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财政政策: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财政政策-中文百科頻道

定義

積極的财政政策通過财政投融資進行國家基本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經濟結構，引導、推動、扶持産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内需，使本國經濟平衡可持續發展。積極的财政政策是經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我國政策

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政策涵義的。

其一，積極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了國家财政的宏觀調控能力趨于弱化，“吃飯财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着陸”之後出現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别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财政政策盡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内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化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于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企業改革中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至為關鍵的調節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類型，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中外的經濟理論表明，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财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财政政策、緊縮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财政政策，隻是在适度從緊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種應對性财政政策舉措，并非是一種政策類型。

性質特點

階段性

積極的财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适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内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裡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内需以保持經濟适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币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境允許，就是說，盡管國家财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财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适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财政政策，來達到擴展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境發生變化，财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财政政策，而隻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内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鑒于此，我國積極的财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後勁和産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複合性

擴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财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财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複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行了2700億元特别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專門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财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産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設備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和國内投資項目，在規定範圍内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政策取向

投資規模與消費需求結合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于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産上，亦即放在增加産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産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隻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于擴大内需的财政、貨币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産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總量擴張與結構優化結合

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适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當前問題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産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軟着陸，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于轉軌“鎮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于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适應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松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于當前經濟的協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将為後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産業結構優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後延性障礙。

國有與非國有經濟發展結合

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持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展需要、發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擴大内需、實現經濟增長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現實障礙和困難，财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當期政策與長期政策結合

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内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約我國後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隻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後加以統籌考慮。

調整因素

市場和消費替代

即當前财政、貨币政策的着力點，應放在有利于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适當增加财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财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

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标，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産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于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适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盡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于稅狀況所能産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隻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激活我國巨額儲蓄存款餘額和遊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财政貼息、财政參股、财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産業和房地産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出口需求替代

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蕩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産品國際競争力等途徑所能産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風險分析

簡介

積極财政政策風險是指積極财政政策的預期目标不能實現或失敗的可能性。其風險的表現大緻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決策風險，二是政策執行風險。這說明積極财政政策風險不是局限于某一個環節，而是貫穿于政策的全過程。一般而言，導緻積極财政政策風險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防範風險基本對策

原因

（1）積極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嚴重脫離實際，或财政政策目标與國民經濟發展目标脫節，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會帶來相應的政策風險。（2）在财政政策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響積極财政政策風險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選擇上的失當，且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5）财政政策嚴重滞後，沒有随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過大或過小。（7）在财政政策執行過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團的阻撓或政策執行者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分析

以上隻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對積極财政政策風險的含義、表現及成因進行了抽象分析，對中國積極财政政策風險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須密切聯系中國積極财政政策實踐來具體進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财政部關于增發國債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今年中央财政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決定由财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決不搞一般性工業項目。根據這一原則，當年安排的國債資金項目主要包括：農田水利和生态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要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設500億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城市電網改造；增加公檢法及司法設施建設投資；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别國債，補充其資本金；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和進口設備稅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内需和鼓勵出口，決定繼續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運用方面，既向銀行增發國債用以擴大投資，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進消費；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又支持企業技術改造。2000年，積極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發行1000億元長期國債，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區傾斜，60%以上的國債投資用于中西部地區；二是繼續貫徹落實 1999年出台的調整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措施，保障城鎮居民的收入穩定增長；三是進一步應用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促進消費、增加出口。根據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繼續實行積極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繼續追加現有國債資金項目的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

從近3年實施積極财政政策的效果來看，通過積極财政政策的實施，1998年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2000年拉動經濟增長1.7個百分點（中國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長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這表明2000年我國國民經濟已出現了走向良性循環的重要轉機。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盡管2000年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我國的經濟競争力還比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還沒有根本轉變，企業經濟效率沒有明顯的提高，不少企業經營十分困難，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農業發展基礎不牢，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仍沒有很好解決；産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信息化程度較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缺乏堅實的基礎。

