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國語》是關于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人物、事迹、言論的國别史雜記，也叫《春秋外傳》。原來傳說是春秋末期魯人左丘明所作，與《左傳》并列為解說《春秋》的着作。近代學者研究證實，春秋時有盲史官，專門記誦、講述古今曆史。
左丘明就是稍早于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講的曆史得到過孔子的贊賞。盲史官講述的史事被後人集錄成書，叫做《語》，再按照國别區分，就是《周語》、《魯語》等，總稱《國語》。西晉時曾在魏襄王墓中發現了大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就有《國語》三篇，談到了楚和晉的曆史，這說明戰國時此書就開始流傳了。現版本的《國語》大概是這些殘存記錄的總彙。因為是口耳相傳的零星記錄，内容主要是口語，國别和年代的區分、排列沒有嚴格标準。
全書二十一卷中，《晉語》九卷，《楚語》二卷，《齊語》隻有一卷。《周語》從穆王開始，屬于西周早期。《鄭語》隻記載了桓公商讨東遷的史實，也還在春秋以前。
《晉語》記錄到智伯滅亡，到了戰國初期。所以《國語》的内容不限于《春秋》，但确實記載了很多西周、春秋的重要事件。從傳授淵源來看，可以認為是左丘明所作。《國語》出自的記錄，是一種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因此司馬遷着《史記》時就從中吸取了很多史料。
國語按照一定順序分國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記述曆史人物的言論。這是國語體例上最大的特點。
作者簡介
《國語》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議，迄今未有定論。最早提出《國語》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按照他們的說法，左丘明為孔子《春秋》作傳後，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稽其逸文，纂其别說……”根據作傳所剩下的材料，又編輯了一本書，即《國語》。班固、李昂等還把國語稱為《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
但是在晉朝以後，許多學者都懷疑這類說法。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他在《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中言：“《國語》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宋人劉世安、呂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錫瑞等也都對左丘明着《國語》存有疑問。
宋代以來，包括康有為在内的多位學者懷疑《左傳》為西漢劉歆的僞作。
到了現代，學界仍然争論不休，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但是缺少确鑿的證據。普遍看法是，國語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曆史的人，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彙編而成。他們認為：《國語》并非出自一人、一時、一地。它主要來源于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後來經過熟悉曆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纂成。
作品目錄
卷一周語上
卷二周語中
卷三周語下
卷四魯語上
卷五魯語下
卷六齊語
卷七晉語一
卷八晉語二
卷九晉語三
卷十晉語四
卷十一晉語五
卷十二晉語六
卷十三晉語七
卷十四晉語八
卷十五晉語九
卷十六鄭語
卷十七楚語上
卷十八楚語下
卷十九吳語
卷二十越語上
卷二十一越語下
作品影響
國語在内容上有很強的倫理傾向，弘揚德的精神，尊崇禮的規範，認為“禮”是治國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國語的政治觀比較進步，反對專制和腐敗，重視民意，重視人才，具有濃重的民本思想。
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财政、軍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種内容，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曆史非常重要。
藝術特色
從史學和文學成就看，《國語》不如《左傳》。但《國語》也有較為明顯的藝術特色，這就是：一、長于記言，二、有虛構故事情節。雖然在語言上較為質樸，但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應該說比《左傳》前進了一步。例如，《晉語》所記骊姬深夜向晉獻公哭訴進讒的事，早在秦漢之際就被人懷疑。《孔叢子·答問》記陳涉讀《國語》至此處，向博士問道：“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餘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詞。”
雖然博士曲為《國語》回護，硬說宮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聽記錄，這是不能說服人的。唐人柳宗元曾寫《非〈國語〉》一文，他說：“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并說《國語》“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其實，柳宗元列舉的非難之詞，從文學的角度看，正是對《國語》應該肯定、贊美之處。
我們看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取得暫時和平之後，如何忍辱負重，蓄積力量，準備複國，作品寫得何等生動傳神：勾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裡。乃緻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饩；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
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複戰！”這種“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寫得何等生動、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勝之理！
