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藍衣社（The Blueshirts）是1930年代國民黨的一個内部組織，積極效仿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褐衣黨（brown shirts）和黑衫黨（Blackshirts）。于日本侵華後和中國自己對德、意宣戰以後的1940年代解散。1930年代初，中國國民黨内具有理想主義刻苦清廉的人士發起成立“藍衣社”，企圖克服日本入侵危機、制止國民黨腐化堕落。
其實，"藍衣社"的組織并未存在過，隻是一種訛傳。而真正的蔣介石麾下的黃埔系軍人組織叫"三民主義力行社"，其中到處殺人越貨、密捕刑偵的則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
混淆
20世紀30年代初，藍衣社可以說是一個神秘而又恐怖的組織，藍衣社運動也成為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政治運動。然而，“藍衣社”的稱呼并不存在，真正代替它的是另一個秘密團體一“複興社”(全名“中華民族複興社”)。“複興社”為何被傳為“藍衣社”?這主要是一個名為劉健群的人所首倡的。劉健群作為複興社中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是一個唯一例外的非黃埔生。
由于不是嫡系，盡管身居高位，會說會寫，也很會活動，但最終是不可能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不可能取得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各級組織及其成員的認同，更不可能培養自己的基本力量。他的一生發迹于政治。但最終也不過是在官場上插科打诨的醜角，最多也隻能算是一個“跳加官”的場面人物而已。
宗旨
蔣介石為藍衣社拟定的“宗旨”：
革新教育、開發實業、調劑勞資、統制工商、平均地權、扶助耕農、喚起民衆、注重道德、崇尚禮儀、創造武力、夭志勞動、誓服兵役、恢複領土、還我主權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國民黨作為革命黨的形象和靈魂，但是這個以法西斯主義為指導的國民黨革新工程未獲成功。
組織結構
20世紀30年代，存在于國民黨内部的主要是兩個并行的組織，即CC系和力行社，當時的國民黨黨争就體現在這兩個黨派的權力之争，直到1938年這兩大組織被取消之後，國民黨内部的黨派争奪就以黨團對立的形式延續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在蔣介石的政權體系中，除了CC系和力行社，還有一個政學系，這三個功能不同的組織同時也是蔣介石政權的三大支撐組織。
力行社由三個不同功能、不同名稱和彼此相對獨立的層級組織所構成。頂層是“三民主義力行社”，是最高決策和指揮層；第二層包括兩個組織，即“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為承上啟下的決策執行層；第三層是“中華複興社”，為領導群衆，直接執行決策的階層。在“中華複興社”之下，還設有一些外圍團體，如“民族運動委員會”、“中國童子軍勵進會”、“西南青年社”、“中國文化協會”和“忠義救國會”等。這些外圍團體實際構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層。
頂層的力行社和中層的革命同志會均各有從中央到基層的組織體系：中央設總社，省級設分社，縣級設支社，區級設小組。“中華複興社”自身沒有幹部組織，受革命青年同志會領導。
各階層的人數，頂層“三民主義力行社”大約僅有300餘名成員；中層“革命青年同志會”到1938年解散時，約3萬人；“革命軍人同志會”存在時間不到一年，人數多少不明；底層“中華複興社”的成員有多少，說法不一，或說10萬以上，亦說近50萬。
行社社員的吸收，采層級遞進制，先入“中華複興社”，次由“中華複興社”社員提升為革命同志會會員，再由革命同志會會員晉升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社員。能由同志會升入“三民主義力行社”者很少。
整個組織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鐵的紀律。組織内部隻有縱向聯系，而無橫向聯系；隻有自上而下的集權，沒有自下而上的民主；隻有上層組織成員領導和指揮下層組織，而下層機構的成員除幹部外，不知有上層組織的存在。
力行社從發起宗旨，到組織形态，均顯示出是一個龐大的具有嚴密組織系統的準政黨團體。力行社作為一個組織的存在雖然隻有短暫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輻射出的組織能量卻是驚人的，其觸角幾乎伸展和滲透到中國政治社會的各個領域；其組織結構的嚴密性、複雜性和内部協調性亦非既有的國民黨黨機器所能企及。
數十萬人的規模更是戰前國民黨内其它政治派系所無法比拟。戰前國民黨黨員人數，據1937年1月的統計，總計亦不過165萬人，内中有名無實的軍隊黨員約占101萬，海外黨員約占11萬，國内普通黨員不到53萬人。
力行社成員中隻有一部分具有國民黨黨員身分。力行社的組織規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個自主性和組織力均甚強健的，堪與國民黨黨機器相颉颃的準政黨組織。
主要人物
蔣介石：三民主義力行社社長、“藍衣社”的最高領袖。
1932年1月，他決心贊助隻有六十餘名成員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為效仿德國納粹黨、意大利“黑衫黨”的秘密組織。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發展成員約三百名，其下屬組織“革軍會”、“革青會”和“中華複興社”，成員更多達五十萬。但與此同時，為實現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傾軋不斷。他的這些手筆，引發了賀衷寒、鄧文儀等力行社首腦的暗自不滿，在西安事變中，他們試圖置蔣介石于死地。
滕傑：力行社創始人、首任書記。
