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溝遺址: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文百科頻道

自然環境

地理位置

甯夏水洞溝旅遊區位于甯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靈武市臨河鎮，西距銀川市19公裡，南距靈武市30公裡，距河東機場11公裡，地處銀川河東旅遊帶的核心部位，北與内蒙古鄂爾多斯市相接，是連接甯蒙旅遊的紐帶，占地面積7.8平方公裡。

地形地貌

水洞溝地處鄂爾多斯台地南緣，大自然造就的雅丹地貌，使這裡充滿了雄渾、奇特的荒谷神韻，經曆了千萬年的風沙雕蝕，這裡集中了魔鬼城、卧駝嶺、摩天崖、斷雲谷、柽柳溝等二十多處土林奇絕景觀。

氣候特征

水洞溝屬溫帶大陸性氣候，在全國自然區劃中屬溫帶幹旱氣候區。雖然深具中國西北内陸，但幹旱少雨、蒸發強烈、冷熱溫差大、光照充足、風大沙多，冬寒長、夏熱短、春暖遲、秋涼早和氣象災害較多等特點。也造就了這方水土極緻、透徹、堅韌的特質。

遺址概述

水洞溝遺址位于甯夏自治區靈武縣水洞溝附近，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

1920年比利時神父紹特在水洞溝東部的黃土狀岩石斷崖中，發現了一具披毛犀的頭骨和一件很好的石英岩石器。

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桑志華在水洞溝發現了五個舊石器地點，通過發掘，獲得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少量破碎的動物化石。當時有的學者把水洞溝同内蒙古烏審旗薩拉烏蘇的文化遺物合稱為“河套文化”，認為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存。

1960年代以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區和甯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單位，對水洞溝進行了多次調查和發掘。除動物化石和石制品以外，還發現了骨器和飾物。重新研究的結果表明這兩個地點的文化遺物是不相同的，水洞溝遺址應當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經過熱釋光方法測定，其年代為距今約4萬年。

在水洞溝遺址共發現有石制品10000餘件，原料以矽質灰岩為主，其次是石英岩，再次為砂岩、燧石等。石器的絕大部分用石片或長石片加工而成，以背向加工的為主，也有向破裂面加工和錯向、對向或交互加工的。石器的類型以刮削器居多，尖狀器，砍斫器很少。在遺址發現的骨器有用動物的骨片磨制成的骨錐。裝飾品以鴕鳥蛋殼穿孔而成，邊緣略加打磨。此外，在遺址裡還發現了用火的痕迹。

水洞溝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蘊藏着豐富而珍貴的史前資料，被列為國家“十一五”文物保護規劃重大遺址之一。2006年4月份由環球遊報社、全國31家都市類報紙聯合主辦的“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評選活動獲銀獎殊榮。它向人們展示了距今3萬年前古人類的生存畫卷，是迄今為止中國在黃河地區唯一經過正式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80多年來，經過5次考古發掘，在水洞溝出土了3萬多件石器和67件古動物化石。其中構成水洞溝文化基礎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術，可以和歐洲、西亞、北非的莫斯特、奧瑞納時期人類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是出土的大量勒瓦婁哇石核，與歐洲相當古老的奧瑞納文化形狀接近。對這種地區相隔遙遠、文化雷同的現象，外國著名考古專家認為是人類“大距離遷徙的同化影響”。

2007年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文物除石制品、動物碎骨和用火遺迹外，這次發掘尤其重要的是還出土了近百枚精美的環狀裝飾品。裝飾品以鴕鳥蛋皮、骨片為原料，圓形，其外徑一般在8毫米左右，用琢制和磨制結合的方法做成，中間鑽小孔，孔徑一般在2—3毫米，個别的有4毫米，有的表面還被礦物質顔料染過色。完整、殘缺、成品、半成品各種類型都有發現。

這些裝飾品小巧、規範，為目前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同類遺物中制作最為精美者，極大地豐富了水洞溝文化的内涵，為研究當時人類的生産力水平、行為模式和審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水洞溝遺址所代表的文化，在闡述區域性石器技術傳統的成因、遠古文化的發掘和變異，以及晚更新人類在東北亞的遷移、擴散和交流具有重要地位，對3萬多年前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發掘曆史

