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经历过的人读这长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
作品目录
人物介绍
个人简介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田湖，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共香港科技大学为中国文化客座教授。
曾获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及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入围2012年度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短名单、2013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获得第十二届马拉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日本推特文学奖、2016年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出版。
代表作品
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
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
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
散文《我与父辈》《田湖的孩子》
作品鉴赏
《我与父辈》是《钟山》推出的“个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那些苦难年代，在贫穷的乡村，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等父辈的故事，默默上演。大历史退到幕后似有似无，个人、家庭的心理遭际、情感煎熬、灵肉沧桑成为主体。自然灾害造成田野荒芜，可以计算减产、歉收数额；天灾人祸造成的心田荒芜呢？疼痛、苦涩、哀绝、恐惧、幻灭、绝望、悔恨、颓废……这些负面的情感成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日常情感，是潜在的巨大的历史“软成本”，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历史事件过后，人们习惯于统计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体量巨大的民间疾苦失去了具体性，最终只能湮没无闻。《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这些具体性，实行对历史的情感成本多点的不间断的有效存盘。伤疤好了痛不能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历史叙述对个人情感的忽视必然使人道主义成为单性人道主义，有断子绝孙的危险。
——《钟山》贾梦玮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本书无疑是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辽宁读者张国增）
一次阅读，仿佛一次坠入伦理悬崖的感受——这是阅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最突出的感觉。《我与父辈》让你心悬一线，让你深深伤痛、让你受到心灵的震颤之后，开始一种心在悬崖般的自救和慰抚。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对我而言，正是这样一部让我深深沉浸进去而又难以自拔的作品。这部以作家本人完全的自传和家族日常的坎坷描述的长篇散文，与其说是阎连科对他和他的父辈生活的一次最真实的讲述，倒不如说是他的伦理与精神的最真实的一次忏悔和歌颂。
阎连科的小说大多在现实的背景下讲述荒诞奇异、华丽奇谲的故事，十几年来，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让读者惊讶、愕然与争论，使之成为“中国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议的作家”。而他的这部长篇家族描述，则更能够让我们直接触及到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作家的伦理活动与伦理中灵魂的颤抖。我们从《我与父辈》的开卷之初，到书的末页尾句，那种一以贯之的、浓浓的自我忏悔，仿佛一条带着家族血泪和无限温情、纯情的涓涓河流，时而缓且丽然，时而湍急悲伤，其全文中的质朴和诚恳，字字句句，都让读者动容动心。恰如作者在开篇就诚诚恳恳写下来的：
“也就那一刻，我为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因为：“我隐隐感觉到，似乎我的写作是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
在我们看来，最应该让阎连科骄傲的写作，在他一个妹妹的问题面前，反而成了让他自我忏悔的触发。
这是一个以诚实立足天下的作家的写作；是一个把诚实放在《我与父辈》的精神首位的一次书写；是一个还固执得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出生与成长的乡土之中的人的伦理写作。唯有面对读者，以诚实为本的人，才能够、并敢于在文字中那样诚恳的撕开内心，袒露灵魂；也唯有把自己放在旧日乡土中的固执者的写作者，才能在今时今日，开始一种坦荡的忏悔。而如果说散文也有主角的话，我想，在这部《我与父辈》中，主角其实不是阎连科，而是他的父辈。那些被他在文中以连绵的忏悔去面对、以饱满却又节制的情感去歌颂的人——那个使阎连科心怀歉疚、自觉亏欠良多的父亲；那个“偏僻乡村的农民，极尽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个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贵的生命和尊贵的人”——他的大伯和大伯家的儿女们；以及如阎连科所说：“骨子里，有着太多如我一样的懦弱和沉默”的四叔等。这些让阎连科忏悔的父辈们，在阎连科作为儿子、侄儿为他们书写时，使阎连科在伦理的忏悔中显出了刀刻般的真实和印痕，也在《我与父辈》极尽委婉、极尽质朴的叙述中，父亲、大伯和叔叔，闪耀出了父辈、农民、人——那种生命无限的尊贵和高贵。
乡土与父辈，是阎连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失落。当然，这或许是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共有的经验。乡土带给了他们先天的不公，也带给了他们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经历、更强烈的情感，一辈子都咀嚼不尽。但是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的人，这种经验会渐渐被有意无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对于阎连科，这种经验似乎随着他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厚而愈加强烈。所以，他能举重若轻得写道：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又能分外沉郁地写道：
“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辈人，将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是如何的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
而这一切，历经过父辈故事的阎连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忏悔，它才歌颂父辈。也因为明白那些一生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父辈，甚至今天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阎连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么平静得写到父辈们的故去，是“到另外一个世界躺下来，静等着他们子女随后的跟随和团聚”。
