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华文化又称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汉文化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指中华民族（即中国境内的所有族群和民系）共有之文化。流行于东亚，以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为主，中国大陆的中华文化经过文革等事件曾一度断层，后恢复。人们口中的中华文化一般指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对待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应予以适当的扬弃。包含民俗、戏曲（主要是昆曲、豫剧和黄梅戏）、棋艺、茶道、中国传统乐器、文人字画等。当前，中华文化正在通过民间交流、网络自媒体等方式，传播至世界各地。
史前文化
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
公元时期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西元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地区等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同等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中华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
传说时代
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史家称为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没有信史记载，即使是被考古学界公认存在的商朝，因为缺乏信史记载，也被列为传说时代。这一时期，关于一些事情的记载较为模糊，以至于尧舜禹禅让，都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竹书记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的说法。
经过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主体—华夏文化。
神话传说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太平广记》等古典中。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封神演义》、《西游记》及《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
符号图腾
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 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和凤，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龙是一种在中国传说中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笔墨纸砚
艺术的影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可以观察得到。尤其在曾经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区，像朝鲜，越南，琉球曾为藩属，或者有华人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使从未受中国统治的日本，在艺术方面同样不能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日本的追随者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先师，比如在日本达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艺。16世纪以来，中国的工艺品－尤其是瓷器，大量向欧洲出口，这对欧洲艺术也产生了影响。中国书法、中国画、瑶琴是中华文化中独特的艺术，亦影响到日本书法与其他东亚书法。
在中华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书法是表现汉字形体美韵的艺术。中国书法随著汉字而广为流传在东亚流传发展成为日本书道、朝鲜书艺，越南书法、琉球书道，因此汉字书法也包括韩国汉字、日本汉字与越南喃字。书法被认为是东亚的重要艺术和最优雅的写字形式，并受东亚文明社会敬重并被广泛实践，亦促成了其他东亚艺术发展。中国书法以毛笔沾墨汁书写，基本上分成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汉字书法的使用工具也有特别的名称，称之为文房四宝，也就是笔、纸、墨、砚。书法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是用笔，使“点画”呈现，由一点一笔一画组合成整体结构，而且要依照汉字的笔顺，与绘画大不一样不能重复和填描。
书法是由汉字的形体变化而有所不同，一般“笔法”有中锋、侧锋，提按、使转，顺势、涩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用笔方法，才能写出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点画”，不同的书体，用笔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例如写篆书时，运笔要柔软而庄重；在写草书时，运笔则表现顺畅而有力。书法的表现手法非常丰富，只有灵活运用，才能写出具有力感、动感，自然美观的上乘的作品。两晋和两宋是书法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晋时期有陆机等书法名家，东晋时期有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北宋则有黄庭坚、沈括、孙抃、蔡襄、米芾等一大批书法家，南宋有张孝祥、张即之等知名书法家。
使用工整的书法书写，写在纸上而成的对联艺术也是独特的艺术形式。就是由格律诗的对偶句和骈文与赋的俪句发展而来的，一般是贴在墙、门之上，特色是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且言简意深。对联还传入越南、朝鲜等地，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随著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兴旺活跃的景象，后世文人画通常将绘画传统回溯至此时。新的绘画内容如民俗画也开始出现，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明代以元四大家为学习对象，出现后来成为文人画传统的“吴派”（代表画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与浙派为明代画坛的两大主要派别。由于晚明崇尚吴派而贬低浙派，致使吴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甚至国民政府迁台初的绘画教育，依然以吴派绘画为主。
清代亦为西方绘画逐渐进入的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时期任职于宫廷的郎士宁，然而这种西方的风潮并没有影响到民间。但中国当时唯一对外的口岸广州，出现专门替欧洲商人以油画作画的画工，此是西方绘画进入中国民间之始。晚清上海辟作通商口岸，由于地处辐辏，成为重要港口，也带动油画的需求与发展，中国画家逐渐学会透视法等西洋绘画方式，并使用进口颜料作画，影响传统绘画的风貌。
民国美术大体延续清末发展，著名有李铁夫、颜文梁、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以颜文梁、徐悲鸿为首新式绘画仍强调古典写实的训练。此种训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学习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所继承。另一方面，以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等崇尚现代主义的画家则让表现主义、立方注意等现代主义思潮渐渐在中国萌芽。同时，透过共产党引入的木刻版画，也是民国之后所出现的新风格，同样影响了中国大陆之后的美术发展。
音韵生旦
传统戏曲方面，表演形式主要以歌舞说唱形式表达，有别于同样是舞台表演艺术的歌剧，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红”、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元杂剧，明代的秧歌，清代的京剧。现在中国六大剧种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昆曲、秦腔。
京剧又称平剧、国剧，是在北京形成的中国戏曲曲种之一，融合了徽剧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艺术的优点，腔调以西皮和二黄为主，主要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演员角色种类主要分“生”、“旦”、“净”、“丑”四种。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念”就是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京剧中的念白分京白、韵白和苏白，京白是用北京音，韵白则用湖广音、中州韵，苏白使用苏南地区的方言。“做”就是做表情和肢体身段。“唱”就是唱腔。
“打”是结合民间武术将其舞蹈化的武打动作。京剧是13世纪中期元朝的杂剧所形成，而后在清朝宫廷内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19世纪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五幕剧本在法国巴黎公演，亦在欧洲造成轰动，因此被视为中国国粹。
豫剧是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居中国各地方戏曲之首。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叫“河南讴”。又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而得名河南梆子，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河南省的简称是“豫”而将该剧种定名为“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被称为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豫剧主要流行于黄河、淮河流域。除河南本省外，河北、山东、陕西、湖北、山西、安徽、江苏、四川、甘肃、东北、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地都有专业豫剧团的分布。豫剧在台湾舞台上与歌仔戏、京剧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根据2004年的统计，中国大陆的豫剧团达160个，是全国之最。
潮剧，又称潮州戏，用闽南语潮州话演唱的地方剧种，在明朝开始形成后，流行行于广东潮汕、闽南等地，并随潮州人传播到香港、上海，以及海外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与欧美地区，是中国对外最有影响的地方戏剧之一。潮剧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潮剧亦有就传入了泰国，在1685年至1688年泰国宫廷宴会中用以招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使节。20年代至30年代泰国曾是世界潮剧的中心并成为潮剧的第二故乡，同时也是在潮剧历史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06年，泰国有30多个职业与半职业的潮剧团。
源自南戏的粤剧，原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到了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广州话，使广东人更容易明白。粤剧亦有传播海外。19世纪末，大量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巴特和玛丽斯维尔等矿区担任矿工，于是从三藩市有粤剧戏班定期演出，并且在纽约与三藩市经营粤剧戏院。粤剧为华人带来了赖以生存的民间文化。当年拥有123名演员的鸿福堂剧团在美国大剧院首次登场，上演粤剧，大获成功，并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剧场。1920年代中有粤剧戏班在北美各地公演。
福建梨园戏起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和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梨园戏流传在闽南地区、台湾和东南亚华裔闽南人聚居区，梨园戏可分为“上路”、“下南”及“小梨园”(七子戏)三大流派，前两者又称大梨园。每个流派风格与剧目不尽相同，三大流派各有其代表剧目，称为十八棚头。常见剧目有荔镜记、吕蒙正、郭华、朱弁等等，剧目通常以主角名字命名。。演唱的曲调和乐队、乐器系福建南音（南管）系统，在台湾的戏路以小梨园为主，因此较常称为南管戏或是七子戏（小梨园）。2006年5月20日，梨园戏被列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仔戏（芗剧）是台湾地区唯一原生的剧种，原产自福建，亦为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分支；由福建闽南移民入台后，歌仔戏在台湾宜兰地区结合了福建漳州地区的“锦歌”（台湾称“歌仔”）与“车鼓戏”的场面和动作表演，并搭配南管乐曲与唱腔，产生形式简单的“老歌仔戏”；之后又吸收其他多种流行剧种的戏目、音乐和表演艺术，而发展为成熟的歌仔戏。1925年之后，歌仔戏在内台、野台、广播、电影和电视中都有进行演出；其后，又大量吸收上海与福州京剧戏班的机关布景和表演，丰富了通俗剧场的内涵。歌仔戏在台湾热门之后，不仅传回了中国大陆福建，也同时流行于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地区。明华园引进了现代剧场、实验剧场及电影分场的节奏，将现代歌仔戏跃登国际舞台。
1950年代，当时中国有367个戏曲剧种；到了1982年，仍有317个剧种；而到了2005年，仅剩下267个剧种，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京剧、粤剧、越剧、潮剧、歌仔戏（芗剧）…等剧种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
中华传统舞蹈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原始舞蹈。现在主要分为古典舞、民间舞两大类。另外有著名少数民族舞蹈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农乐舞等。
中国原始时代舞蹈是华夏文化初始形态，而且此时期舞蹈的作用与后来的舞蹈有很大不同。这时期主要是通过舞蹈来反映狩猎、农耕生活，战争，或者性爱、生殖，以及祭祀或祈祷等活动。
中国乐舞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是周代雅乐舞蹈，西周周武王之弟周公对公元前26世纪到前11世纪流传的历代乐舞的整理更是文化史中的空前壮举。周公制礼作乐，除了为了纪念其父兄建周灭纣之乐舞的“大武”之外，周公还把传说中的帝王从黄帝尧舜到商汤等五帝的乐舞整理与大武并称为“六代舞”。在“制礼”的同时“作乐”，用“乐”这种声形谐和的艺术型式来表现礼。为雅乐舞蹈前声，也是周代雅乐的主要内容。之后，雅乐在其他东亚文化的广泛流传。
两汉舞蹈百技纷呈，是俗乐舞文化的高峰早在秦始皇即把民间的角抵戏引入宫廷，后来汉武帝大兴角抵百戏就是延续秦制，发展至东汉已成为极为丰富的宫廷舞乐百戏，，富豪贵族的家庭宴会也多是杂技的成份的综合性演出。汉代舞蹈有即兴歌舞和宴饮中的“对舞”，即是女子长袖对舞、男女长袖对舞、男子宽袖对舞和男子短袖对舞。一般宴会中是由主人先舞，客人再起舞为报，还有舞剑、舞刀、舞棍、干舞、戚舞、长袖舞和巾舞等，舞姿舞容都很考究。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这时期的民间舞名称之为“杂舞”，融合了汉、魏以来的杂舞，江南的“吴歌”荆楚的“西曲”等歌舞，形成“清商乐”和汉族的“清商乐”相平行，而少数民族的“胡乐”、“胡舞”及外国乐舞如“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康国乐”、“高昌乐”等，随著民族文化的交流而形成汉族乐舞“西凉乐”。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舞蹈文明在这个时期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为隋唐乐舞文化的新高峰奠定了基础。唐代舞蹈文化灿烂辉煌，达到了艺术巅峰，因南北朝朝野崇信佛道也出现以宗教为背景的宗教乐舞。
隋文帝汇辑当时流传各地的汉族传统舞、少数民族舞、外国传入的各类乐舞计七部，称七部伎；而后来更增加疏勒乐和康国乐，改称为九部乐。隋唐帝曾征各地散乐及舞蹈进行表演，此后成惯例于每年正月演出用来招待突厥客人。到唐朝时，唐人把舞蹈视为抒情和展示才华，表示礼节的手段能文能武、能歌善舞的文化素养。著名代表人物有善作曲能伴舞的唐玄宗与以善舞“霓裳羽衣”的杨贵妃，亲自排练过声势浩大的破阵乐的唐太宗李世民；即兴善舞以抒情的诗人李白。唐代的宗教乐舞也很发达，如鹤舞和花舞等礼佛娱人的舞蹈在佛寺中很常见；祭祀巫舞从巴楚之地到中国西北荒村都很兴盛，唐代宫廷的驱傩是种面具神舞，继承汉代的宫仪规模亦即为盛大。
唐代不仅有自娱的民族舞蹈还有大量的表演性舞蹈，唐代对歌舞的分类比前代更为细腻有按风格特点来分的健舞和软舞类别；有以结构的严谨和统一归类的歌舞大曲，其中霓裳羽衣舞最为著名；有以故事情节归类的歌舞戏；有从用途和表演方式归类且用于宫廷朝会、宴飨的九部乐、十部乐、立部伎等。尚有一些名舞不能归类，如赞美龙女的凌波曲是盛唐著名舞人谢阿蛮依舞曲编舞表演的，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唐懿宗的伶官李可及编创的“菩萨蛮舞”是表现佛国仙女的美音妙舞，其他不能归类的名舞如“何满子”、“叹百年”等都是在当时兴盛有深远影响力的。