他富有熱血而忍辱負重、兢兢業業，是力行社、“藍衣社”曆史上最沒有争議的首腦。1931年7月，他甘冒殺身之禍，與未婚妻陳啟坤發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後，力行社、“藍衣社”發展成員萬餘人，他卻被蔣介石免去了書記職務。
賀衷寒：力行社靈魂人物之一、第二任書記。
他曾是黃埔學生的政治領袖，并被視為蔣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選。在他的手上，力行社發起了第三級組織“中華複興社”，成員多達十餘萬。
但為了避免他的坐大，蔣介石支持康澤組建了效仿德國黨衛隊的“别動隊”，使以康澤為首的西南人勢力，與賀衷寒為首的湖南人勢力從此勢均力敵、相互抗衡。
他對蔣介石漸漸怨恨。西安事變中，他成為武力解決的主要代表，試圖取蔣以自代。但蔣介石活着回來後，他被視為有“狼子野心”，從此畢生不得志。
劉健群：力行社唯一的非黃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書記長。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藍衣社”構想、試圖将中國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蔣介石的賞識，被笑稱為蔣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個接班人人選。但他與力行社的其他首腦關系緊張，特别是他散發小冊子《中國國民黨藍衣社》、使外界普遍認為力行社是“藍衣社”後，更如此。為此，他曾被戴笠追殺。
後任台灣小政權“立法院”院長。
豐悌：力行社第四任書記長。
他是藍衣社的“留歐派”首領，1934年夏天出任力行社書記長。他任内表現平平，卻卷入了一樁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刺汪案”。為避免外界誤認為自己殺人滅口，蔣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他以“長沙大火”的借口被冤殺。
鄧文儀：力行社第六任書記長。
他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年僅27歲，卻負責軍長、師長人選的薦任審核，是中華民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但1934年夏天，他因為CC系、政學系的聯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權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為力行社書記長，但對蔣介石也異常怨恨。幾個月後，在西安事變中，他與賀衷寒一同成為武力解決派的主角。
鄭介民：力行社特務處副處長、第七任書記長。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與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務處中親近力行社總社的力量。西安事變後，他被任命為力行社書記長，但已是“看守”書記長。
戴笠死後，他擔任軍統局的後身“國防部保密局”局長。
康澤：力行社第八任書記長、“别動總隊”總隊長。
他被譽為民國罕見的“組織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組建了效仿德國黨衛隊、權勢熏天的别動隊，被毛澤東視為毀滅瑞金的元兇之一。他也被視為蔣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後，他明白了自己與蔣介石隻是互相利用關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軍逮捕時，蔣介石以為他一定會“自殺殉國”，為此開了兩次追悼會，但這時候，他已在西柏坡總結自己的“反動思想”、并痛罵蔣介石了。
戴笠：力行社特務處處長。
力行社、“藍衣社”解散後，他的特務處被改組為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即無人不知的“軍統”。
他原先隻是個不得志的小人物，但1931年秋天，他參與發起力行社後，開始了自己的發迹。他先是被任命為特務處處長，兩年多以後又兼并了鄧文儀的“調查課”，成為民國主要的特務首腦。1936年，他控制了中國的警察系統，開始效仿希姆萊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稱為“中國希姆萊”。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變中，他與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難”，從此深得蔣介石的信任。
台灣良雄的《戴笠傳》認為，沒有力行社，就沒有戴笠，“即使說力行社隻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為過”。
大事記
1931年7月：滕傑受黃埔東京同學會委托，從日本回國，意在警告中國政府，日本将侵略滿洲亦即東三省。但來到南京後，他發現政府已經完全癱瘓了，任何人對中國時局、命運都失去了信心，為此，他起草《計劃書》，決心創建一個“意志統一、紀律森嚴、責任分明和行動敏捷”的秘密組織，内反腐敗、外抗侵略，以護黨救國。
滕傑之未婚妻陳啟坤為該設想的最早贊助者。
1931年9月：在“滿洲事變”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背景下，四十餘名黃埔學生發起了“力行社”籌備處。它包括了賀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鄧文儀、戴笠、鄭介民等人。不久後，康澤、肖贊育等二十餘人，也先後加入了力行社“籌備處”。
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鎮，下野的蔣介石得知這些學生發起“力行社”的消息後，不僅沒有按照軍令殺了他們，恰恰相反，對法西斯主義已深感興趣的他，決心利用這個秘密組織，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他為此召見了力行社的三個主要首腦，滕傑、賀衷寒和康澤，指示他們說，“要多借鑒複興的德國和意大利運動，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從此以後，力行社的悲歡沉浮，開始取決于蔣介石。
