謄正毛澤東起草的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1928年4月，朱毛兩支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譚政調紅4軍31團任團黨委秘書。12月，湘、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閥部隊聯合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為了調動敵人，在更廣大的地區同敵人展開遊擊戰争，1929年1月中旬，以紅4軍軍部、特務營、獨立營和28團、31團等為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

譚政随主力參加攻打長汀的戰鬥，發展和鞏固革命根據地。3月，經過艱苦轉戰，紅4軍進駐長汀城。占領長汀，這是紅軍入閩作戰以來一次大的勝利，為紀念這個勝利的日子，譚政特地在長汀照相館留影。

1929年3月中旬，紅4軍在長汀整編。原28團大部改編為第1縱隊，軍部直屬特務營、獨立營和28團1部改編為第2縱隊，原31團改編為第3縱隊。不久，譚政繼任第3縱隊黨委秘書。這時，蔣桂戰争爆發，紅4軍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回師贛南，擴大贛南根據地。在贛南，譚政調任紅4軍軍委秘書長。以後，又擔任紅4軍政治部宣傳部長。

1929年5月，閩西土著軍閥陳國輝、張貞等部同廣東軍閥打仗，紅4軍趁機由瑞金和武陽之間穿過，第二次進入閩西。閩西敵軍守備虛弱，紅4軍攻勢猛烈，勢如破竹，先後攻占龍岩、坎市、湖雷、永城等城鎮，同年9月又一舉攻克上杭。

10月，第3縱隊參加攻打廣東梅縣戰鬥，縱隊政委羅榮桓指揮部隊撤出梅縣城時，身負重傷，譚政冒着槍林彈雨和戰友一起将羅榮桓擡下火線。後來，譚政接任第3縱隊政治委員。

自譚政随毛澤東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以來，紅4軍雖然取得了首戰長嶺寨、三打龍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戰績，但也打過一些敗仗，暴露出紅4軍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問題。譚政向毛澤東彙報了軍隊内部的

一些非無産階級的思想和作風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認為要把紅軍建設成一支戰鬥過硬、作風過硬的鋼鐵隊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1929年12月29日，紅4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村召開。大會讨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草案》。

古田會議确立了工農紅軍建軍方向和原則。譚政出席了這次大會，并參加了《古田會議決議草案》的讨論。1930年6月，紅4軍擴編，以紅4軍第2縱隊為基礎，擴編為紅12軍，譚政升任紅12軍政治部主任兼教導大隊黨代表（後稱政治委員）。之後，紅12軍與紅22軍合并，譚政繼任紅22軍政治部主任。

在井岡山鬥争及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鬥争中，譚政對紅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紀律建設，對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都傾注了心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重視部隊政治工作的開展，重視總結戰時政治工作經驗。

在紅軍行軍打仗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他寫出了《新田夜間戰鬥政治工作》、《高興圩以北戰鬥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報告，對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譚政還參加了井岡山、閩西、贛南等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鞏固和建設工作。他忠實、堅定地貫徹執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确方針和政策。

1933年1月，紅22軍又與紅1軍團合編，取消軍的建制，改為直轄師。譚政任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主任。

紅1師在第五次反“圍剿”鬥争中，接連打了一系列勝仗。譚玫參與了紅1師的領導和指揮，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1方面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譚政協助師長、政委，率領部隊突破敵人的封鎖，向貴州進軍。

當時，紅軍部隊的廣大成員，普遍文化低，有許多文盲。譚政針對部隊這種狀況，雖然處于艱苦的戰争環境，他仍然動員和号召全師幹部戰士學文化。戰鬥間隙，不管是指揮員還是戰鬥員，凡是文盲者，都得參加識字班活動。紅1師的文化學習在譚政的積極領導下，開展得十分活躍。

這對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文化素質、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大有好處。為了總結經驗，以利再戰，譚政每月都要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

他所寫的《月終政治工作報告》和紅軍戰時政治工作經驗所提出的基本原則，與毛澤東提出的官兵一緻、軍民一緻和瓦解敵軍的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相一緻，直到後來都有力地指導了抗日戰争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以及全國解放戰争時期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

接任政委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确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後，一渡赤水之前，毛澤東召見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譚政談話，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通報軍委關于部隊縮編的決定。

對此，譚政歡欣鼓舞，熱情地向部隊傳達貫徹遵義會議決議。遵義會議之後，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确路線的領導下，譚政接任紅1師政委職務，率領部隊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黨中央的北上方針。

1935年10月，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北之後即行整編，準備東征，開赴抗日前線。部隊整編時，恢複紅1師建制。譚政調回紅1師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譚政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3月26日，他寫了《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鑒于黨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使紅軍的政治工作在某些問題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第一，中日間的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應當适應于民族矛盾。第二，紅軍政治工作從比較單純的社會活動，轉變到複雜的社會活動。第三，紅軍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許多舊的形式，充實新的内容。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應該通過黨的組織