第一次發掘（1923年）

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桑志華在甯夏靈武的邊溝河流域發現水洞溝遺址，這是中國最早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當時他們對水洞溝遺址命名了5處地點（第1—5地點），并對第1地點進行了首次發掘。這次發掘進行了12天，有10位中國民工參與，發掘面積80多平方米，出土了300公斤以上的石制品和野驢、鬣狗、羚羊、牛、犀牛、馬等遺骸動物化石。還有較多的鴕鳥蛋碎片。

該遺址石器組合在中國舊石器文化體系中獨具特色，顯示了與歐洲和蒙古、西伯利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聯系，受到了中外史前考古學界的強烈關注。水洞溝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糾正了“中國沒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論斷，揭開了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考古和研究的新篇章。

第二次發掘（1960年）

1960年，中國和前蘇聯組建的中蘇古生物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第二次考古發掘。在第1地點發掘出土了約2000件石制品。此後，賈蘭坡、蓋培、李炎賢先生根據發掘記錄和所得的石器材料，于1964年2月整理發表了《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新材料》一文。

該文将發掘地點的地層由上到下劃分為8層，使用的全部材料出自于第2層灰黃色粉砂土層，被稱之為水洞溝第一文化層。認為水洞溝遺址典型的和代表性的石器有尖狀器、刮削器和砍斫器。這些石器，完全可以和歐洲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相比。“這次從水洞溝發現的石器，在類型上既有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性質，同時也具有後期的特征”。

第三次發掘（1963年）

1963年8月，裴文中先生率領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在第1地點出土了大量的動物化石和石制品。在“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礫中，發現了磨光的石器和石磨盤，因此可以證明它的堆積時期是全新世，是新石器時代，而不是舊石器時代”。從而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溝包含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個不同時代的遺存。

張森水對其中的非細石器工業制品進行研究後認為，其時代可能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最後一個階段，并提出了一種假設，即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存在着廣泛的文化交流，似乎有一群掌握莫斯特和奧瑞納技術的人群在河套地區、黃河沿岸活動過。認為這個地點存在的細石器工藝制品屬于新石器時代。與德日進、桑志華當年在此調查後的認識相同。

第四次發掘（1980年）

1980年9月4日—10月11日，甯夏博物館和甯夏地質局區域地質調查隊組成聯合發掘隊，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第四次考古發掘。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賈蘭坡、黃慰文先生、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先生等親臨現場精心指導。

這次發掘地點選在1963年發掘坑位的東北部，坑位呈不規則方形，發掘面積約52平方米。根據地層沉積物的差别，這次發掘共分為16個地質自然層。共發掘出土了動物化石15種、63件。出土了刮削器、石核、磨石、石葉、砍斫器等石制品6700件，其中僅舊石器時代晚期層位出土的石器就有5500餘件。

這次發掘進一步肯定了水洞溝遺址的地層可分為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兩個時期；認識到石制品中存在大量的有意識截斷的石葉，是用來合成鑲嵌工具的“刀片”，這在國内已發表的舊石器文化遺址發掘報告中似乎未曾見到過。

第五次發掘（2003年）

2003—2007年，甯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聯合考古隊，對水洞溝遺址分4個年度進行了第五次考古發掘。國内10多所院校的20多名專家和博士研究生先後參加了這次考古發掘活動。這次考古發掘共出土各類标本14759件。在多個地點和地層中發現的大量燒灰、燒土、炭屑等用火的遺迹和與之相關的生活遺迹，出土的出土各類石制品8360件、包括燒骨在内的動物骨骼化石818件、動物牙齒33件、鴕鳥蛋皮化石4件、環狀裝飾品69件、植物殘骸2件、燒土标本2件。

