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蘇省南彙縣的殷實農戶家庭。

少年時期，他先後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學和惠南小學讀書。1914年，張聞天考入江蘇省立水産學校（今上海海洋大學），1916年，進入浦東中學，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今河海大學）攻讀，受《新青年》影響傾向革命。

五四運動爆發後，投身于學生運動，并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評介外國文學名著，後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至1923年，先後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知識，并任助教、翻譯，同時兼任共産國際東方部報道員。

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夏，共産國際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他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

1933年初，随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參加長征。

遵義會議前夕，擁護毛澤東的正确主張。在遵義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為會議的成功召開作出了貢獻。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負總責；長征途中，同張國焘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鬥争。

抗日戰争爆發後，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

1942年，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曾長期兼任黨中央宣傳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産黨人》編輯，作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工作，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龍江省内)省委書記；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并任東北财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次年調任遼東省(今在遼甯省和吉林省内)省委書記，為東北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到外交戰線工作。1951年4月出任駐蘇聯大使。1954年底回國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還是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為支持彭德懷的正确意見，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此後離開外交部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堅持原則，堅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陰謀集團進行鬥争，并遭到迫害。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同志在江蘇無錫病逝，7月13日，南京的《新華日報》第三版右下角以“本報訊”的報道方式，登出張聞天逝世的消息。這則消息由北京方面拟定，僅78個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同志，因長期患心髒病，醫治無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蘇無錫病故，張聞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産黨，終年七十六歲。”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隆重追悼張聞天。

稱贊“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

在舉行追悼會的當天，《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了張聞天在肇慶寫成、又在無錫精心修改的文稿《無産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1979年8月27日，又發表了肇慶文稿中的《黨内鬥争要正确進行》。使全黨共享他在“文革”中創造的寶貴精神财富。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發表講話，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行列，給了張聞天應有的曆史地位。

主要影響

中國共産黨早期的傑出領導人。

轶事典故

名字由來

張聞天的名字源出于《詩經》“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的詩句。

以文學翻譯和評論為主，宣傳新思想

1920年上半年，在青年學生中掀起了出國熱，赴法國、日本、美國勤工儉學的人越來越多。7月14日，張聞天東渡日本，在東京自修日文，讀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在日本期間，他與田漢、鄭伯奇等文學青年往來密切，田漢創造的《梵峨嶙與薔薇》《靈光》《咖啡店之一夜》等文學作品，對他産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張聞天對文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他放棄了哲學學習，逐漸轉向了文學翻譯、評論和創作。

1921年1月，張聞天從日本東京回到上海後，開始對中外文學家的作品産生了興趣。4月，開始讀托爾斯泰、泰戈爾、羅素、平林初之輔的作品，翻譯介紹托爾斯泰的作品及相關評論、研究文章。9月，張聞天翻譯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2萬多字）一文發表在《小說月刊》第12卷号外“俄國文學研究”上，在文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從1922年初起，張聞天更加熱衷于外國文學的翻譯和評論。他在譯介外國文藝理論和評論外國作家作品中顯示出超人的才華，被遠在美國的中國學友會友們發現，這些學友會友們很希望他到舊金山去，同他們一道開展社會活動。1922年8月20日，張聞天從上海乘中國遠洋輪南京号前往舊金山。在美國勤工儉學期間，一方面，他憑借着比較好的英文基礎在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圖書館裡學習。伯克利分校圖書館藏書豐富，設備齊全。他通常白天上午都坐在圖書館裡或讀書或翻閱期刊或從事譯著。另一方面，張聞天做舊金山華僑中文報紙《大同晨報》的編輯工作。1924年1月，張聞天結束了留美勤工儉學的生活，乘坐林肯号郵輪返回上海。

從1921年9月到1924年1月，張聞天主要是以翻譯外國文學和評論外國文學為主，如《元始文明之由來及其影響》《笑之研究》《蘇維埃俄羅斯政策之發展——蘇維埃共和國經濟計劃自白之一》《狗的跳舞》《文化與幸福》等譯文和評論。在不到3年時間裡，張聞天譯著達50萬字之多。