積極财政政策的實施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們的預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這說明積極财政政策在其決策及實施過程中客觀上仍面臨着一定的風險。導緻政策風險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積極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動經濟的年度增長上，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關注不夠。其次，在分析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的原因時，認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着力點隻是放在擴大内需上，而對社會供給方面存在的問題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财政支出規模來擴大内需，帶動經濟增長，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間缺乏有機配合。第四，在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開始回升的情況下，我國财政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擴大需求上，而沒有适時地進行戰略上的轉移，财政政策顯得嚴重滞後。第五，在處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方面，片面強調前者的作用，而忽視後者的作用，沒有擺正财政政策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緻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風險尤其是國債風險進一步加大。第六，積極财政政策沒有體現其應有的公平性，而是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存在明顯的歧視，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于經濟增長目标的實現。第七，由于層層截留、挪用，據估計，約有20%的國債資金不能到位，緻使通過國債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大打折扣。

基本對策

确定财政政策目标

在積極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須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确保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作為我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時，不能僅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經濟增長目标的實現，而應将重心放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隻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才能真正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有保證。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也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産業結構的合理化、地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城鄉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生态環境的好轉等。

轉移财政政策重心

積極财政政策的重心應該從拉動需求轉移到改善供給上來。在積極财政政策實施的初期，針對需求嚴重不足的嚴酷現實，财政政策作用的側重點放在拉動需求方面，這樣做簡單、容易操作，而且見效快，因而是無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回升，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投資品及消費品價格開始止跌回升，這說明我國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盡管有效需求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移到有效供給上來了。經過3年積極擴張的财政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财政赤字率、償債率、債務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過警戒線，雖然負債率還較低，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國民經濟對國債的承受能力相對低下，因而以西方發達國家及歐盟成員國所确定的警戒線标準來說明我國的國債發行還有較大的空間，這是不正确的。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的國債負擔率應控制在20%以内為宜，最多不得超過30%，否則有發生财政危機的危險。

由此可見，以擴大國債規模和财政支出規模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動需求增長的财政政策已沒有多大的回旋餘地。單一的需求管理政策隻能解決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不可能解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要确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積極财政政策的重心應放到改善供給、增加有效供給上來。要通過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使産業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和城鄉經濟結構逐步合理化，經濟增長與生态環境的保護能夠有機協調起來。

調整财政政策工具

在積極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發生轉移的情況下，對财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首先，在國債方面，雖然維持一定數量的國債發行是必要的，但國債發行規模要加以嚴格控制，國債增長速度應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國債風險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國債資金的運用應僅限于具有經濟效益的領域，并重點投向基礎産業及基礎設施，以及企業技術改造和信息産業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産業。國債資金向這些領域的投入不是包辦或壟斷，而是重在發揮其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國債資金應退出納消費性領域，有關社會保障事務應通過稅收等無償性收入來解決。在國債資金投資結構上，要逐步加大新興産業及企業技術改造方面的投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适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以推動我國産業結構、産品結構的升級，充分發揮國債投資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拉動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要加大對國債投資過程的監督管理，确保國債資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國債投資加大西部地區開發力度的過程中，投資的重點應放在西部地區的基礎工業及基礎設施方面，優化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并使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得到進一步加強。

其次，要充分發揮财政貼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依靠财政投資支持國家重點建設、優化産業結構和對社會投資實施調控，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比重日趨下降、國債風險加大的情況下，面對中長期優化産業結構方面巨大的投資資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當前一種切實有效的方式是通過财政貼息支持政策性融資，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引導。目前要擴大财政貼息的資金規模，使之成為加強供給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過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刺激民間投資。要廢除固定資産投資方向調節稅；變生産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并相應調低其基本稅率，取消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區分；統一企業所得稅，給内外資企業以公平的稅收待遇。取消地區性稅收優惠待遇，實行以産業為導向的稅收優惠待遇。

第四，要切實解決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和亂集資問題，充分發揮人大、政協、人民群衆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規範和約束政府本身的行為，切實減輕企業及個人的負擔，調動其投資積極性。如在政府收費方面，有關政府收費的立項、收費标準的确定等都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的審批，收費标準的調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省級人大常委會舉行聽證會。各級政府隻是收費的執行者和管理者，無權進行收費的立項、收費标準的确定和調整。

正确認識财政政策的地位

正确認識财政政策在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堅持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隻能建立在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的财政政策隻是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對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誇大。在運用财政政策以實現經濟發展目标時，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範圍，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過财政政策的實施，彌補私人經濟部門投資的不足，并積極引導其投資方向，而不是排擠私人經濟部門投資，同其在經濟領域争利。作為财政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要注重提高決策水平和執行水平，及時收集和掌握經濟發展信息，減少和避免政策決策和政策執行的盲目性。

