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蓝衣社（The Blueshirts）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brown shirts）和黑衫党（Blackshirts）。于日本侵华后和中国自己对德、意宣战以后的1940年代解散。193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内具有理想主义刻苦清廉的人士发起成立“蓝衣社”，企图克服日本入侵危机、制止国民党腐化堕落。
其实，"蓝衣社"的组织并未存在过，只是一种讹传。而真正的蒋介石麾下的黄埔系军人组织叫"三民主义力行社"，其中到处杀人越货、密捕刑侦的则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
混淆
20世纪30年代初，蓝衣社可以说是一个神秘而又恐怖的组织，蓝衣社运动也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然而，“蓝衣社”的称呼并不存在，真正代替它的是另一个秘密团体一“复兴社”(全名“中华民族复兴社”)。“复兴社”为何被传为“蓝衣社”?这主要是一个名为刘健群的人所首倡的。刘健群作为复兴社中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是一个唯一例外的非黄埔生。
由于不是嫡系，尽管身居高位，会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最终是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的认同，更不可能培养自己的基本力量。他的一生发迹于政治。但最终也不过是在官场上插科打诨的丑角，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
宗旨
蒋介石为蓝衣社拟定的“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夭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国民党作为革命党的形象和灵魂，但是这个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的国民党革新工程未获成功。
组织结构
20世纪30年代，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主要是两个并行的组织，即CC系和力行社，当时的国民党党争就体现在这两个党派的权力之争，直到1938年这两大组织被取消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争夺就以党团对立的形式延续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在蒋介石的政权体系中，除了CC系和力行社，还有一个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组织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三大支撑组织。
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
顶层的力行社和中层的革命同志会均各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中央设总社，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中华复兴社”自身没有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
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大约仅有300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亦说近50万。
行社社员的吸收，采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员提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再由革命同志会会员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
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
力行社从发起宗旨，到组织形态，均显示出是一个庞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准政党团体。力行社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其触角几乎伸展和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既有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
数十万人的规模更是战前国民党内其它政治派系所无法比拟。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据1937年1月的统计，总计亦不过165万人，内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占101万，海外党员约占11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53万人。
力行社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国民党党员身分。力行社的组织规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个自主性和组织力均甚强健的，堪与国民党党机器相颉颃的准政党组织。
主要人物
蒋介石：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蓝衣社”的最高领袖。
1932年1月，他决心赞助只有六十余名成员的力行社，并将之改造为效仿德国纳粹党、意大利“黑衫党”的秘密组织。在他的支持下，力行社很快发展成员约三百名，其下属组织“革军会”、“革青会”和“中华复兴社”，成员更多达五十万。但与此同时，为实现自己的分而治之，他上下其手，使力行社四分五裂、内部倾轧不断。他的这些手笔，引发了贺衷寒、邓文仪等力行社首脑的暗自不满，在西安事变中，他们试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滕杰：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
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万余人，他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书记职务。
贺衷寒：力行社灵魂人物之一、第二任书记。
他曾是黄埔学生的政治领袖，并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主要人选。在他的手上，力行社发起了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成员多达十余万。
但为了避免他的坐大，蒋介石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使以康泽为首的西南人势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湖南人势力从此势均力敌、相互抗衡。
他对蒋介石渐渐怨恨。西安事变中，他成为武力解决的主要代表，试图取蒋以自代。但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被视为有“狼子野心”，从此毕生不得志。
刘健群：力行社唯一的非黄埔魁首、第三任和第五任书记长。
他以一介文人身份，提出“蓝衣社”构想、试图将中国法西斯化，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笑称为蒋介石“螟蛉子”以及另一个接班人人选。但他与力行社的其他首脑关系紧张，特别是他散发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使外界普遍认为力行社是“蓝衣社”后，更如此。为此，他曾被戴笠追杀。
后任台湾小政权“立法院”院长。
丰悌：力行社第四任书记长。
他是蓝衣社的“留欧派”首领，1934年夏天出任力行社书记长。他任内表现平平，却卷入了一桩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刺汪案”。为避免外界误认为自己杀人灭口，蒋介石留下了他的性命，1938年10月，他以“长沙大火”的借口被冤杀。
邓文仪：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
他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年仅27岁，却负责军长、师长人选的荐任审核，是中华民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1934年夏天，他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失去了一切权力。1936年8月，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对蒋介石也异常怨恨。几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他与贺衷寒一同成为武力解决派的主角。
郑介民：力行社特务处副处长、第七任书记长。
他是戴笠的主要助手，但与戴笠面和心不和。他代表了特务处中亲近力行社总社的力量。西安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力行社书记长，但已是“看守”书记长。
戴笠死后，他担任军统局的后身“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康泽：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