宋代的宫廷乐舞虽衰退但完善了宗法礼教，所以宋朝宗庙祭祀一直保存著雅乐舞蹈。宋代的雅乐舞现保存在文献中的有《大善乐舞》、大顺乐舞、《大庆乐舞》、《大定乐舞》、《天盛乐舞》、《大和乐舞》、《大昭乐舞》和《大熙乐舞》等。宋代的《燕乐》是队舞，男子队有拓枝队、剑器队、异域朝天队等；女子队有菩萨蛮队、拂霓裳队、菩萨献香花队、彩云仙队等。宫廷队舞在宋初尚为兴盛，宋代文人喜好填词，士大夫家有家伎歌女善歌舞，如北宋寇准喜好拓枝舞，传说每宴必有拓枝歌舞表演。宋代的赵构在晚年时留下一部舞蹈动作谱《德寿宫舞谱》。
宋代燕舞比起民间的舞蹈已大为逊色，宋代是民间舞蹈兴起的时代，既有节日的社火舞队，又有日常在市集街坊的卖艺演出。竹马、旱船、舞狮等在宋代已极为兴盛，有些则为后来的戏曲所吸收，如《抱锣》、《舞鲍老》等。有些民间舞蹈传入日本如《龙舞》、《九连环》、《扑蝴蝶》等；而有些燕乐舞传入朝鲜并作为宫廷乐舞保存下来，其中有《五羊仙》、《献仙桃》、《抛球乐》、《莲花台》等。宋代舞蹈走向市井也使明清以后的中国舞蹈演变成武艺和民间娱乐整合发展的新型式。
自元、明、清以来，舞蹈艺术从两方面得到继承与发展，一是戏曲表演“打”即是武术动作，即元杂剧称为“科”在京剧称为“做”的“武舞”。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文化活动中的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民俗活动、民间舞蹈如《高跷》、《旱船》、《舞狮》、《舞龙》各种鼓舞和《秧歌舞》等，不但具有地方风情也有群众性。
元代虽在宫廷舞上继承宋代的队舞型式，但在内容上则大大不同。蒙古族古代的萨满巫舞（如安代舞）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成为群众喜爱的娱乐型式。元代的帝王在宫廷队舞中，不仅有说法队舞；还有元顺帝创制的十六天魔舞，表现佛国仙女的曼妙舞姿。元杂剧中吸收了宋代宫廷队舞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吸收元代戏曲与民间舞蹈的生动舞姿。
舞蹈发展在清代是一个比较衰落的时期，但宫廷舞蹈仍流行《佾舞》与《队舞》。佾舞主要用来祭祀神灵，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又叫《文德之舞》，武舞又叫“武功之舞”。一般是在祭祀开始时舞“武功之舞”，武舞生左手执干，右手执戚。祭祀中间及结束时跳“文德之舞”，文舞生右手执羽，左手执籥，两边还有执节者，指挥舞队。清代宫廷队舞又叫《庆隆舞》，是从《蟒式舞》、《玛克式舞》演化而来，本为满族传统舞蹈，入宫后用于皇帝宴飨巡酒。因舞蹈艺术呈衰落之势，因此民间社会没有专业的舞蹈演出团体，但仍有于灯节和迎神赛会的舞蹈活动，作为自娱性、群众性的娱乐，民间舞蹈并常与技艺组织在一起，形成综合性的表演队伍，称为走会或花会，其中著名有《秧歌》、《高跷》、《狮舞》、《胯鼓》、《旱船》、《小车》、《竹马》、《大头和尚》等民间舞蹈。
而西方舞蹈约始于光绪初年传入中国，主要是西方人聚会时的交际舞和后来的舞台表演的舞者传入，但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直到近代以后，西方舞蹈作为独立的剧场艺术的舞蹈日益完善和成熟起来，并融入古代舞蹈的。由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人员建立的一套复古的中国舞蹈体系－中国古典舞，是从中戏曲中取材，采用世界芭蕾的训练舞种，发展创建并起来的一个有独特的韵律、形体语言及审美特征的中国风舞蹈。而台湾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许多经典舞蹈融会了中西与古典与现代的特色并享誉世界，演出许多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包括有《白蛇传》、《水月》、《红楼梦》、《薪传》等节目都是中华文化的发扬。
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中华传统音乐以楚风燕乐、文佾武佾、南北朝夏昭乐、北朝迎神曲、北魏吴歌西曲、唐朝教坊乐曲、破阵乐、雅乐、明代的十番乐等在历史上颇具盛名。其中在西周初年制定雅乐成为东亚乐舞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雅乐原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的仪式体系。
日本雅乐中自中国传入的唐乐曲目，却演变成是自唐朝的宴会音乐燕乐，至今仍是日本的宫廷音乐。朝鲜雅乐最初于1116年经由中国宋朝皇帝宋徽宗赠与朝鲜的乐器引入朝鲜。越南雅乐自1400年至1407自胡朝引入，1996年由顺化大学复兴，并已以顺化宫廷雅乐之名列入2003年第二批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台湾的南华大学亦有与中国古乐专家的搜集、考证，雅乐团所演奏的雅乐以“大晟乐”为基础。考证从上古的巫傩乐舞到明万历的十番锣鼓，甚至以编钟演奏“歌钟鸣舞”。
乐器就以乐器的演奏方式，概分为管乐器，弦乐器和击乐器。常见的管乐器有笛、笙、箫、唢呐、巴乌和管等。弦乐器常见的有柳琴、琵琶、阮咸、月琴、三弦、古琴、古筝等。常见的打击乐器有钟、磬、鼓、锣、钹、板类。传统音乐讲究艺术表现的中和、简约、适度、含蓄、空灵。以“中和”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简约淡化的节奏的手法，“和”不仅是协调、统一，还要于“和”中求“平”、求“适”。包蕴著无限情、无限意的“境”。不尽的思绪，无垠的遐想，与那象外之境神合意凝，体现出一种“思与境偕”的和谐美。乐理方面以五声音阶为主。与西方传统艺术注重立体感不同，它更著重于表现线形态。
20世纪以来，随著西方音乐的大量传入，加上思想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论”以及中国人缺乏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层认识，使得中国民族音乐渐受冷落。民国时期的上海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中国流行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挖掘与研究，曾一度欲建立“中国乐派”。随著改革开放的加深，民族音乐受到了港台流行音乐等诸方面的冲击与挑战。近年来，不少音乐人提出了“新民乐”或“民族音乐交响化”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音乐创作，但也受到了很大的争议。随著现代流行文化演变，传统音乐出现“女子十二乐坊”等流行化的民族乐队组合。
交响乐团演出的中国民族音乐亦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其中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30首太空播放曲目之一。中国民歌亦为中华音乐的口头创作，其中某些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传统音乐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诗歌与文学的始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之一。
苏州评弹是苏州地方戏，由于是地方性剧种，保留大量古代吴语发音，同时曲谱也多为传调。吟诵是民间传唱诗文的一种方式，也依靠传调得以保存。
古典建筑
传统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处的气候，人文，地质等条件各不相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尤其民居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如南方的干阑式建筑、西北的窑洞建筑、北方的四合院建筑等等。
其中以四合院的院落式的建筑群风格为代表，房舍为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与屋瓦，建造时讲究因地制宜、依山就势，造景的巧妙的园林，并以风水来选择宫殿、村落选址，而日本传统建筑、朝鲜传统建筑、越南传统建筑、琉球建筑也因为受到中华文化影响，都有相似建筑风格。
相对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来说，中国古代建筑是独立的机构体系，其最大的特点，以木结构体系为主。中国木结构体系历来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以四根立柱，上加横梁、竖枋而构成“间”，斗栱是中国木架建结构中的关键部件，其作用是在柱子上伸出悬臂梁承托出檐部分的重量。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院落式的建筑群，展现广阔空。汉朝已经有院落建筑的表现，及至明清最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也采用的复杂的围合形式。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有少量砖石建筑，砖石结构多用于塔式建筑。
在中国建筑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榫卯木架结构”。榫卯结构从字面和形象上讲是中国木构建筑的骨架。木构建筑在中国已有七千年之久，从远古时代即已存在。与榫卯结构一起运用了数千年之久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台基和装饰性屋顶。这三个特点是中国木构建筑的核心。进一步发展以后，建筑中的这三个特点就表现为台基、梁柱结构和屋顶结构。出现于西元前末期出现的“斗栱”继而发展，成为木构房屋的第四个特点了，斗栱后来发展为将梁柱和屋顶连为一体的结构。
服饰文化
中华民国（1912~1949）时期，受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思想影响，当时的政府官方以中山装为男子礼服和国服、旗袍为女子礼服，除此之外均不是官方认定的代表中国的服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更加开放，认为，中国的服装在各民族互相影响渗透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服饰文化。
中山装原本是中华民国的正式男子礼服和国服。受到中华民国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出国访问和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留学生都有把此服装作为国服而穿出国门的经历，该服装可被视为代表中国的服饰之一。
唐装又称汉衫，是清代至现代中国人以及华人的一种传统服饰。当今唐装并非唐朝服装的发展，而是从明代对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时期的马褂发展而来的服饰，关于现代唐装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唐装的渊源可推至汉魏时期。
在中国人里人口最多的汉人服饰也被称为“汉服”，“汉服”一词是一种“中国朝代服饰”或“相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概念，例如唐装也被称为“汉服”。然而“汉服”这一概念在古代并不常用。
竞技项目
宋朝到元朝，女子相扑、踩高跷、喷火球、胸口碎大石是民间主要的竞技和表演方式之一，是当时经济高度繁荣的缩影。宋代经济非常繁荣，文人不仅寻求艺术上的娱乐，达官显贵经常蹴鞠、击鞠、捶丸、风鸢，在比赛同时有各种彩头，尽显当时社会风气，各种娱乐竞技项目高度发展。到了元代，继承了宋、金两朝的发达经济和文化，在体育竞技方面虽然没有太大的发展，但基本继承了南宋和金朝的衣钵，而金朝又基本继承了北宋和辽朝的衣钵。
从明初到清朝中期，较活跃的流行运动为武术、摔跤、冰嬉、导引等，到了清代，因为满清统治者善于骑射、并习俗溜冰、摔跤，摔跤和冰嬉被清朝列为军事训练项目，使得这两项传统运动得以快速发展。此外当时民间流行还有流行拍球、踢石球。
随著明朝广泛流行民间武艺，从军事与防身用途逐渐演变成健身、娱乐的作用，最后形成一种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并成为近代传统文化的代表。发展到明代建立有特定内容的武术系统，又统称为十八般武艺，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巧、格斗手法、攻防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巧。与防身用途的武术不同的是，在体育、健身方面，著重在套路时显示出身体动作之优美姿态而非伤敌。并融入独特的养生、推手等概念。
中国武术亦称为功夫或国术，并被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粹。由于历史发展和地域分布关系，亦有许多衍生出不同门派。影响较大并高度发展的典型武术代表就是有"天下武术之源"称号嵩山少林寺的少林功夫，在中国民间亦称其为少林派。其他经典武术还有太极拳的武当功夫。由已故国际武打电影明星李小龙所创截拳道与其起源的咏春拳。中国的武学亦为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气功与气除了在养生保健方面有独特的功效，亦有中国哲学、道教和中医学的概念。武术、气功与中医一起，被认为是重要中华传统文化之一，受到世界各地与文化界内许多人的喜爱。
中华传统民俗运动项目尚有舞龙、舞狮、风筝、踢毽、独轮车、弹腿、跳鼓阵、狮阵、车鼓阵、宋江阵、扯铃。舞龙和舞狮是中国古代经常在庙宇庆典出现的表演节目，现在舞龙舞狮的文化传统遍及全世界各个华人集中的地区（唐人街），成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舞狮是在逢年过节迎神赛会不可或缺的游艺，所以舞狮在早期即很兴盛。传统的狮阵大都由武术馆组成，若是一般社团也都要聘请武师来教拳脚功夫，藉以锻炼成员的身体。
其他著名技艺有象棋、围棋、蹴鞠、龙舟、角抵。
“六艺”指六种儒家人士所掌握的技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
美学韵味
美学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致，令今天的文人雅士都对宋代充满了向往。
“杨柳岸，晓风残月”，“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朗读并背诵全文”的经典之作有很多便是出自宋朝。
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辛弃疾、范仲淹、司马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宋代文人”。
除了“引经据典”，书画经典在宋代文化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既可以在千年前的“航拍中国”《千里江山图》中一窥北宋风貌，也可以在“百科全书”《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千年前的市井生活。
1000年前，北宋都城无疑是名闻遐迩的“美食之都”。《清明上河图》上，有近半建筑为饮食店，《东京梦华录》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铺，酒楼和各种饮食店也占了半数以上，而且，《东京梦华录》还介绍了近百种宋朝开封街头的美食与小吃，可谓是“东京小吃录”。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茶酒花香之器在宋代各有专用，器物，便成了另一个流传于世的宋代标签。万贯家财，不及宋纸一张，宋瓷一片”。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无不体现着繁华盛世的清澈素雅。
勾栏瓦肆和百戏艺术的活跃，自然极大地刺激了市民文艺的发展，比如当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像鼓子词、诸宫调、讲史、说经、杂剧、南戏、话本、风俗画等等，可以说，中国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艺术形式几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
所以说，宋代的审美是雅与俗的兼备，也可以概括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三个倾向。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标志。文学重心下移，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北宋文人相对安逸，又基于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画和精致化，更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日常交谊视为生活基础，文会雅集则是这种生活的集中体现。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之文明，历千载演进，造极于赵宋”。花、香、画、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
在宋朝，官方和民间都能进行高度审美，贵族文化和大众文化有机会交叉碰撞......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生活在宋代，不“美”也难。
而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恰巧是一种“生活美学”。如今，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如果要给宋朝贴个标签，“懂生活”当为其一。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绘画......“美”是宋代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平常事。
而当今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艺术生活化”也不再是新鲜事。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宋之美干净利落，着色的画卷艳而不俗，淡而不素，着墨的书法包容内敛，韵味深长。
一直以来，绵延千载的宋风美学都是城市的文化密码。宋朝的极简之美，领先世界千年。
文人雅士爱宋朝的原因很简单，宋朝理想与现实并重，大俗与大雅兼备。宋朝的美好，不仅体现在发达的经济与浓厚的商业氛围上，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记载：“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由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角度点出了宋人的雅致日常，更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
