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成書于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道家學說”為主幹，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閃爍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态。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 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呂氏春秋》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注重博采衆家學說，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兼采陰陽、儒墨、名法、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将其列入雜家。高誘說《呂氏春秋》“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标的，以無為為綱紀”。
《呂氏春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戰國晚期的呂不韋，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國君，進入政治高層。他志向宏大，主編《呂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後人一般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着特殊的價值。它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内聖”，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系調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啟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系化。自然法學說認為，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習慣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人定法則由于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于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于自然法來證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為“惡法”，惡法非法。在中國，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一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
思想要點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秦相國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雜家著作，又稱《呂覽》。全書貫徹了呂不韋的思想文化觀念及政治主張。戰國末期政治上統一的趨勢加強，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産生的《呂氏春秋》，注重博采衆家學說。以今人眼光衡量，《呂氏春秋》一書的寫作目的，是為了綜合各家學說之長，指導秦國統治階級兼并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并實現長治久安。它對各家學說實際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揚棄，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較合理，進步和有利于實現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雜而不雜”，宗旨明确。
《呂氏春秋》明确聲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隻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綜合進來。體現了黃老的優點與包容性。《用衆》篇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贲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呂氏春秋》對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審視其優長，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圖超出門戶之見，它說：“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骈貴齊，陽生責己，孫膑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呂氏春秋》有這種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彙百家，以道貫之。
《呂氏春秋》繼承發揚齊萬物思想認為“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不二》）思想統一後，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統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所以，《呂氏春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例如，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于無天子。”（《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抟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執一》）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但并沒有強調專制問題， 《呂氏春秋》卻有了“執一”、“抟”這樣的觀念。“執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譽為備。（《節喪》）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争的。《呂氏春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纣之過也。”（《振亂》）《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争是沒有意義，并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争，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争，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争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發展。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于太一，化于陰陽。”（《大樂》）這就是說，“太一”是萬物的本源，世界萬物都是從“太一”那裡派生出來的，并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太一”是什麼呢？它說：“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道也者，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氣”。由這裡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着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觀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一個循環反複的過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會曆史觀上，《呂氏春秋》繼承了黃老的進步曆史觀，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的：“今之于古也，猶古之于後世也。今之于後世，亦猶今之于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長見》）這就是說，曆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了解過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過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适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這兩則寓言都見于《察今》。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曆史觀。
《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于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知度》），隻有這種“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呂氏春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将音樂的産生與宇宙萬物聯系起來，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樂》），又從“心”“物”感應關系，論述了音樂産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強調要音“适”和心“适”，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各家論述
關于儒家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認為屬于“衰世之政”。在這裡，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在呂氏眼裡，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節葬》）縱觀《呂氏春秋》可以發現，其《孝行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禮記》重合。它強調：“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國事萬機，綱要在孝。“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行》）仁義禮智，均以孝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有度》）在呂不韋眼裡，儒家學說好是好，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談不上推廣了。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量，隻有通達性命之情，把仁義變為内生變量，德治才可實施。而通達性命之情，則要遵循儒家的清靜無為。由此，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似順》），所以，實現儒家的德治，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無為，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這一辯證邏輯，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産物。
關于墨家
相對道、儒二家，《呂氏春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它基本據棄或予以駁斥。但對尚賢、兼愛之說，還是有所吸收的。《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内之路而時往來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精通》篇強調：聖人“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贊賞堯、舜“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也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相一緻。《呂氏春秋》中有一篇《節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但出于活着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故此厚葬是無益的。那麼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更顯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呂氏春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名實觀，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确運用，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顯然也是吸收、繼承了《墨經》中的優秀思想。
