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文化診斷學指出：科學思維、價值思維、應變思維決定着思維方式的完善性。
相關概念
一方面,思維方式與文化密切相關,是文化心理諸特征的集中體現,
反過來又對文化心理諸要素産生制約作用。思維方式體現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領域,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際文化,尤其體現于哲學、語言、科技、美學、文學、藝術、醫學、宗教以及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外交、軍事、生産和日常生活實踐之中。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造成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思維方式又與語言密切相關,是語言生成和發展的深層機制,語言又促使思維方式得以形成和發展。語言是思維的主要工具。
與情緒的關系
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與其情緒反應密切相關。認知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情緒并非由事件所引起，而是由個體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即思維決定情緒。
舉個例子，一個自卑的人和一個自信的人某一次在和經理打招呼後，經理都沒有反應就過去了。這時候，自卑的人往往會變得心情不好，因為他慣性悲觀看待問題，這種思維方式會讓消極的解讀别人的行為，他會認為經理是因為對他有意見，覺得他不好才不搭理他的；相反，自信的人則不會過多的情緒，不會放在心上，因為他會認為也許經理有事，也許是沒看到，總之他的思維方式不會讓他立馬産生過多的消極的想法。
相關的幾個問題
1、中國人有沒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
2、中國人思維方式獨特在哪裡。
3、它是怎麼形成的
4、它對個人、他人和社會造成哪些危害。
5、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客觀性，并由之造成中國人有哪些特點。
6、改進思維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重點要明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必須聯系實際”，這就是們的思維方式從非理性走向理性的重點，尤其是扭轉崇聖思維方式時更應該去刻意地多想想實際，這一點必須十分明确。“生命之樹常青”、“理論總是灰色的”。們對一切理論、觀點、概念，包括那些已成定論的、那些風行于世的、那些貌似高深的以及自積累形成的，都要抱着科學的懷疑精神，都要有一股沖破桎梏的銳勁。
尤其對那種自己比較信服的理論，更要警惕被其束縛，注意經常拿新鮮的實際情況去對照檢查一下，自己的思考、說話、寫作，也應盡量避免引用其現成的觀點思想。要時時、事事、處處注意鍛煉自己從實際中抽象觀點思想，或用實際來檢驗各種思想觀點的能力，讓思維方式逐步走上實事求是的正确軌道。
方法要新
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提出改進要求可能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因此工作方法也應求新。這裡結合個人經驗，談一下“圍繞目的思維”的新方法。“圍繞目的思維”實質是一種系統性思維，它将事物各個可能的發展變化狀态（結果）預先進行評估、權衡，從中找到一條最好的發展變化狀态（結果）作為選擇标準，繼而确定主體的價值判斷和行為依據。
“圍繞目的思維”可對很多（一切？）事物，包括大到國家的發展進步、小到個人的生存生活都進行高深度的理性思考，既能把那些糾纏不清的大理論問題明晰化、簡潔化，又能把流弊叢生的日常瑣事條理化、有益化，使沉重艱深的思維轉換問題變得比較輕松、便捷和實惠。
差異
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辯證思維與邏輯思維上：學者們常常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
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着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認為世界永遠處于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構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曆史積澱，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
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一個事物永遠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排中性強調一個事物要麼對，要麼錯，無中間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叫分析思維，他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像中國人那樣追求折衷與和諧，而是喜歡從一個整體中把事物分離出來，對事物的本質特性進行邏輯分析。
正是因為思維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況下，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對人的行為歸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國人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中國人強調環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學家彭凱平等人研究了美國人和中國人對兩起謀殺事件的歸因，就發現中國人傾向于把事件歸于周圍的環境，而美國人則認為是兇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結果。
尼斯比特的“思維地緣學”為認識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提供了一個選擇，但是這種理解隻是一種宏觀上的認識，他所提出的觀點也隻是近代地理學派關于文化差異的翻版。們認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異，還必須對這兩種文化系統做更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應該考慮到曆史、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韌性等諸多因素。