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宋朝美学跟生活紧密结合，深植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恰巧是一种“生活美学”。
三百余年的繁荣富足，也培育出整个社会的简雅审美与对生活器物的讲究。宋瓷就是在这个时代，将自然风韵之美发挥到了极致。
宋朝被称之为“瓷的时代”，宋朝瓷器端庄典雅,以简洁、清秀的美而大放异彩。宋瓷没有唐瓷那样的雍容，没有明瓷那样繁缛，也没有清瓷那样华丽，较元瓷的俗情又多出几分文人雅士的矜持。
宋瓷多是在万千繁华中提炼出朴素与雅致，一色明净、芙蓉出水的宋瓷，以那些原本就以质地、釉色高雅的单色釉瓷器取胜。并没有过多的装饰，因而质朴清新。
宋瓷的装饰风格多为精巧但又不浮华，其装饰题材不但自然而且富有人情味，在平实之中提炼出简洁纯粹的艺术美感。
这些图案有时即便是用几道简单的线条，勾勒灵动的空间，也能表现出一种悠远具有诗意的感觉，是大美的极致表达。
而宋瓷这种韵味十足的生活美学，时至今日也令人羡慕不已。
“天青”饰面的制成工艺犹如宋瓷的淘炼烧制过程，对每一步制成工序严格精准把控。
在制作时亦投以耐高温性能极佳的矿石粉，呈现出自然天成、无一重复的肌理，使得饰面拥有丰富的色彩层次，打造“天青”盈润如玉的独特釉面质感。
“天青”这场人文、建筑、美学相互交融的雅集盛宴，赋予了宋朝文化更多的内涵。其所揭示的宋风雅韵，不仅沿袭了宋朝极简审美，亦处处彰显了隽永的宋瓷美学，唤起人们回溯传统文化的价值审美。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符号，那么城市则是文化的容器与载体。而众多的城市载体中，建筑透过这些文化符号，传递着城市的精神气质和生活底蕴，构筑出人们对它的感知和记忆。
极简主义设计的产生和宋瓷相聚千年，但通过实物以及各种影像资料的比对慢慢便会发觉宋瓷中竟然有大量的瓷器设计风格与极简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绘画方面有宋初大画家范宽的代表作《溪山行旅图》。在北宋也有《千里江山图》这样设色浓丽的青绿山水，两幅画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别有多大，这种差别不仅是画面构图、设色、用笔的区别，也是审美的差异。
山水画里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溪山行旅图》《千里江山图》这种全景式山水，也有《临流抚琴图页》这样的“边角山水”，还有《云山墨戏图》这类文人戏笔之作。
花鸟画，既可以看到“黄家富贵”风格的《花卉四段图卷》，也可以看到“徐家野逸”的代表作《墨竹图》。这么丰富的艺术样式显然不是一个“极简”可以概括的。
在宋代，不仅山水画、花鸟画日益成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面貌，中国的文学创作、工艺美术乃至社会经济等领域，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比如在文学方面，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六位都是北宋人。宋词和唐诗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此外，元曲的剧本、明清的小说等体裁也都起源于宋代。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宋代美学是中国审美的最高峰，不如说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真正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正是宋代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包容，开启了后世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持续繁荣。
从国策到瓷器，都强调返璞归真，和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宋史》中就这样评价宋太祖赵匡胤的用人之道，说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可以说，重视文人和文化是整个宋代的国策。
宋仁宗赵祯便是一个典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苏轼曾评价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据此，宋仁宗堪称与士共治天下的典范。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范仲淹才能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吁，张载才会喊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声。
因为，这些士大夫是真的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栋梁，身担社会的重任，而不是皇帝的统治工具。
可以说过，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不仅仅是社会的政治主体，也是国家的文化主体和精神主体。
较之于前代，宋代的官僚阶层在整体上更加趋向士人化、学者化和审美化，士大夫本身就是兼通数艺、数技的艺术家，刚才提到的范仲淹，以及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人，除了是政治家，个个都是大诗人、大词人，有些还是画家和音乐美学家。
因此，宋史学者邓小南用《论语》中的“游于艺”三个字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可以说非常贴切了。
作为社会主体的官僚阶层日益文人化，势必会推动风雅文化的兴起，前面我提到的宋词、宋画就是这股风潮的代表，当然还有宋瓷、园艺、金石学等等方面。
说到瓷器，可以多说两句，在故宫节目里讲过汝窑天青釉瓷盘，人们常说它是宋代极简美学的代表。
其实除了汝窑外，其他的官、哥、钧、定四大名窑的瓷器，大体也都是如此，多纯色，少装饰，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华丽，给人以一种简约复古的美感，或者用宗白华先生的话说是“初发芙蓉”之美。
这种美的形成其实与宋代文化思想层面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有关，就是儒、道、释三家思想的深度融合有关。
在宋代，社会上层的儒者普遍对道佛思想都比较包容，宋代的理学实际上也杂糅了不少道佛的思想，而宋徽宗赵佶更是对道家的学说推崇备至。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佛思想其实都比较推崇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之感，这点甚至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当时的官员会说，“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也就是说，在治理国家方面，他们也认同简约之道。
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从深层次上影响了以汝窑为代表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审美。
大雅之外，也有大俗。在民间还是可以看到风格比较通俗的瓷器，比如故宫收藏的一件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通体装饰着繁复的花纹，这是和秀雅的汝窑天青釉瓷同时代的瓷器。
其实，宋代美学除了把简淡自然的“雅”推到了高峰，同时也带有鲜活热闹的“俗”的一面。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由于皇权相对弱势，对民间的控制也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都市的繁华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世俗化。
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景象，大致就能想象出那种热闹与喧嚣的感觉。
而勾栏瓦肆和百戏艺术的活跃，自然极大地刺激了市民文艺的发展，比如当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像鼓子词、诸宫调、讲史、说经、杂剧、南戏、话本、风俗画等等，可以说，中国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几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
所以说，宋代的审美是雅与俗的兼备，也可以概括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三个倾向。
那么，宋代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是存在一种共通的审美文化，或者说，有一种超越了雅与俗的审美特质，至今没有答案。
韵者，美之极也。如果说真的要找到这样一个审美观念或特质，最贴切的可能就是“韵”了。
在宋代美学里，“韵”这个范畴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不管是文学家还是艺术家，关于“韵”的讨论非常多，比如黄庭坚就主张“凡书画当观韵”，而“韵”有其自有的解释。
“韵”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最早是用来形容音乐的，比如常说的韵律。不过，从魏晋时期开始，“韵”逐渐拓展为一种品评人物和书画的词汇，《世说新语》里有“风韵”“神韵”等评语，谢赫提出的“六法”里，第一个就是“气韵生动”。
到了宋代，“韵”被进一步推广到一切艺术领域，并且成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审美标准。所以有人说，“韵者，美之极”。
那到底什么才是韵，宋代人对“韵”的解释有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叫范温的文学家，他说，“有余意之谓韵”，那什么是“余意”呢？范温举了个例子，他说“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感觉。
所以，“韵”并不是特指某一种风格，而是所有风格的作品都可以具有的审美内涵，巧丽、雄伟、古典、富丽、深沉、稳健、清雅等等风格的作品，都可以有“韵”。
比如故宫节目里讲到的郭熙的《窠石平远图》，郭熙提出的“远”，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韵”，通过无限延伸的“远”景，把人的目光和精神引向远方，在凝视和玄想中，进入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画外之境，这种意境就是“韵”。
“韵”作为宋代美学的独特内涵，其实反映的正是一种开放、多元，且富有内涵的文化心态，也正是这样的文化心态成就了宋代的文化盛世。
在今天并没有必要强调宋代的审美是不是引领世界千年，因为宋代留给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那些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它所展现的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思想的宽容，对知识群体的尊重，对民间社会的开放，这才是宋代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地域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也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主要可分几个地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黄河流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长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珠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等。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不断碰撞交融，也因此产生了现代江淮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与北方文化碰撞的历史现象。
北方文化
中原文化、胡同文化、秦陇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晋文化
南方文化
荆楚文化（也称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广府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闽越文化
大陆文化
文昌庙祭祀、武庙祭祀、孔庙祭祀、关帝庙、岳王庙、伍子胥祭祀、屈原祭祀、寒食节
海洋文化
妈祖信仰、郑和信仰、天妃宫、海上丝绸之路、七下西洋
其他文化
傩文化、藏文化、大坌坑文化
身份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古代中国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身份，时至今日，除了士的阶层被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取代外，其他各种阶层都在中国保留。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如农民拥有田园之乐的文化等。此外，中华文化亦强调民系、族群的分别，各民族都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
中国大陆有56个已识别民族和65种未识别民族，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也有一些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也讲究族群、民系之分。
其中未识别民族指：
哲学及思想
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们互相讨伐，促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这一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先秦诸子百家。先秦学派众多，号称“百家争鸣”，可以用“诸子学”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形态。其实，先秦的主要学派，大体上就是司马谈所概括的六家，即阴阳、儒、法、墨、道、名。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最后以法家胜出而宣告终结。法家学说被秦始皇选为官方话语，并且获得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是，秦王朝二世而亡，同样以实践证明了法家学说的偏激性。
汉代秦立，再次统一中国，必须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到法家之外去寻找理论支持，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语境中，哲学家的使命在于适应维护“大一统”的需要，帮助皇帝找一种足以“平天下”的哲学理论。先秦诸子尽管不能割舍政治哲学情结，但毕竟保持多维发展的态势；而在汉代，政治哲学则成为核心话题。汉代“百家争鸣”不再，经学掌握主流话语。在汉代，经学特指经汉儒整理而成的儒家典籍。“经”有了“大经大法”的新含义，成为人们必须遵循、不能违背的信条。相传孔子曾整理古典文献，编定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到魏晋时期，东汉刘氏王朝解体。在新的语境中，“半是哲学，半是神学”的经学，遭到了冷遇；那种束缚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政治哲学话语，更是令人生厌。玄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名教话语的纠缠，但其毕竟再次跨入自由思考的哲学门槛，开启了半政治哲学、半人生哲学的新时代。集中表现在解构经学家“天在人上”观念，把天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他们便由天人之辩，演绎出体用之辩，实现了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次变形。
“体”的提出，是玄学家的一大重要发现，标志着他们已达到了本体论意识的自觉。玄学家追问何者为体，涉及个人的精神安顿问题，但他们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他们游移于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之间，最终的落脚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玄学只构成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形态。
玄学把如何搭建个人精神世界的问题突出出来了，可是儒道两家的资源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进新的思想资源，这就是佛教。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理论优势在于撇开了名教话语，只关注个人精神世界如何搭建的话题，给中国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新风气。于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宗教哲学时代。佛教般若学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再肯定世界万物真实性，也不肯定人生的价值，而是构想出来一个彼岸世界来。佛教哲学的超越本体论思想的引入，扩大了中国哲学的资源，有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佛教学者把“两个世界”逐渐地纳入“一个世界”的框架。从隋代开始，中国佛学家大都强调此岸与彼岸的一致性。华严宗讲的“一即一切”的般若学、禅宗讲的“顿悟成佛”的解脱学，都是中国佛学家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佛教的“五蕴”教义说，人生的本质是不自由，是苦；因为人受诸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制约，生灭无常，没有存在的独自性和永恒性。“十二因缘”的教义还说，人的真正本原，不是传统上讲的“阴阳合气”、“父母构精”之类，而是出于思想糊涂，沉沦情欲。佛教主张自作善恶自受苦乐，个人行为，个人承担后果。这种思想，曾在士大夫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宗教观念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
