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義
泛娛樂化是資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産物，一方面資本的趨得性要求媒體最大限度地占有受衆，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信息的利益相關性降低——傳統的高利益相關性信息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信息全球化打破了這種制約。利益相關性直接影響到大衆的信息獲取動機，而娛樂是最能與大衆建立一定利益相關性的傳播内容。
影響
首先，市場化競争帶來的壓力迫使新聞媒體千方百計迎合受衆的各種需求，甚至是格調不高的需求。多年來全國各地的電視台掀起了“選秀造星”的熱潮，這些“選秀”節目的成功至少從兩個方面對公衆進行了消極引導：一是對“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肯定、刺激與鼓勵；二是對“追星族”狂熱的追捧行為予以積極的評價和贊賞。
第二，媒體對收視率、發行量的過分追求使得新聞策劃逐漸走入了“誤區”。高收視率、高發行量意味着豐厚的廣告回報，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在利益的驅使下，“新聞策劃”這個被廣大媒體所運用借以提高新聞報道的質量，避免新聞活動盲目性的合法行為，成為個别媒體進行商業行為的擋箭牌。從對新聞事件的導演、參與到對娛樂節目的低俗炒作，無所不用其極。
第三，在新的形勢下，原有的傳媒管理體系已經不能适應新的工作要求，在媒體節目泛娛樂化、泛低俗化的風潮中愈來愈顯示出它的蒼白與乏力。我們需要一個能保證中國新聞媒體健康發展、引領群衆積極向上、和諧共處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度體系建設、完善國家法律法規，通過他律與自律全面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自身修養。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需要新聞傳媒發揮其作為輿論引導的作用，承擔起營造和諧社會氛圍的責任。
反思
精英階層話語權的缺失
打開電視，各類娛樂節目讓人目不暇接，翻開報紙，血腥暴力的兇殺描寫、畸形變态的情感故事随處可見。網絡中，各種惡搞的視頻短片屢見不鮮。我們在感歎媒體“什麼都可以開涮”、“什麼都可以惡搞”、“什麼都敢娛樂”、“什麼都可以拿來娛樂”的時期，我們在批評媒體對利潤的追求猶如蒼蠅逐臭之惡時，我們在埋怨普通民衆的品位如此“不堪”時，可曾意識到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的集體失語？
從古至今，優秀知識分子既承擔着知識傳承道德教化的重任，更有引導社會人文精神向着真善美前進的義務。在真正意義上的新聞紙尚未出現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有“冒死進谏”以求封建統治者廣開言路、俯順輿情的勇氣；新聞報紙的出現，讓知識分子有了主導輿論、臧否時事的舞台，并見證推動了近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正因為與精英知識分子的結緣，成就了新聞媒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風骨。一個由優秀知識分子話語主導的媒體，才能遠離媚俗，視正氣與尊嚴為生命，隻有這樣的媒體才能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曆史過程中發揮積極的輿論引導機制，真正做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處”，這也是我們的目标與希望！
“泛娛樂”有些貶義，就是責怪一些不可、不宜娛樂的事物也被娛樂了。這确實有一定道理。制作娛樂節目，需要有亮點、需要煽情、需要懸念、需要高潮、需要互動、需要誇張，這些是制作商業節目的規則，但是也需要一種責任。責任是很約束人的，如果抛開責任，就一切可以變得輕松了。責任有自我責任、團隊責任、社會責任三個層次。
娛樂節目是面向公衆的，社會責任是首先要承擔和考慮的。企業經常指責政府管得太寬，其實政府更多是代表社會公衆意志來行使管理職責。“泛娛樂”容易把文化導向為低俗。藝術與市場、文化與經濟都存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通俗和庸俗、低俗也是存在界限的，國民文化素養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娛樂節目的制作一味地迎合部分觀衆的喜好，就會形成低俗文化的泛濫。
意義危害
積極意義
電視媒體的泛娛樂化，并非沒有好處。首先電視媒體的泛娛樂化，是對受衆心理需求的滿足，是對受衆合理要求的一種積極回應。我國的大衆傳媒，已經不可能再倒退回過去，單一的為黨和國家政策作宣傳工具的時代。所以對于我國有着特殊國情和曆史的電視媒體，泛娛樂化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葛紅兵認為：“泛娛樂化不會害死人，也不會真的危害社會，一個洋溢着自由和歡笑的社會總比一個拘謹和壓抑的社會更好。”其次，電視媒體的泛娛樂化，是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調節的作用。通過市場競争而形成的泛娛樂化趨勢，也是符合了市場的需求的産物。通過市場的資源整合和合理化配置，有助于電視媒體不斷的發展壯大，形成規模形成産業。所以，立足當代社會，無論是商業化、市場化還是泛娛樂化，都對電視傳媒本身有着積極的作用。
危害
渤海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趙雅文在《大衆傳媒媚俗化的成因及其遏制》一文中指出，大衆傳媒泛娛樂化的危害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降低受衆的文化品位”；二是“減弱受衆的社會責任感”；三是“弱化媒介的社會職責”。
作為負面影響，筆者認為：首先，對于泛娛樂化的大衆傳媒，尤其是對于受衆面最廣、泛娛樂化程度較高的電視媒體而言，其降低的，不僅僅是受衆的文化品位，連受衆的基本判斷能力都将受到了損害。受衆不斷地受到泛娛樂化傳媒産品潛移默化的影響。久而久之，在濃厚的娛樂氛圍下受衆對善惡美醜的概念都會變得模糊不清，怎麼區分高雅與低俗的能力都将喪失。而大衆傳媒将會用更低俗的産品占領市場，取悅受衆。這将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惡性循環。
其次，将本身極其嚴肅的東西，用娛樂的方法加以加工再向外傳播。這種泛娛樂化大衆傳媒的慣用的做法将會使整個社會缺乏必要的責任感。趙雅文在《大衆傳媒媚俗化的成因及其遏制》一文中認為“……如果受衆長時間陷入刺激、獵奇之中而不能自拔，就會減弱人們對社會的關心和熱情，使受衆喪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筆者并不認為整個社會和廣大受衆會喪失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卻很耽心泛娛樂化大衆傳媒對諸多問題是非曲直的混淆和重新定義，很可能使得人們所自認為的責任感、使命感乃至背後的價值觀，異化為一種非傳統意義上的、帶有娛樂性質的錯誤觀點。
如果連責任都變成了一種娛樂，将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悲哀。比如香港“古惑仔”電影的盛行，使得人們對黑社會違反律法、戕害社會的威脅視而不見，反而去推崇“江湖義氣”、利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價值觀。其對受衆本身的價值觀的影響極為消極。
大衆傳媒應該不斷地反省，受衆判斷能力和欣賞品位不斷下降和社會上諸多不和諧因素，是不是因為大衆傳媒片面追求效益而不斷的泛娛樂化所造成的。大衆傳媒除了實現自身利益和價值以外，對整個社會負擔的責任和義務應該如何的體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