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大学:中国教会大学-中文百科频道

历史沿革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当时是一所颇具声望的新式学堂。学校在教

学和管理方面不断作出变革的同时，聘请来的一部分教师却是私塾出身，对学生依旧苛令封建礼教之传统，明显与学生们渴望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格格不入，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1月5日，文科教习郭镇瀛因一只倒空洗净的墨水瓶，断言此乃生徒羞辱其"肚中无墨"，是大不敬，故而严辞追查，后宣布开除全班学生，“以此示做”，引起全校学生公愤，校方却无意收回成命，遂致全校学生集体退学，是为“墨水瓶事件”。为缓和事态，校方请特班班主任蔡元培先生出面调解。蔡元培说服学生暂缓罢课，然与校方几番交涉，却仍无成效，终致一百四十五名学生退学，蔡元培也愤而辞职，与学生一同离校。离校后部分学生经蔡元培介绍，向时任法国天主教神父的马相伯求学，马相伯遂于次年租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的余屋，创办震旦大学院，自任院长。

1903年2月27日，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神父马相伯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学院，又名震旦大学院或震旦公学。震旦是印度对中国的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建校初始，由发起人马相伯主持校务，担任监院（即院长），由项微尘任总干事。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1905年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拿下震旦，将其变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的签名簿时，决意站在学生一边，率一众中国教员辞职离校，另图他处。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两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严复为总教习，聘李登辉任教务长。

1905年8月复校，规定为两年制，南从周仍为教务长。

1907年10月8日，震旦学生因纪念孔子诞辰，在校内张灯结彩。此举被天主教神父视为迷信，遭到制止。部分学生因而罢课离校。

1908年开始震旦采用了一套强化课程，以法国的学士学位教程为楷模，提出一套包括三年制预科和三年制高级教程教学体制，预科讲授法语、英语、历史、哲学、地理、初等数学、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学；完成了预科课程并考试合格后，可进入高级教程的学习，该教程分人文科学、法学、医学和理学四大类(后来震旦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及法学院)，完成高级教程后，震旦的学生可获得相当于法国硕士学位的证书。震旦仿效法国学校的考试制度，比较严格，实行周考制度，每周六轮流考试一门课程。此外每学期举行两次月考和学期结束考试，到年终举行年考。从预科二年级开始，除中国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法语教学。教师多为修士，也有前清的翰林、举人等，中国籍教师主要是震旦的毕业生。

1912年民国建元，孔明道神父(de Lapparent)任院长，按法国大学体制，改称震旦大学院，并作为天主教大学，在罗马教廷立案登记。同年震旦首届文、理科学生毕业，中华民国教育部请马相伯代行监考，6月30日举行毕业典礼，授予12名学生学士学位。

从1913年开始，法国政府每年贴补震旦1000法郎，期间有几年补贴略多些。偶尔或给5千到1万法郎的特殊补贴。上海法租界当局曾给江南教区银6万两，以支持震旦建设，震旦修建新教学楼时，则另予部分资助。

1914年，南道煌(G．Fournier)任院长，仅一年，死于任期之内。他把本科分成三科：法政文学科(3年)，算术工学科(3年)，博物医药科(4年)。另设2年制工程特科，招算术工学科毕业生，从而奠定了震旦大学医、法、理工三学院的基础。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之毕业生。

1915年，姚缵唐(Henry)任院长。是年起，需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决定从5月26日起罢课。校方于26日上午命令学生即日复课，并叫来法国巡捕予以弹压，165名同学愤然离校。

1927年，震旦学生要求收回教育主权，法租界派巡捕驻扎在学校，开除并逮捕了一批学生。

1928年前后，传说中国政府将收回租界，耶稣会拟将震旦迁往安南(越南)西贡。幸得此事为马相伯家属所闻，遂请于右任出面干涉，此事作罢。同年，依照中华民国之政府章程，改称震旦大学。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进攻江湾和吴淞，史称“一·二八事变”。医学院20多名学生冒险奔赴前线救治伤员，震旦大礼堂西宿舍辟为伤兵医院，共收容伤兵300名，宋国宾教授率部分学生于安当医院开设第18伤兵医院。同年，震旦博物馆大楼落成，徐家汇自然史博物馆迁入。有自然史、中国古文物和动物等展馆，后于1952年8月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1932年1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震旦大学立案，胡文耀任校长，设立以马相伯为首的董事会，常务校董才尔孟总揽一切事务，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其附属中学立案，校长胡文耀兼任附中校长。同年，圣伯多禄教堂落成。