早期流传于中国的大乘思想主要是般若学；经过鸠摩罗什介绍印度中观派论著，亦称“三论学”。在它看来，认识的本质是矛盾，而矛盾就是荒谬和虚妄。语言概念不是沟通客观世界的桥梁，而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障碍。凡认识涉及的范围，都属幻化不实，此即谓之“空”。它也否定一切权威，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般若学解释现实世界的根源是“忆想分别”。把这一思想扩大和系统了的是“唯识学”。唯识学的标准命题是“三界唯心”、“唯识无境”。佛教大乘中有阿弥陀净土和兜率天宫两个彼岸的世界，为某些僧俗所信仰。
对中国哲学影响较大的，则是哲理化了的彼岸世界，即“涅盘”、“法身”和“佛性”。“涅盘”的本意是熄灭烦恼，而后被说成有“常乐我净”四种属性的理想境界。梁启超就曾以“涅盘”的这些属性作为“大同”世界的说明。所谓“法身”，既是世间一切现象的制约者，又是一切善净、出世间的客观依据。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对宋明理学中主张“理在事先”的客观唯心主义影响很大。所谓“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佛性论者高唱“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要求把人生的全部活动都纳进促使“佛性”实现的轨道。这种思想成了宋明理学中以“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来源。
经过中国佛学家的诠释，佛教文化资源已经渐渐地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为宋明理学的出现做好了铺垫。理学家从儒家资源中演绎出“天理”本体论理念，证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唯一性，解构了“两个世界”的宗教世界观。“礼者，理也”。天理既是存在的本体论依据，也是价值的本体论依据。与“理”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叫作“事”，泛指人们所有的行为实践。“理”对应着“天”，“事”对应着“人”。理学家本体论意识的形成，显然受到华严宗“一”的观念的启发。他们借鉴佛教的理论思维成果，找到了讲儒家本体论的话语方式。
正统理学家比较重视儒家内圣学，却忽视了儒家外王学；比较重视“穷理尽性”，却忽视了“经世致用”；比较重视“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却忽视了“兼济天下”的实践哲学。正是由于正统理学存在着这些局限，引发了清初朴学思潮。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对儒学做出再整理。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喜欢做扎扎实实、朴实无华的学问，故而后人把他们的儒学思想称为朴学。他们擅长考据，促使考据学在清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故而又称他们的儒学思想为考据之学。清初儒学家承接着汉代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的传统，所以又称他们的儒学思想为“新汉学”。
宋代是三教合流的重要时期，由于儒学自汉代以后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宋代儒学重新受到重视，宋代的大儒们如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家们将道家思想的典籍、理论以及佛学理论充分融入到了儒家思想之中。不过，由于明代统治者的滥用及篡改，以及相当程度上的文化专制，破坏了理学的本来面目，使得在元明清三代的儒家变得腐朽不堪。
思想体系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泛滥成灾，诸侯们互相讨伐，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萌芽。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加之战国时期各国争相拉拢人才，开创办学机构西河学堂和稷下学宫，出现了西河学派和稷下学派，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派，总称为诸子百家。以下为对中国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几大思想流派。
儒家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英文：Confucianism）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据史记所说，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其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础，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开明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对于思想领域的开创性见解间接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文化鼎盛现象的形成。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也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今山西安泽）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任兰陵令（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思想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
道家（英文：Taoism）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当初也叫道德家。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分为老庄派、黄老派、杨朱学派三派，其中老庄派以大道为根、以自然为伍、以天地为师、以天性为尊，以无为为本，主张清虚自守、无为自化、万物齐同、道法自然、远离政治、逍遥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
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黄老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张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统，体现了“离体为用”的特点，成为了历次大乱之后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等；杨朱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对道家思想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属于道家的别支，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春秋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家其他派别全盘继承。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黄老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提出了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而老庄派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束缚和限制，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即它们都是“有所恃”的。为了摆脱所有的束缚，达到完全“无所恃”的精神自由，就需要“齐物”“逍遥”的生活态度。另外，老庄派还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同时，老庄派还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等等；而杨朱派认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时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天下为公。
政治观∶老庄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黄老道家追求大一统，主张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两者都主张无为而治。
人生观∶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万物，身国同治，老庄派主张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公元前604年，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于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于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着有《庄子》一书，大旨本于《老子》，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是战国前期的道家人物，郑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刘向所整理之《列子》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数，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御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详，大体是春秋战国时代。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其余篇章皆已失散。
文子
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
法家思想
法家（英文：Legalism）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
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封建，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隋书·经籍志》列出的法家经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
其他思想
其他思想主要是近现代才被发掘先进性的思想，也逐渐被现代人吸收消化，成为影响当代人的思想。下述三个学派在战国之后湮灭不存。
杨学
杨朱学派（英文：Yangism）是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非常先进的一种思想，主张个体的无限自由，如孟子所说，杨朱学派“无君”，杨朱学派最有名的一段话便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学派认为，只要所有人都不想着利他，也不想着利己，天下就会大治。“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中，“损一毫利天下”和“悉天下奉一身”都是君主所做出的事，因此一般认为杨朱学派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杨朱学派同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学说有很多相似之处。杨学和墨学、儒学、法家并称四大显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唯一明确反对君主专制的先进思想。
墨学
墨家学派（英文：Mohism）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其中，“尚同”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思想，而“尚贤”则被认为是推举贤能来做国家的首领（即选举），这一点被认为是反对在君主专制。墨学有很多机械制造的内容，其思想被孟子斥为“无父”。而一些学者也认为，墨家的思想来自于殷商的母系氏族社会，其思想文明上比儒家还要陈旧。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发现了墨家思想的先进性。
名家
名家学说（英文：School of names），中国对严谨逻辑思想之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离坚白”、“合同异”等，著名人物有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等人。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著，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逻辑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
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1.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
2.名辩之学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而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士大夫皆关注于社会伦理，强调经世致用，名辩之学被视为以争胜为目的的无用之学。此外，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
3.就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首先是一字多义的情况严重，致使后学众说纷纭，难以诂训；其次，由于名家时常以违反常识的语言叙述命题，常人难以接受而失去研究兴趣。在后学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难免走向绝路。
4.有说名家和礼官有关，那么《礼经》当中与名家相关的记载便是其中的数学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
方田：田地测算。
粟米：粮食换算比率
差分：赋税的分配。
少广：田亩面积和长阔。
商功：工程土方估计。
运输：运输费用的分配。
方程：方程式。
盈不足：计算盈亏。
旁要：勾股问题。
到了近代西学东渐，随着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传入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辩论之学重新兴起，在当代，一些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师会组织学生辩论，学校、社会也会组织学生进行辩论比赛，名家之学重又兴起。
科技与学术研究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现主要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地动仪、火器以及西学东渐后中国人结合西方先进科技创造出的各种发明等方面。
而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是先秦诸子百家当中的两个学术派别在两千多年帝制时代进一步发展而推动的：
兵家
兵家（英文：School of the Military）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研究讨论的主要是军事哲学思想（英文：The philosophy of war），学说重点在于“统兵作战”、“用兵”，即战略战术问题。春秋战国之后，那些通晓军事的用兵者，学者也往往归入或称为“兵家”。它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按照《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分类，兵家可以分为四个学派：
兵权谋派：侧重于军事思想和战略、策略、谋略等等；
兵形势派：侧重于用兵之形势，因势利导；
兵阴阳派：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实际上是借助鬼神激励士气，稳定军心；
兵技巧派：以兵器发明制造及其使用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家并不主张以战争治国，有时主张以战止戈，有时主张以战争保卫家园，止暴治乱，比如吴起，他在《吴子兵法》中主张国家应当少发动战争，攻城为下，把国家治理好，自然不需要战争就可以服众，倘若有外敌来犯，也可以有足够国力对抗，兵技巧家也主张推动兵器科技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直至两汉，铁器的高度发展使得弩普及开来。
兵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影响深远，历朝历代都有供奉武庙的习惯，到了唐代，又开武举，且后代武举科考必须通过武经七书的考试。
到当代，日本有“兵学者”一词，现代商战中也时常用到兵家思想。
主要著作有姜子牙《太公兵法》（亡佚）、《六韬》、《握奇经》、孙武《孙子兵法》、孙膑《孙膑兵法》（亡佚却被考古再次发现）、吴起《吴子兵法》、张良《三略》、《素书》、诸葛亮《兵法四十二篇》、《便宜十六策》、《将苑》、范蠡《范蠡兵法》、《范子计然》、田穰苴《司马法》，尉缭《尉缭子》、商鞅《公孙鞅》、刘基《百战奇略》、曾国藩《曾国藩兵书》，部分兵书也提到兵器的制造。