1932年3月1日：在南京勵志社舊址，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力行社會議，“三民主義力行社”正式成立。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兼任社長，滕傑出任首任書記，滕傑、賀衷寒、康澤被任命為常務幹事。
1932年3月：力行社的兩個下級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先後成立。兩三個月後，革軍會已有成員三千人，革青會也有了大約兩千名成員。
1932年6月：蔣介石駐節武漢，十五名力行社社員随行。他們不僅剿滅了大别山蘇區，并發起了當時廣為人知的“武漢清流”風暴。
在此期間，力行社接管了兩個堂口組織，并将之改組為外圍組織“忠義救國會”。
1933年1月2日：滕傑被免去力行社書記職務，賀衷寒接任書記。此前三天，蔣介石下令停止“革軍會”活動，不久後又将革軍會并入革青會。革青會擁有成員萬餘名。
1933年3月29日：賀衷寒發起了效仿德國沖鋒隊的第三級組織“中華複興社”。當年夏天，複興社已發展成員四、五萬人。
1933年4月4日：在北平，劉健群向衆多記者分發了小冊子《中國國民黨藍衣社》，此舉使外界普遍認為，秘密的、旨在建立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力行社，其名稱是“藍衣社”。從此以後，“藍衣社”成為這個龐大的、共分三級并控制着忠義救國會的秘密組織，一個最廣為人知的稱謂。
1933年7月：在南昌，蔣介石下令組建效仿納粹黨衛隊的“軍委會别動總隊”，并任命康澤為總隊長。此舉使康澤為代表的“西南派”勢力，成為堪與賀衷寒的“湖南派”相提并論的力量。
康澤在江西的作為，後來被毛澤東視為毀滅瑞金的元兇之一。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蔣介石根據藍衣社成員的建議，發起了席卷全國的“新生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藍衣社進行了法西斯化輿論鼓吹，它的宣傳處及外圍組織“中國文化學會”，漸漸取代了國民黨中宣部，成為民國最主要的宣傳管制機關。
1934年3月：賀衷寒被免去書記職務，劉健群成為第三任書記，并改稱“書記長”。在賀衷寒的任期内，藍衣社三級組織共發展了約十萬名成員，成為民國三大派系之首；但也是在賀衷寒的任期内，藍衣社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泛濫。
1934年6月：“南昌大火案”發生，因為CC系、政學系的聯手陷害，鄧文儀被免去蔣介石侍從秘書職務，“中國文化學會”被解散。此舉标志着藍衣社的極盛而衰。
1934年8月：劉健群去職，豐悌成為第四任書記長。與此同時，戴笠僅有145人的特務處，兼并了鄧文儀的“調查課”，特務處達到了1772人。後來，史學界普遍認為，“系戴笠個人事業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6月：“何梅協定”交涉期間，日本人提出的九項要求中，有五項針對藍衣社。在日本人的幹涉下，藍衣社的主要勢力，政訓處、憲兵三團和社員關麟征與黃傑控制下的兩師中央軍，全部撤出華北。此舉标志着華北淪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此舉也刺激了蔣介石，使他下定了對日作戰的決心。
1935年夏天：為對日作戰，在豐悌的領導下，藍衣社發起了全民軍訓。此後兩三年，藍衣社共訓練學生約60萬人、民衆約500萬人，成為抗日戰争的發動機。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藍衣社成員先是發展到約30萬，繼而又發展到50萬。
1935年11月1日：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原十九路軍連長孫鳳海刺殺汪精衛。此舉與藍衣社有關：“敵對分子”陳光國已混入了藍衣社，并出任藍衣社助理書記；他參與了刺殺汪精衛的密謀，并通過“《司令塔》事件”，試圖制造蔣介石主使刺殺汪精衛的假象，離間蔣汪關系以分裂國民黨。案發後，蔣介石免去了豐悌職務，劉健群再任書記長；而戴笠迅速破獲該案，從此更得蔣介石信任。
幾十年來，關于“刺汪案”，各種著作汗牛充棟。本書發前人之未見，從藍衣社着手，提出“離間說”。
1936年8月：鄧文儀出任書記長。在他的任期内，主要有三件大事：大量發展複興社社員以準備抗戰；為蔣介石五十歲生日祝壽；以及處置“西安事變”。
鄧文儀出任書記長前後，在“廢警改團”的争論中，戴笠不僅保留住了26萬3千名險遭裁撤的警察，成為中國警察的領袖性人物，他并效仿希姆萊、開始了“政治警察”制度。他的“中國希姆萊”的名聲，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以鄧文儀、賀衷寒為首，藍衣社成為“武力解決派”的積極主張者。為置蔣介石于死地，它并采取了一系列被稱為“狼子野心”的舉動。蔣介石被釋放後，開始清洗藍衣社，并決心解散它。
西安事變改變了衆多藍衣社成員的命運。隻有戴笠，因追随宋美齡前往西安“殉難”，從此被視為最忠誠的鷹犬走狗。
鄭介民取代鄧文儀，成為藍衣社第七任書記長。
1937年11月：康澤出任藍衣社第八任也就是最後一任書記長，他的主要工作，是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藍衣社的三四十萬名成員，成為三青團的主體；與此同時，戴笠也受命将藍衣社特務處改組為“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即“軍統”。
1938年5月16日：在武漢，藍衣社召開了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18日，藍衣社宣告正式解散，藍衣社的衆多魁首，從此命運沉浮、悲歡難以盡述，但它的兩個遺産：三青團和軍統局，卻依舊久久地影響着後來的中國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