1936年，震旦大学大操场以南的新教学楼竣工。

1937年，美国天主教圣心会于蒲石路（今长乐路）创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今原址已成向明中学），院长由胡文耀兼任。经费则由天主教美国“圣心会”修道院提供，名义上从属于震旦大学，实际上经济、行政、教学均完全独立。实权为美国修女能理院长(Nowry)独揽，教学语言使用英语。同年圣心会又增设了震旦高级护士学校二所，一所在广慈医院，另一所在圣心医院，校长都由胡文耀兼任。

1938年起，震旦大学开始招收女生。

1937年8月13日，蒋中正先后投入兵力75万，正面进攻驻守上海之日军，淞沪会战爆发，又称“八·一三淞沪战役”。战斗极为惨烈。震旦大操场西北隅搭建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千多人，大礼堂开办临时伤兵医院，收治伤员14l0人。还将新楼一部分供给交通大学。

1945年3一8月，日军侵占震旦西院大楼，直至战败投降。

1947年，开设文学院，由巴黎大学文字学博士、徐汇中学校长、中国神父张伯达兼任院长，1948年夏改称文理学院，实际只设中国文学一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脱离震旦大学独立。

1951年2月1日开始，所有传教士退出学校，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同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与震旦大学合并，成立并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文耀。

1952年初，前上海牙科学校并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牙医系。

1952年10月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被撤销，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于原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单科性化工院校——华东化工学院。在台湾的震旦大学校友后于台北市杭州南路成立震旦校友会，并兴建“震旦中心”大楼（现为天主教震旦外语中心），以示纪念。

200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仍使用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之校区。

办学条件

院系设置

1932年，设置法（分设法律与经济两学系）、文（分设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教育、家政、社会六学系）、理工（分设化学、生物、物理和数学、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六学系）、医（分设普通医学与牙医两学系）共4个学院。

1937年，美国天主教圣心会创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今原址已成向明中学），院长由胡文耀兼任。下设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经济、教育、社会、化学、家政等系。同年又增设震旦高级护士学校二所，一所在广慈医院，另一所在圣心医院，校长都由胡文耀兼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收回教育主权，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市各有关高等学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

1952年，全国陆续开始高校院系调整。10月，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胡文耀任院长，仍在重庆南路校区办学。

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化学系等主要系科均并入复旦大学；营养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电机系并入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化工系并入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并入南京大学；托儿专修科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银行、会计、企业管理等夜专修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从此震旦大学撤销。

学科建设

1903年，建校初始所定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致知（哲学）四门。马相伯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学校各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

附属机构

圣玛利亚医院

作为震旦努力发展医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1907年慈善团体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圣玛利亚医院（即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医院地皮向东延伸到面对震旦校园的马思南路。这所新医院的使命是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提供内外科医疗服务，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在此期间，震旦于1909年设置两年制的医学预科课程，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医科教学大纲，根据这份大纲于1917年授予第一批医学博士学位。圣玛利亚医院作为震旦的附属医院，震旦的每届毕业班中第一流的学生被选拨到这所医院做实习工作。

震旦还为学生提供安当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圣安东尼医院（即仁爱医院，1956年3月，原来由教会办的浦东仁爱医院并入浦东中心医院[今上海市东方医院] ）、普育堂（今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闸北诊所、广立医院等，作为门诊实习场所。1935年，震旦又在圣玛利亚医院内设立了一所护士学校。

圣玛利亚医院，在1907年只有4幢简朴的楼房以及50张病床，此后发展为中国主要的大学教学附属医院之一，到30年代中期已拥有700张病床，其中400张病床是专为穷人设计的。按计划建造的主要大楼中，1908年建成的圣文森特楼提供了治疗900名穷苦病人的场所，1922年建成的两幢楼房用于治疗女病人，1930年交付使用的是一幢隔离病房大楼。一幢新的圣文森特大楼，于1935年1月举行落成典礼，计划用于为穷苦病人治疗。这幢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楼房长70米，高5层，从建筑艺术角度看，堪称“优美质朴”。与此同时，一幢4层的急诊楼又在近旁落成。医院大楼建筑周围是草坪花园，犹如“法租界中的一座大公园。”