其他經濟政策密切配合

積極财政政策目标的實現及其風險的防範，還需要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國的一切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都必須适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别是在我國即将加入WTO的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開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标之間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問題，還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間投資缺乏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民間投資産業準入政策方面的障礙等，使民間投資近幾年來一直處于低迷狀态。要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必須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面給予公平待遇，廢除各種歧視性的規章制度，民營企業可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及銀行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要逐步取消産業準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礙，變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除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及國防安全的領域不宜讓民間資本進入外，其他領域應盡可能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都必須對國内民間資本開放。

系統性

在積極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下，2012年的财政政策呈現“穩宏觀、調微觀、保民生、促發展”四大特點。

先說“穩宏觀”。“穩”的總體要求是保持财政支出擴張力度，并對經濟主體适當減稅。因此，“穩宏觀”的主要措施有兩部分：一是堅持政策的力度和結構，全年共發行國債和地方債8500億元，有效對沖了經濟的下行壓力。二是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包括落實新的個人所得稅法，降低社會中低收入群體的納稅負擔；實施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等減輕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對小型微利企業實施所得稅減半征收優惠政策；開展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并穩步擴大試點範圍。

第二是“調微觀”，主要完成了八件大事：一是大力支持自主創新和提高産業核心競争力；二是中央投入1769億元，加快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三是建立健全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政策體系；四是中央投入150億元，将草原生态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覆蓋到國家确定的全部牧業半牧業縣；五是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實施稅費減免政策；六是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産業和高技術産業發展，促進傳統産業優化升級，推動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七是實施重大文化産業項目帶動戰略；八是落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各項财稅政策，提高困難地區落實各項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

第三是“保民生”。這個“保”字具有保障和改善的雙重含義，并體現在公共服務提供和居民收入增長兩個方面：一是今年保持較大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動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社會事業加快發展。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擴大财政補助規模，提高城鄉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第四是“促發展”。這個促發展與“穩中求進”的“進”是一個道理。本年度内，中國經濟規模繼續擴張，全年經濟增速預計可能超過7.8%；經濟結構持續改善，實體經濟投資占固定資産投資總額的比例超過70%，并且高新技術企業投資活動占其中一半以上；技術和管理創新因素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提供的經濟增長貢獻預計将超過20%。

總體看，2012年度财政政策的成績可圈可點。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基本實現國家财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4%的目标；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實現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财政補助标準；紮實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新開工建設700萬套以上；保證公共财政對文化建設投入的增長幅度高于财政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

三個支點

作為一種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操作，積極财政政策的實際内容必然要落實于增加赤字、減少稅收和擴大支出三個方面。

增加赤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财政赤字的規模及其邊際效應直接決定财政擴張力度的大小。實施财政擴張，2013年的财政赤字就要在2012年的基礎上有所增加。把通過舉借國債和動用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彌補的财政赤字（分别為8000億元和2700億元）合并計算，2012年财政預算赤字的總規模超過1萬億元。考慮到2013年的經濟走勢和實施财政擴張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預期，2013年财政預算赤字的增加額當以數千億元計。

再看減稅和增支。一筆特定數額的财政赤字可以支撐減稅，也可以支撐擴支，還可以同時支撐減稅和擴支。這取決于對積極财政政策擴張力度的把握。鑒于稅收和支出的乘數差異，一般而言，擴大支出較之減少稅收具有更大、更直接的擴張性效應。然而，考慮到兼顧雙重需要、鎖定多重目标的當下宏觀經濟政策格局并權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則可以判斷，2013年的積極财政政策應以實施結構性減稅為重心。

以結構性減稅而非以擴大政府支出為重心，是因為減稅主要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這樣做，一方面有助于實現逆周期調節的穩增長目标；另一方面有助于将更多的投資決策權交給市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避免粗放型擴張，更好地發揮積極财政政策對于推進結構調整的作用。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在2012年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結構性減稅已成為積極财政政策的主要載體。進入2013年，在雙重需要、多重目标的牽制下，結構性減稅對于财政擴張的作用将愈加凸顯，甚至可能成為影響此輪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這就意味着，2013年的财政預算赤字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份額用于支撐結構性減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