進行，使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為一體。因此，黨的一切決定，均須經過政治機關和團支部作用去實現。由于形勢變化，環境的複雜，影響着每個紅軍戰士心理意識上的變化，必須注意和加強鞏固紅軍的工作，加緊戰士的基本教育，提高其民族與階級覺悟，堅定其革命意志。

在統一戰線下的宣傳教育的原則是：第—，着重于黨的策略的解釋，進行馬克思列甯主義關于殖民地的剝削的教育，以保持紅軍的階級本質和應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曆史傳統、人物、事迹和經驗教訓，作為課内的引證内容和課外的發揚；第三，注意關于國際問題的教育，解釋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聯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等等；第四，适當采擇三民主義中革命的部分内容。

後來，他将這篇凝聚心血的報告上報黨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語：“……譚政的這篇文章，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争向抗日戰争的轉變，發揮着重要的指導作用"，并予以轉發。之後，譚政任紅軍後方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後方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主持和指導下，譚政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關于人民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曆史文獻。建國以後，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曾幾次将這個《報告》作為軍隊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發部隊進行學習。

抗日戰争勝利後，譚政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和鞏固東北根據地的鬥争，協助政委羅榮桓領導部隊政治工作，及時起草、發出指示；深入前線進行政治動員；開展戰評和立功運動等，為提高部隊戰鬥力，保證戰鬥取得勝利，譚政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8月14日，東北軍區與東北野戰軍正式分開，譚政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時值遼沈戰役之前，他着重抓了以訴苦教育提高幹部戰士階級覺悟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軍運動。經過充分的政治動員，各部隊戰鬥情緒空前高漲，這為遼沈戰役和解放全東北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授予軍銜

1955年9月，譚政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将軍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将軍之一，并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9月，譚政出席了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他作了題為《建軍新階段政治工作的若幹問題》的發言。這是我軍建軍新階段的政治工作文獻，後被中央軍委印發全軍學習。譚政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繼而，譚政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2月，譚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期間，他把全部精力傾注于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事業，堅持原則，執行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幹部路線。在政治運動中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與指示，不搞擴大化。他高瞻遠矚，強調在全軍普及文化教育是我軍建設的一個戰略性措施。

他還主持制定和下發了《關于加強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論教育大綱》、《軍隊中高級幹部文化教育十年規劃》和《海島工作綱要》等重要文件。1959年，廬山會議上，譚政也不同意繼續整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

遭到迫害

譚政在突出政治的問題上屢次和林彪的提議發生抵觸。林彪一提出“三八作風”，譚政就表示異議，譚政說：“三八作風這個提法恐怕不是很準确，還有個三八婦女節，這樣容易混淆，也不嚴肅。”在1960年3、4月份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總政治部沒有布置宣傳三八作風的有關事項，譚政對林彪所主張的“背警句”的做法也深感疑惑。

譚政還就毛澤東的那三句話中的“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給毛澤東寫信詢問到底是用“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還是用“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毛澤東批示用後者，但是，這件事譚政并沒有事前知會林彪，林本人在戰争年代喜歡越級指揮或者叫超級指揮，但這種做法如果作為他的屬下這麼使用，那麼在林的心目中則另有評價，譚政的越級報告使得林彪深為不快。此外，譚政主管的《解放軍報》還在宣傳中不提“三八作風”。

林彪質問譚政：“你知道不知道政治機關和黨委的關系？”譚政主張對于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其次，譚政不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例如，周赤萍撰寫了一篇回顧林彪在解放戰争時期的文章，内中對林彪有些比較肉麻的吹捧，使用了諸如“天才”、“統帥”一類詞語，譚政認為不宜在《解放軍報》上轉載。

譚政在東北視察期間，有人推薦說有一位老太太學習毛著很好，譚政脫口便出：“這是擺樣子給人看的。”再有就是總政内部有人對譚政暗中傾軋，總政一個副主任借譚政下去調查研究的機會為迎合林彪批發了《關于開展三八作風運動的指示》，在該指示中稱“在部隊中開展培養三八作風的運動，又是兩條軍事路線鬥争在思想作風方面的繼續。”

林彪打擊譚政是采取突襲的辦法，他向中央提出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讨論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繼1958年、1959年之後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軍三總部負責人為目的軍委擴大會議在1960年9、10月間召開了。

這次擴大會議和1959年有所不同，倒是和1958年有些類似，此次會議原定的議題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譚政看來這不過是同年3、4月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延續而已，不料林彪在開會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2日下午借用吳法憲在軍委擴大會議的發言中的“四個第一”打響批判譚政及其領導下的總政的第一槍。

林彪說：“廣州會議提出的戰略方針，提出三八作風，這些政治工作會議都應該傳達，對于三八作風還要作出解釋，?而且要号召、要發動、要檢查，這是政治工作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政工會議沒有解釋和布置。”這裡林彪所提及的廣州會議指的是1960年1月22日到2月27日在廣州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研究了戰略方針和國防問題。

林彪以總政沒有在此前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把傳達布置三八作風為突破口突然發難，令包括譚政在内的總政的一些領導措手不及。他們預想的和風細雨的讨論場面不見了，剩下的隻有咄咄逼人。