震旦大学伤兵医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震旦大学医学院宋国宾、许日东、沈永康等师生，在该校大礼堂和西宿舍创办第二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中国伤兵300多人。另在安当医院内，设立第十八伤兵医院，收治伤兵100余人，也由震旦师生负责。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大世界游乐场前发生炸弹爆炸惨剧，广慈医院收治受伤市民450人，同时在震旦大学礼堂、新校舍、广慈医院（专收重伤员）与安当医院分设伤兵医院，共有床位500张。该院直属中国红十字会，称第三救护医院。院长先后由震旦校友孙逵方和吴云瑞医师担任。历时8个月，收治受伤人员1424人。全院有医生30人，义务服务，不支薪给。经费由中国红十字会每月拨给津贴1000元，后因经费告缺，乃向社会募捐。

震旦高级护士学校

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即广慈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系法国天主教会创办。1927年筹建，1932年设于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97号）。附设在广慈医院内（今瑞金医院）。1937年正式面向社会招生，学制3年。因附属于震旦大学，故又名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由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兼任，教务主任为震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吴云瑞，日常工作由天主教仁爱会中国修士梁德珍主持，实际领导为广慈医院内的法国仁爱会院长嬷嬷。

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附设圣心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35年由天主教徒陆伯鸿倡议，由于斌、钱新之、贝淞薪、吴蕴斋、林康侯等组成董事会，筹资在杨树浦长阳路眉州路口购地20亩，建成可容学生千余人的4层大厦，招生50人，于1936年9月正式开学。学制招初中毕业生学习期限3年。校务由专职修女主持。学校初办时附属于震旦大学（1940年后曾被称为震旦高级护士学校），校长由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兼任，实际领导权属圣心医院院长嬷嬷。

1952年，震旦大学附属圣心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和上海华东医院护士学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护士学校，广慈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是天主教在中国设立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学，也是耶稣圣心修女会在亚洲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并列为民国时期三大女子大学。震旦女大是依据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教区代表大会教字第13号提案设立，创办者为上海耶稣圣心修女会。该学院宗旨之一是“为公教女中培植教员及校长人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名义上是震旦大学的女子学院、女生部、第二部，实际运作中享有高度自主权，上海圣心会修道院院长能理（Conchita Nourry）、费敬如（Sadie Fitzgerald）先后任震旦女大院长，修女唐树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务长。1937年10月学院正式开学，校址位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81号。开学之初，由于校舍还没有完全建好，暂用上海圣心会修道院的底层房间上课。1939年4月27日，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利源合记建筑公司承建的教学大楼才举行落成典礼。各项费用支出达35.67万元，悉由罗马圣心会母院募集。1938年学院附设女子中学部。1951年9月，学院并入震旦大学，前后共办学14年。

震旦女大的办学规模、管理方式与圣心会在欧美所设之大学相似，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教育目标，但是在办学实践中，震旦女大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办学风格，如“贵族化”、“宗教化”、“管理严格”、“强调自修习惯与方法的培养，注重社会实践”等，深受上层社会家庭的欢迎，有钱人家纷纷将女儿送入震旦女大，以致学校一时名媛云集。至1945年9月，震旦女大形成了文理两个学院7个科系的稳定状态。学校设立之初，学生数量较少，1937年7月举行的入学考试仅有50名考生参加，10月5日开学时仅有25名学生报到，后学生数量逐年递增，1940年有学生120人，1943年达239人。1945－1949年，学生人数大增，1949年达368人，最多时达400余人，在校生、毕业生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学生家庭背景发生分化，一些中下层阶级家庭的子女得以进入学校读书。震旦女大定位为”精英教育“、”贵族学校“，学费高昂，每个学生平均每年要交140-230元学杂费，与沪上名校圣约翰大学每个学生平均每年200元学杂费的标准相差无几，加上受战乱时期影响，14年中只培养了395名毕业生，连同肄业生，也仅千余人。

震旦大学附属中学

震旦大学附中前身为震旦学院预科，由马相伯于1903年创建。1908年随院迁今重庆南路227号。1931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为震旦大学附属高级中学。1933年增设初中部，改为私立震旦大学附属中学。1938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设女子初中部。