首先，從社會背景上講，古希臘社會強調個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為主的社會；而古代中國社會卻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一種以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這種不同的強調重點決定了相應的哲學信念，并導緻對科學和哲學問題的不同回答。這些問題包括：連續與非連續性；場與客體；關系和相似性到分類與規則；辯證與邏輯等。
其次，從社會認知系統上講，東西方不同的哲學和認識論在社會曆史背景中建構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中國人生活中複雜的社會關系使得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來關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國人的自結構是依賴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所以他們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體和自身的目标之上。
在這個社會認知系統中，社會組織對認知過程有着直接的影響，辯證和邏輯思維就是這種認知過程的特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特性一直保持下來，對生活在如今的人們的心理和行為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人的認知以情境為中心，西方人則以個人為中心；中國人以被動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動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後，從生态背景上講，中國文化基于農業社會，這種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等級社會，強調等級與和諧；而希臘文明則不完全依賴于農業，由于生态環境的原因，他們對狩獵和捕魚的依賴較大，這些産業對個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與這種生态環境相适應，西方人的思維取向是個人式的，與中國人人際式的取向不同。
這兩種思維系統的維持和社會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種互相促進的關系：思維系統引領社會實踐，同時社會實踐也強化着思維系統。這一觀點在尼斯比特的“思維地緣學”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體現，尼斯比特認為人類的認知并不是處處相同的，亞洲人的思維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維特性截然不同。
舉例
綜述
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形成與幾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國文化具兩個根本特點，一是崇聖性。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實際是專制與反專制的曆史。政治上的統治是專制的。各種内讧、動亂、戰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種專制，但不管成功與否，目的仍然還是建立另一種專制，以至一直延續着綿綿古國的超穩形态。
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駕禦着文化老車，使之循規蹈矩地沿其舊轍。專制政治須“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成必然邏輯。後來，經無數打壓、圍剿、殺戮，如火如荼如血，“異端”近乎趕盡殺絕，中國人“崇聖”的“既定路徑”思維終成了主脈。
中國人崇聖、狹私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極深層次的社會現象，是一種系統性的客觀存在，它不可能在較短時期内得到大面積的改觀，認清這個特點，對正确地推進中國整體改革是有幫助的（容另文分析）。
研究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國人希望實現人人和諧，天下大同。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在為人處事方面的思維方式，這為現代學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路徑。
在古代書籍中，也有類似的概述：“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西方觀念更傾向于絕對獨立思考。而中國人的思維核心是承認對立雙方可以互相轉變。
在此傳統基礎上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需要從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首先，這一研究從理論上能解決什麼問題？這一領域的研究需要解釋，文化如何從深層次上影響中國人的心理進而影響其行為；其次，這一研究從實踐上能說明什麼問題？如今很多人評論，中國人缺乏創造力，新興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實際上，中國人早就認識到這些問題。
關于《易經》阻礙了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引起激烈的争論，有人批評有人贊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學從某種程度上支持了這種觀點。從心理研究結果看，中國人用整體的、聯系的觀點去看問題，缺少把問題從整體背景中區分出來的意願、能力、技巧，因而無法做出進一步的分類。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遠程作用力，卻不善于對此内容進行更細緻的區分與分類，也就不可能産生電磁學、量子力學等新的學科，更别談更專注更深入地研究。
三個因素來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目标上，中國人希望達到和諧；從認知和過程來看，中國人看問題從整體去把握；從行為表現上看，中國人處理問題采取折中方法。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也應包含三個維度：矛盾觀念，中國人的思維承認矛盾觀念；認知變化，從認知取向看，中國人承認變化；行為變化，中國人認為人的行為也會發生變化。中國人喜歡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承認變化，容納矛盾觀念，處理人際關系時追求和諧，處理問題時采取折衷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