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沈巋，男，197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甯波。1988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攻讀法學專業。在北京大學先後于1992年、1995年、1998年獲法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先後于1998年4月至6月、2002年1月至7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為人權研究訪問瑞典、丹麥，為政府信息公開研究訪問德國。研究領域是行政法原理、憲法和人權保障。
經曆
197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甯波。高中求學于山東棗莊。
1977-1985年，在上海求學直至初中畢業，後随戶口在山東棗莊第三中學就讀高中。
1988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攻讀法學專業。
在北京大學先後于1992年、1995年、1998年獲法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執講師席。
自1990年始，學習和研究興趣轉向憲政和行政法，曾經參加行政訴訟實踐調查研究、“依法治國”局部實踐調查研究、行政組織法研究以及“改革和完善電力行政執法體系研究”等課題，現主持“行政法平衡理論和準政府組織研究”課題。
1998年4月至6月，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
目前主要講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
學術活動
曾經參加行政訴訟實踐調查研究、“依法治國”局部實踐調查研究、行政組織法研究、“改革和完善電力行政執法體系研究”、“中國基礎設施産業監管體制改革”、“促進中國的反歧視”等課題或項目，也曾主持“準政府組織”研究課題。參與多項法律法規的論證和咨詢工作。
先後于1998年4月至6月、2002年1月至7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作短期訪問研究。為人權研究訪問瑞典、丹麥、加拿大，為政府信息公開研究訪問德國。
學術領域
行政法原理 憲法 人權保障 國家賠償 風險治理
學術成果
著作
1、《平衡論：一種行政法認知模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美國行政法的重構》（翻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3、《誰還在行使權力——準政府組織個案研究》（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行政國的正當程序》（翻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铗秤彈詠——在修遠路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主要論文
1、《現代行政法的精義——平衡》，《行政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
2、《平衡論：對現代行政法的一種本質思考》（第二作者），《中外法學》1996年第4期；
3、《行政法理論基礎問題再探讨》（第二作者），《中國法學》1996年第4期；
4、《試論行政訴訟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權》，載《行政法論叢》（第1期），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二十世紀美國法律思潮與新公法運動》（譯評），載《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法治原則與公共行政組織》（第二作者），《行政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
7、《傳統行政法控權理念及其現代意義》（第一作者），《中外法學》1999年第1期；
8、《關于美國協商制定規章程序的分析》，《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
9、《政治理論視角中的公法》（譯評），載《行政法論叢》（第2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0、《行政訴訟舉證責任個性化研究之初步》，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4期；
11、《擴張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間及其界限問題——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引發的初步思考》，載《行政法論叢》（第3期），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2、《制度變遷與法官的規則選擇》，《北大法律評論》（第3卷第2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3、《重構行政主體範式的嘗試》，《法律科學》2000年第6期。
14、《法治和良知自由》，《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
15、《公立高等學校如何走出法治真空》，載《行政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6、《憲法統治時代的開始？》，載《憲政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法學會2003年度論文二等獎）
17、《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司法裁量的空間與限度》，載《中外法學》2004年第2期；
18、《因開放、反思而合法》，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19、《行政訴訟确立“裁量明顯不當”标準之議》，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20、《21世紀行政法》（譯文），載《行政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1、《公共行政組織建構的合法化進路》，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
22、《析論高校懲戒學生行為的司法審查》，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23、《解析行政規則對司法的約束力》，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2期；
24、《行政行為公定力與妨害公務》，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25、《受害人故意僞證的國家賠償豁免——基于司法實務的考察》，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26、Comments on “China’s Courts: Restricted Reform”，The China Quarterly，191 September 2007（英文）；
27、《司法解釋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28、《國家賠償：代位責任還是自己責任》，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1期；
29《食品免檢制之反思——以風險治理為視角》，載《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30、《風險治理決策程序的應急模式——對防控甲型H1N1流感隔離決策的考察》，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對拆遷條例的建議
2009年發生了引發全國關注的唐福珍事件，這給沈巋極大的震動。39歲的沈巋聯系其他四位同事，向有關部門提交審查《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的建議，建議得到采納，此後他還參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制定。
無公共利益則無征收
