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發易服:清朝初期的政策-中文百科頻道

事件背景

滿漢衣冠

漢族衣冠

明朝衣冠

漢族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衣冠服飾。《孝經》有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之後就不可剃發，男女都把頭發绾成發髻盤在頭頂。

滿族服發

滿族的發型與漢人迥異，男子把前顱頭發剃光，後腦頭發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漢人的服裝漢服以交領、右衽、無扣等為主要特色，滿裝的主要特點是立領、對襟、盤扣等。

清代滿族成年男子把前顱頭發全部剃去，隻留顱頂後頭發，編結成辮，垂于腦後，主要是便于山林中騎射。滿族人認為發辮是真魂栖息之所，視為生命之本，在戰場上陣亡的八旗将士，必将發辮帶回故裡，隆重埋葬，稱“捎小辮”或“金錢鼠尾”。關外滿族人服飾以長袍馬褂為主，滿服的特點是廠襟、馬蹄袖，前後開叉等。

直接原因

滿化漢族

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極召集滿洲貴族和重要官員時說：“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哈喇和完顔亮之世盡廢之，耽于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

在清朝統治者眼中，前代少數民族政權中，前期基本上都是抵制漢化，保持本民族風俗，所以強盛。但後繼者往往羨慕漢文化，而進行漢化改革或者自上而下提倡漢俗，導緻數世而亡。乾隆帝曾說：“北魏、遼、金、元凡必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綿國祚，承天佑，于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為了保護滿族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在禁止本民族漢化的同時，通過強制手段要求漢民族移風易俗，剃發易服，就是手段之一。

民族習慣

滿族人在剛入關時隻有十餘萬八旗軍，在遼東、遼西的滿族人遷入關内後，也隻有五十多萬人口，并很快随着戰争和“圈地令”的下達而散往中原、南方各地，而各地的漢人（還有西南地區的苗人）人口在5000萬以上，這對實行“投充法”，“逃人法”等暴政的清朝政權來說，就産生了一個嚴重問題。“剃發易服”就是一個極其有效的方法，強迫關内各族人民剃成滿洲發式，使得人難以辨别之，達到其他民族不知道本地有多少通過“圈地”、“投充”的滿族人。

清朝統治者希望通過剃發保持滿族的統治地位，保持滿族不被漢族同化之後，讓漢人習慣了滿族的發式。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号召民衆剪去辮子時，仍然有許多人不願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辮子後被官府殺頭，可見“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發”政策對漢族影響極深。

歸順标志

宋代期間金朝人高壓強迫占領區的漢人剃發。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當時的金太宗就下過這樣的強硬命令：“禁民漢服，及削發不如式者，死！”

順治帝

早前遼東漢民早已深受剃發之荼，滿洲建國時期，滿洲統治者就強令投降的漢人效法滿洲人的發式，把剃發作為歸順的标志。如天聰五年，清太宗在大淩河之役勝利時令“歸降将士等剃發”，崇德三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國衣帽及令婦人束發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國。自今以後，犯者俱加重罪。”清軍入關後繼續推行這個政策。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着剃發，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這一政策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多爾衮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有些操之過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日谕旨，意思是允許百姓保留舊時發型。

滿洲統治者認為天下大定之時，立刻以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發。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報之時，多爾衮即遣使谕給在江南前線的總指揮豫親王多铎命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發，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同年七月，又下令“官民既已剃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剃發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反抗以至于大規模的武裝鬥争幾乎遍及全國，導緻了長期政局不穩。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攝政王多爾衮在給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發”，是為剃發令，強制漢人剃發，改變民族習俗。

服發标準

發飾标準

外文文獻中的金錢鼠尾

秦世祯《撫浙檄草》：“小頂辮發”每個炎黃子孫，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發屈辱地剃去，隻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将四周頭發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發，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發，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

《清稗類鈔》之“容止類”、“發作金錢式”條雲：“董志學為江西巡按，按部吉安，饬守令禮請缙紳子弟及舉貢監生飲宴。酒酣，起而言曰：‘當朝重剃發，式當如金錢，請脫帽驗之。’因盡去其帽，則皆略去鬓發，餘頂結如故，惟一人如式，得放出，餘悉系之于獄。”

《清稗類鈔》“三聖不剃發”雲：“滿俗剃發，自世祖入關定鼎，漢人亦遵行之，有不從者，辄置重典。然熱河行宮所藏世祖、聖祖、世宗三代禦容皆不剃發，誠可異矣。”