1924年2月張聞天着手小說《旅途》的創作。5月6日，完成了《旅途》的創作。9月4日寫完《逃亡者》，10月10日發表在《小說月報》第15卷第10号上。1925年5月，張聞天從重慶返回上海。6月25日，《東方雜志》第22卷第12号發表了張聞天的小說《飄零的黃葉——長虹給他母親的一封信》。該小說6300多字，寫出了25歲張聞天的内心獨白。1942年2月5日，《中國青年》第3卷第4期特載了張聞天的這篇小說。張聞天在轉向文學翻譯、評論、創作的過程中，依然關注中國社會問題。

從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間，張聞天陸續發表《離婚問題》《無抵抗主義底我見》《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日俄會議之破裂》和《賠款與戰債》等文章。1924年10月，張聞天到重慶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任英語教師。他利用講台巧妙地宣傳新思想，宣揚男女戀愛自由，抨擊封建倫理道德。他還組織部分覺悟較高的學生學習《新社會觀》《共産主義ABC》，使學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他的學生李伯钊、楊麗君等成為四川婦女解放的先進分子。1925年3月，張聞天離開女二師，來到川東聯合縣立師範任國文教員，主編《南鴻》周刊，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生命的急流》等文章。從1915年9月到1925年5月，張聞天走的是一條不尋常的路，在艱難中探求真理，經過三次選擇，他的政治覺悟日漸提高。

遵義會議的第一主角

根據黨史資料記載，對遵義會議産生重大推動和促進作用的應該至少是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四人，其中張聞天尤為關鍵。有一個故事可作為這段曆史的注腳：現在無論是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還是浦東張聞天生平陳列館，在“遵義會議”部分，都有一座毛、張、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這一群塑像後面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曲折故事。據說2003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該館對原陳列進行改造，新設計的這一群塑中隻有毛、周、王三人。新館正式開放前，胡錦濤總書記前來視察，當他看到這組群塑後，即問該館負責人：那時候張聞天是總書記，但這裡怎麼沒有？并指着群塑說：這裡應該還有張聞天。

确實，無論從醞釀到召開，還是從貫徹到落實，在遵義會議整個過程中，張聞天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聞天是遵義會議台前幕後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構築了遵義會議的“物質基礎”。長征出發後，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這一“三人行”，拉開了日後一出驚天動地曆史活劇的序幕，這三人同行的相處中毛澤東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張、王，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第二，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長征行軍方向。紅軍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但李德、博古仍讓部隊北行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當然，紅軍後來實際上是按毛澤東的主張，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逐漸扭轉了危局。但問題是，長征前毛澤東對五次反“圍剿”也提出過不少正确意見，卻都沒有被采納，為什麼這次轉兵貴州的主張卻被接受?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湖南西北邊境一個叫通道的縣城舉行的會議上，當時被人們視為黨内地位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張聞天帶頭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正是由于毛澤東的主張被會議采納，才改變了紅軍長征路線，使紅軍避免了與兵員數倍于己的敵人正面交鋒的危險。

第三，毛、張談話搭建了通道會議的平台。據當時随軍長征的羅明1986年回憶，羅到達通道的第二天去見毛澤東時，碰巧遇上毛、張正在一起談話，羅站在門口等候時不經意間親耳聽到了談話内容。張對毛說：湘江戰役通過四道封鎖線後，紅軍損失慘重，敵人發現了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展開包圍。此時毛澤東明确向張聞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改為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顯然，他們二人的這次談話是通道會議的一個重要背景，通道會議則是遵義會議的一個重要前奏。

第四，張、王橘林談話為遵義會議進行組織改選作了強力鋪墊。遵義會議前，張聞天與王稼祥之間有一個著名的“橘林談話”。在一片橘林裡，王稼祥問：“我們這次轉移(指長征)的最後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答：“咳，也沒有個目标。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吧!”