思想傾向
《國語》的思想比較駁雜。它重在記實，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随所記之人、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如《魯語》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齊語》記管仲語則談霸術；《越語》寫範蠡尚陰柔﹑持盈定傾﹑功成身退，帶有道家色彩。
《國語》與《左傳》《史記》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類評語。所以作者的主張并不明顯，比較客觀。《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國語》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遇事求神問蔔，但在神與人的關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對人事的重視。
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如《魯語上》魯太史裡革評晉人弑其君厲公時，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又如《周語上》邵公谏厲王弭謗中，邵公主張治民應“宣之使言”，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政治的得失，國君隻有體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惡，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品評價
就文學價值說，《國語》雖不及《左傳》，但比《尚書》《春秋》等曆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具體表現為：作者比較善于選擇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谏弭謗”一節，通過召公之口，闡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論題。《國語》在叙事方面，亦時有缜密﹑生動之筆。
如《晉語》記優施唆使骊姬讒害申生，《吳語》和《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争始末，多為《左傳》所不載，文章波瀾起伏，為曆代傳誦之名篇。又《晉語》記董叔将娶于範氏，似絕妙的諷刺小品。所載朝聘﹑飨宴﹑辯诘﹑應對之辭。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國語》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誠如崔述所說：“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洙泗考信錄。餘錄》）
《國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國語》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别史體例，對後世産生了很大影響，陳壽的《三國志》、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都是《國語》體例的發展。另外，其缜密、生動、精煉、真切的筆法，對後世進行文學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四庫提要記載
《國語》·二十一卷（戶部員外郎章铨家藏本）
吳韋昭注。昭字弘嗣，雲陽人，官至中書仆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注》謂為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複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複牴牾。蓋古人着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漢志》作二十一篇。
其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肅本二十二卷，賈逵本二十卷，互有增減。蓋偶然分并，非有異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實二十一卷。諸家所傳南北宋版，無不相同。知《隋志》誤一字，《唐志》脫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稱兼采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廖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序》又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
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義者：
《周語》凡服數一條、國子一條、虢文公一條、常棣一條、鄭武莊一條、仲任一條、叔妘一條、鄭伯南也一條、請隧一條、渎姓一條、楚子入陳一條、晉成公一條、共工一條、大錢一條、無射一條。
《魯語》朝聘一條、刻桷一條、命祀一條、郊禘一條、祖文宗武一條、官寮一條。
《齊語》凡二十一鄉一條、士鄉十五一條、良人一條、使海于有蔽一條、八百乘一條、反胙一條、大路龍旂一條。
《晉語》凡伯氏一條、不懼不得一條、聚居異情一條、貞之無報一條、轅田一條、二十五宗一條、少典一條、十月一條、嬴氏一條、觀狀一條、三德一條、上軍一條、蒲城伯一條、三軍一條、錞于一條、呂锜佐上軍一條、新軍一條、韓無忌一條、女樂一條、張老一條。
《鄭語》凡十數一條、億事一條、秦景襄一條。
《楚語》聲子一條、懿戒一條、武丁作書一條、屏攝一條。
《吳語》官帥一條、錞于一條、自亞刂一條、王總百執事一條、兄弟之國一條、來告一條、向檐一條。
《越語》乘車一條、宰一條、德虐一條、解骨一條、重祿一條。不過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訛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為三百欤。