《榕城紀聞》雲：“剃發，隻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紀程圖記》載：“女真習俗都剃發，隻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胡須隻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海外散人著《榕城紀聞》：“剃發，隻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

清中葉後，出現了留發越來越多的趨勢，如日本《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發，編一長辮垂于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發帶系結，其中蓄發部分從清初的一個銅錢大增加到了四五個銅錢大，但仍然遠少于清末及清裝劇留半頭的發型。

根據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訪問中國的英國使團随團畫師威廉－亞曆山大的寫實畫稿，可知遲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時，清朝所留頭發仍然極細極少，與現今清裝戲中的發型不同。

服飾标準

清廷在順治九年（1652年）确立官服的最終标準，見于《服色肩輿永例》。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男人不許穿大領大袖，女人不許梳頭纏足。

滿族服飾特點：滿族男女都穿直統式的寬襟大袖長袍。女性旗袍下擺至小腿，有繡花卉紋飾。男性旗袍下擺及踝，無紋飾。20世紀40年代後，受國内外新式服飾新潮的沖擊，滿族男性旗袍已廢棄，女性旗袍由寬袖變窄袖，直筒變緊身貼腰，臀部略大，下擺回收，長及踝。

事件經過

關外時期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攻陷遼陽，“驅遼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譴三騎持赤幟，傳令自髡剃不殺。”。

天啟二年（1622年），後金攻下遼陽，“生擒禦史張铨，其餘官民皆剃發降”。不久遼東各地大小城池盡入金人手中，“官民皆剃發降”。

崇祯二年（1629年），後金攻至漢兒莊城外，明副将标下官李豐“率城内民剃發出降”。同年，金軍進攻遵化，明中軍臧調元被擒投降，“遂令剃發”。

崇祯三年（1630年），後金軍降沙河驿，“招降城中人，皆令剃發”。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号為“清”，并且繼續推行剃發易服政策。“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男人不許穿大領大袖，女人不許梳頭纏足。”三年，（1638年）；“有效他國（指明朝）衣冠，及令婦人束發裹足者，俱加重罪。”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闖王李自成率領大順兵入北京，中國東北興起的清朝在明朝降将吳三桂協助下占領地區，而後對其他民族強制實行剃發措施，攝政王多爾衮鑒于全國局勢尚未明朗，暫緩漢人剃發。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平定南京，清廷遂下定決心，相繼頒布了“剃發令”和“易服令”。

順治二年（1645年）6月28日，清廷再次傳谕：“近者一月，遠者三月，各取剃發歸順。”剃發成了絕對命令。

上書剃發

順治時,朝廷儀節尚未成規制。上朝時,滿族官員和漢族官員互不摻和,滿臣身着滿服,漢臣皆着明朝官服,彼此相安無事。孫之獬為讨清廷歡心,有意打破這個“潛規則”。一日上朝時,衆人發現他剃發留辮,改穿滿族官服,還上疏說:“臣妻放足獨先,合家剃發效滿制。”

随後,他竟自然地退到滿族大臣的行列。滿族大臣眼高于天,哪能容忍既是下屬又是漢臣的孫之獬與他們同班?遂将他逐出。孫之獬自讨沒趣,悻悻回撤漢班。漢臣恨他趨炎附勢,逢迎求寵,一個個緊挨着,毫不松動,不讓他入班。徘徊于兩班之間的孫之獬進退不得,狼狽不堪。

惱羞成怒的孫之獬在退朝後,回家又疾書奏折說:“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

多爾衮采納了這一提議，于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間，下令再次頒發“剃發令”，規定：“全國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隸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發。”

強行推廣

清朝入關之前，為了易于辨識順逆，便已強迫異己剃發易服。如1631年（明崇祯四年，後金天聰五年）皇太極在大淩河之役勝利時令“歸降将士等薙發”；明天啟三年（後金天命八年，1623年），即規定了官民帽頂制度；崇祯五年（後金天聰六年，1632年），規定了服色制度；明崇祯九年（後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明令：“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清朝入關前的剃發政策，主要是指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統治時期的剃發政策。