當晚，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這些話告訴了彭德懷，然後又轉告給了毛澤東。幾個人一傳，幾位将領也就都知道了張推舉毛指揮軍隊的想法，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耿飚曾對張聞天此舉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來，遵義會議就不可能開。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别人敢提。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挨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陝北，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發展。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隻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第五，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反報告，為會議确定思想基調。會上，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後，張聞天作反報告。他旗幟鮮明、全面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的錯誤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然後，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症結所在。緊接着王稼祥發言，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并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會議結束時，推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之後，中央常委讨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總書記，在黨内負總責。

我們總說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一起為遵義會議成功舉行建立了豐功偉績。張聞天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并使其落實的第一主角。

在西安事變中的曆史作用

第一，事變爆發第二天，張聞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發表了“盡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統”這一獨到見解，同時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根本方向。

第二，在黨中央确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的19日政治局擴大會上，張聞天圍繞“不再恢複反蔣”這一關鍵，對決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鮮明、系統的闡述；并為中央起草了《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

第三，在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後出現新的複雜形勢面前，張聞天揭破蔣所玩弄手法的實質，教育黨内仍從實現和平的全局上正确處理西北局勢，并在緊急時刻親赴西安同周恩來現場商定大計。

張聞天在總結西安事變這段曲折曆史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确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面的現象所蒙蔽與動搖。”

毛澤東促成的婚姻

遵義會議後，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負責軍事工作的毛澤東互相信任，密切配合，使紅軍度過一次次艱險。特别是張國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危急時刻，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團結一緻，使黨和紅軍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并肩戰鬥讓他和毛澤東結下戰友情誼。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就為他的婚姻積極籌劃。毛看到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不錯，有意促成這段婚事，給她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對象）。”劉英說：“我不要結婚，我怕生孩子。你看賀子珍，懷孕了還在行軍，生孩子也放在老鄉家裡，這個樣子怎麼行呢？”毛澤東笑道，那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嘛。他扭頭念起前些日子行軍時寫給張聞天的打油詩：“洛甫洛甫真英豪，不會騎馬會摔跤……”劉英聽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畢竟有些難為情，趕緊走了。後來，溫文爾雅的張聞天在一次炭火上煮醪糟給劉英吃時，鼓足勇氣挑明說：“我們的關系是不是進一步呀？”因張聞天是她敬愛的總書記，她根本沒往“戀愛”上想。離去的路上卻回憶起與張聞天交往的一樁樁往事，覺得他不僅可敬，也可親可愛，也就慢慢慢慢加深了感情。紅軍落腳到瓦窯堡後，在鄧穎超、博古、羅邁等同志的撺掇下，他倆終于喜結連理。從直羅鎮打完勝仗的毛澤東一進窯洞就嚷道：“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碰到這種開玩笑的場合，聞天口讷，劉英卻潑辣：“拿什麼請啊？又沒錢又沒東西！”毛還是不放松：“我倒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呢。風流天子李三郎，不愛江山愛美人。當今洛甫作皇帝，又愛江山又愛美人。”

這首詩除慶賀外，還将張聞天的民主作風誇了一番，算是補了“鬧新房”的一課。

後世紀念

故居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祝橋鎮鄧三村九組，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于江蘇省南彙縣（現浦東新區祝橋鎮）鄧三村張家宅。

張聞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兩邊廂房，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顯示房屋主人有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間，兩側廂房各兩間，在西廂房外側有雜用房四間，共十三間。

先建正屋，後建廂房，再建雜房。故居中間是青磚鋪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結構門亭，古稱秀才亭，亭上有陳雲同志題寫的匾額，亭前有兩塊用綠籬笆圍的菜地；屋後原為水流潺潺作響的宅河溝，溝邊有翠竹、綠樹，放有水車等農具。随着歲月變遷，宅河溝逐漸形成硯台狀的小和溝，現稱硯台溝。溝邊是張聞天少年時代經常與小夥伴讀書、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間是客堂稱孝友堂，是張氏族邀請至親好友聚會議事之處。右側是卧室，陳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帳以及梳妝台、腳箱、開門廚等家具。這兒是張聞天出生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書房裡陳列有小木床、書桌、書架和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這兒是張聞天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故居建築面積共488平方米，占地面積686平方米。