1952年两校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合并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震旦女中原址，改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震旦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原名“徐家汇博物院” ，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座博物馆。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韩伯禄创建于徐家汇。主要收藏动植物自然标本，每日午后准人参观，不收门票。入门后如投名片，即有人招待导观。1930年由于标本众多旧院舍不敷应用，遂在震旦大学内另建新院舍，改由学校管理。转让给震旦后，改名为“震旦博物院” ，以志对其创建者的纪念。新大楼是一幢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由莱纳德和福萨雷的上海法国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吕班路（今鲁班路）上 l 形大楼临马路那部分是中国自然史展览馆。大楼的其余部分也物尽其用，俯瞰博物院下面植物园的南楼，则作为博物院的生物研究部、社友实验室、图书馆，还有研究设备和标本收藏品室等。1933年冬，博物院正式开放，普通观众每星期除周二外的各下午均可购票参观。中国古文物展览馆和动物展览馆则于1935年开张。震旦博物院当时储藏中国所产的动植物标本为远东第一，还接纳了葛修士的3500多件文物以及日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地的标本，建起了古物部，形成了综合性大型博物馆的格局，有“亚洲的大英博物馆”之美称。

这座博物馆建制十分完善，不仅完成了收藏和展陈工作，还开展了研究和出版项目，经常拿出标本中有特色者分寄世界各地供专家学者研究。由于业务工作很出色，每年来此开展研究的各国科学家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示同意震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院合并，建立上海自然博物馆，开了新中国自然博物馆建设之先河。原建筑曾经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使用，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使用。

图书馆

原震旦大学图书馆所在的老红楼，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西院最显眼的震旦大学遗存。这幢由绯红色瓷砖和灰色石贴面装饰成的四层楼建筑物，长60米、宽17米，建筑面积5821平方米，是震旦大学特别聘请中法实业公司建筑师米努第（René Minutti）代为设计的。在1936年建成。老红楼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风格带有浓厚的装饰艺术派风格，立面间接对称，清水墙面，底部为拱券窗。新落成时，大楼中央门厅南墙的一扇大窗户上，有“一只雄鸡对着初升的太阳引吭高唱”的彩色玻璃，意寓着震旦为光明之始，这是震旦大学的象征性图案，整扇窗户由土山湾工艺局督造。这幢楼房在1936年竣工时，《远东评论》赞美此楼：“线条简明古朴”，是校园里“最漂亮最现代化的大楼”。这里曾经是震旦大学校务管理办公室、图书馆，以及法学院、医学院和理工学院的教室。

建校初期，震旦校址在徐家汇，无专设图书馆。1908年迁校于卢家湾吕班路223号，开始设教授专用书库。1920年设阅览室，备中西文图书数百册，报纸34种，供学生阅览，无专人管理。1928年，震旦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此后，藏书逐年增加。据1934年《上海各图书馆概览》统计，藏书共7万余册。其中以法文书居多（内容多属法学、理工、医药、生物等门类），约占7/10，中文书占1/10，其他占2/10。期刊西文182种，中文126种，报纸10种。初成立时，正式馆舍建筑还在计划中，书籍也没有集中庋藏。迨1936年新大楼建成后，校图书馆占据了整个二层楼面。在大楼东端，从二楼到屋顶层分列8层书架，可以存放27.2万册书，显得十分宽畅，因为1936年时藏书约13.6万册。二楼设置两个阅览室，学生阅览室有214个座位，公共阅览室有50个座位。与阅览室相邻的目录室存有该校全部藏书目录，以及徐家汇耶稣会图书馆中文书籍与手稿的全部目录，以方便两方读者查阅。书库内部设有盘梯贯连上下。第四层有大演讲厅，宽约18米，厅顶特别提高到6米左右，两面并开有天窗，同时可容乃300人。

1936年9月12日，震旦大学为庆祝新教学大学楼及图书馆落成，同时举行法文图书展览会以资纪念。这次法文图书展是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次典型合作。这次书展在法国上院参议员M. Honnoral及书业公会主席M. Gillon、驻华法商务参赞M. Saussine等鼎力协助下，得到40余家出版社出品的3500余件作品，总价值超过10万法郎。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守和先生慷慨的将原定于1937年春季举行的北平法文书展中的美术图书二三百种在此次先行预展，徐家汇藏书楼也拿出名贵善本参加陈列。在多方赞助下，共同促成了本次规模空前的法文图书展盛会。书籍内容涉及史地类、西文汉学图书、教育、旅行、文学小说、中国历史、儿童读物、宗教哲学、医学等众多门类，同时还设有土山湾工艺馆陈列室、艺术室等。吴铁城（时任上海市市长）、惠主教、法总领事、法工部局总董、巴西领事、才尔孟校董、胡文耀校长等众多中外名流均出席新教学大楼落成仪式并参观法文图书展。