關于道家
《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并把它運用于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儒家學術貫穿全書。它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認同先秦儒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主張，它說：“大聖無事而幹官盡能。”“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佚于治事。”《呂氏春秋》認為這種表面的“無為”，才能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争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造成混亂和危殆。應該說，《呂氏春秋》中的這些見解，來自于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
關于法家
《呂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這些觀點顯然與商、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系。但是《呂氏春秋》對于法家“慘礉少恩”的一面，對于《韓非子》中的種種陰謀權術，是拒斥不取的。
關于農家
該書《士容論》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顯然是農家之言。《上農》篇重視農業生産，其理由是：“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這就是說，倡導重農，不僅為了生産，還有“貴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說：“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當然，《呂氏春秋》重農并不排商，它主張先農後商，與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農抑商政策，是有區别的。
關于兵家
對于用兵作戰，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将救之，以慈衛之。“這一份文化遺産，尤其是它總結出的“義務必勝”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明确反對墨家的偃兵觀。他強調，人類的争鬥是自古以來存在的，所以軍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争。争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笞杖，豎子就會為非作歹；國無刑罰，百姓就會侵淩掠奪；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蕩兵》）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就會助長無道。需要注意的是，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他所說的義兵，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隻講強國的霸道思想。
綜上所述，曆史上号稱“雜家”的《呂氏春秋》并不是混雜不分，毫無原則的。《呂氏春秋》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貫通各家學說，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如對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齊治平思想；對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對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呂氏春秋》雖采取各家學說，但所采取的觀點之間，并不牴牾。因此，《呂氏春秋》可謂“雜而不雜”，具有博綜衆家的融合傾向。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所以史料價值較高。
藝術特征
《呂氏春秋》是一部産生于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出于衆人之手，風格不完 全統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文風平實暢達，用事說理頗為生動，仍然 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文學散文。如《重己》篇講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從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人不愛昆山之玉而愛己之玉之說起，層層深入，語言樸素懇切。《貴公》篇講“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論點，再以荊人遺弓、桓公問管仲等具體事例說明，叙述生動明快。其他如《貴生》、《用衆》、《順民》、《正名》、《察傳》、《似順》等篇也各有特色。《大樂》篇講音樂的産生、本質和功用等，語言簡潔流暢，有《老子》的文風，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聲中音律的押韻散文。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據初步 統計，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 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呂氏春秋》在寓言的創作和運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論點，然 後引述一至幾個寓言來進行論證。如《當務》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當的危害，然後就連用“盜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齊人之勇”和“太史據法”四個寓言來說明道理。《察今》篇為了說明“因時變法”的 主張，後面也連用“荊人涉雍”、“刻舟求劍”和“引嬰兒投江”三個寓言。如 《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 亦惑乎？”該書的寓言生動簡練，中心突出，結尾處往往點明寓意，一語破的。
作品概括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呂不韋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夕。其書“基本上以儒家為宗，取各家之長而棄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 [6] 。”是秦漢雜家的代表作之一 [2] 。呂不韋是秦國一代名相，任職于戰國末年。呂因散盡家财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嬴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繼位為秦莊襄王後，被任用為秦國丞相。
在戰國時期，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并在這方面要争個高低上下。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多達三千人。與四公子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卻十分注重文才。原來，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素來善于謀略，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再說秦國猛将如雲，軍力強大，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還有一個原因，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廣為流傳，不但天下聞名，還可傳之後世，永垂青史，這一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但他可以借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願望。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準備就緒，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等到文章交上來後，五花八門，寫什麼的都有，古往今來、上下四方、天地萬物、興廢治亂、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論及，許多文章還有重複。呂不韋又挑選幾位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歸類、删定，綜合在一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号稱《呂氏春秋》的書是傑作，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就這樣寫道：“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為了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挂在首都鹹陽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 [7] 消息傳開後，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在内，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當然，這不一定就證明《呂氏春秋》字字珠玑，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權勢，沒有人願意出頭罷了。不過，這樣一搞，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于戰國時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呂氏春秋》以道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體現了儒家的優點與特色。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呂氏春秋》，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業上确實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沒。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稱之為《呂氏春秋》。 “刻舟求劍”的故事就出自《呂氏春秋·察今》。
作者簡介
呂不韋（—公元前235年），姜姓，呂氏，名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人。 戰國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國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孫。
早年經商于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将秦國質子異人帶回秦國，扶植其成為秦莊襄王後，被拜為相國，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帶兵攻取周國、趙國、衛國土地，分别設立三川郡、太原郡、東郡，對秦王嬴政兼并六國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莊襄王去世後，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為相邦，尊稱“仲父”，權傾天下。受到嫪毐集團叛亂牽連，罷相歸國，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飲鸩自盡。
主持編纂《呂氏春秋》（又名《呂覽》），包含八覽、六論、十二紀，彙合了先秦諸子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史稱“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