剃發之後的王時敏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在一片石打敗李自成大順軍，進入山海關，即令城内軍民薙發。即入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五月一日，攝政王多爾衮率兵過通州，知州投降，多爾衮“谕令薙發”。五月初二，多爾衮進北京，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着薙發，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正式下達剃發令和易服令。此後數日又多次頒布命令，要求華夏關内各民族薙發易服作為效忠的标志。此令引起漢人極大的反抗，如京東三河民衆就起事反對剃發。多爾衮随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暫緩薙發易服令。迫使清朝統治者暫緩剃發衣服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天下未定，抵抗者衆多，南明政權仍在，故而暫時妥協。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進軍江南，占領弘光政權首都金陵，統治初步鞏固，多爾衮于五月二十九日重頒薙發令。六月初五日，多爾衮給江南前線總指揮多铎下達指令：“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發，傥有不從，以軍法從事”。要求在江南推行剃發令。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國軍民剃發。下令各地限公文到達的十日内完成剃發，違令者死。地方官員如果上奏反對，“殺無赦”。六月，多爾衮頒布薙發令時，對于人們的衣帽裝束，也要求更換，但未嚴令實施期限，“許從容更易”。然而沒過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時，又下谕“官民既已剃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康熙六年（1667年）到北京的朝鮮使者回國之後，在其向朝鮮國王的報告中感歎道“漢儀不複見，何日變中華？”他并且說，當時的北京居民，見到他的衣服，低頭哭泣，神情悲慘。“見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兒曰，此乃明朝舊制，垂頭而泣，見來慘然矣。”

鎮壓事件

江陰八十一日：又名：江陰九九之禍1645年夏江陰人民為抵制剃發令，在江陰典史等人領導下進行的鬥争。因為前後長達81天之久（故被稱為“江陰八十一日”），之後僅53人幸存。

嘉定三屠：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發鬥争頗為激烈。分别于同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遭屠城。史稱“嘉定三屠”。

關于大屠殺的文獻記載：

後金（清）文獻

《清世祖實錄》卷十七（順治二年六月丙寅）中記載：“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内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剃完。若規避惜發，巧詞争辯，決不輕貸”。

《爝火錄》卷四：“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

《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不随本朝制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

順治二年江甯巡撫土國寶：“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

清朝官方資料和第三方資料

順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遠題本《明清檔案》第十一冊，A11- 20中，更是由于“城破盡屠”，隻好請求釋放剩下的5個“無憑究拟”的犯人。《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

意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别的，隻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鞑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凄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号、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财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燼’合葬立碑”。

各種時人筆記和地方志的記載

《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一兵紀：（昆山大屠殺）“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

《研堂見聞雜記罰》：“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

徐世溥《江變紀略》：（南昌大屠殺）“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叠嬲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卧，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裡辭也，莫不悲号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

《祭共冢文》：（廣州大屠殺）“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蝼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髅。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

清軍文書陳殿桂，《雄州店家歌》：（南雄大屠殺）“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屍如山莽充斥。....死者無頭生被擄，有頭還與無頭伍。血泚焦土掩紅顔，孤孩尚探娘懷乳。

《嘉定乙酉紀事》：（嘉定大屠殺）“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軍“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内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日晝街坊當衆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闆，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辄砍三刀。至物盡則殺。”

《海角遺編》：（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

事件結果

漢族包括除滿族外其他民族為了文明和自由進行了此起彼伏的鬥争。清朝對此進行了暴力鎮壓。1645年發生的嘉定三屠即與“剃發易服”有關。“剃發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陳名夏曾說過：“留發複衣冠，天下即可太平。”最後由于多個原因反而加速了滿人的漢化。

史料記載

《清史稿·太宗本紀二》：“往者巴克什·達海等屢勸朕易滿洲衣服以從漢制。朕惟寬衣博鮹，必廢騎射，當朕之身，豈有變更。恐後世子孫忘之，廢騎射而效漢人，滋足慮焉。爾等謹識之。”

《清史稿·太宗本紀二》：“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金）太祖、太宗之業遂衰。……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後世無變祖宗之制。”

《清世祖實錄》卷十七、蔣良骐《東華錄》卷五：“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争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複為此事讀進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殺無赦。”

《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自今後不論新舊，一概剃頭，以遵國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豈是本朝人民？此等頑鈍，許地方捉拿前來，以軍法重處，不論一省一城，（凡）不剃頭者，即開列冊藉，明白詳報，發兵進剿……”

将良骐《東華錄》卷五“于衆人未剃發之前，即行剃發，舉家男婦皆效滿裝。”

魯迅《呐喊》：清軍在街道、路口搭個棚子，旁邊豎一根旗杆，上面懸挂着‘薙發令’聖旨，誰要敢不剃頭，割下頭顱挂在旗杆上；剃發匠人被命令遊行于市，見蓄發者，不問青紅皂白，按住腦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殺之。”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住在偏僻之區還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時會聽到一句洋話：pigtail——豬尾巴。”