1938年，上海著名中医兼藏书家丁福保捐赠震旦大学图书馆图书2万册，该馆特设“丁氏文库”，供师生阅览，并以纪念丁氏热心赞助之功。抗战期间，原上海通志馆收集的大量上海史地文献，在图书馆法籍主任夏之时（R.P.Richard）、副主任景培元慨允下，也曾经藏身于震旦大学图书馆，以躲避战火，抗战胜利后从图书馆中取出，这批珍贵文献现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保存。1952年秋，震旦大学图书馆随高校院系调整改建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图书馆，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学校简介

华理“身世”之脉系：震旦大学简介

上世纪5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尽快振兴、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培养化工优秀建设人才，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国最早的专门性高等化工院校——华东化工学院，是为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前身。经过前期紧张的筹建工作，华东化工学院于1952年10月正式成立，由当时的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而成，校址在江湾政法路195号原同济大学理学院内。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势垂危。马相伯将自家在青浦、松江等处的3000亩粮田捐献给了耶稣会，想办一所西式学堂。耶稣会接受了他家田产，却没有去办学。1901年秋，马相伯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所属耶稣会），开始招收生徒办学。1902年，在蔡元培等建议下，马相伯决定要创办大学，并将学校命名为震旦学院。1903年2月27日，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马相伯自任院长，耶稣会派出一些传教士担任教师，3月开始上课，有学生20人。

震旦，意谓“中华曙光”，源自古印度语Cīnsthāna（中国）的音译，含“东方日出旦明”之意。印度旧称中国为“云汉国”、“震旦国”、“脂那”、“支那”、“神州”，均为同义。西文译震旦为“Aurora”。

震旦学院创办后，发展很快，至1904年初在校学生已经翻了4倍，1907年达到170多人，于是在在卢家湾区（今重庆南路两侧）建立了一座新校园。在传教士P·H·阿莱任教务长时，震旦以法国的学士学位教程为楷模，提出一套三年制预科教程、一套三年制高级教程。高级教程分文理两部分，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取得相当于法国硕士学位的证书。

1932年，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震旦学院以私立“震旦大学”名义正式注册登记，其理科改名为理工学院，分设数理学、机电工程学、土木工程学、化学工程学4个系，学制4年。工程学毕业生在铁道、矿务、化工、电力和船舶制造等工业部门获取职位，数理专业毕业生进入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另有许多毕业生赴法国继续深造。1933年震旦有52名外籍学生入学，1934年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113名外籍学生。1937年秋，震旦创建了一所独立的女校，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院址在蒲石路（今长乐路）。

震旦于1909年在圣玛利亚医院（即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设置两年制的医学预科，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的医科教学大纲，1917年授予第一批医学博士学位。到1947年医学院学生人数达到290人之多，在教会创办的医院中，75%以上的医师都是震旦医学院的毕业生。震旦还设立了法学院，1917年开始授予硕士学位，1920年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到40年代后半期，学生数超过350人。1952年，新中国整顿高等院校，取消私立院校。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被并入了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等。

附记：1952年震旦大学化工系调来学校教师11名，学生52名。教师冯成湜，1936年毕业于震旦大学理工学院化工系，获工学士学位。1947年任震旦大学教授、理工学院副院长、化工系主任，执教分析化学等课程。1952年首任学校有机工业系主任，是学校早期8位二级教授之一。后曾任学校函授部主任、工会副主席、图书馆馆长。著有《半微量分析化学》、《药厂特殊设备》、《有机合成原理》、《法汉化学化工词典》，并有20余篇译文。1947～1951年兼任上海信谊药厂研究员，1956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抗菌素会议。