阅读《我与父辈》时，让人想起阎连科在写完《风雅颂》的自述。他说，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这里的。他的家是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到家乡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说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能给阎连科的灵魂带来安宁和轻松，那么这次《我与父辈》的书写，是不是阎连科通过真实的经历与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诚结合和忏悔，使他在伦理和精神中力图找回他心灵中可依可靠的那个“温暖的家”。这份在我们时代中久违缺失的温暖的家，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人的一种缺失和寻找。而作家的这种伦理上无尽的悲伤与忏悔，其实也正是我们所有做儿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达和忏悔的鞠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虞金星）
阎连科在当代文坛素有“虎痴”之称，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当成“拿头撞墙的艺术”，敢于直面现实，横扫千钧，敲碎重重禁忌。这使他常常被公众想象成一副怒发冲冠、横眉冷目的模样，而见过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宽厚、朴拙，非常平易，与小说中表现出的坚硬锐利判若两人。这种文与人的印象错位，和人们只关注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体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激发和带动下才会流露出来。在古代，许多文学家兼工诗词，但在诗词中却表达出不同的经验，所谓“诗庄词媚”就包含这样的道理。对于阎连科而言，小说和散文一体两翼、互为补充。在小说中，他与现实对话，经由想象和虚构，表达一种击穿历史和现实的“执念”；在散文中，他则与灵魂照面，返归本心，记述自我的精神旅程。所以，阎连科的读者，都有必要去读一读他的散文。不仅因为他在散文中透示出一种不同于小说“虎痴”般的温厚性情，更因为他的散文其实是一颗“泄密的心”，听懂了这颗心，我们就触及到了阎连科的底线，我们就会明白，阎连科何以成为今日的阎连科，而《我与父辈》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答案。
在这部长篇散文中，阎连科回到了他忧思难忘的乡土，用平实的笔调追怀了自己的父辈，与此同时，也与灵魂对话、自我解剖，其间的真挚、哀乐、苦痛与歉疚，在在令人感喟。而我感到，这其中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写出了一种乡土的生命精神，这其实是阎连科写作的底线。阎连科对世界的理解，对存在的质询，都和这一底线深刻相关。因此，对这种底线的勾勒使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简单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韵和襟怀。众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叙述中，乡土要么被书写成愚昧落后需要被启蒙的蛮荒之地，要么被写成原乡神话，成为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乡土本身的气韵和精神，却很少有人去书写和关注。对于作家而言，这也确实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乡土的生活“日光流年”，在岁日时节里，自然向前推进，没有那么多差异性可供描摹。生老病死，如同草木枯荣般循环往复，一旦施之笔墨，很容易粘滞于琐细的生活事象。作家为了超越这一点，常常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来打量和删削乡土的本相。而阎连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与父辈们的精神往来，对乡土生命凝神观照，将卑微的生存写出尊严。正如他在散文中写的那样“尊严有大小之说，但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如同钟表上的时间，座钟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如拳头鸟蛋，搁在桌角床头，如鸟雀卧枝”。对于阎连科的父辈来说，他们活得就是这份鸟雀卧枝般的尊严。无论乡土的历史和现实加在他们身上多少苦难，都无法压垮那种倔强和坚韧。而这或许就是乡土生命的精神，乐生乐死，总有一种应对的从容。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阎连科大伯寒冬涉水、搬运石头的那个场景。
“大伯就带着他的孩子们，脱下衣裤，单穿了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后走进水里，趟过河去，……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吱呀呀地踩着青白的冰碴，趟着齐腰的河水，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再拉回到村子里”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和我一样惊异于这样的叙述。这也是我之所以说，我们要读读阎连科散文的原因。我们分享了这样的情感和记忆，就不会对阎连科小说中的那些“绝境”感到惊奇，无论是“三姓村”、还是“受活庄”，那种绝境中拓路的夸张想象，对照着他的散文来读，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叙事。“割肉买皮”也好，施展“绝术”也罢，这些为生存而罔顾一切的修辞想象，早就在阎连科的乡土经验中播下了种子。
我们都知道，古人写追怀文字，常常因感情而文过饰非，专讲祖先的神明英武，人心的短处却缄口不提。我上面说，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有大的情韵和襟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放下种种挂碍,与这个世界素心相对。他在叙述中一点也不掩饰父辈的缺点，能以一颗宽和之心，娓娓道来。他写到自己的大伯好赌，几次三番输掉了盖房钱，这本是人的缺点，吊诡的是，我们读来竟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人的恶，倒是这个人的真，这其实就是散文的伦理，是散文背后的那颗心，早就宽宥理解了这一切，从而让叙述显得朴实中有一种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自己，却始终没有宽恕，他始终感觉到对父亲有一种“失孝”的歉疚。他写自己没有花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少林寺》；写到自己逃离乡土，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可以感觉到阎连科那种难遣的愧疚，然而，一个乡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难道他的父辈不也希望他能逃离吗？但这却成了阎连科难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断地在写作中返回乡土，去思考乡土的生命、乡土的一切。或许，唯有在写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脱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的散文，他的《我与父辈》，是一颗“泄密的心”，因为它让我们听到了阎连科灵魂的跳动，阎连科的文学密室，也在这种跳动声中豁然洞开，现出了他的底线。而这底线，我们知道，就是这糅合了苦痛、哀乐、绝望又无法走出的乡土。（北京大学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