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起因
1952年11月，高崗奉調進京，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并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時人稱之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所謂“五馬進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書記鄧小平、習仲勳、鄧子恢、高崗、饒漱石調到黨中央工作；所謂“一馬當先”，是指其中的高崗位最高權最重。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管理範圍很寬，8個工業部門都由計委負責，一時有“經濟内閣”之稱。委員有陳雲、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習仲勳、李先念等。高崗權力之大，遠非以後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能比。但是，高崗卻認為自己的這個計劃委員會主席是名不副實，因為他覺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是事無巨細都要管。高崗滿肚子的怨憤。1953年1月，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到北京，經高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對饒漱石說：“現在黨内，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咱們要搞個根據地的大圈圈。他還搬弄：我們黨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是根據地黨，也就是軍隊的黨，另一個就是白區的黨；說什麼劉少奇是白區黨的正确路線的代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拿槍杆子的黨哪裡有什麼白區的黨。對劉少奇在黨内形成的地位，高崗就是不服。”
事件開端
1954年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與赴杭州向毛通報蘇聯情況（處決貝利亞）的尤金暗示了高崗事件。毛澤東聽取了尤金的介紹後問了幾個問題，表示蘇聯揭露貝利亞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具有重大意義。然後談到中國黨内也有類似蘇共的問題。尤金回憶說：“談到中共内部情況時，毛澤東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這種現象并不普遍，但由于這現象涉及中央委員，因而不可能不注意這現象。毛澤東說有某些人想挑撥政治局委員之間的關系，有人想對某些政治局委員的偶然失誤與錯誤找出規律，從而貶損他們。毛澤東說，我們現在還在研究這問題，始終牢記黨員的團結是解決它面臨問題的關鍵。中央現正就黨的團結一緻制定專門文件。這個文件不會公開發表。在今後兩三個星期内即可完成這個文件。毛說在完成這個文件後，他會下令向我通報其内容。”
事件經過
發展簡介
2月1日，楊尚昆向尤金提交了關于黨的團結問題的文件。這文件将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讨論，形成決議。第二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向尤金作了詳細通報，點了高的名字，相當詳細地談到事件經過。高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過分擡高在中共黨的曆史上的軍事傳統的地位，誣蔑劉少奇等。周說在全會上，高可能承認錯誤，但可能不是真誠的，也可能以自殺威脅黨。周還說“貝利亞事件迫使他們特别注意在黨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崗事件與貝利亞事件相提并論。2月13日，即在全會結束後幾天，劉與周又向尤金作了另一次詳細的通報。他們說高的問題比饒濑石嚴重，因為他沒有真誠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殺相威脅。高承認想推翻劉少奇，但聲稱他并無意占據僅次于毛的位置。作為悔過的姿态，他表示準備離開領導崗位，成為普通公民。但是黨認為高沒有作認真的坦白，必須再開一次會給他機會承認錯誤。到3月9日劉與周再次向尤金通報時，上述會議已開過，他們與尤金談了5個半小時，詳細通報了對高的指摘，内容基本與以前相同。
毛澤東的看法
幾周後，在3月毛再次與尤金會面。一開始，他否認外國傳說他在杭州時病重，将為高崗所取代。然後他講述了使他令高受黨的全會批判的原因。尤金回憶到：“毛繼續按照他談到高崗時的思路說，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他感到黨内黨外都有什麼不對勁。有一種地震正在發生的感覺，一會兒這裡有震感，一會兒那裡有震感，但就是說不出震中在哪裡。去年六七月這種感覺特别明顯，那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有關金融和經濟事務的會議。然後自7月到12月，越來越明顯感覺黨内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中央委員會，另一個看不見，在地下。在黨内，這種震感特别強烈。12月24日以後，在政治局讨論這個問題後，許多問題澄清了。