《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轉訛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周語》“昔我先世後稷”句，天聖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聖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脫去。然所引注曰雲雲，與此本絕不相同，又不知何說也。此本為衍聖公孔傳铎所刊。如《魯語·公父文伯飲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詞”四字，當在“将使鼈長”句下，而誤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訛，亦所不免。然較諸坊本則頗為精善。自鄭衆《解诂》以下，諸書并亡。《
國語注》存于今者，惟昭為最古。黃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注《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诋其訓“材”為“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說。而不知《鄭語》“計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訓。然則奇齡失之眉睫間矣。此亦見其多資考證也。
國語正義序
歸安董增齡撰
《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漢儒之說彰矣。
注釋
1.太史公自序，參見《史記.卷一百三十》。
隋劉光伯、唐陸淳、柳宗元始有異議。摭拾異同，毛舉細故，後人遂指《魯語》“皇華五善”語，言“六德”文，與《左》違。《内傳》謂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魯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外傳》謂吳既滅之後，尚有陳蔡之君，執玉朝越；黃池之會，《内傳》先晉人，《外傳》先吳人；《周語》自穆王至幽王，《鄭語》獨載桓武，而莊公以下無聞，皆《春秋》以前事，以傅會劉柳之說。
注釋：
1.劉炫，字光伯，隋經學家，《隋書.儒林》有傳。
2.陸淳，即陸質，《舊唐書》、《新唐書》有傳：“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李純）名改之。”
3.摭，音質，拾也。
4.毛舉細故。《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鈎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蒸人》即《烝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諱）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将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将，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诰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者。塞猶當也。”
5.皇華五善。《魯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诹、謀、度、詢，”是五善也。
然宏嗣明言《國語》之作，其文不主于經，則固不必以經為限矣，至内外《傳》同出一人，而文有異同，試以《史記》例之：《鄭世家》以友為宣王庶弟，《年表》又以友為宣王母弟；黃池之會，《晉世家》謂長吳，《吳世家》又謂長晉。遷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至《内傳》，則成十六年苗贲皇曰“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族”，襄二十六年聲子述苗贲皇曰“吾乃四萃于其王族”，是左氏各承晉楚兩史舊文，慎以阙疑，不敢參以臆斷也；又成十六年“塞井夷竈”二語屬之士匄，襄二十六年又屬之苗贲皇。
《内傳》一書如此，又何疑《外傳》、《内傳》之有參差乎？班氏《藝文志》言《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外傳》五十篇，《谷梁傳》十一卷，《谷梁外傳》二十一篇，則作傳者必有《外傳》以曲暢其支派。《國語》之為《左氏外傳》正同一例。《公》、《谷》二家外傳已逸，安知彼之《外傳》不與其《内傳》亦有牴牾乎？故宏嗣斷以為出左氏之手。
注釋：
1.宏嗣，即弘嗣，韋昭字弘嗣，避清高宗弘曆諱。
2.《内傳》，《春秋左傳》。
3.《外傳》，《國語》。
《内傳》之出，獻自北平侯張蒼，《外傳》不知何時始出。賈子《新書.禮容下篇》載單靖公、單襄公事，皆采《國語》，則《國語》之出，亦當在漢文帝之世。《儒林傳》載賈生治《春秋左氏傳》，今又兼述《國語》，則賈生亦以《内傳》、《外傳》之同出《左氏》也。班氏《藝文志》既載《國語》二十一篇，又載《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所分，則漢時《國語》有兩本，今所傳二十一篇與班《志》合。
然《公羊疏》第六卷引《國語》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國語》曰“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史記?夏本紀》裴骃《集解》引《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水經·河水》注引《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蕩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水經·瓠子河》注引《國語》曰“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史記·補三皇本紀》索隐引《國語》曰“伏羲風姓”，《夏本紀》正義引《國語》曰“滿于巢湖”，《鄒魯列傳》索隐引《國語》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禮·祭法》疏引《國語》曰“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文選·東京賦》注引《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綪茷”，《文選》盧谌《贈劉琨詩》注引《國語》曰“齊大夫子高适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也。’”今本皆無之，則逸者不少矣。
然裴骃引“敷淺原”一條，郦道元引“華嶽”一條，《文選》注引“子高”一條，其文與《國語》絕不類，議者疑之。《齊語》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辭，《管子》遠出《左氏》之前，必不預知《國語》之文而襲之，竊疑《齊語》全亡，而後人采《小匡》以補之與？說者又謂《越語》下卷，疑非《國語》本文，其與他卷不類。又《國語》敍事，雖不盡有年月，然未嘗越次，今上卷已書越滅吳，下卷複從句踐即位三年起，他國無此例。《内傳》無範蠡姓名，《外傳》止《吳語》一見，在五大夫之列，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卷乃專載蠡策，若滅吳之事，蠡獨任之者，殊非事實。