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撥專款對張聞天故居進行了修繕，張聞天故居現被列為上海市旅遊局推薦觀光點。

紀念詩詞

緬懷張聞天同志

顧燕荪

一

自幼生于朱家店，曾經同守南沙城。

鑽研國學群英冠，品德高超理想純。

二

接受家君勤教導，黉庠一片贊揚聲。

先賢久與同窗硯，感荷潛移默化深。

三

畢業依依贈語真，英姿勃勃赴前程。

青春抱負淩雲志，君學工程我學文。

四

五四雷聲驚宇宙，狂飙銳氣震乾坤。

宣傳愛國蒼生悅，白話維新倡導人。

五

長征萬裡愛憎分，遵義呼聲遠近聞。

書記任中挑重擔，六盤山上進長城。

六

光風霁月垂青史，海晏河清仰北辰。

舉國同胞希統一，百花齊放滿園春。

人際關系

妻子劉英

兒子張虹生

曆史評價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行列。

1985年8月30日，在張聞天85周年誕辰之際，包括廬山會議發言和“政治經濟學筆記”、“肇慶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内的《張聞天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張聞天生前的遺願終于實現。《〈張聞天選集〉編輯說明》高度評價張聞天的曆史功績和理論貢獻，指出：“張聞天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黨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對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随着時間的推移，張聞天的理論創造和革命業績，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越來越赢得全國各族人民，廣大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敬佩。在張聞天90誕辰時，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上海、南京、遵義、佳木斯、無錫等地也以多種形式紀念他。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發表紀念文章，稱張聞天是“共産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分子的典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緻函劉英同志說：“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不朽曆史貢獻。他對共産主義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學問家的謹嚴風範，他為人民利益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張聞天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他畢生探索真理，胸懷坦蕩，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實現共産主義理想，堅持不懈，忘我奮鬥。

一、張聞天同志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張聞天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在一段時間内曾在黨内負總責，是中國共産黨曆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中，張聞天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文藝、宣傳和黨報等方面的工作，撰寫大量文章揭露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号召發動群衆開展抗日反蔣鬥争。

在上世紀30年代前期複雜的鬥争形勢下，以博古同志為首的中央全盤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政策，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張聞天同志作為中央領導成員，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推行和宣傳（主要是對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影響）無疑負有相應的責任。但另一方面，通過實踐，他逐漸對許多“左”的政策和做法産生懷疑和不滿，這為他後來同“左”傾錯誤決裂打下了思想基礎。

在紅軍付出沉重代價渡過湘江後的危急時刻，張聞天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确主張，在政治局内同錯誤的軍事領導進行鬥争，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他按照會前毛澤東同志與他和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亦稱“反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受委托在會議結束後起草了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确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标志着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的成功舉行，與張聞天同志思想轉變和同“左”傾錯誤徹底決裂是分不開的。

在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服從真理，抵制謬誤，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主導制定的正确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黨中央的團結和實行有效的集體領導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黨内負總責的三年多時間裡，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認識分析國内外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毛澤東同志、中央領導集體一起克服種種困難，完成了黨從土地革命戰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戰争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這個戰略轉變中，他主要在三個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在長征途中和到達陝北後，積極參加反對張國焘陰謀分裂黨和紅軍的鬥争，堅決維護黨的統一，實現紅軍長征的完全勝利和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會師。二是主持召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并起草會議決議，為黨确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創中國革命和抗日戰争的新局面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在東北期間，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建立根據地、發動群衆、肅清土匪、土地改革、恢複和發展城鄉經濟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樹。

“文化大革命”中，他雖遭受殘酷迫害，仍堅持原則，顧全大局，保護同志，表現出一身正氣。

二、張聞天同志注重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許多重要階段提出了正确的觀點或主張

張聞天同志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注重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解決實際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許多重要階段提出了正确的觀點或主張，其中有些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1930年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我們黨内形成時，還在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的張聞天同志，運用所學到的馬列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形勢進行分析，寫下了《論兩條戰線的鬥争》的文章，指出不但要反對黨内的右傾，而且也要反對黨内的“左”傾，對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理論及實踐提出了尖銳批評，顯示出敏銳的洞察力。