兵家思想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随处可见兵家思想的影子。兵家思想推动了古代由青铜器到铁器冶铁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神臂弓、火铳的出现。
农家
农家（英文：Agriculturalism）是一种实用科技哲学，其主要影响大多集中在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农耕技术的进步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当今都与农村人口的生活密不可分。
主张
反对国君设仓库储存米、榖，有府库积聚财货，认为这就是伤害人民来供养自己，并否定国君拥有仓库、府库的物权。
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大小等数量、质量规定价格，不赞成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的欺诈行为。
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倡导“务耕织”。
调剂丰歉，即农业经济学。
发展
到了汉代以后，农业技术越发先进，出现了耦犁和翻车，唐代出现了曲辕犁和筒车，都是中国古代科技界的进步。一些著作诸如贾思勰《齐民要术》、崔寔《四民月令》、杨瑾《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以及梁代的《陶朱公养鱼法》《卜氏养鱼法》《卜氏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汜胜之书》、《王祯农书》、《夏小正》、《陈旉农书》、《马一龙农说》、《农则》、《知本提纲》和《农政全书》。此外，耕读传家是古代读书人对农家思想哲学的实践，而当代，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亦是农家文化在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创新。
三教合流
宋代以后儒家占据思想正统地位的背景下，在儒家学术方面，宋明时期出现朱子学和阳明学两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派。而第一次西学东渐后，王夫之、朱舜水、方以智等人提出注重实学的学术主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史学学术研究第一次总结了古籍中国家和天下的区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次提出民权的政治学学术概念；第二次西学东渐之后，严复、魏源、梁启超、冯桂芬、王韬等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中体西用的学术观点。
宗教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巫教、玄学、清谈产生的宗教形式。
佛教自从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不断和中华文化交流中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被称之为汉传佛教。此外还有藏传佛教。
儒教指儒家的宗教化信仰（如信仰儒家圣人）。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中国本土及各地地方性信仰，比如关公信仰、妈祖信仰、三山国王信仰、以岳王和关帝崇拜为代表的忠烈信仰等等。祭祀祖先轩辕黄帝、祭孔都是代表性的具有信仰色彩的活动。
服饰文化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被国人称之为汉服的服饰，从三皇五帝到明代千年岁月中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服饰，宋朝灭亡后的蒙元时期，汉服和各民族服饰都成为合法服饰，一些蒙元服饰在明朝保留，并对后世产生影响。满清入关后，通过剃发易服的方式强制汉族人民身穿满族服饰，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传统服饰一度中断。当前很多年轻人专注于恢复汉族传统服饰，称为汉服复兴运动。
汉字文化
汉语言文字
汉字不仅在华人地区中存在，也被日本等非华人国家使用，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是在图形符号的简化过程中形成的。在山东省泰安市发现“大汶口陶符”距今约6000年，已是汉字诞生的雏形，比殷墟甲骨文要早2000多年。商朝的殷墟出土的动物甲骨上的甲骨文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同时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先秦的文字颇不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将汉字发展分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秦国的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分化的历史。
小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形声会意字出现，让文字记载更为准确精密。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大进步，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今天人们书写字体有隶书、楷书、宋体、行书等等。由于现代中国大陆进行汉字简化改革，如今的华人社会里存在正体中文和简化汉字（简化字）两种主要书写系统。
汉语言成分
汉语，包括标准国语和各个汉语方言：官话、平话、晋语、湘语、吴语、粤语、赣语、客家语、闽语等。中古汉语是吴语、粤语、闽南语、越南语、日语、韩语的“祖先”。
汉语言文学
中国神话、中国寓言、中国典故、中国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国古典四大名剧、新文化运动、中国诗词、唐诗、宋词、宋诗、元曲、明清小说、清词、现代诗。
书写系统
中国文字的书写系统非常复杂，其中除了正体中文和简体中文两种体系外，还有少数民族的书写体系。
此外，历史上还有类似汉字的书写体系，主要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块壮字、古白文、古苗文、古羌文、水书、字喃、和制汉字（也称“日本汉字”）和旧韩文。
文史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在宋、明两代发展到最高峰，期间有对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历史的文学演绎，宋代出现大量讽喻政治的诗词，有宋一代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文化，在明代，出现大量小说影射和讽喻社会及政治现实，也有不少作品专注于爱情的描写（如三言二拍）。
在西周时期的的文学高峰是易经与诗经。易经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以阴阳两种元素的中心思想，以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亦被广泛介绍到西方。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是《楚辞》，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汉兴起的乐府最早称“歌诗”，是合乐的声诗，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诗，广义上凡是可传唱的诗歌，都可称为乐府。两汉乐府诗著重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故多长篇的叙事诗，如讽刺上层社会之丑态《陌上桑》、《孤儿行》、描述爱情、家庭悲剧《孔雀东南飞》等；六朝乐府大都是缘情而绮靡的小诗，故大半为抒情诗，如《子夜歌》、《华山畿》、《襄阳乐》等，而北朝则相对于雄浑大方，如《木兰诗》。
在中国唐朝之前的诗，往往都称为古体诗，古体诗是一种较少拘束的诗体，多半是字数不拘的偶数句，不严格讲究平仄与对仗，也不讲究韵脚。最广为人知的古体诗多为五言诗或七言诗，具代表性的有《古诗十九首》、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陈子昂之《登幽州台歌》、李白的诸多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四言诗有诸如曹操的《观沧海》。杂言诗有诸如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等。在唐代则是近体诗到达其顶峰，其形式为律诗与绝句。近体诗是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的诗体。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
宋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北宋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人，其后苏轼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南宋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著名的如《稼轩长短句》《破阵子》、《鹧鸪天》、《水龙吟》、《永遇乐》等，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白话小说之代表自元代章回小说开始，到了明清，小说成为主流。元代名作有《水浒传》，明代名作有吴承恩《西游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罗贯中《三国演义》，清代者前期有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等，晚期逐渐出现讽刺时政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民国时期张恨水《金粉世家》等书。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很大影响。也有大量用方言写成的书，在上海出版或发表的《蜃楼志》、《何典》、《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海天鸿雪记》都是用吴侬软语写成的书。在香港，杂志《回响》常连载粤语小说。
史学
华夏族自古就有录史的习惯，从未间断，这也深深影响了东亚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各大族群。最早的史学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春秋》，至汉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同时也是第一部通史。此后，中国各种类型的史书，如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宋会要》、《通典》。除此之外，各种笔记小说也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中国史学通常分为正史和野史，正史包含二十六史、其他纪传体史书（如《罪惟录》）、《逸周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纪事本末》、各国别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实录体史学著作。至近代，两岸三地出现了集古今大成的“史学四大家”（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改革开放后，史学界除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外，传统史学、新史学、分期法史学等派别开始活跃于中国史学界，三论五说、无奴派等说法层出不穷。中国史学界正在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碰撞中走向国际。
书籍文化
分类方式
中国古代大型书籍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经、史、子、集；另一种是类书。“经”指儒家经典，“史”是儒家认可的史书，“子”就是诸子百家，“集”是诗文汇编。类书则是按照关键字或所讲内容进行分类而编订的图书，其中一部分相当于今天的“百科全书”。
代表作品
在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四代以及民国都有修书。
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元代的《皇朝经世大典》，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民国的《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图书有清代的《四库全书》，民国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当代的《儒藏》等。
身后文化
中国古代非常讲究谥号，帝王的谥号一般由一字到十余字不等，大臣谥号多为一字谥或两字谥，宋朝以后，谥号最好的是文正、文贞、文成、文忠、文端、文定等。谥号一般认为最早起源于周公所定的《谥法解》，记载于《逸周书》，但王国维认为谥法起于宗周共王、懿王诸王以后（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通敦跋》）更据适簋铭文称穆王、献侯鼎铭文称成王等，认为周初诸王如文、武、成、康、昭、穆皆生时称号而非死后之谥，郭沫若认为《逸周书》是战国时期的伪托之作，搜集前代诸王名号，穿凿附会形成谥号的多种解释(参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因而谥号产生于战国时期；而庙号起源于商朝，源自中国人的先人崇拜；如刘邦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谥号和庙号，在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谥号文化和宗庙文化，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定的诗文文化。
教育文化
自前汉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开始了2000多年的儒学教育。隋朝时确立科举制度，宋朝时开始兴建书院，并发明了策论考试，并在明朝得到实行。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虽然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沿袭中国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血气方刚的年轻新锐随即脱颖而出，为辛亥革命积蓄了巨大能量，为满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大陆地区主要实行高考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台湾地区则是以学力测验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
国子监
太学制度
科举制
私塾
书院四大书院
翰林院
高考
学力测验
建筑文化
宗教建筑
道教
鹿邑太清宫，坐落于老子故里。在唐代时，被奉为皇家祖庙。现属于全真道。
终南山楼观台，为老子向尹喜传道之所，始建于周代。
龙虎山天师府，为历代张天师居所和正一道的总部。
青城山常道观，又称“天师洞”，是张道陵修道之所。现属于全真道。
北京白云观，丘处机在此长住且葬于此，是全真道总部和三大祖庭之一。现为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
北京大高玄殿，位于北京故宫西北角，是明、清两朝的皇家道观。
泰山岱庙，位于山东泰安城区。现属于全真道。
嵩山中岳庙，因为临近宋代首都开封，而受到历代北宋皇帝的尊崇。
沈阳太清宫，现属于全真道。
苏州玄妙观，观内三清殿为今已罕见的宋代古建筑。
武汉长春宫，祭祀丘处机，故名“长春”。
武当山太和宫，是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主体。
成都鹤鸣山，是张陵创立道教的地方，正一道。
青羊宫，传说是老子李耳的出生地。现宫观为清代所修，属于全真道。
昆明太和宫，以拥有铜铸的“金殿”而闻名。现存建筑主要为吴三桂所修。
西安八仙宫，相传是吕洞宾修仙得道之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避难时曾来此居住。现属于全真道。
佛教
十大名寺、白马寺、法门寺、西安宝庆寺、布达拉宫、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
宫殿
夏朝：二里头宫殿；
商朝：商王宫；
周朝：镐京西周王宫、洛阳东周王宫、新郑韩王宫、邯郸赵王宫、大梁魏王宫、郢都楚王宫、蓟城燕王宫、临淄齐王宫、商丘宋王宫等；
秦朝：秦川宫、西垂宫、平阳封宫、大郑宫、阳宫、雍宫、霸宫、蕲年宫、橐泉宫、频阳宫、栎阳宫、芷阳宫、倍阳宫、长安宫、羽阳宫、高泉宫、棫阳宫、六英宫、长杨宫、步高宫、步寿宫、回中宫、华阳宫、成山宫、章台宫、咸阳宫、信宫、甘泉宫、阿房宫、梁山宫、曲台宫、宣春宫、望夷宫、林光宫、雍门宫、高平宫；
西汉：长乐宫（东宫）、未央宫（西宫）、建章宫、桂宫、北宫、太子宫、明光宫、永信宫、中安宫；
东汉：北宫、南宫；
三国：魏皇宫、蜀汉皇宫、吴皇宫；
晋朝：洛阳西晋皇宫、建康东晋皇宫；
南北朝：北魏皇宫、长安北周皇宫、南朝皇宫；
隋朝：大兴宫（太极宫）、仁寿宫（九成宫）；
唐朝：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
五代十国：各国王宫、皇宫；
宋朝：开封皇宫、杭州皇宫；
辽朝：辽朝皇宫；
金朝：金朝中都皇宫；
西夏：西夏皇宫；
大理：大理皇宫；
元朝：大都皇宫、兴圣宫、隆福宫、太子宫；
明朝：北京紫禁城（北京明清故宫）、南京紫禁城（南京明故宫）、凤阳紫禁城（凤阳明故宫）；
清朝：盛京皇宫（沈阳清故宫）、雍和宫。
雕刻
八大名窟
墓葬
黄帝陵、秦始皇陵、汉朝皇陵、曹魏皇陵、刘备汉惠陵、孙权蒋陵、西晋皇陵、南京东晋帝王陵、南京南朝帝王陵、北魏皇陵、北齐皇陵、北周帝陵、隋文帝泰陵、唐朝帝陵、北宋皇陵、南宋六陵、辽代帝王陵、金代帝王陵、西夏皇陵、成吉思汗陵、起辇谷元帝陵、明祖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清东陵、清西陵、中山陵。
运河
大运河、灵渠、鸿沟、郑国渠
园林
燕园、清华园、圆明园、颐和园、苏州园林、扬州园林
其他
山海关、嘉峪关、函谷关、长城、大雁塔、四大名楼、天坛、文渊阁、岱庙、明清故宫、龙亭公园、都江堰
