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簡介
1996年啟動，是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該工程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結合，設置9個課題44個專題，組織來自曆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曆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确切年代，——為研究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條件。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曆史上夏、商、周三個曆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該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九五計劃”中的一項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該工程正式啟動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驗收。
立項背景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曆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見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前的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馬遷在《史記》裡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緻，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曆史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
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學作系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内容後被收錄于《漢書·律曆志》。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進入20世紀後，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研究夏商周年代學積累了大量的材料。
洛陽淵源
古人其實沒有欺騙我們，司馬遷早就說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幾十年有關夏商周的重要考古發現，證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間的關系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國曆史還沒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紀年，我國古書記載的上古确切年代，隻能依照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無年，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曆史”的不正常現象。夏代究竟存在與否？夏與商的交接是在什麼時候？二裡頭遺址真的就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嗎？甚至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所謂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來的曆史傳說。夏商周被古人尊稱為“三代”，其主要活動區域均在河洛一帶，在我國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果無确切的紀年，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1996年5月，國家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該工程就是以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集中相關學科的優勢，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紀年代學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根據各曆史階段材料的不同情況，《夏商周年表》要達到對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确的年代；對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确的年代；對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對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斷代工程集中了9個學科12個專業，200多位專家學者聯合攻關。曆史學家将以曆史文獻為基礎，把中國曆代典籍中有關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盡量收集起來，加以分析整理；天文學家要全面總結天文年代學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斷若幹絕對年代，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學準确的坐标；考古學家将對和夏商周年代有密切關系的考古遺存進行系統研究，建立相對年代系列和分期；在測年科學技術方面，主要采用碳14測年方法，包括常規法和加速器質譜計法。
經過幾年的努力，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這是我國迄今最具科學依據的古代曆史年表。這個年表為我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曆史建立起1200餘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為公元前1046年。其中對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創新意義，不但為進一步對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為繼續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清晰脈絡，打下了堅實基礎。而洛陽地區二裡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的重要發現，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證，作出了重要貢獻。
立項過程
1995年秋，國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請在北京的部分學者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宋健提出并與大家讨論建立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設想。1995年底國務院召開會議，成立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家科委、自然科學基金會、科學院、社科院、國家教委（今教育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協共七個單位的領導組成，會議聘請了曆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作為工程的首席科學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了一個由不同學科的21位專家形成的專家組，并拟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可行性論證報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過。
1996年5月16日國務院召開了會議正式宣布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啟動。這一科研項目，涉及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共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與的專家學者達200人。
工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确的年代。
2．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研究課題
1．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
3．夏代年代學研究；
4．商代前期年代學研究；
5．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
6．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7．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
8．碳-14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
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與總結。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進行了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現象和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給予計算從而推定其年代；同時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進行了必要的發掘，獲取樣品後進行碳-14測年。
結論與意義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麼将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标尺，但目前看來，由于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批評質疑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采用，開始産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标準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内和國際的批評不絕于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産生懷疑。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将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曆史沒有發言權。也有人說既然西方社會能把荷馬史詩這種伊洛特戰争發生八百年以後的盲人藝人作品當正史，質疑中國用科學方法計算的斷代史就是骨頭裡挑刺。(國外學界經常會把諸如荷馬史詩和聖經這類藝術作品和虛幻的宗教教義當成信史）
中國政府并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封鎖，網絡上随處可以見到關于此問題的介紹與讨論，中國政府也為此展開大規模論争，提出支持自己觀點的各種理據，支持工程學者深入研究。許多國内外學者确實本着嚴謹、慎重的學術态度，對該工程結論保持一定的質疑；也有些國外學者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努力，認為隻要是中國政府支持的此類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說，這些學者連如今發表的文字都說不清楚，他怎麼可能對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陸不同意工程報告的學者也被這些國外學者加上“正義凜然”的标簽，說成是“無力對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卻是存在争論。有些背景複雜的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複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隻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曆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第一次辯論
開始于2000年11月，通過互聯網進行，其議論主題有政治性與學術性兩類。學術性的則圍繞夏朝的存在與否。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态度。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隻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并定二裡頭（在河南省）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
第二次辯論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專門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來美讨論。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這場讨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
第三次辯論
2003年4月12日這次辯論的熱烈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批評“工程”的學者中，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以下稱為《蔣文》)。《蔣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并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于《簡本》公布的“拟合”數據。《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隻有68.2%的置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确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
“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置信範圍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内，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甯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準确。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确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工程”的斷代方法将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纣”，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就是将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區别在于“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隻标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因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頭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變。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并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緻命的。
意義價值
首先，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了夏商周的一個大緻年表對于今後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作為階段性成果本來就不是最終結論，通過讨論有益于學術進步。其次，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使得中國考古學特别是在技術層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多學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學這個交叉學科的發展。第三，人文社會學科學者作為國家級工程的首席科學家在中國是第一次，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最後，高規格的工程以及廣泛的學術讨論，特别是大幅的宣傳力度，對于普及曆史、考古等知識也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