從蘇聯回國後，張聞天同志進入黨中央領導層，開始參加對中國革命的具體領導。上世紀30年代前期，他曾經同“左”傾中央一起犯過嚴重錯誤。但就在這個時期，由于實際鬥争的教育，他作為中央重要領導人，首先在自己主管的文藝宣傳領域對“左”的方針政策提出了批評和反對意見。特别是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不久，他分工管理蘇維埃政府工作，着重研究根據地建設的方針政策問題，提出了要盡量擴大生産、提高土地生産力、鼓動私人資本家投資、通過發展生産改善工農群衆的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階級鬥争主要應通過調解和仲裁來解決、反對小資産階級的極左主義等不少有見解的政策主張，對全國根據地建設産生了積極影響。

上世紀3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華北事變，加快了武裝侵略中國的步伐，民族危機愈益嚴重。張聞天同志在黨内較早認識到組織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35年11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不到一個月，他就寫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争的緊迫》一文，把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推動廣大群衆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戰争道路作為中國共産黨面臨的中心問題提出，奠定了瓦窯堡會議黨的策略方針轉變的基礎。

全國解放戰争時期，張聞天同志在黨内最早開始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構成和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規劃藍圖。他撰寫了《發展工商業的若幹政策問題》、《農村經濟發展的前途問題》、《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階級路線》等文章，就共産黨全面掌握政權後怎樣發展工商業、農業，怎樣開展城市工作等問題進行論述。東北全境解放前夕他為東北局起草的《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上報黨中央後引起高度重視，劉少奇和毛澤東同志相繼作修改後轉發全黨。張聞天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明确提出東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六種成份（後來經中央修改後為五種）及黨對其不同的方針，是我們黨最早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文獻，其基本思想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所吸收。

新中國成立後，張聞天同志在外交部門工作期間，注重調查研究，勤于分析問題。他關于堅持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争取和平國際環境的論述，關于駐外使館要以各國政府為主要工作對象、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必須堅持勤儉辦外交等主張，至今仍然具有适用性和指導意義。

張聞天同志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1959年以後，他專心從事這方面工作，寫下了《要正确認識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關于按勞分配提綱》、《社會主義經濟若幹理論問題》、《關于生産關系的兩重性問題》等論著。在“左”的思潮彌漫于整個社會的環境中，他以高度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指出：經濟工作不能憑一時的熱情前進，也不能躍進，而要尊重經濟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他強調，“發展生産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首要任務”。他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把公社農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農民的水平，這應該是理想，不應該反對”。要“用一切辦法實際改善工農生活”。他重視市場的作用，提出應該使各地集鎮市場既成為本地區經濟生活的中心，又成為全國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張聞天同志這些思想觀點，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進行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理論先聲。

三、張聞天同志在文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為黨的文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聞天同志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他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學家中的一員，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熱情戰士。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身體力行，一直注重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從1919至1925年，張聞天同志緻力于文學革命，以其豐富的譯作、多彩的創作和深刻的評論積極投入當時文化戰線上的反帝反封建鬥争。他創作和翻譯了大量新詩、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作品。特别是他創作的以中美兩國社會為背景、反映五四時期青年思想曆程的長篇小說《旅途》和以反封建禮教為主題的三幕劇《青春的夢》，使他獲得了“少年文學家”的美稱。

20世紀30年代初，張聞天同志從對左翼文藝運動的指導中，率先認識到“左”的嚴重危害并開始了糾“左”的嘗試。他專門撰寫《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旗幟鮮明地指出“革命的小資産階級的文學家，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同盟者”，實際上在文藝戰線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他還以文藝的獨有特點和文學史上的客觀事實，說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指出文藝作品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對某一階級的利益、對革命的宣傳鼓動，還體現在對某一時代的真實的社會現象的描述。在他的領導下，文藝戰線糾正關門主義，取得了明顯效果。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實行團結中間作家和争取公開的策略，文藝界逐步形成了以左翼作家為核心的革命統一戰線。