除此之外，中国古典建筑还有牌坊、祠堂等，都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艺术文化
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中国戏曲、传统民歌、中国传统乐器、少数民族音乐
舞蹈
古代舞蹈
周朝雅乐、大舞、小舞、汉朝乐府、唐朝乐舞
当代改进舞蹈
彩带舞、武功莲香、扇子舞
戏曲
京剧又称京戏，是中国戏曲曲种之一。京剧是十九世纪中期，融合了徽剧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艺术的优点，在北京形成的。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内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京剧的腔调以西皮和二黄为主，主要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
豫剧、越剧、昆曲、汉调、徽剧
粤剧，原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宣扬革命，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广州话，使广东人更容易明白。粤剧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
潮剧，又称潮州戏，用潮州话演唱的地方剧种，潮剧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
评剧、淮剧、黄梅戏、吉剧、吕剧
赣剧、采茶戏、湘剧、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湖北花鼓戏、长沙花鼓戏、凤阳花鼓戏、曲艺、相声、快板、坠子、大鼓、歌仔戏、皮影戏、布袋戏、南曲、南音、高甲戏、川剧、秦腔（即墨柳腔）
影视
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史
手工艺
青铜器、漆器、陶器、瓷器、玉器
缂丝：本缂丝（南通缂丝）、明缂丝（苏州缂丝）
刺绣：四大名绣
染缬：夹缬（印花）、蜡缬（蜡染）、绞缬（扎染）、蓝印花布
织造：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四川蜀锦、广西壮锦、湖北土锦、海南黎锦
翡翠、印章、云子、木刻
剪纸、皮影、泥玩具、漆雕、屏风、折扇、孔明灯、灯笼
书法与中国画
书法和中国画是中国独特的艺术。
书法：金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硬笔书法
其他：对联、福字、碑刻
代表作：兰亭集序
陶瓷
陶器、青花瓷、青瓷、白瓷、色釉瓷、粉彩、斗彩、珐琅彩、古铜彩、金彩、釉里红
俑
陶俑、木俑
茶文化
中华茶文化与欧美的茶文化的分别很大，亦有中国十大名茶与台湾十大名茶，并以茶艺以区分，茶风格各地不同，最有名气的要数四川成都的盖碗茶和广东潮州的功夫茶。日本茶道等其他亚洲地区的茶仪式虽源自中国，但自行发展后有很大分别。中国的茶叶相传是神农氏发现的。而茶文化起源于宋朝。
中国的茶文化甚至影响了欧洲的大航海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茶叶的传入，西方发明了奶茶等物。而中国茶文化讲究煎、煮、泡，与西方的茶文化有着天壤之别。
饮食文化
中华饮食文化，在日本和韩国称为中华料理或中国料理，欧美称之为唐餐，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深远的影响了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米食和面食是主要的两大类型，中国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饭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
菜谱来源于中国各个地区和民族的菜肴，中国菜主要八大菜系组成；“八大菜系”是指川菜（四川菜）、湘菜（湖南菜）、粤菜（广东菜）、苏菜（江苏菜）、鲁菜（山东菜）、浙菜（浙江菜）、闽菜（福建菜）、徽菜（安徽菜）。著名菜肴有北京烤鸭、牛肉面、麻婆豆腐、拉面等，日本拉面亦源自中国。起源于中国的食具筷子亦为流传至东亚饮食文化。
酒文化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然而中国酒与古希腊等西方世界最早的葡萄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其创始人据传说是杜康（也有说法是仪狄）。酒在中华民俗活动不可分开。近现代民间风俗的婚礼酒、丧葬酒、月米酒、生期酒、节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可以在周代风俗文化的“八礼”中寻找到源头。诸如农事节日、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会在活动出现。也常在祭祀、会盟、祝捷等公务活动出现，还出现于民间的喜丧礼仪、欢聚迎送等场合。
老人生日，子女必为其操办生期酒。摆酒宴请乡邻好友，并作携赠礼品以贺等。提亲与结婚亦是常备有酒，各种礼品其中又必不可少酒。婚礼后新人入洞房必要共饮“交杯酒”。洞房仪式完毕，新人要双双向参加婚礼酒宴者敬酒致谢，此时也亦会向新婚夫妇劝酒。
祭拜酒因袭于远古对祖先诸神的崇拜祭奠。一般在立房造屋、修桥铺路要行祭拜酒。凡破土动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办酒菜，在即将动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祭拜仪式要备上酒菜纸钱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梁、立门均有隆重仪式，其中酒为主体。然后逢年过节、遇灾有难时，要设祭拜酒。除夕夜，各家各户要准备丰盛酒菜，燃香点烛化纸钱，请祖宗亡灵回来饮酒过除夕，娱神活动其形式仍是置办水酒菜肴。在传统意识中，认为万物皆有神，若有扰神之事不以酒菜祭拜，就不会清静。端午节也会喷洒雄黄酒，小孩要挂香袋并在额头上用雄黄酒画一个“王”字；大人喝雄黄酒。
中国酒文化和诗歌、戏曲也有着丰富的联系，如“阮籍三哭”、“太白醉酒”、“武松醉跌”、“鲁智深醉打山门”、“醉八仙”等，现代流行文化亦有以出现创作的功夫电影－醉拳等。
中国古代的酒又称“醴”，传统上多用果物制作，是一种甜度高、酒精浓度较低的饮料酒，因为味道甘甜所以常见古人爱饮酒，其实就类似现代人爱喝含糖饮料的习惯一样，也因酒精浓度不高才会有千杯不醉之类的形容词。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也保留许多古中华的文化典故，故在日本“醴”一字从古至今皆是甜酒的专称，其他酒类都不能称为醴。
中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后来发展了将谷物糖化再酒化的技术；先秦时期出现了曲法酿酒；汉代以后发展了制曲技术；东汉引进了葡萄酒；宋代出现了药酒；元代、明代出现了用蒸馏法酿制的烧酒。
《周礼》有酒正、酒人、浆人等官职的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出自《周礼·天官·酒人》），“酒正”是当时的酒官之长，《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的记载。
儒家并不反对饮酒，但《尚书·酒诰》中反对过度饮酒。
早期道教并不严格禁酒，道教戒律《老君想尔戒》亦无禁酒之戒。后期的道教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说，开始严令饮酒，《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作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即便如此，往后的道家人物对酒仍无法忘情，长久以来，并无深刻执行戒酒纪律，但也提醒信徒喝酒不可过量。道教经典《太平经·丁部》则详列出酒的害处，例如“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伤损阳精”，“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酒醉之后，“或为奸人所得”，“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但道教发展到魏晋之后，开始禁酒。
唐朝、宋朝官方默许或鼓励饮酒，唐人饮酒非常多，李适之与贺知章、李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称为“饮中八仙”。宋朝的皇室、士大夫因为经济繁荣，以酒助兴，风雅诗乐有美酒相伴，宋朝的酒文化发展到巅峰。
元朝由于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民间饮酒开始增多。泉州港成为进口外国酒的天堂。
明太祖建立“乡饮酒礼”，是乡州邻里之间定期的聚会宴饮，也是明代地方教化的机制，每年正月、十月各举行一次。清朝顺治时又重新举行乡饮酒礼。
陈从周称：“中国的文化，说到底一句话，园林、昆曲、黄酒。”金门高粱酒、少数民族小米酒为台湾地区较具代表性的烈酒。而中国大陆主要有茅台等。
中国酒文化不同于酒桌文化，酒桌文化虽然也是古代就有的，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劝酒越发没有礼貌，已成为年轻人眼中社会积弊之一。
醋文化
醋是酒酿造过程中的产物，相传古代的时候醋是酒圣杜康的儿子黑塔发明的。唐代时，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房夫人出于嫉妒，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吓得房玄龄都不敢回家。太宗无奈，只得令大臣之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中选择其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人们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吃醋”便成了嫉妒的比喻语。由此，中国的醋文化的含义也渐渐丰富起来。
中国有四大名醋，各有特点。其中镇江香醋为镇江争得了“中国醋都·镇江”的美号、山西老陈醋也为清徐挣来了“中国醋都·清徐”的名号。中国的醋是在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醋的食用方式一般是“蘸”。在镇江，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醋，人们将蘸醋和烧菜时放醋当做习惯，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吃醋”。
四大菜系
粤菜
由于广东处于我国大陆南部，位于南岭之南，属岭南地区，北回归线横穿境内。它背山靠海，区域内有沿海、有内陆、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也有一些小海岛。海岸线长达3368公里，平原上河网交错，土地肥沃，山地丘陵，树林茂密。该地区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使得物产丰饶，四季富足，奇花异草遍野，珍禽野味满山，海鲜水产生猛，瓜果时蔬常青，家畜家禽满栏，粮油糖酱充足。广东夏长冬短，天气偏于炎热，使得粤菜菜口味以清鲜为主，讲究口感的脆、嫩、爽、滑，即清而不淡，清中求鲜。
粤菜的基本特征有：1.选料广、博、奇、精、细，鸟兽蛇虫均可成菜。2.菜肴注重良好的口感，讲究清、鲜、爽、脆、嫩、滑，有浓郁的岭南特色。3.五滋六味，调味基础；因料施味，味型鲜明；惯用酱汁，浓淡得宜。4.成菜讲究刀工、火候，造型美观。5.烹调技法以我为主，博采中外为我所用，尤其擅长软炒、软煎、软炸、煨、炖、蒸、煲、熬、焗、卤、浸等；烹调方法运用灵活，创新品种层出不穷。6.粤菜讲究料头的使用。7.广州菜、客家菜、潮州菜相互交融，争相辉映，各出其色。
广州菜的特点有：选料精奇、品种众多、范围广泛、口味讲究清鲜爽脆嫩滑，技艺精湛，善于变化，尤其擅长炒、浸、煨、焗、炸、煲等烹调方法，自古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客家菜的特点有：由于客家人在历史上是由中原南迁的汉人组成，所以在饮食风俗上还多少保留着中原人的习俗。所以客家菜的主料突出，朴实大方，口味偏于浓郁，尤其擅长砂锅菜，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
潮州菜的特点有：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潮州菜受到了闽南菜和客家菜等影响，以烹制海鲜见长，汤菜功夫独到，擅烹素菜与甜食，卤菜也别具风味，口味清醇，注重保持原料的鲜味，偏重香、鲜、甜。
鲁菜
山东省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黄河下游，其半岛部分突出于渤海与黄海之间。境内平原、洼地及湖河水域占总面积 的65%，余为山地和丘陵。该省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点是夏热多雨，冬寒干燥。山东的烹饪原料丰富，海参有刺参、鲍鱼、海螺、乌鱼蛋、对虾、黄花鱼、鱼翅、西施舌、扇贝、海蜇等；黄河、微山湖的淡水产品有鲤鱼、甲鱼、青虾、螃蟹等。畜禽原料有鲁西南肉牛、菏泽青山羊、寿光鸡、微山湖的麻鸭等。植物原料名产有大明湖所产的蒲菜、茭白、汶上马蒂、以及章丘大葱、苍山大蒜、莱芜姜、胶东大白菜、潍县萝卜、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桃、东陵小枣、青州银瓜等。调味品有济宁玉堂酱园的黄酱、黑酱、味珍酱油；济南天然酱油；洛口王村醋；羊口虾油等。
鲁菜源远流长，风格高贵大方、旷达洒脱。
因为山东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的故乡。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出土的红纱陶、黑陶等烹饪器皿、酒具，反映了新石器时代齐鲁地区的饮食文明。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孔子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主张，并从烹饪的火候、调味、饮食、卫生、饮食礼仪等多方面提出了要求，对齐鲁的烹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魏时期有一书《齐民要术》中有关烹饪的论述，对鲁菜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菜以后历经唐、宋、金各代的提高和锤炼，逐渐北方菜的优秀代表。元、明、清时期，鲁菜深入宫廷成为了御膳珍馐，并且远播华北、东北和京津等地。《金瓶梅》和《水浒传》都曾生动地描述过山东地区的市井饮食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鲁菜发展迅速，餐饮市场繁荣，传统鲁菜精品不断被挖掘出来，又在消化吸收川、粤、苏等地菜肴风味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大批鲁菜新肴。
鲁菜由济宁、济南、胶东等地方菜组成。济宁菜历史久远，选料讲究，加工精细，素以烹制河鲜以及干鲜珍品见长，同时宴席礼仪规格也庄重分明，具有中国传统的宴席规格和特色。济南菜以济南为中心，流行于德州、泰安一带。其烹调方法擅长爆、烧、炒、炸，菜肴以清、鲜、脆、嫩著称。特别讲究清汤和奶汤的调制。清汤色清而鲜，奶汤色白而醇，调制方法精美细致。胶东菜以烹制海鲜见长，擅长爆、炸、扒、蒸等烹调方法。口味以鲜为主，偏重清淡，注意保持主料的鲜味。
总体上看，鲁菜常用的烹调方法有炸、熘、烧、扒、炒、爆、蒸、氽、炖、焖、烤、熬、熏、拔丝等，其中尤以爆、炒最能体现鲁菜快速成菜的特色。鲁菜讲究调味纯正，以咸鲜为主，善于葱、蒜，常用的味型还有咸甜、酸辣、糖醋、椒盐、蒜泥、纯甜等。
川菜
四川省（包括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的长江上游。地形为高原、盆地、山地，主要河流为长江及其支流。气候受 地形影响，差异较大。东部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夏长、和多云多雾的特点；西部为温带，、亚热带高原气候。四川、重庆的食物原料丰富而有特色，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称。川渝地区盛产“三椒”（辣椒、花椒、胡椒），为其基本风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川渝菜有“一味一菜，百味百菜”之称。川菜以家常小炒为主，渝菜以火锅为主。
川渝菜以擅烹饪肉菜、禽蛋菜、水产品菜见长。在菜品形态上是古朴与精巧并重，新品菜艺术性较强。常用的烹调技法有：蒸、炒、爆、煸、炸、熘、煎、烧、焖、烩、氽、煮、炖、熏、卤、拌、炝、腌、糟等数十种，其中蒸法使用广泛，最能表现其用火特色的是小炒、干烧、小煎、干煸等技法。
川渝菜的常见味型有：咸鲜、咸鲜辣（家常味、蒜泥味、煳辣味等）、咸鲜甜酸（糖醋味、荔枝味等）、咸鲜麻（椒盐味、椒麻味）、咸鲜酸、咸鲜麻辣味、咸鲜酸甜辣（鱼香味）、咸鲜酸辣（酸辣味、芥末味）、咸鲜甜酸麻（陈皮味）、咸鲜甜酸辣麻（怪味）、甜香味等。尤其以麻辣、鱼香、怪味更具特色。质感以嫩、酥、脆、糯、软烂为主。
川渝菜菜式多样、荤素并举、汤菜并重、朴实无华，经济实惠，家常性强，大众气息浓郁，具有深厚的食客基础。
淮扬菜
淮扬菜是江苏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菜的杰出代表。
江苏菜主要由淮扬菜、金陵菜、苏锡菜、徐海菜四个地方风味菜构成，影响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
淮扬菜以扬州、镇江、南通、盐城菜为代表。淮扬菜选料讲究，制作精细，讲究刀工，突出主料，力求鲜活，一物一味，注重火候，精于调汤、味道清淡。烹调方法以炖、焖、煨、焐见长，口味保持原汁原味，擅长制汤，清澈见底，浓则乳白，咸甜适中，其菜品鲜嫩、酥软、清新味美、是中国国宴必备菜品。
除四大菜系外，中国菜肴还有许多风味流派，各有其浓厚的地方特色。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各自的饮食文化模式，曾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菜肴风味流派，主要有清真菜、蒙古族菜、满族菜、朝鲜族菜等。（西湖醋鱼是浙菜）
科技与文化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科技还是文化，宋朝和明朝都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时期，尤其是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经济最昌盛、科技发展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於赵宋之世”。
文化瑰宝