考古隊在第4地點清理出的一具下颌骨缺失、近于完整的人類頭骨化石，對探索水洞溝文化的來源和晚更新世人類的遷徙具有重要意義。此次發掘工作，在中國首次采用了與國際接軌的新方法，獲得了較為完備和準确的全方位信息。并在多個地點，發掘出多個不同的文化層位，擴大了對水洞溝遺址時空範圍的認識，為尋找水洞溝文化來龍去脈提供了資料，建立了水洞溝地區——黃河新的5級階地認識。

本次發掘過程中的一系列工作、教學程序的設計和實施，推動了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田野發掘和标本處置規範的建立及專業人員業務水平的提高。中國第四紀研究的泰鬥劉東生院士高度評價了此次發掘的組織實施和教學活動，稱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藝複興’的标志”。

第六次發掘（2014年）

2014年6月10日—7月10日，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甯夏考古研究所專家及北京大學博士生将對水洞溝遺址進行第六次考古發掘活動。還有多名外國科學家同時參與這次考古發掘，國内各省也将派出頂尖的舊石器專家及學者前來參與。這次考古發掘的領隊是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副主席、原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高星。

主要景點

明長城

水洞溝景區内的明長城是甯夏境内相對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長城遺址。明長城西至入黃河巨龍的長城小龍頭稱為兩龍交彙處，東至鹽池境内，是相對保存最為完整的一段長城遺址，站在長城上放眼眺望，北邊的毛烏素沙漠，南邊的水洞溝景區地貌盡收眼底。

據史書記載，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一舉奪回河套地區以及今甘肅以南大片土地，沿河“築四十四縣城”，于今長城北築渾壞障，是否于此築長城，曆來有争論。但2005年3月25日，《銀川晚報》所載周興華先生《大麥地史前“岩畫維納斯”的由來與黑山峽長城的始築年代》一文中，引陳正祥教授在《中國文化地理》中說：“秦代長城的最西一段，大緻是從今天靈武，金積、中衛、靖邊(系靖遠之誤)經過蘭州迄臨洮。”

又引黃麟書先生《邊塞研究》中說：“秦長城位置所在……以今地言之，起自甘肅省岷縣城(臨洮)西20裡……入甯夏省，經中甯(舊時中甯、中衛系一縣)縣城之北，金積、靈武、陶樂三縣城之西……”文章最後又引《漢書.匈奴傳》載：“楊雄：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如果是這樣，秦于靈武築長城，與今之長城遺址有無關系，或有着怎樣的關系，我們不得而知，尚待研究。

據史書載：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五月，突厥進犯并州，六月北周發山東諸民于今靈武北修長城。這次所修長城，究竟是否就是秦長城?與今所存長城遺址有無關系?迄今為止，仍是未解之謎。但據《隋書》載：“開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命崔仲方征發民俠于朔方(隋代的朔方為今陝西橫山縣)、靈州(今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距綏州(今陝西綏德)，南至勃出嶺(今陝西綏德東南)，綿亘七百裡。”其中“東至黃河”是指起自于今橫城向東。

第二年(公無586年)，隋文帝又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沿長城朔方以東之險要處構築城堡數十處。據專家們從今存長城取樣分析，其上部和内部築城方法不同，上部為明代所築長城，内裡即隋長城遺址。這就是說明長城是沿着隋長城的遺址複築的，隻是到了今鹽池縣境内，才有一段長城離開了隋長城遺址新築。所以《鹽池縣志》載：“今縣城北頭道邊外側，時隐時現有一道長城，從上紅溝梁起向東至陝西省定邊縣鹽場堡較為清楚，即隋代長城。

這段長城約20公裡，為黃土夯築，基寬9米，殘高1米3米不等，傾圮十分嚴重。”這段長城遺址，為今靈武境内長城原是隋築長城，提供了實物依據。

到了明代，為了防止鞑靼和瓦剌貴族的南侵，在200多年間，幾乎沒有停止過修築長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将軍徐達修築居庸關等處長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修築山海關等處長城。明長城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全長12700餘裡，在甯夏境内分布為北長城，西長城，東長城。