陳确：“不剃發者以違制論斬。令發後，吏诇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

杜車别《明末清初清朝屠殺人口總數之初步考察》：整個明末清初（從萬曆四十六年到康熙二十年）死于清朝屠殺的總人數最保守的估計也在兩億以上。（明末人口總量在三億到四億）

張怡《搜聞續筆》：“清朝輕中國矣，前得高麗，亦欲剃發，麗人以死争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發甯去頭耳！清朝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遲，誤爾等矣。”

清初《榕城紀聞》：“剃發，隻留一頂如錢大，作辮，謂之金錢鼠尾。”

朝鮮李㴭《燕途紀行》：“市肆行人見使行服着，有感于漢朝（漢族朝代——引者注）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朝鮮闵鎮遠《燕行錄》：“每念剃頭之痛，直欲無生雲矣！”“老爺們所着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着，即與牛馬何異？”

朝鮮李坤《燕行紀事》：頭發盡剃，無梳栉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别，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

曆史影響

辛亥剪辮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下剪辮子令。許金城在《民國野史》“記述道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标志的辮子。剪除辮子成為去舊圖新的标志。

中國人恢複長衫、對襟褂子、大襟衫、旗袍等新式的中國服飾。

遺留問題

盡“剃發易服”政策早已退出曆史舞台，然而它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現代。清代風格的服飾早已深入人心，旗袍、唐裝等滿族或滿族元素甚至“走向世界”，被認為是中國服飾的象征。

剃發風俗

中國許多地區至今流傳着“正月不剃頭，剃頭死舅”的習俗，據傳與剃發有關：“死舅”其實是“思舊”，思念舊國明朝，以此習俗作為抵抗清朝政策的一種形式。經常稱之為剃頭。

争議

發型演變時間和特點

清初t以剃發為治國之策，自遼東地區廣大漢族民衆的反抗至清入關後的無數次反剃發鬥争，成千上萬的漢人為之付出了巨大犧牲。而此時的蓄發部位已悄然無聲地逐步由腦後移到了頭頂，但仍可稱金錢鼠尾式。

中葉t經過清初大屠殺以後，發式約自嘉慶初年起有所變化。頭頂蓄發數量明顯增加。胡須亦從隻留上唇左右幾根變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

後期t即嘉慶以後男子的發式逐步演變為将頂發四周邊緣隻剃去寸許，而中間保留長發、分三绺編成辮子一條垂在腦後，名為辮子或稱發辮。

清末t在覺悟了的知識青年和學生掀起的革命鬥争中，把剪辮子作為一項重要内容。從清末開始，到清朝滅亡之時，剪辮子成了全國範圍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的革命運動。

發飾争論統治者在頒布剃發令所要求的剃發标準，并非影視作品中的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将頭顱四周的頭發都剃掉，隻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俗稱金錢鼠尾。

質疑觀點

剃發易服

網上傳聞清初剃發有“金錢鼠尾”之說，當時的确這一詞“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是袁彭年湖北公安縣人袁彭年（崇祯七年進士，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後随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任廣東學政署布政使）起草告示。

金時女真人“婦人辮發盤髻，男子辮發垂後，耳垂金環，留腦後發以色絲系之，富者以珠玉為飾。”

《大金國志》：“辮發垂肩，與契丹異（契丹皆削頂重發），垂金環，留顱後發，系以色絲。”

2006年5月，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現場意外挖掘出一具清代龍袍幹屍。棺頭上所載為：皇清诰授中憲大夫拙吾黃公之靈柩。幹屍的身份為清康熙時期的“中憲大夫黃拙吾”清代發式為前面坤發，後面辮子，而幹屍的這種“發髻”發式與清規“剃發令”不符，經過專家考證，黃拙吾死後其家人将其發辮挽成發髻，依然保持明朝發式入葬，以示慰藉。

正方觀點

CCTV曾解釋（中憲大夫黃拙吾）：幹屍是明朝遺民，還穿龍袍，本來就很蹊跷。如果以這個幹屍來否認金錢鼠尾，豈不是還可以否認清朝的辮子嗎？因為這具幹屍是明朝漢人的束發，不是辮子。

海外觀點

1793年英國訪清使團随團畫師威廉·亞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紀實畫稿證明，乾隆時期還是金錢鼠尾。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中譯本為《大清帝國城市印象》。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記》一書。書中這樣描寫清朝的發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發留下來，分成三绺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胡須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于滿洲“留頭不留發”的标準發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發式，是所謂“金錢小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