首先，政府本應是人民公器，本應一切行動以公共利益為準繩。雖然現代經濟學揭示政府與普通人一樣，都是經濟理性人，但這即便是現實，也不能替代規範。所以，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産管理法才要求，國家（由政府來代表）隻能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公民的私有财産。公共利益标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不能越過界河，為純粹的商業利益，出面去征收公民财産。然而，直接關系到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産管理法在城市房屋拆遷領域具體落實的拆遷條例，卻對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不加任何區分。這就在事實上造成，即便是房地産商開發商品房的商業項目，也由政府對用地上的公民房産進行征收。
必須承認，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業利益）之間的界線，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些表面上看起來是出于商業利益的開發，可能會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内。例如，在美國，曾經有一個案例，底特律市拟遷走一個小鎮的所有居民，目的是把土地轉讓給通用汽車公司。居民起訴到法院，認為這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政府聲稱這樣做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當時判決底特律市勝訴。盡管這個案子在2004年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但在2005年的另外一個案件中，地方政府推行的包括一部分商業區開發在内的整體經濟振興項目，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9個大法官5:4的微弱多數比例支持，動遷戶的上訴被駁回。這些個案反映出公共利益判斷的困難，但困難并不意味着要徹底放棄對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辨别。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恰恰以公共利益難以界定為由、放棄了公共利益标準。
如果政府不能為私人利益去征收公民私有财産，那麼，開發商應該怎麼辦呢？那就交給市場去處理。開發商就必需與被拆遷戶就征收、補償和拆遷問題進行一攬子談判，談不攏，自然也就是生意做不成。在法律上即是未達成民事協議。開發商或者放棄或者修改開發計劃。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無合理補償則無征收
公共利益标準即便滿足了，也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徑直征收和拆遷了。依據憲法、物權法、城市房地産管理法，政府征收合法有效的另外一個前提是依法給予合理補償。這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但公共利益不能成為強取豪奪的合法理由。
政府必須作為征收、補償的主體，保障被征收人獲得合理補償。拆遷條例規定的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商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在現實生活中，拆遷人有可能是政府或其職能部門，但也有可能就是開發商。這樣的制度安排，無疑是把征收和補償剝離，是政府失位、推卸責任，也是造成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沖突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僅要管補償，還要保證合理補償。怎樣的補償标準是合适的？補償主要有貨币補償和房屋産權調換兩種方式。無論哪種方式，原則上，都應當按房産的市場評估價來确定被拆遷房産的補償金額。當然，市場評估價又以何種方式計算出，這個問題尚需認真研究，但是，應該計算房屋被拆遷時的市場價而不是房屋蓋建之初的市場價。像上海闵行區潘蓉一家480平米的四層小樓，僅給予67萬餘元的補償款。換位思考，任誰都不會接受的！
無征收、補償則無拆遷
現在的拆遷條例，沒有“征收”兩字，也就是對如何規範政府征收權力，未予任何規定。不僅如此，它還授權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沒有政府征收決定的情況下，就可以給予拆遷人拆遷許可。拆遷人得到許可的條件，就是向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提交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拆遷計劃和拆遷方案、辦理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出具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證明。如此，在被拆遷人仍然拿着政府發放的産權證的同時，拆遷人卻又拿到了政府發放的拆遷許可。被拆遷人注定要被拆，剩下的“權利”僅僅是與拆遷人談如何補償安置。這是極其荒唐的！
根據物權法的規定，人民政府的征收決定生效，即可導緻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如上所述，征收與補償應該是合為一體的，合法有效的征收決定必然含有征收什麼、補償什麼的内容。而一旦這樣的決定作出，原來的房屋所有權就發生了轉移，政府無論是自己拆遷，還是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允許開發商拆遷，都不是在拆遷原房屋所有權人的房屋了。簡言之，拆遷是征收補償決定的執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當然，如果是出于私人利益需要，開發商與房産所有權人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這時的拆遷不是建立在政府征收、補償基礎上，而是民事合同的履行。
無法院裁判則無強制拆遷
按照上述的制度安排，政府為公共利益需要在征收、補償階段即已解決許多問題，拆遷就不容易産生暴力、強制拆遷的問題。如果被征收人認為征收不是為了公共利益或者征收補償不合理，與政府的意見不一緻，那麼，政府有權單方面作出決定，被征收人也有權就這個決定向法院提起訴訟，而不是像拆遷條例規定的，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就由政府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來裁決。在法院那裡，政府就必須辯論公共利益到底體現在哪裡、補償又為什麼是合理的。這種機制的存在，就是對政府權力的合理制約。
假如法院也認為政府的征收、補償決定是合法合理的，認定被征收人是漫天要價、獅子大開口，從而作出支持政府的最終有效裁判，被征收人就應執行法院裁判，自動搬遷。再假如被征收人依然不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釘子戶”，這時才會産生強制拆遷的需要。一方面，強制拆遷是對法院裁判的執行，另一方面，強制拆遷也應遵循文明拆遷的規則。諸如不得斷水、斷電、斷熱，不得襲擾正常休息，不得在節假日、休息日或者夜間拆遷，遭遇危及被征收人人身安全的時候應該首先采取保護人身的措施，等等。文明拆遷也需要強有力的手段，遇見強占房屋不走的人時，鑒于這些人已經構成拒不履行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情形，可以采取拘留措施。此時的拘留既是為了保證法院裁判的執行，也同時間接起到保護人身安全的作用。
無公平則無持續效率
可以想象，以上重新理順關系的征收、補償、拆遷制度，會使征收、拆遷工作的速度放慢，某種程度上對經濟發展構成不利影響。的确，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一直處于高速發展狀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也有大幅的增強。這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在快速發展、追求效率的同時，我們其實在許多方面輕忽了社會公平問題。貧富懸殊拉大、城鄉差别加劇、社會保障不足、官員腐敗叢生、資本勢力強橫等等，都是社會不公平的具體體現。是的，我們的确把蛋糕做大了，但在分蛋糕上的不公平，導緻了各種矛盾、沖突的滋生和蔓延。
現在，我們該适當地放慢發展速度，考慮一下社會公平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麼強調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原因所在。若不能适時地平衡效率與公平，就會像注射了興奮劑的運動員一樣，身體的内傷不斷加劇，直至有一天突然倒在跑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