東長城起自黃河東岸的橫城，經甯夏靈武、鹽池兩市縣，入陝西定邊縣。這段長城先後修過三次。

成化十年(1474年)，總制尚書餘子俊，王越修築的“河東牆”(因在黃河以東，故稱河東牆)，自黃沙嘴(今橫城北)至花馬池(今鹽池縣)，長387裡，同時，還沿長城外側挖了44000個“品”字形的深坑，為使敵騎到達時，不宜靠近長城牆體，以加強防守。時稱“頭道邊”，俗稱“邊牆”。

正德元年(1506年)，三邊總制楊一清又于靈州秦修“邊牆”，得明武宗允準，因不依附宦官劉瑾等而得罪，被罷免總制三鎮(即三邊，延綏、甯夏、甘肅)軍務，”所築塞垣(即邊牆)僅四十裡而已。”

嘉靖十年(1531年)，總制尚書王瓊因“河東牆”距沿長城所築城堡5至10公裡不等，不便于防守，“同賊至不即知”，上奏朝廷，又将長城南移至堡城處修築，以為守禦之便，時稱“頭道邊”，又稱“明大邊”。原築于頭道邊之北5至10公裡處的“河東牆”，稱之為“二道邊”。

明稱“頭道邊”的明長城，自橫城至花馬池，全長360裡，稱之為“深溝高壘”，其中自清水營以西至橫牆或河邊之70裡的這段長城，是加固了原有的“河東牆”，自清水營以東南移10裡重新修築長城牆休，并在牆體的外側挖成寬深各3丈的塹壕，使長城易守難攻。

修築長城時，有意将“草茂之地築于其内，使虜絕牧(不能到長城以外放牧)，沙碛(沙漠)之地築于其外，使虜不廬(不能設賬篷或蓋房居住)”。而于長城内側又修築了一條甯(即甯夏城今銀川市)鹽(今鹽池縣)大道。其最初是出于繁重的戍軍後勤供應運輸的需要，但自萬曆二年(1574年)，清水營“馬市”設立以後，“商販滿關隘，茶船遍江河。”“甯鹽大道”客觀上成為了有武裝保護的茶鹽客商來往的“黃金商道”，在明與周邊各的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後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春，玄烨(康熙皇帝)第三次禦駕親征新疆噶爾丹的分裂叛亂，就是由花馬池沿這條“甯鹽大道”西渡黃河，到達甯夏府城今銀川的。

明代于這一帶築長城時，就地取材，多用黃土10至14厘米夯層，其夯築時之可以沿清水河而築，更為取水方便，其靠近黃河處，即就近取用河水，黃河水本為紫銅色，長城及其它設施築成後，呈現紫色，故又有“紫塞”之稱。“紫塞”蜿蜒于崗巒層疊和山澗溝壑之中，似巨龍起伏，蔚為壯觀。

明代長城上每隔100米-200米，就有一個凸出牆外的台體，這是古代軍事建築上的一大特點。它們用于敵人兵臨城下發動攻城時，守城将士，一方面可以從台上突出的垛口，居高臨下進行側翼射擊，控制架梯攻城;另一方面又可指揮城頭上的守軍迎擊攻城之敵。這是一種“兩台相應，左右相救”兵法，在軍事工程上的運用。這種台體突出牆體部分一般在5米左右，基寬約10米，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牆台，它的頂部和牆體頂部同高，稱之為牆台，或叫“跨牆墩台”。牆台在平時，可供士卒巡邏放哨，台頂上設有能夠遮風擋雨的簡單房屋。“每墩蓋鋪房一座，以為守軍栖止”，所以稱之為“墩鋪”。另一種是敵台，其不僅凸出長城牆體之外，而且頂部要高出長城牆體頂部約4米。敵台頂部也建有房屋，平時也可供人居住，又可供儲存糧草、兵器之用，類似于近代的碉堡。

水岸長城

水洞溝遺址旅遊區内還保留着一段水岸長城。穿過約3公裡的蘆花谷，就到了水洞溝遺址旅遊區面積最大的一個天然湖泊——紅山湖。在這一片獨特的雅丹地貌、土林景觀裡，出現水域面積1.8平方公裡的湖泊實屬罕見，可更為難得的是：遊客可以看到崖對岸的明長城蔚然屹立！