我們現在知道這種震動來自哪裡，但這并不是說，在别的地方不會發生地震。”毛繼續說，高不僅是個陰謀家，還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個人生活上，高崗是個荒淫的人，他有許多女人，現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敵對分子。現在中央正設法多方明确高崗是否與帝國主義分子有聯系。”然後毛又給高的錯誤增加了令人驚異的一條，這一條也隐約指責了蘇聯。尤金憶到：“毛澤東繼續說，高崗因貝利亞事件飛赴莫斯科，回來後變得異常活躍。特别發人深省的是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從不對人談到蘇共決議中的兩條極為重要的段落，即宣傳個人崇拜的危害和黨的集體領導的必要性。有特别意義的是，高崗從莫斯科回來後，沒有回家，立刻去各省黨的工作者因公來京下榻的北京飯店，開始對他們做工作。”
高崗赴莫斯科
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中國東北任領事的列多夫斯基寫道，7月7日蘇聯外交官瓦斯科夫轉達蘇方要求中方派一名高級官員赴莫斯科了解蘇共最新情況。第二天，周恩來通知瓦斯科夫，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名高崗赴莫斯科。列多夫斯基懷疑中共的用意，他說：“為什麼選中了高崗？這是偶然的嗎？不是……這是（高崗）的敵人的詭計。”列多夫斯基在高崗訪莫斯科的48小時内與高會晤了兩次，一次是在高即将返回北京時。他說高的情緒低落，感到“雲層正在他身邊聚積，這次旅行沒有給他帶來好處。”
尤金看法
尤金認為毛暗示高與蘇聯新領導有分歧，并說“了解了蘇聯對貝利亞事件的最後處理方法，使中共中央找到了揭露高崗反黨活動的正确道路。”這等于說如果蘇共能将貝利亞清除掉，那麼，中共也可以清除高崗，兩黨均不應過問别黨的事。尤金說：“毛察覺到高崗與科瓦廖夫（蘇聯在華總顧問———編譯者注）之間建立了友誼，他問我，我是否看到過科瓦廖夫寫給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說，我沒有見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對我談起過這封信。毛說他有這封信，可以給我看。在這封信裡，高崗等于說在中共中央裡，除了高崗外，沒有一個同志是好的。高崗對科瓦廖夫說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為親美，而其他人則是反蘇。”作者認為毛的這個評價所傳達的意思是：今後不會容忍對黨的不忠誠，毛不希望蘇聯再幹預中國的事務。
事件結束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高饒問題被揭露以後，毛澤東一直還想挽救他們。毛澤東讓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找高崗談話，想讓他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是話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我把這事報告毛澤東時，從他的表情看，他對此事感到厭惡。他說：“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從此徹底放棄了挽救高崗的想法。
高崗于1954年8月自殺，10月，赫魯曉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蘇關系。1955年3月毛與尤金談話時又談到高崗。兩個月後，毛與尤金的談話中再次提到高崗的私生活和與蘇聯的關系：“高崗是沒有道德的人，想要奪權……毛同志說高崗在一個星期裡就安排了8次舞會，隻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說他接近一個神秘（原文為“影子”——編譯者注）人物張門遠（音譯ZhangMenyuan），使張成為他自己與蘇駐沈陽總領事之間的聯系人。”5月25日的談話是毛與尤金談到高崗事件的最後一次談話。
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因為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經公安部報請中央批準，在1965年予以假釋，安排到一個農場養起來，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生活費200元。對其他人員的處理，如果撇開饒、潘、揚一案不說，單以黨中央對高、饒反黨聯盟的處理而言，牽連的人很少：在東北地區，隻有被稱為“五虎上将”的五人被撤了職，降了級，下放到一般單位工作;華東地區，受到撤職處分的高級幹部，主要就是一個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至于高、饒身邊的工作人員，更沒有受到株連，都由中央組織部安排了工作。
後人首度發聲
1954年8月17日，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自殺身亡。60年後，其後人首次面對内地媒體發聲。高崗的小兒子高燕生對話新浪網時表示，“父親選擇自殺，是性格所緻”，“黨是母親，有事對母親說，不要對外說，不要添亂”，“免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拿這種事來攻擊我們黨。”去年，高崗遺孀李力群及其兒子高燕生一同出席紀念習仲勳百年誕辰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