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姜思毅就林彪指責的“總政沒有搞推廣三八作風而去搞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教育和科學文化學習是方向偏”的講話做了解釋，姜思毅表示總政開展的文化學習是經過毛澤東批準的，林彪見姜思毅這麼說，非常不滿。

譚政沒有順着林彪的話發揮反倒站在了姜思毅的一邊，譚政說：“偏在哪裡？不能說偏。”但是，林彪已經給本次軍委擴大會議定了調子，譚政的所謂“不能說偏”如何能夠左右會議的進程呢？軍委決定9月13日舉行預備會議，傳達林彪12日的講話，并且以這個講話為全部會議的主基調，9月14日正式開幕的擴大會議很快就成為批判譚政的場所，譚政所作的《關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報告》被說成“仍與軍委和林彪同志唱對台戲”進而遭到批判。

9月22日，在林彪的親自布置下，批判譚政的鬥争陡然升級，不但涉及譚政，而且還把總政治部另外兩個副主任甘泗淇、傅鐘給牽扯了進來，其中甘泗淇被說成“很有可能是彭黃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會議把前一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面譚政對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消極批判的舊賬又給翻了出來，指責譚政是彭黃軍事俱樂部的“政治部主任”，譚政被包抄圍攻，有口難辯。

林彪要求譚政必須就他自己的錯誤作出深刻的檢查，譚政被逼無奈隻好在10月18日草草寫就《我的檢讨》，譚政的檢讨墨迹未幹，20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于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同時通過的還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林彪在擴大會議閉幕會上進一步要求對譚政的“錯誤”進行深入的批判，他說：“他（譚政）的錯誤不止《決議》中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教條主義和‘反上’，還有曆史的錯誤，要老帳新帳一起算。他的錯誤和問題要回到總政治部機關整風中去解決。”林彪在廬山講話的特點于此又一次有所流露，那就是一旦某人給宣布“有錯”，這個人的名字就很難在林彪的詞典中找到，代之而來的就是第三人稱“他”，對彭德懷如此，對譚政也如此。

林彪布置下去的這份“作業”其根本在于要把譚政在總政治部系統内徹底批臭。根據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林彪講話精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長達3個月的時間裡進行整風，對譚政開始全面的揭批。

總政黨委擴大會議的調門是“這次會議對譚政同志的批判和鬥争，是在軍隊中堅持毛澤東思想、繼續肅清彭黃影響的大是大非鬥争，是兩條路線鬥争。”既然擴大會議已經把内容界定為“兩條路線的鬥争”，對譚政自然也就可以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按照總體部署批判譚政的意思，譚政已經把所領導的總政轉化到獨立王國的邊緣，那麼譚政也就理應有一個集團。

這就是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責譚政的所謂的“小圈圈”，最後這個小圈圈的範圍劃定為總政宣傳部部長姜思毅、組織部部長劉其人、秘書長白文華、《解放軍報》社長兼總編輯歐陽文四個人。

其中姜思毅的“毛病”在于他認為林彪鼓吹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意即著名的“頂峰論”不合适，而且還把這段話從總政編的《林彪元帥關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論摘錄》中予以删除，而對于周赤萍撰寫的吹捧林彪的文章（周赤萍撰寫的《東北解放戰争時期的林彪同志》一文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中使用“天才”、“統帥”這類用詞表示疑議，姜思毅覺得“天才”、“統帥”隻能用在毛澤東身上，而用在林彪身上很不合适。

殊不知，林彪對于周赤萍的文章非常滿意，曾經要秘書給他讀了多次，此文後來在1971年單獨印成小冊子發行。總政黨委擴大會議開過不久，姜思毅就給降級使用，雖還在總政工作可也是一蹶不振，此後姜思毅擔任廣州軍區生産建設兵團政治部副主任，隻不過是一個師職幹部。1970年毛家灣為了給林彪準備四屆人大的講話稿，找到了姜思毅。

林彪有一天忽然問及姜思毅，他說：“姜思毅是個秀才，能寫點文章，但放在我這裡沒有什麼用處。?姜思毅這個人可以放他到一個常寫文章的地方，例如放到報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被關押了八年。

後來毛澤東想起了譚政：“那個譚政哪兒去啦？”這才讓譚政免去了牢獄之災，終于讓他穿上了往日他視為生命的軍裝，後來又在政壇上漸漸恢複元氣。

得到平反

1980年，中共中央對譚政受到的政治誣陷給予平反。1988年7月，譚政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同年11月6日，譚政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人物評價

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軍事家和政治工作的傑出領導者，譚政以其求實的态度、積極的思維、辛勤的耕耘一一不斷著書立說，對人民革命戰争的勝利和建國後軍隊現代化建設，對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創建及其發展，從理論到實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正如譚政80壽辰時徐向前元帥給他的賀信中所指出的：“您對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的功迹，是永不磨滅的。”

主要著作

1944年4月，在延安整風的基礎上，在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具體指導下，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在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著名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闡明了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作用、地位、方向、任務、組織形式、工作制度和優良作風，使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化、理論化。

《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标志着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已經成熟，為赢得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勝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