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杜

小李杜

“小李杜”之于晚唐詩壇的作用，我們總是不禁要拿來與大“李杜”在盛唐的作用相類比，如果說李白、杜甫共同創造了盛唐詩歌的一個幾乎無可企及的巅峰，那麼李商隐和杜牧則在晚唐業已沒落的詩風中添上瑰麗的一頁。自從孟郊、李賀、柳宗元、韓愈等這批中唐詩人相繼去世以後，元和詩壇上的那種活潑與銳氣的詩風也逐漸消失。

下面從兩人的出身與經曆的背景來說說兩人後來形成的不同風格。

杜牧

杜牧（803-852），字牧之，長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學者，著作甚豐。這種世家的出身一直是小杜引以為自豪的事情，他在詩中言道：

“我家公相家，劍佩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

這一世家傳統無疑對他的影響是極大的，使他常以天下為己任，特别喜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經濟，用他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就象上梁山的好漢們時常挂在口頭的一句口号：“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可惜這一切也不過是他的書生意氣，當權者并不采納他的那些紙上談兵式的亂談。

所以他的仕途也并不是太順利，26歲中了進士以後的十年時間裡，大多在幕府中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做了個州官。因而他的心裡常常又充斥着一種心灰意懶的情緒，無可奈何之餘也隻好以一詠一觞，歌兒舞女來打發生活了。他那種“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放浪形骸，與“嗜酒好睡，其癖已痼”的懶散頹唐，和他先前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合起來，正好是一個完整的杜牧。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字義山，号玉溪生，比杜牧小十歲，懷州河内人。雖然他自稱是帝胄之後，但實際上早已家道敗落，隻不過和大唐皇帝共姓一個“李”字而已。李商隐幼時是“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姐文》）。他隻能苦苦地奮鬥，力争從科舉得到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所以杜牧式的自豪與他是無緣的，倒是時常有一種自卑與自負扭曲而成的心理充斥着他的心靈。

因此，他一方面對政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面又感到憤慨與失望，像《賈生》中“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他懷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樓》中的“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歎，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憂郁的來源。作為一個不掙紮就沒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樣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就無法像杜牧那樣爽朗開闊，反而時時陷入難以排解的憂郁之中。

就像李白和杜甫的友情深厚一樣，小李杜的關系也很不錯，兩人之間，也有互贈詩文。李商隐寫給杜牧的兩首詩，《杜司勳》說：“刻意傷春複傷别，人間唯有杜司勳”，《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說：“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極盡仰慕之情。然而，正像李白和杜甫的深情厚意仍無法改變兩人的差别一樣，小李杜的差異也很大，他們的氣質、出身和思想的差異使他們的詩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種貴族氣質、世家遺風使他的詩充滿了高朗明快的理性精神，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種浪漫情調與自卑心理使他的詩郁積了感情的纏綿情結。

其實在晚唐，像小李杜那樣處境、地位的文人也不少，但他們的氣質、性格和思想都與李杜不同，盡管都有滿腹牢騷，卻都試圖用另樣的方式來掩飾自己的性情，所以最後詩歌可能大多描山畫水，意境也難免要狹小得多了。也許處境、地位與經曆背景并不是決定一個詩人詩風的唯一因素，相較起來，晚唐的那許多詩人，比起小李杜來，風格難免要狹窄窘迫一些，内容也淺近卑俗些；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低俗些，往往千人一面。所以唐詩到了最後，差不多也就以杜牧和李商隐這兩顆雙子星，為這個詩歌盛代抹上最濃厚而瑰麗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