震旦创始

震旦大学播种于19世纪末中国改良维新运动时期。奉上谕办理译书局事务的梁启超，于1898年7月奏请在北京创建翻译学堂，拟请教育家兼政府官员、原耶稣会教士马相伯（1840～1939）出任校长。马相伯提出学校设在上海，让徐家汇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参与校务，这项建议曾征得梁启超的同意，但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使这项计划夭折了。1900年9月徐家汇传教团得到马相伯捐赠的土地，主要是3000亩水稻田，在上海西南的青浦。传教团打算，一俟讲授欧洲科学的学校开办成功，就把这些土地上获取的收入作为部分奖学金向中国学生发放。1902年，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南洋公学教师和一批加入爱国组织中国教育会的南洋公学退学学生请求马相伯创设一所讲授拉丁语、法语和数学的学校。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答应了这些要求，制订创办新学校的计划，将学校定名为震旦，并于1902年12月公布课程设置草案。

马相伯商请耶稣会就徐家汇老天文台故址充校舍并聘修士任义务教师，自任监院（院长），主持教务，因马刚捐纳大量土地，教会不得不同意。马相伯虽世奉天主教，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毅然宣布办学三信条：1．崇尚科学；2．注重文艺；3．不讲教理。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施教方针概括为：1．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以便他日将民主价值观应用于社会；2．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集合辩论时事，促使学生用书本知识，去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3．每月3次军训，给学生打下将来为实现现代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的基础；4．指导研究科学的门径，精选西欧名著作教材。震旦学院招生标准是：1．精通古文，能作优美精确翻译；2．中文书本知识广博，熟悉时事，以利于选择翻译中国最需要的西文书籍；3．有良好阅读习惯，能妥善应付紧张的课堂学习和广泛的独立研读。学生可由推荐或本人证书入学，学费年捐银一百两，多捐不限，试读一个月，如达不到校方要求标准，随时令退学费退还。清贫学生可以著作自荐，试读合格后免交学费，毕业后为学院半薪译书2年。

1903年2月27日，震旦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马相伯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八股和科举制度，反对秦汉以来的“奴隶”“为人”之学，提倡“格物致知”“自立”之学。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传教团让出徐家汇天文台，为震旦提供食宿处，派出一些传教士担任教师，如南从周神父、惠济良神父、李问渔神父、赫师瞻神父及几位修士。1903年3月开始上课，有学生20人，马相伯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名儒师徒传授办法，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和写作，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诱导。这所新学院着重教授文学、哲学、数学和理学。马相伯要求传教团为扩建和发展这所刚刚起步的新学院再作贡献。安徽的耶稣会传教士F·佩林成为教学研究负责人，他给学院筹集了许多教学设备，用以将中国经典著作译为西方语言，将西语教材译成学生熟悉的中文。震旦教学语言起初分成两大类，即耶稣教士喜爱的法语课程，以及他们不愿使之取得平等地位的英语课程。

建校初始，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三年，分文学、质学（科学）两类，各科均以外文教授。同时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马相伯规定对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自治精神。马相伯着重“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指导学生钻研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一反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Cicero）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作品为英文课本。马相伯本擅长演说，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反校规的行动。为使学生拥有强健的体魄，马相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他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入学人数增加很快，至1904年初，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马相伯规定对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自治精神。马相伯着重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钻研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一反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Cicero）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作品为英文课本。马相伯本擅长演说，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反校规的行动。为使学生拥有强健的体魄，马相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他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

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就是因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南从周的“倒行逆施”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他和进步学生一起，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马相伯与耶稣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发生的冲突，以1905年马相伯辞职而告终。同年8月，马相伯成为一所新建的世俗学院复旦公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至于陷入停顿之中的震旦学院，则于同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为教务长。

虽说受过教会的排挤，但马相伯仍对震旦学院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毕竟那是他亲手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故1908年当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时，马相伯不计前嫌，捐款四万元，又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十万多元，以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并无偿提供震旦学院使用，震旦学院从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马相伯是震旦大学的首任董事长和终生校董，尽管同耶稣会传教团有矛盾，马相伯仍是震旦的主要捐助人，并在有生之年运用他的影响支持这所学校。

震旦新生

1950年12月26日，震旦大学董事会和院校重要外籍教职员纷纷辞职。总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茅若虚、教务长乔典爱、法学院院长彭廉石、医学院院长富莱梅、经济学系系主任韩怀礼均是法国籍，联合向校长胡文耀提出辞呈：“校长先生大鉴，今闻华东教育部曾拟就《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一则内中有云，‘凡私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鉴于此项办法不久即将实施，本校之行政组织自当及时更动，俾于政府法令无所抵触而符合吾等之初衷，为此谨向校长先生先生辞去吾等目前所执掌之一切行政职务，感谢各位教授和同学们以往良好的友谊的合作，并谨祝震旦前途光明远大。”震旦大学遂改聘任原文学院教授朱树德为教务长、原秘书长汪景侃为总务长、原法学院教授杨鹏为法学院院长、原医学院教授吴云瑞为医学院院长、原经济学系教授陈佐为经济学系主任。