中國的長城在修建的時候都是依山傍水、就地取材。但沒有一處的長城在面積約7.8平方公裡的地方能體現出依山傍水、借助高15-18米的大峽谷和獨特的藏兵洞、守軍的城堡構成的立體軍事防禦體系。這也是水洞溝遺址旅遊區的一大獨特的亮點。

大峽谷

從水洞溝到紅山堡之間，有長約4公裡的峽谷，本是大自然的“傑作”，但明代時，這又成了長城“深溝高壘”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峽谷兩岸經常年的風雨剝蝕，谷内怪壁峭立，溝壑縱橫，深厚的黃土經長期的雨水沖刷，土柱突兀壁立，造型奇特，形成了“土林”。“土林”又經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般地形成千奇百怪的形像。有的像僧人登高遠眺，似在期待來者；有的宛如一對戀人，相親相依；有的如夫妻相敬，雙方對拜；也有的如怪獅猛獸，雄踞怒吼。

藏兵洞

所謂藏兵洞，是紅山堡守軍由地上轉入地下，隐蔽軍隊，保護自己，待機出擊，或在空曠處設伏兵的地道(分為2006年發掘的1号藏兵洞和2012年9月20日發掘的2号藏兵洞)。這在全國是唯一保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立體軍事防禦體系。在中國的長城防禦體系中，有長城，城堡和地下藏兵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全國還沒有，這裡是獨一處。這是中國最早的地道戰遺址和原型。

過去，由于沒有開發，根本沒有進洞遊覽的條件。人們隻知道“藏兵洞”道路曲折，像迷宮一般，再加上洞頂坍塌，多處被土掩蓋，洞内設有陷阱，可能還有蛇蠍盤距，所以人們輕易不敢進洞走遠。洞内到底是何情景，無人能說得清。這樣，“藏兵洞”就成為一個十分神秘，人們望而生畏的去處。如今，我們完全可以放心進去一飽眼福，但一定要按照指示牌所指引的路線走，防止迷路，走不出來。

藏兵洞蜿蜒曲折于懸壁之中，上下相通，左右相連，洞中分叉頗多，左盤右旋，久久不見盡頭，确如迷宮，一般對洞内情況不熟的，很難走出去。洞中除洞道外，左右辟有土屋，可以住人，大約是專供領兵長官住的。洞内還設有糧食儲藏室，有水井、竈房等，隻要儲藏夠一定的食物，在相應的一段時間内，洞内所藏将土不出洞，照樣可以生存。因藏兵洞高出溝底10多米，可以是不怕水淹的。多年來，既便發山洪，藏兵洞都不曾為水淹過。

從2006年開始，對藏兵洞進行了保護性的清理、疏通。目前，供遊客參觀遊覽的藏兵洞長度是965米，清理面積約3200平方米，但這并不是全部。據考察，大峽谷南北兩側崖壁的藏兵洞總長度約在3公裡左右，尚待進一步清理。就目前已清理出的部分，對于洞壁及已坍塌的洞頂，均采取了保護性的措施進行了加固。就目前已面世的情況來看，藏兵洞的結構可分為十部分：

一是坑道。這是藏兵洞的主體，其作用是戰時可用于軍隊調運、通行、出擊或進入洞内，平時可作為兵士的休息住所。

二是會議大廳。主要用于聚衆開會商議軍機，研究，布置軍事行動，進行作戰部署等。

三是觀察口。它具有多功能的作用，既可做為守望口，用以觀察洞外的動向，又是洞内通風透光的設備，同時在必要時，又可從這裡出擊。從洞口設施看，軍士進洞後，這裡可由不止一名士兵守衛，既便城障被圍，敵方也很難攻進洞内。

四是居室。通道内在一定距離上設有一居室，大約是供指揮官員居住的，又可于此指揮所部。

五是儲藏室。主要用于儲藏糧食等食物，無論何種情況，軍隊撤入洞内，隻要有足夠的糧食，就可作一定時期内的堅守。

六是夥房。可用以準備熟食，巧妙的是，夥房對外設有煙囪，既便是煮食燒火，煙也可通過煙囪溢向洞外，絕不會在洞内停留而薰了自己人。

七是兵器庫。大約主要是用于存放箭枝、彈藥等，以備戰時之用。

八是炮台。洞内于關鍵部位設置炮台，必要時可攻擊來犯之敵，變被動防禦為主動防禦。

九是水井。這可以說是洞内守軍的生命線，若沒有水，存活尚且不易，還談得上堅守和出擊嗎?