抗日戰争時期，張聞天同志始終關注黨的文化統一戰線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許多有關文化運動重要方針政策的文件。他提出“應該重視文化人，糾正黨内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強調要發展抗日文化運動，在抗日的前提下把一切文化人團結起來。他以不懈的努力，通過加強文化工作為壯大黨領導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突出貢獻。他還與毛澤東同志一起，為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于1940年1月寫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的文章，概括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應該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四個特點和要求，與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概括基本一緻，而且還突出強調了“民主的”特點，至今仍具有啟迪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張聞天同志仍然重視文化工作在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建設的任務是同經濟建設的任務同時被提出來的，為了加強文化工作，就要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應考慮城市如何在文化上幫助鄉村的問題。與重視文化工作相聯系的，是張聞天同志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外交部工作時，他積極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指出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對知識分子的關門主義傾向，大膽吸收知識分子入黨，大膽提拔使用知識分子，要做出對知識分子培養使用的具體規劃，要解決知識分子的待遇等級問題。他強調，人才要德才兼備，既要有優良品質，還要有知識有才幹！這些思想，對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之參與到新中國建設中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張聞天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錯誤，勤于學習，堪稱典範

張聞天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又勇于修正錯誤、進行自我批評，并且終生好學，不懈求知。

張聞天同志當年主要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領導崗位上曾經犯過錯誤。但是應該看到，當時的中國共産黨，還沒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張聞天同志作為中央領導層的一員，是同整個中央一起按照共産國際的指示來觀察判斷中國革命形勢并制定革命策略的。他所犯的錯誤，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的錯誤。

張聞天同志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以實踐作為檢驗黨的政策方針的标準。所以，他能夠從實際鬥争中比較快地認識錯誤并積極誠懇地改正錯誤。即使身處“左”傾中央領導層，他在一些方針政策的執行和很多問題的處理上，也不同于“左”傾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如在肅反中，他就保護過傅連暲、劉曉等同志。福建事變時，他和毛澤東同志明确主張聯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上層，以打破敵人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是“左”傾中央最早認識錯誤的重要領導成員，這成為他後來率先同“左”傾錯誤徹底決裂、轉到正确方面來的主要原因。

張聞天同志追求真理，也服從真理，對自己在曆史上犯過的錯誤從不回避，而是不斷地進行認識和反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多次對自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作出深刻檢讨，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他以實際行動響應黨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号召，1942年1月親率調查團深入陝北和晉西北農村進行了一年多的實地調查。這次調查，不僅促進了他本人思想作風的進一步轉變，成為他自身思想發展的又一次飛躍，并且為黨的調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設提供了富有意義的成果。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他再次誠懇深刻地作檢讨，公開為當年自己犯的錯誤承擔責任，充分顯示了一個共産黨人的坦蕩胸懷。

張聞天同志尤其讓人贊佩的，是在身處逆境甚至失去自由時，對真理一如既往的追求和堅持。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被撤職，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任“特約研究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殘酷迫害，被長期監禁和遣送外地。但他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以病衰之軀，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裡寫出大量文章、調查報告、讀書筆記和研究文稿，分析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存在的“左”的錯誤，尖銳批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錯誤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思考、探索，充分顯示了一個無産階級革命戰士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強信念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

張聞天同志終身好學，不斷求知，學習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不是摘取隻言片語，作表面的征引，而是特别重視系統地攻讀原著，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融會貫通，獲取真知。他指出，學習一定要提高質量。他曾經專門撰文論述幹部學習問題，指出每個幹部都要養成獨立閱讀、獨立研究的能力，而且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各種具體的社會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基礎。他對待學習的态度，善于學習的方法和實踐，對于當前我們黨加強學習型政黨建設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張聞天同志把一生奉獻給了共産主義壯麗事業。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強盛、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富裕忘我奮鬥、努力工作，始終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他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立下的不朽功績将永載史冊，黨和人民将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