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傳播學:社會科學類學科-中文百科頻道

發展曆程

起源階段

大衆傳播研究的曆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四名美國社會學家最早開始關注和研讨傳播問題。他們是米德（GoergeHerbertMead）、庫利（CharlesHortonCooley）、杜威（JohnDewey）和帕克（RobertEaraPark）。他們發現大衆媒介的功能極其重要，于是開創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美國傳播研究。杜威深為關注“大衆”社會的現象，特别大衆對媒介的一窩蜂反應。杜威希望媒介能“重組大衆社會中的群體”。如果工業革命已經引起個人社會關系的轉變——将他們由比較親近的村莊關系推向工業化大都市裡契約式的關系——那麼，媒介也許可以通過增進相互了解來彌補這樣的缺損。

庫利在密歇根大學時，曾在杜威的指導下研究社會問題背景下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學。為揭示媒介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與文化，他進行了第一次嘗試。

帕克是最先将報業當成社會與文化機構來研究的。在著名的芝加哥學派中，他被認為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家。

米德深受杜威的影響，他是社會心理學象征互動論的創始人，社會心理學對大衆傳播研究的确立與發展有許多貢獻。

這些卓越的思想家開創了一條與歐洲傳統學派迥然不同的路線；接下來的幾代學者繼續拓展他們的工作，并将其發展為經驗主義的傳播學體系。

當然，美國的傳播學研究并非完全獨創的，其部分傳統與歐洲學派的思想有密切聯系。美國從事媒介研究的許多學者曾在歐洲的大學裡受過教育，并且深受塔爾德（GabrielTarde）與齊美爾（GeorgSimmel）等歐洲思想家的影響。塔爾德是法國人，也是一位法官，他的許多社會學理論是通過觀察法庭行為形成的。1903年他提出了“模仿理論”，現在看來這一理論對美國的社會學習論、創新擴散論以及意見領袖理論有重大影響。

興起階段

當歐洲人保持其哲學思辨性、批判性以及定性方法的時候，美國的傳播研究逐漸地走向量化與行政化。美國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美國人對企業經營的強烈興趣，而與歐洲批判研究的思辨風格相去甚遠。發展階段的傳播學研究在傳播效果研究方面湧現了許多有深度有價值的理論，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傳播學的批判學派。至此，傳播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大學派：：一是經驗學派，一是批判學派。一派以美國為中心，另一派則是以西歐為核心的批判學派（criticalschool），他們多站在批判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審視，其重點是文化研究。

關系

大衆傳播學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行為科學，二是信息科學，三是新聞學。如果我們把大衆傳播學比做一條大河，那麼這三個來源就是它的三條支流，而這三條支流又有各自的更小支流。也就是說，這三個來源實際上是三組學科群，而不僅僅是三個學科。比如行為科學至少就涵蓋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學科，信息科學則指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即俗稱的"三論"，新聞學又涉及新聞理論、新聞曆史、新聞倫理、新聞業務等内容。在這三大來源中，大衆傳播學從行為科學裡汲取了實證方法及其科學理念，如設計問卷、調查訪談、抽樣分析等。

從信息科學裡借鑒了學科的核心概念與基本範疇，如信息、控制、系統等；從新聞學裡繼承了研究對象及其學科領域，如新聞傳播的許多規律。另外，傳播學與新聞學除了繼承與借鑒關系，還有互相滲透與彼此依托的關系，這種關系就類似于《戰略學》、《傳播學》與《戰術學》、《新聞學》之間的關系。

在這個借鑒融合的過程裡，20世紀中葉有五位美國學者對大衆傳播學的形成，做出了筚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貢獻，所以被後人稱為這個學科的五大先驅。他們是政治學家拉斯韋爾、社會學家拉紮斯菲爾德、心理學家盧因、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和傳播學集大成者施拉姆。其中，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對整個學科體系的影響尤為突出，所以我們重點談談他的建樹。拉斯韋爾是一位開宗立派的政治學家，也是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推動了政治學的科學化。

在其政治學研究中，有一個不無偏好的領域，這就是宣傳以及與此有關的問題，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同時也是成名作，研究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戰，題為《世界大戰的宣傳技巧》，這部出版于1927年的着作至今還被視為傳播研究的經典。

宣傳與傳播其基本模式都在于通過信息的發布、流傳或擴散而實現某種意圖，如政治上的競選活動、軍事上的心理戰術、經濟上的廣告促銷、文化上的精神塑造等，無不可以說是宣傳，同時也無不可以說是傳播。隻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戰搞得太過火，尤其是納粹德國的宣傳蒙騙民衆、混淆視聽、颠倒黑白、造謠污蔑，無所不用其極，正像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的："謊言重複千遍就成為真理。"于是，從此西方人一聽到宣傳，渾身就起雞皮疙瘩，盡管現實生活一天也離不開宣傳，但"宣傳"兩字在西方社會卻成為十足的貶義詞。

既然天天同宣傳打交道而又讨厭提宣傳，那麼怎麼辦呢？那就換個說法吧，比如把宣傳換成傳播。這一換感覺上好多了，因為宣傳一聽就有明确的意圖，而傳播似乎是一種中性的行為。而其實這跟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耍猴把戲沒什麼兩樣。因為說到底，宣傳也好，傳播也罷，都不可能是中性的，都不可避免地體現着某個集團的意志或利益。拿北京申奧成功這件事來說，中國媒體的報道（宣傳）和美國媒體的報道（宣傳）就大相徑庭。

除了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戰的宣傳技巧》，拉斯韋爾對傳播學的主要貢獻就是194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傳播在人類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在傳播研究的曆史上，這篇東西是個裡程碑，它有兩點突出的理論貢獻，其一是提出了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關于傳播活動的運行模式，其二是圍繞這個模式勾畫了一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關于傳播研究的關注範圍。不妨說，前者揭示了傳播實踐的總體規律，後者提供了傳播研究的核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