《晓至湖上》、《百字令·秋光今夜》、《归舟江行望燕子矶作》、《浣溪沙·甲戌年夏梦曲院荷花》等诗词名篇，《樊榭山房集》、《渔光曲》等传世经典，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岳麓书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中德文化协会等高校名社，都是历史经过百余年的耕耘与积淀留给世人的文化瑰宝。
以下是已经失传的文化瑰宝：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华文化最绚烂的瑰宝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共22,877卷，11095册，现今全世界仅存800册左右，不到原书的4%。大典正本早已去向不明，今存仅剩的800余册全是隆庆元年（1567年）重抄完成的嘉靖副本。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太子少师姚广孝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比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
公元1449年，南京文渊阁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后来1557年，宫中失火，收藏在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正本差点毁于大火。
明朝嘉靖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人云亦云、变得扑朔迷离。
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现在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
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书已佚”。张忱石《〈永乐大典〉正本之谜》罗列了《大典》正本去向的说法：“归纳起来，正本下落大体上存在五种说法。首先，毁于乾清宫大火……其次，毁于明亡之际……第三，毁于明万历宫中火灾说……第四，藏皇史宬夹墙说……第五，殉葬说。……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不过，第四种说法已经被现代测量仪器所否认，而殉葬说在考证时由于对明代皇帝葬礼制度的时间问题并没有彻底弄清，事实上殉葬的可能性也不大。《永乐大典》正本应当早就毁于各种战火，或在抄录副本后无人看管而遭到腐蚀，而副本很可能并没有抄录完全，一部分毁于庚子事变中清军和义和团火烧翰林院的大火之中。
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华文化瑰宝，其书法价值和艺术性堪称一流。然而，兰亭序原作的失踪，是我国文化瑰宝的又一重大损失。
《兰亭集序》被誉为古今第一书法作品，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由书圣王羲之所作的序文手稿，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兰亭集序最后一次现世是在唐太宗时期，唐太宗得此瑰宝，命人大量临摹。唐太宗去世后，《兰亭集序》真迹从此消失，传闻被唐太宗陪葬于昭陵。
秦十二金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秦始皇将天下的杀伤性武器全部收缴拢来，铸成12个铜人像，亦称之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身著外族服饰，身上彫刻著精细的花纹，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日夜守护著秦王宫殿。
《三辅黄图校注》引《三铺旧事》云：“铸金狄人，立阿房殿前”，意思是这些铜人，是巨人族狄人。
秦始皇时，有大力士名阮翁仲，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便将这12个铜人取名为翁仲。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称为「翁仲」。
司马贞的《索隐》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这12个铜人各重千石，秦代一石约折合现今37.5公斤，以此推算，12个铜人就重达45万公斤。
但遗憾的是，这12个金人如今已不见踪影。
关于十二金人的去处，历史上大抵有3种说法：
（1）项羽火烧咸阳，将其一并烧毁；
（2）十二铜人流落民间，于汉末被董卓销毁十座用于铸造钱币，剩余两座又毁在前秦苻坚手里；
（3）十二金人被始皇帝放入了皇陵，在地下继续守卫着大秦始皇。
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为中国皇帝的信物，象征正统皇权，是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天命」象征物之一。秦始皇首制传国玉玺后，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皇权更迭，传国玉玺数隐数现，自从五代时期王玺失踪后，玉玺的下落至今无人知晓。
《后汉书》卷四十八记载：“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腢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
据说，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秦始皇将其琢为传国玉玺，替代遗失的「九鼎」作为天子的象徵。
据传，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始皇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又称之为“天子玺”。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玉玺字迹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以及“受（昊）天之命，皇帝寿昌”三种说法。其中，『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说法最可信。
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
传国玉玺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文献通考》记载，“高祖入咸阳，秦王子婴以玺降，其玺乃始皇蓝田玉玺、螭兽钮，在六玺之外。帝既诛项籍，即天子位，因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
由汉至唐，传国玉玺均被历朝帝王视为开国必备要素。唐末，朱温篡唐后，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历经五个朝代，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东晋诸帝渡江之后，因为没有传国玺，曾被北方诸政权讥讽为“白板天子”。
神州九鼎
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将各方诸侯、方伯进献的金铸成九座鼎。象征天下一统，万国归一。“禹复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像九州。”
传说鼎各重千钧，九州的山川名物、奇禽异兽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九鼎成为夏王国镇国之宝。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表示夏王大禹是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州也从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此外，大禹所铸的九鼎，五鼎为阳，四鼎为阴。阳鼎以雄金制成，阴鼎以雌金制成。九鼎中注以水，能用来预知天象及国运之兴衰。夏桀时，鼎水沸腾；周将亡时，九鼎皆震动，这些都是亡国之兆。
《拾遗记》引《春秋传》说：”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像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佔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
九鼎成为国之重器，是天命之所在，夏、商、周三代，九鼎一直被视为帝王最高权柄的象征。鼎在哪裡，王权就在哪裡，天命也就在哪裡。两千年中随著王权的移转，九鼎也随之迁移。
夏桀失德，夏亡而传于商都毫邑；商纣失德，商亡而传于周都镐京。周朝自认承袭夏朝，对九鼎十分尊重。周武王灭商后曾展示九鼎宝玉。周成王即位后，周公建京畿雒邑，将九鼎慎重地迁至新都，并由成王主持盛大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到周代末年，帝王德行衰弱，九鼎失传。
有传说九鼎入秦，也有说鼎亡于周火。另外一种传说是九鼎沉于泗水，秦始皇、汉文帝都打捞过，却没有找到鼎的踪影。“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乾隆九龙宝剑
九龙宝剑是乾隆皇帝陪葬的宝剑。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过于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又当了4年太上皇，64年间广收名画古帖、珍异古玩。死后这些奇珍异宝与之同埋在裕陵的地下宫殿中。这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放在他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
剑共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堪称价值连城。国宝被军阀孙殿英盗出东陵后，颠沛流离，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之谜。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由宫廷西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修，宫廷匠师制作。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开始流失海外。
目前，圆明园十二大水法中的十二大生肖兽首已经有8个回归中国，其中龙首目前在台湾保存完好，不过蛇首、鸡首、狗首、羊首则下落不明。
富春山居图
元代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公元1640年代，清朝的顺治年间，《富春山居图》被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所得。吴担心死后被人占有此画，竟在弥留之间将其付之一炬。
慈禧夜明珠
慈禧死后，被葬于清东陵定东陵，陪葬了大量的珍宝，最为珍贵的当属她口中所含的那颗夜明珠。据说，这颗夜明珠合拢就是一个圆球，透出一道绿色寒光，比功率很高的灯泡还亮，而且还可以分开。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诡异的功能，那就是可保持尸体不腐化。
1928年，孙殿英带人盗取了慈禧的墓，并把她口中的这颗夜明珠带走。后来，孙殿英为了躲避追究，把这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送给了别人，从此夜明珠下落不明。有人曾对其进行估值，至少不低于8亿元。
北京人头盖骨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也叫北京人头盖骨，是价值无法估量的珍贵化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化石，被称为“北京人头盖骨”，也是极为珍贵的化石，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研究，有着不可代替的价值。
二战时期，为了防止北京人头盖骨落入日本人之手，就准备先将北京人头盖骨运送到纽约代管，战争结束后再取回来。但由于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天津等处的美国兵，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极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青囊书
《青囊书》是神医华佗毕生的心血，书中记载了麻沸散等配方，以及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方法。但是由于华佗轻慢曹操，晚年遭到下狱。
华佗欲将自己的《青囊书》传授给狱卒，但狱卒怕受华佗牵连，华佗没有强求，将《青囊书》焚毁。《三国志》称，《青囊书》只流传下半页残卷，记载内容有五禽戏等。根据考证，今天流传的五禽戏并非华佗所创，而是后人托名华佗发明的。
和氏璧
和氏璧又称和氏之璧、荆玉。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叫卞和的琢玉能手，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玉璞，呈给楚厉王、武王、文王去，均不被认可，而最终，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便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面世后，成为楚国的国宝，先后流传至赵国、秦国。秦亡后不知所踪。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将和氏璧制成了传国玉玺，但无法印证。可信的说法是，和氏璧不知所踪，而传国玉玺则是由蓝田玉所制。
随侯珠
随侯珠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随国的珍宝，也称为“随珠”，与“和氏璧”并称为“春秋二宝”、“随珠和璧”或“随和”。
传说随侯在一次出游途中看见一条受伤的大蛇在路旁痛苦万分，随侯心生恻隐，令人给蛇敷药包扎，放归草丛。这条大蛇痊愈后衔一颗夜明珠来到随侯住处，说：“我乃龙王之子，感君救命之恩，特来报德。”这就是被称作“灵蛇之珠”的随侯珠。
《淮南子》有云:“随珠和璧，随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和“和氏璧”命运一样，在刘邦灭秦后随侯珠下落不明，民间最流传的一种说法便是随侯珠有可能随秦始皇殉葬。
尚书
尚书是上古时期唯一留下来的史书，独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我们现在所知的上古历史，大都来自于此书。据说原书共100篇，而至今确定存世的，仅29篇，且被断定基本为后人篡改的伪作。
孙吴子兵法
孙武和吴起都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而现在所知的孙子兵法仅有13篇，是为理论篇，另外有吴子兵法更只有6篇。但根据历史考证，孙子兵法共有83篇，后面70篇是实战篇，包括了阵法及战例等实战内容，而吴子兵法原文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也是伪作，《汉书》记载为“《吴起》四十八篇”。两本书一共应有131篇。另有一种说法，古人过于推崇孙武和吴起的兵法，所以将两书合并为孙吴子兵法83篇，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只能看到13篇极为抽象的理论篇了。
史记十篇
史记凝聚了司马迁与其父两代人的心血，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书。遗憾的是，其中有十篇散佚，尤其是最重要的汉景帝本纪和汉武帝本纪两篇。史记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史记虽然号称是通史，但有一半的篇幅讲的是汉朝的历史，即是司马迁时期而言的当代史，皇帝的本纪是串联起当时人物的核心史料，也是司马迁的终极发挥。大多数人认为，是被汉武帝所毁。
后来班固的汉书中重写了这两篇，但无论是文学水平还是思想境界，都和史记相去甚远。可见，同样的史料，在不同的史学家手上，写出的文章也会有迥异的艺术造诣。
红楼梦后半部
关于《红楼梦》的猜测和争论一直都未停止。有人说，后半部有二十八回；也有人说，按原书节奏，150回都收不了尾。据周汝昌猜测，《红楼梦》后半部的失传与乾隆帝下令修订《四库全书》有关。实际上，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毁掉的书比《四库全书》本身还要多。
《红楼梦》写的是家族兴衰，其中后半部的“衰”，在全书中可谓是重中之重，远比前半部重要得多。与断臂维纳斯有本质区别，维纳斯断的手是多余的部分，断了更美，是因祸得福，而《红楼梦》则是狗尾续貂，高鹗的续书远远比不上曹雪芹的原著。
广陵散
《广陵散》为嵇康在被斩首前向世人弹出，为嵇康代表作，中国十大名曲之一。
嵇康在被杀前十分镇定，弹奏出《广陵散》，由于《广陵散》从不传授于人，嵇康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引颈就戮。
有好事者回家默写出曲谱，但各版本互不相同，且今日的古琴家弹奏时发现出现音律不和、衔接不上等问题，通常学术界认为今天流传的《广陵散》绝非嵇康原作。
易经
《周易》、《连山》、《归藏》损失的篇幅巨大。其中，《连山易》全部散佚，魏晋之后，三本《易》书大多亡佚，仅存《周易》小半部分。民间传说认为《易》书透露天机过多而被神明毁坏，这种说法姑妄听之，其实并不可信。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不仅涉及治病、养生，其实还有涉及修炼的内容，事实上《黄帝内经》出自道教。《黄帝内经》的《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提到“真人”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真人”即神仙。由于这一部分为“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所排斥，后历朝历代都禁毁这一部分。
鲁班经
木匠的祖师爷鲁班曾经作过《鲁班经》，由于部分内容涉及诅咒他人的方法，为历朝历代禁毁，后万历年间有刻本，基本可以断定为伪作。原书除宣扬迷信的部分内容外，实际上还有大量内容记录鲁班如何制造各种机括、农具、木工、兵器、雕刻的方法。
推背图
推背图是古代政治预言奇书。相传为李淳风、袁天罡所作，当作到第六十象时，袁天罡推了李淳风的背，道天机不可再泄，遂名之。为宋朝以后历代禁毁，今存六个版本，互相矛盾，基本断定为伪书。
乐经
原本儒家经典为“四书六经”，《乐经》是其中唯一全部缺失的一本。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还一种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