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介石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但这时候，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戴笠：力行社特务处处长。
力行社、“蓝衣社”解散后，他的特务处被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无人不知的“军统”。
他原先只是个不得志的小人物，但1931年秋天，他参与发起力行社后，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他先是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两年多以后又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成为民国主要的特务首脑。1936年，他控制了中国的警察系统，开始效仿希姆莱的“政治警察”制度，被称为“中国希姆莱”。更重要的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力行社其他人物态度截然相反，跑到西安“殉难”，从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台湾良雄的《戴笠传》认为，没有力行社，就没有戴笠，“即使说力行社只成就了戴笠一人，亦不为过”。
大事记
1931年7月：滕杰受黄埔东京同学会委托，从日本回国，意在警告中国政府，日本将侵略满洲亦即东三省。但来到南京后，他发现政府已经完全瘫痪了，任何人对中国时局、命运都失去了信心，为此，他起草《计划书》，决心创建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秘密组织，内反腐败、外抗侵略，以护党救国。
滕杰之未婚妻陈启坤为该设想的最早赞助者。
1931年9月：在“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背景下，四十余名黄埔学生发起了“力行社”筹备处。它包括了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戴笠、郑介民等人。不久后，康泽、肖赞育等二十余人，也先后加入了力行社“筹备处”。
1932年1月：在奉化溪口镇，下野的蒋介石得知这些学生发起“力行社”的消息后，不仅没有按照军令杀了他们，恰恰相反，对法西斯主义已深感兴趣的他，决心利用这个秘密组织，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他为此召见了力行社的三个主要首脑，滕杰、贺衷寒和康泽，指示他们说，“要多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从此以后，力行社的悲欢沉浮，开始取决于蒋介石。
1932年3月1日：在南京励志社旧址，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力行社会议，“三民主义力行社”正式成立。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兼任社长，滕杰出任首任书记，滕杰、贺衷寒、康泽被任命为常务干事。
1932年3月：力行社的两个下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先后成立。两三个月后，革军会已有成员三千人，革青会也有了大约两千名成员。
1932年6月：蒋介石驻节武汉，十五名力行社社员随行。他们不仅剿灭了大别山苏区，并发起了当时广为人知的“武汉清流”风暴。
在此期间，力行社接管了两个堂口组织，并将之改组为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
1933年1月2日：滕杰被免去力行社书记职务，贺衷寒接任书记。此前三天，蒋介石下令停止“革军会”活动，不久后又将革军会并入革青会。革青会拥有成员万余名。
1933年3月29日：贺衷寒发起了效仿德国冲锋队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当年夏天，复兴社已发展成员四、五万人。
1933年4月4日：在北平，刘健群向众多记者分发了小册子《中国国民党蓝衣社》，此举使外界普遍认为，秘密的、旨在建立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力行社，其名称是“蓝衣社”。从此以后，“蓝衣社”成为这个庞大的、共分三级并控制着忠义救国会的秘密组织，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称谓。
1933年7月：在南昌，蒋介石下令组建效仿纳粹党卫队的“军委会别动总队”，并任命康泽为总队长。此举使康泽为代表的“西南派”势力，成为堪与贺衷寒的“湖南派”相提并论的力量。
康泽在江西的作为，后来被毛泽东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蒋介石根据蓝衣社成员的建议，发起了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蓝衣社进行了法西斯化舆论鼓吹，它的宣传处及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渐渐取代了国民党中宣部，成为民国最主要的宣传管制机关。
1934年3月：贺衷寒被免去书记职务，刘健群成为第三任书记，并改称“书记长”。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三级组织共发展了约十万名成员，成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但也是在贺衷寒的任期内，蓝衣社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泛滥。
19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邓文仪被免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中国文化学会”被解散。此举标志着蓝衣社的极盛而衰。
1934年8月：刘健群去职，丰悌成为第四任书记长。与此同时，戴笠仅有145人的特务处，兼并了邓文仪的“调查课”，特务处达到了1772人。后来，史学界普遍认为，“系戴笠个人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35年6月：“何梅协定”交涉期间，日本人提出的九项要求中，有五项针对蓝衣社。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蓝衣社的主要势力，政训处、宪兵三团和社员关麟征与黄杰控制下的两师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此举标志着华北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此举也刺激了蒋介石，使他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
1935年夏天：为对日作战，在丰悌的领导下，蓝衣社发起了全民军训。此后两三年，蓝衣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成为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约30万，继而又发展到50万。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原十九路军连长孙凤海刺杀汪精卫。此举与蓝衣社有关：“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入了蓝衣社，并出任蓝衣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精卫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蒋介石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案发后，蒋介石免去了丰悌职务，刘健群再任书记长；而戴笠迅速破获该案，从此更得蒋介石信任。
几十年来，关于“刺汪案”，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本书发前人之未见，从蓝衣社着手，提出“离间说”。
1936年8月：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在他的任期内，主要有三件大事：大量发展复兴社社员以准备抗战；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祝寿；以及处置“西安事变”。
邓文仪出任书记长前后，在“废警改团”的争论中，戴笠不仅保留住了26万3千名险遭裁撤的警察，成为中国警察的领袖性人物，他并效仿希姆莱、开始了“政治警察”制度。他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以邓文仪、贺衷寒为首，蓝衣社成为“武力解决派”的积极主张者。为置蒋介石于死地，它并采取了一系列被称为“狼子野心”的举动。蒋介石被释放后，开始清洗蓝衣社，并决心解散它。
西安事变改变了众多蓝衣社成员的命运。只有戴笠，因追随宋美龄前往西安“殉难”，从此被视为最忠诚的鹰犬走狗。
郑介民取代邓文仪，成为蓝衣社第七任书记长。
1937年11月：康泽出任蓝衣社第八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他的主要工作，是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蓝衣社的三四十万名成员，成为三青团的主体；与此同时，戴笠也受命将蓝衣社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1938年5月16日：在武汉，蓝衣社召开了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18日，蓝衣社宣告正式解散，蓝衣社的众多魁首，从此命运沉浮、悲欢难以尽述，但它的两个遗产：三青团和军统局，却依旧久久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