十是陷阱。深約一丈，陷阱内多設鹿角。因洞内隻容單人通行，一但有進洞之敵，也隻能單線跟進，再加上對洞内地形不熟，很容易落入陷阱的鹿角上，非死即傷。洞内守軍守住陷阱的對面，有進洞之敵也很難通行。

十一是邊貿市場。主要出現在2号藏兵洞内。2号藏兵洞共出土馬镫、秤、油燈、鬥、升、格、皮囊、弩等文物11種，其中鐵制馬镫出土182件;明清時代的銅杆、木杆秤共出土171件;鐵質油燈10盞;木制鬥、升、格等量器共出土36件;皮囊7件。由此，考古專家稱，與1号藏兵洞為一個重要的地下運兵、伏擊的防禦工事相比，2号藏兵洞的功能更傾向于邊境貿易往來，很可能是一座古代的地下“商城”。

紅山堡

從大峽谷進入藏兵洞，出了洞口，就來到了紅山堡。據說藏兵洞有三條通道可以進入紅山堡，這隻是其中的一個洞口，其餘的兩口洞口還沒有找到，可見當年在這個立體防禦體系中，上下連通，來往是多麼的便捷。

紅山堡是因位于紅山地區而得名。據史書記載，古時在夕陽的照射下，這裡山巒一片鮮紅，因命為“紅山”後訛傳為“橫山”，“紅山堡”舊時也就一名“橫山堡”。它是明代長城防禦體系中的一個城障，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總制陝西軍務戶部尚書秦纮秦築，距今已有500多年。“紅山堡”本屬靈州千戶所轄，其為正方形，邊長均為300米，設東門一道，有甕城，門向南開。牆高8米，底寬7米，頂厚4米，是按照明代長城沿線70裡一城，30裡一堡的防禦體制設置的。它東至清水營50裡，西至橫城20裡。

互市

甯夏水洞溝明代的“馬市”遺址是明代甯蒙地區蒙漢以物換物邊貿互市的曆史佐證，蒙古人通過正常的手段獲得了物品，也解決了明朝優質軍馬供應不足的問題，對邊境的和平和安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生活在甯、蒙交界地帶的各族民衆在此開設鐵匠鋪、綢緞鋪、絨線鋪、雜貨鋪等各種商鋪和蒙古包，在交易最活躍時，形成了長達四五裡許的交易市場。

每當開市之時，前來趕市的各族民衆人數衆多，馬市異常熱鬧。蒙古族的各遊牧部落以金銀、牲口、馬匹、獸皮、奶制品以及氈帽等物品來換取漢的布匹、絲綢、食用鹽、鐵鍋、農具以及其他物品。

甯夏水洞溝景區通過查閱史料、走訪征集工作，将當時馬市繁榮的場景進行了完整再現，讓遊客參觀藏兵洞、逛逛明代“馬市”，體驗一下明代“馬市”的繁榮。

遺址價值

由于水洞溝遺址中曾經出土了大量具有歐洲莫斯特、奧瑞納文化特征的石器，與西方出土的石器技術風格極為相似，有學者便據此提出了水洞溝文化“西來說”。同樣的，水洞溝某些地點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中國北方小石器傳統的石制品，又與其同期或稍晚的華北細石器文化存在某種關聯，這兩種類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說”。

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水洞溝在三四萬年前具有豐富的水源和動植物資源，也具有比較優越的生産、生活條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據此推測，大約在4萬年前，有一群原來生活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先民受冰期嚴寒的逼迫，輾轉來到水洞溝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經掌握的技術，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鋒利的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