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所谓非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没有上市和没有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这种公司到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除了必须经过批准外，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延伸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股份制度的，当然，如果公司不上市的话，这些股份只是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发展需要资金。上市就是一个吸纳资金的好方法，公司把自己的一部分股份推上市场，设置一定的价格，让这些股份在市场上交易。股份被卖掉的钱就可以用来继续发展。
股份代表了公司的一部分，比如说如果一个公司有100万股，董事长控股51万股，剩下的49万股，放到市场上卖掉，相当于把49%的公司卖给大众了。当然，董事长也可以把更多的股份卖给大众，但这样的话就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有恶意买家持有的股份超过董事长，公司的所有权就有变更了。总的来说，上市有好处也有坏处。
上市公司的压力
1、上市公司的压力（动机）注定管理舞弊的不可避免性。经济压力是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具体又表现为筹集资金的压力。在中国，筹集资金的压力所引发的管理舞弊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例如，会计制度上对于企业上市、配股、增发、退市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往往和某一单项财务指标相联系。上市公司为了从证券市场上筹集到所需资金，就有很大的驱动力去进行财务舞弊。经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耐人寻味的“lO%现象”。据不完全统计，骗取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占财务报告舞弊总数的82．5%(李志文，2002）。
内外监管不力
2、内外监管不力为管理舞弊提供了机会。
⑴公司治理失效使内部监管不力。为了治理代理人问题，协调投资者、经理、职工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套制度安排在现代企业中广为运用。公司治理结构一般包括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董事会经常将其监督财务报告的责任委托给下属的审计委员会，确保公司不会有财务违规现象，以提供一个“真实而公平”的财务业绩。如果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和审计委员会流于形式，则财务报告舞弊就易于发生。
⑵体制上的漏洞使外部监管不力。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尚欠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残根尚未完全清除，新旧体制的并存导致了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如国有产权关系不清，“委托一一代理”关系不清等。由于产权关系不清，国有产权所有者的虚化，导致了监管的失控。同时由于“委托一一代理”关系的混淆形成代理入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如代理人自己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造成审计无效，甚至是代理入与注册会计师的合谋。体制的漏洞给上市公司舞弊留下了难以控制的空间，提供了管理舞弊的机会。
如一些政府机构投资者以国有产权为资本，利用政府特权和体制转换规范的漏洞，任意操纵和控制被投资企业或上市公司，通过舞弊的手段创造被投资企业或上市公司的业绩，以达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被投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更是乐此不疲，密切配合。因此，近些年中国上市公司公开包装早已见怪不怪，企业做假账也是司空见惯。
合理化的借口
3、合理化为管理舞弊寻求了借口。借口实质上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主观意图来判断自己，而通过客观行为来判断他人。意图总是比行为要好得多，因此为管理舞弊寻找借口就非常容易。诚信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舞弊则是浅信的反动，舞弊必然动摇诚信基础。但舞弊当事人实施舞弊行为又往往是在一种矛盾的心理斗争中进行的。舞弊当事人常常经过自我说服、自我合理化的过程，使舞弊行为合理化。
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实施舞弊自我合理化过程中所寻找的借口并不是通常的：“我更需要钱”这类个人舞弊行为借口，而是“为员工、为企业谋利益”这类更“高尚”的借口。引用琼民原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玉和在法庭判决时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舞弊者的合理化行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股民的利益?”。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似乎很有道理，如果舞弊被查处，公布于众，管理者首先要遭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失。这是管理者的一种敢于承担个人风险的牺牲精神，这显然是一种社会道德观的扭曲。这三种因素只要其中一个因素足够强烈时，即使其他两个因素较弱也会诱发管理舞弊。
出处
犹作弊。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此辈依人门户，本为舞弊而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因素
舞弊的“三角理论”认为诱导舞弊的因紊主要有三种：压力（动机）、机会和借口（道德取向）。这三种因素之间两两相互作用，形成舞弊三角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