《藝文志·兵權謀》有《範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攙入當在劉向以前。齡案：孔晁本二十卷，則第二十一卷，孔博士已不信其《國語》真文矣。宋公序《補音》本及天聖本兩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補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長，而用《補音》本者十之七八雲。為之注者，有漢鄭衆、賈逵，魏王肅，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七家。今唯韋解尚存，然已間有逸者，如《禹貢》疏引韋解雲“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為名”，《文選?東京賦》注引韋解雲“綪茷，大赤也”，今本皆無之。
鄭注則他書征引者僅有數條。其馀四家賈、王、虞、唐除韋所引外，則《史記》集解、索隐、正義、《詩》疏、《周禮》疏、《春秋左傳》疏、《公羊》疏征引為多。孔出韋後，亦見于諸疏及《史記》注。今皆采掇，以補宏嗣之義。
《韋解》孤行天壤間，已千五百馀年，未有為之疏者。竊意許叔重、鄭康成兩君，為漢儒宗主，自三國分疆，而儒學為之一變，宏嗣生于江南擾攘之秋，抱阙守殘，視東漢諸儒已非其時矣，其所解固援經義，而與許鄭諸君，有未翕合者，依文順釋，義有難安，況墨守一家之說，殊非實事求是之心，用是采撷諸經舊說，間下己意，非求争勝于青藍，不敢面谀夫鹿馬。檢楊氏《谷梁正義》間與範氏之注語具抑揚，則知疏不破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今铨釋韋解之外，仍援許鄭諸君舊诂，備載其後，以俟辨章。譬導水而窮其源，非落葉而離其根也。
韋解體崇簡潔，多阙而不釋，《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及應劭、如淳、晉灼、蘇林、顔師古等家《漢書》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凡于馬、班正文采取《國語》者，各有發揮，或與韋解兩歧，或與韋解符合，同者可助其證佐，異者宜博其旨歸，并采兼收以彙古義。錞鼓不同音，而皆悅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觀也。國邑、水道，以《漢.地理志》、《後漢.續郡國志》為主，而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杜氏《通典》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廳州縣之名，庶覽者了然。至于宮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則孔賈諸疏具存，止撷簡要，不事詳叙。
唯是賦性颛愚，疏于搜讨，況草茅孤陋，既不獲窺秘府鴻章，廣資聞見，又不獲交四方碩彥，共得切磋，固蔽是虞，未敢自信。今年逾四十，平日所聞于師友者，恐漸遺忘，是以就已撰集者，寫錄成編。奮螳蜋之臂，未克當車；矢精衛之誠，不忘填海。歲在阏逢閹茂，始具簡編。時經五稔，草創初成。勉出所業，就正君子。倘披其榛蕪，匡其缪誤，俾得自知其非，庶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責，則重拜大贶，感且不朽矣！
曆代研究
注釋本
《國語》成書以來，東漢鄭衆、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孔晁等為之作注。唐宋以來，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韋昭《國語解》存于世。北宋時，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國語》及韋解，并作《國語補音》三卷。然其間亦有宋庠不知者：如後漢楊終撰有《改定春秋外傳章句》，三國孫炎撰有《國語》注，北魏劉芳撰有《國語音》一卷。公序雲：“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内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也。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箸撰人姓名，尋其說，乃唐人也。”恐失檢于《魏書·劉芳傳》。除此以外，我們不排除東漢、三國、魏晉之間佚名舊注大量存在而後世散佚不傳這種情況。
韋昭《國語解》是現存于世的《國語》最早注本，他在《國語解叙》中對其之前的注家及其作注的緣由、依據也有清楚的說明：“遭秦之亂，幽而複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于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滞，昭析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阙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于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禦史會稽虞君，尚書仆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
昭以末學，淺暗寡聞，階數君之成就，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并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複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内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他的大體情況上文已述。
公序以下直至清初，研究《國語》者寥寥無幾。有清一代，樸學大興，其間不乏校注《國語》者。主要有：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國語三君注輯存》、《國語發正》、《國語明道本考異》），陳瑑《國語翼解》，董增齡《國語正義》等。
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對《國語》文本作了系統翔實的研究。其作《國語校注本三種》的緣起、體例、依據在《三種》各自序言都有明确交代。茲錄于下，以資參證。