1951年2月，新学期开学。面对学校重要岗位人员集体辞职，岗位空缺的情况，校长胡文耀进行行政改组，并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教育部接受胡文耀提出的加强学校行政领导的要求，由华东教育部副部长唐守愚亲自到校主持行政改组会议，并决定由胡文耀任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杨士达任教务长兼医学院院长，金则人任总务长，聂传贤任医学院副院长，冯成湜任理工学院副院长，漆琪生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牙医专修科仍由沈国祚任主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由徐哲东暂代。数十年来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震旦大学从此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改组后新行政班子立即招开了临时校务会议，由各院系行政负责人出席，商讨开学日期及排课问题，并建立办公室值班制度，固定值班时间，从而保证前来办事的人员有人接待，以加强校内外联系。同时，为了加强师生员工团结，会议决定2月20日补办开学典礼，并邀请了华东教育部副部长沈体兰到校讲话。在开学庆典那天，复旦大学学生的代表们拿着爱国天主教徒、教育家马相伯先生的像和锦旗走向礼堂，热情祝贺震旦的新生说：“震旦、复旦本是一家，我们是马相伯先生所一手创办的两个学校”，在热烈的鞭炮和鼓掌声中，震旦学生兴奋地站在椅子上高呼：“继承马相伯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建设新震旦”、“向复旦同学学习”，大家保证决心为搞好自己的学校而努力。当晚并举行了全校性的师生员工聚餐及文娱晚会，庆祝学校新生。

学校档案

震旦大学官方档案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主要内容有：震旦创办经过的文件，震旦大学简章、概况，历届学生名册、学生统计资料及各届学生毕业典礼记录，关于马相伯清光绪三十一年辞职的记事，马相伯房地产诉讼案的文件，关于五四运动期间震旦大学的罢课事件、罢课自治规则、救国十人团章程，震旦博物院奠基典礼签名册、建筑图纸，震旦博物院院刊及概况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档案馆亦存有一批震旦大学校友捐赠的校徽、院徽、级徽、级戒、教材、刊物、照片、纪念品等实物档案。

历史影响

从震旦大学的历史及其重要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法语并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法国的影响在中国也不十分重要，但震旦大学在法国模式的高等教育与这所大学所处的中国人环境之间，成功地创造出两者最大限度的结晶。尽管入学总人数不算很多，毕业生相对而言就更少了，但震旦严格把握学术标准，在法学、医学、理学和工程学的教学计划中都强调实践出真知，这对中国现代化“是有所禆益的；文学院则在中法两国人文科学的学术交往中架桥铺路，震旦由此而负盛名。在抗日战争的逆境期间，尽管震旦大学和圣玛利亚医院在1945年被日本人征用，震旦大学始终坚持办学，并继续发挥作用。

抗战胜利后，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震旦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受国统区经济崩溃影响，震旦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却一直未受学生运动的困扰，这在中国的大学中是屈指可数的。尽管缺乏详尽确切的材料来说明震旦学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背景。但是，震旦毕竟是一所依靠学费收入为经费来源的私立大学，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法语知识，所以可以推断，这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上海富裕华人家庭。后来，许多震旦毕业生留居上海。震旦以及罗马天主教和法国耶稣会的特征，以其使用法语进行教学，以其非基督教学生人数占压倒优势，及其在30年代以俄国逃亡者为主体的外籍学生引人注目地长期存在，反映出1949年以前上海的世界主义，并为世界主义作出了贡献。这种世界主义化身的形象，或许代表了震旦大学最富有意义的成就。

文化传统

建校初始，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同时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却遭到天主教会方面的不满和反对。1905年，天主教会趁马相伯生病休养之机，派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名为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则为了加强对震旦学院的控制。南从周刚到震旦学院便改弦更张，取消孔子诞辰假期，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阅读进步书刊等，就连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南从周的“倒行逆施”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他和进步学生一起，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