《乐经》已亡于“秦火”观点较为可信，采信的人也最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乐经》的平白消失成为中国历史一大悬案，也成为中华文化瑰宝中的永远的缺憾。
体育竞技
中国人在古代发明了中国象棋、围棋和五子棋等重要棋类游戏。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也是古代足球的故乡。中国还是相扑的起源地，司马迁在《史记·黄帝本记》中曾记载：“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头，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直至公元七世纪，在允恭天皇的葬礼上（西元四百五十三年），中国派遣特使到日本表演素舞致意，被认为是中国相扑首次传入日本，对日本原有的相扑造成一定影响。
主要有：中国象棋、围棋、五子棋、武术、中国功夫、气功、五禽戏、气、蹴鞠、骑射、龙舟、斗鸡、斗虫、相扑、投壶、御马、击鞠、放纸鸢、打马球、打捶丸、打弹弓、八极拳、太极拳、喷火、踩高跷等。
中国武术（英文：Chinese KungFu）分门派，各门派大多讲究轻功。而蹴鞠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
医学与药学
由传说时代的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已数千年。重视临床实验和全面性的调整。百家争鸣时期诞生的方技和医家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两汉时期张仲景、华佗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分望闻问切四诊，理论有寒邪、热邪、中气等。
中医：针灸、中药、气功、推拿、导引、房中、食补。
藏医、蒙医、云药、苗医。
经济文化
从东晋衣冠南渡后，江南形成了特有的门阀政治和士大夫文化，其影响力大概为淮东、浙西、浙东，并大大促进了江南的开发，最终在宋代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与之配套的则是文学艺术的高度发达。景德镇瓷器、南宋官窑相继出现，为宋元明清四代的瓷器文化最终的定型作出不朽的贡献。有资料显示，中国最早的瓷器，正是起源于南方。宋朝的经济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繁荣、贫富差距最小的朝代，河北大学教授漆侠据此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没有之一。”
纪元文化
古代中国使用夏历、干支纪年，同时使用年号纪年，纪元第一年称为元年，第二年称为二年，以此类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孔子纪元”（也称“孔子纪年”），以孔子出生时的公元前551年为元年。后刘师培提出“黄帝纪元”并受到宋教仁倡导，主张以黄帝登基时的年份为元年，民国时《民报》以西历前2698年为元年。而《黄帝魂》则以公元前2709年为元年。《江苏》等报刊以西元前2489年为元年。后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总统蒋中正提倡，确立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元年。直到今日，一些机构仍然一直使用黄帝纪元，甚至有学者提出恢复黄帝纪元，社会上亦有恢复年号纪年的呼声等复古思想。
礼仪文化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仪礼》、《礼记》、《周礼》等文献记载了古代中国的各种情形下的礼仪，主要有五礼。现存主要礼仪如下：
婚礼
由于在黄昏时分举行，取阳往阴来之意，也称昏礼。在现今部分农村地区依然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中式婚礼，应国家提倡，也受到古装言情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响应恢复传统文化的号召，举办中式婚礼或中西结合式的新中式婚礼。中式婚礼常见的礼仪内容有交换庚帖、拜堂、饮合卺酒等，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吴越地区、粤府地区、台海地区等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婚俗礼仪，但都以三书六礼为主。
丧礼
最初周公制定丧礼时，严格划分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平民丧礼的停灵时间。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仍使用停灵三日的丧礼。
冠礼
古代男子20岁为弱冠，需要行加冠礼以表示成年，冠礼内容主要是将男子头饰更换为帽。
笄礼
古代女子15岁至16岁（以成亲年龄为准，最迟不超过20岁）达到及笄之年，需要改束发为簪发，为笄礼。
揖礼
揖礼即作揖，多为右手抱拳、左手贴于四指，用于见面时的礼节。
其他礼仪
中国在汉唐时期，流行席地而坐，即有点像跪的坐法。后来这种坐法流行在20世纪之前的日本。
此外，中国古代讲究礼制，任何事都不能违背礼制，很多现代人不懂礼制，因此将一些历史中的大问题看成小节，却不知违背礼制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有可能会摧毁政治平稳的局面。如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
风俗习惯
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存在一定相似，但同时也存在差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里一风，百里一俗”，以此来说明习俗风格随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风俗分为民风和习俗两个部分。
习俗
相似
从整个中国范围来说，汉族大的习俗是大体相同的，比如都要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端午节一般会举行赛龙舟、插艾草辟邪、吃粽子等，但实际上各地的节日习俗不尽相同，另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也有相似的风俗。
差异
婚丧嫁娶存在地域差异。如台海地区的婚俗有出洞房的习俗，吴越地区有掷扇和两家并一家的婚俗，广府地区有姐妹团的婚俗。
民风
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民风已经产生，《诗经》的《国风》详细的记载体现了各国的民风。到了战国，秦国人好战勇猛、燕国人谦谦守礼、韩国人刚毅忠正、魏国人锐意进取、楚国人彪悍粗犷、齐国人精于生意、赵国人任性暴烈。同时，各国的美女也反映了当时的民风，如赵女妩媚迷人且能歌善舞、楚女热烈奔放且不择手段、魏女温婉贤淑且细腻温柔、齐女玲珑巧思且谋略超群。
当代的民风形成主要是北方经历民族大融合、南方经历衣冠南渡等事件后，如今日的江南吴越之地民风淳朴、温文尔雅却锱铢必较，岭南粤地民风开放、偏执且刚直激烈，四川巴蜀之地民风热情火辣，两湖民风彪悍，北方民风粗犷，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学术成就
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学术派别呈现出向理学、心学和永嘉学派的三足鼎立方向发展。宋学四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四明学派）交相辉映，至宋末元初，继承者尤以东发学派最盛。至明朝，实学出现，中华文化在农学、水利、医药、地理、化学、语言学、考据学多方面发展，形成了《农政全书》、《鲁班经》、《园冶》、《瘟疫论》、《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髹饰录》、《天工开物》、《骈雅》、《蜀语》等作品。李时珍、王世性、宋应星、陈于陛、王世贞、方以智、杨慎、焦竑、张自列、李实等一大批学者。至明末清初，姚江学派之后的心学学派，以浙东学派和东林学派为最盛。
士大夫
“士”起源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读书人，他们奔走于列国之间。而“大夫”则是西周封建制下受到分封的“卿大夫”，他们则是以做官为人生追求。士大夫因此指代读书做官的人。士大夫选拔官员历经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其身份分别从孝廉、门阀、寒族或平民出身，历经了为家族做官到为社稷做官和孝父母到忠天下的思想转变。
士大夫文化发展的巅峰是宋仁宗时期，这一时期的纯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以民生为己任，选择优先忠于社稷和天下，这一时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苏舜钦、欧阳修、宋祁、包拯、张载、曾公亮、蔡襄、余靖、薛奎、鲁宗道、蔡齐、李格非、赵挺之、宋绶、张观、田锡、苏绅、叶清臣、杨察、杨徽之、孔道辅、鞠咏、刘随、曹修古、范纯仁、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人正直清介，有君子风范，为百姓鞠躬尽瘁，为真理前赴后继。他们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坚持自己的政见，不因私交而影响自己的理念，真正做到了忠于社稷和天下，限制君王的权力，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宗盛治”打造好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宋仁宗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君主政体所能达到的做理想的、最好的四十二年了，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认为：“再好就不可能了，就必须有所突破了”。
但是，到了英宗时期，由于濮议中台官和谏官悉数被贬，台谏制度彻底崩盘，加上后来的新旧党争，北宋的士大夫集团和官僚集团中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南宋时期官场被官僚集团彻底把持。元朝政府一度废除了科举制，整个元代都不太尊重士大夫和文人，到了明代发明了廷仗，具有侮辱士大夫脊梁的意味，文人风骨虽有所复兴，士大夫能够以死捍卫公平正义，却也爆发了东林党争，阉党弄权，排斥忠良。至清代，南北党争和文字狱的出现，彻底压制了士大夫文化，直到乾隆末年废除文字狱后的道光年间，士大夫文化才有所复苏，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纯儒，建国后士大夫彻底沦为过去式。当今社会普遍反对儒家思想的不良现象，值得深思。
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唐时期是昂扬向上的，到了宋明则变成铁骨铮铮。一般认为元朝和清朝（主要是清朝）两次非汉族统治扼杀了这些民族精神，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红学家周思源认为，清代文字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摧残，是对中华文化犯下的严重罪行。
社会文化
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互惠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通常是以“家庭”的称呼进行表达的，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医家”、“纵横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外交家”、“史家”、“野心家”、“阴谋家”、“帝王家”、“皇家”、“天家”、“武家”、“诗家”、“世家”、“大家”、“官家”、“公家”、“东家”、“洒家”、“酒家”、“浑家”、“阖家”、“亲家”、“娘家”、“婆家”、“人家”等，以及“门阀”、“门第”、“妻室”、“妾室”、“继室”、“外室”、“外子”、“内子”、“士族”、“庶族”、“寒门”、“豪门”等同家庭相关的称呼，除了这些个之外还有诸如“书院”、“门派”、“宗教”等说法。
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被称作“关系”，而这种联系里面的情感被称作“感情”。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为核心的。这一传统，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周礼》。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整理出来的《春秋》，助推了“礼仪”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
“气节”、”名节”是儒家文化圈社会独有的，其中“名”、“利”都是华人看重的。
华人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面子的概念。这一点，跟华人对权利、名利等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跟宗教或者自身修养等相关的概念。例如与道家有关的概念——“性分”和“时遇”之说，与道教或者道家相关的概念——自然等。这些概念亦影响了华人对事情及人物的观感，往往以利害关系来判断事情好坏。
和其他民族、社会习惯于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比喻为大小箱子关系的观点不同，华人更趋向于把社会关系比喻为“网”。因此，华人评价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好坏是亲疏远近而不是里外。
影响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外，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
中华文化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以及科举制度、四大发明、航海造船等等，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华文化在古代曾经对周边国家造成深重影响。一般把中国和收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统称为汉文化圈或者中华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是指中国以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国家或民族与中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的东亚地区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越南、朝鲜半岛、琉球和新加坡等地，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地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世界。通常日本学者也会把自己包括在“汉字文化圈”内，但也有部分日本人觉得自己是西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员。
日本文化是指在日本群岛形成的独特文化。日本文化在历史上曾深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韩和北朝鲜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的朝贡国，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的传统文化略有不同和独特之处。
越南北部（交阯）由于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其文化特征和中国文化非常接近，亦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越南南部（占城）由于是中国藩属国，受到中华文化影响。
琉球国曾是中国的附属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日本占领并长期进行殖民统治，今已成为日本自治领土，但琉球文化亦属于中华文化圈。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属于南洋，明清历史上大批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到达南洋，这些华侨支援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虽然是伊斯兰国家，其国家主体民族为马来人，但由于华人有自己的圈子，两国的华人圈亦属于中华文化圈。
争议
关于孕育出中华文化的中国文明史，学术界有两个争议，一是关于中华文化是否从未中断，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虽然有三次几乎接近中断（几乎中断标志是文人气节的丧失，如大臣行跪拜礼）失传（文革、满清和蒙元），但所幸的是在此之后都得到了恢复（主要依靠反元复宋、反清复明和改革开放三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二是关于中华文明究竟有多少年，首先，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华文明只有3500年，甚至部分国内学者也这样认为，主要是因为考古资料尚无法完全证实夏朝的存在；其次，国内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史应当从有信史时计算，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而此前的则属于传说时代；第三种说法是大众普遍接受的5000年文明史。但无论是何种说法，中国文明都是所有文明中时间最长的之一。
传承地区
中华文化的核心传承区是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因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时就被葡萄牙殖民，而先前又同中国大多数地区来往较少而没有传承中华文化，只是在1999年回归之后受到辐射影响。香港地区则由于1949年国共内战后大量学者如钱穆和作家如金庸迁居香港。而台湾地区则因为1966年起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得以传承中华文化。而文革中文物建筑虽然在大陆遭到浩劫，文化遭到破坏，但主体的书籍和建筑都是在大陆地区保存，因此大陆的文化传承总体没有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