《國語三君注輯存》序：“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逵、吳侍禦史虞君翻、吳尚書仆射唐君固也。韋宏嗣采摭三君，并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時，鄭大司農衆作章句，其書最為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亦為章句訓注，後先于韋而解不載。今遠孫不揣谫陋，搜羅舊聞，其三君說有見于解中有不見于解中悉錄之，王、孔諸家亦載焉。于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衆說之足資取益也。“《國語》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國語發正》序：向稱《外傳》，與《内傳》相為表裡，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晉，散佚無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采古訓，又參幷己意。實事求是，卓爾钜觀。然學道無窮而偏漏難掩，此中得失，間有瑜瑕，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輯舊聞，博取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訛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複詳說之。爰列三例，依傳作卷，為《發正》：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
《國語明道本考異》“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字于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國語校注本三種》（《國語三君注輯存》、《國語發正》、《國語明道本考異》），有清道光丙午閏五月汪氏振绮堂刊本。其中《國語發正》被王先謙收入《清經解續編》，《國語明道本考異》收入《四部備要》，列于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劄記》之後。
陳瑑《國語翼解》，主要是搜集相關文獻對韋昭《國語解》作疏證補充工作。顧其名即知其作是書之旨，翼者，輔也，佐也，助也。《廣雅書局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均有收入。
董增齡《國語正義》，其序雲：“宋公序補音本及天聖本兩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補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長，而用補音本者十之七八。……雲為之注者，有漢鄭衆、賈逵、魏王肅、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七家，今唯韋解尚存。……今铨釋韋解之外，仍援許鄭諸君舊诂備載其後，以俟辯章。譬導水而窮其源，非落葉而離其根也。韋解體崇簡潔，多阙而不釋。
《史記》集解、索隐、正義及應劭、如淳、晉灼、蘇林、顔師古等家《漢書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凡與馬班正文采取《國語》者，各有發揮。或與韋解兩歧，或與韋解符合。同者可助其左證，異者宜博其旨歸。并采兼收，以彙古義。錞鼓不同音，而皆悅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觀也。國邑水道，以《漢·地理志》、《後漢·續郡國志》為主，而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杜氏《通典》，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廳州縣之名庶覽者了然。至宮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則孔賈諸疏具存，止撷簡要，不事詳叙。”
正義者，注之疏也。殆因“疏不破注”之例，《國語正義》雖篇幅不小，但發明無多。吳曾祺在其《國語韋解補正》叙中就說：“然董氏之書，多征引舊典，而于文義之不可通者，反忽而不及。似博而實略，似精而實疏。”這個評判應該說是相當公允的。董增齡《國語正義》有清光緒庚辰章氏式訓堂刊本，巴蜀書社1985年據此本影印出版了影印本。
此外，清人對《國語》還作了大量輯佚工作：王仁俊《經籍佚文》輯有《國語佚文》一卷；王谟《漢魏遺書鈔》、勞格《月河精舍叢鈔》、黃奭《漢學堂叢書》、《黃氏逸書考》、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蔣曰豫《蔣侑石遺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對已亡佚的東漢鄭衆、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孔晁等《國語》注作了輯佚工作。這些輯佚工作，作用不言自明。
清末校诂《國語》者有吳曾祺，撰有《國語韋解補正》一書。他在《國語韋解補正》叙中說：“《國語》一書，時有箋疏，惜其寥寥無幾。獨高郵王氏，所得為多。乃擇其說之合者，悉纂而輯之。其有不足，辄以己意謬為附益。歲月既久，楮墨遂滋。因彙為一編，名之曰《國語韋解補正》。補者，補其所未備；正者，正其所未安。備且安，是書之本末具矣。”其書亦間有創獲，于讀《國語》者，不無裨益。清宣統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其書。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有數次印行。
其後沈镕有《國語詳注》，惟存《國語》正文，摘列重要詞句略加诠釋，其性質為重注而非補注。因其發明無多，後人稱引亦少。其書民國五年文明書局有鉛印本，民國二十四年文明書局曾再次印行。
另有金其源《讀書管見·國語》（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時有所得。
台灣學者張以仁《國語斠證》一書，摘錄有異文、疑義之相關語句，以天聖明道本、公序本、公序《〈國語〉補音》、董增齡《國語正義》本等本相互雠校，旁參黃丕烈《劄記》、汪遠孫《考異》等諸家成說，廣采古注、類書及相關書中材料，以理其訛脫，正其謬誤。其于《國語》，厥功甚偉。此書由台灣商務印書館于1969年印行。
在《國語》校注本中，徐元诰《國語集解》，行世最晚，在韋解之下而能網羅之前王引之、汪中、劉台拱、黃丕烈、汪遠孫、陳瑑、董增齡、吳曾祺、沈镕各家之說，并于諸說紛存、文有疑義處以“元诰按”明其取舍，于讀《國語》者甚為便利，可稱當前《國語》校注本之最佳者。
但王樹民先生在《國語集解》點校前言裡有中肯地評價：“《國語集解》之編撰方式雖善，但其編撰工作則甚為粗疏，成為其書之最大缺陷。”其書1930年曾由中華書局印行。2002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經王樹民、沈長雲二先生點校的《國語集解》。每卷之後，都附有點校者所作校記，在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徐元诰《國語集解》編撰工作粗疏而導緻的訛誤。2006年修訂本附上了人名索引。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以《四部備要》收錄的士禮居翻刻明道本《國語》為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并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略加按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後又修訂重版多次。此為目前最易得之本，且閱讀甚為便利。
選譯本
葉麟《白話譯解國語》(屬于選譯),大連大達書社1935年
秦同培注釋、宋晶如增訂《廣注語譯國語精華》(屬于選譯),世界書局,初版不可考,新一版出版于1943年
傅庚生《國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該書的影響比較大，在後來的《國語》譯注中經常可以看到《國語選》的影子。
高振铎、劉幹先《國語選譯》，巴蜀書社1990年
全譯本
《國語》的權威點校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本，後來的《國語》譯注本都以其為底本、參酌他本而成。
薛安勤、王連生《國語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汪濟民等《國語譯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
董立章《國語譯注辨析》，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
邬國義、胡果文等《國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李維琦《白話國語》，嶽麓書社1994年
黃永堂《國語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該書發行量較大，影響較廣。
秦峰《譯注國語》，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趙望秦、張豔雲等《白話國語》，三秦出版社1998年
來可泓《國語直解》，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鮑思陶點校《國語》，齊魯書社2005年
曹建國等《國語簡注通說》，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國語》的版本系統
《國語》的版本系統非常簡單清晰，即明道本與公序本兩個系統。
黃丕烈在《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中說：“《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為《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為祖。”經宋庠整理之本，此後成為主要傳世之本：公序本。其後明嘉靖戊子金李刊澤遠堂本（或稱金李本）即翻刻自公序本，世稱善本，而明道本又罕為世人所見，故此金李本就成了明清以來絕大多數本子的實際祖本。
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雲：“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頁二四一，上海書店1987年版）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二錢大昕序雲：“荛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于斯世。”（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錢大昕序，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出版。）可見明道本之罕見。《國語》（含《補音》）版本現存情況，可詳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冊），第207～2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國語》之存于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椠本為最古。”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序》雲：“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号；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劄記》叙又雲：“有未經其（指宋庠）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饷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阙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自此，明道本才得以廣為流傳。
自清中期以後，明道本與公序本同為《國語》通行之本。《四部叢刊》本《國語》是據嘉靖戊子金李澤遠堂本影印，而《四部備要》本《國語》則據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語〉》排印，其後附有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劄記》、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為易得且又可靠的兩個版本。《國語》之本，非此即彼，或以其一為底本、其一作參校。
國語研究
《國語》相傳為春秋末年魯國人左丘明所作，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文獻。《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諸方面内容，保存了不少先秦時期的曆史傳說、政治制度和宗教祭祀方面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國語》資料來源複雜，八《語》思想内容特點，故《國語》研究不應拘泥于文體學條框。利用傳統考據和曆史文獻學的方法，逐一考察《國語》的成書、内容、思想、文體、文學成就等問題，從而揭示《國語》所兼有的曆史、文學、經學、政教的多重問題。
近年來，學術界對《國語》的研究雖有充分的重視，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着作還略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