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

70年代拉美国家的两极分化
“拉美陷阱”,即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1]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发展,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中文名:拉美陷阱 外文名: 别名: 时间:20世纪70年代-现在 事件:过度城市化,国内经济停滞不前 人均GDP:1046美元至12735美元 代表国家:南非,菲律宾,巴西,阿根廷

由来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

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特大型企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

表现

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世界称为“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

拉美国家的移民中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绝大多数。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

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自身职业能力相对较低,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并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

城市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

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过度城市化造成环境恶化

自然环境恶化。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尤其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

◆社会环境恶化。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启示

分析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市场机制择优淘劣效应等一系列因素,都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目前我国还处于发展转型过程中,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缺失或漏洞,成为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并且,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也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训

所以要吸取的教训是:1、积极面对我国的发展转型过程。2、完善体制机制,例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垄断、农村和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完善法律体系等等。3、完善我国分配制度,例如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三次分配等等。4、通畅社会流通渠道,例如深化户籍改革、打破身份壁垒,促进教育、就业公平等等。

最突出的是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进入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衰退。

总结

“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省。其深刻启示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全体国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总结拉美过度城市化的教训,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拉美落后的农业及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批农民被过早挤出农村而无序地流入城市。农业基础是决定城市化模式和道路的关键因素之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建立在农业进步的基础之上,农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形成了互利的良性循环。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城市化不同,拉美的城市化并非源自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在本国农业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生产力还未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由外力推动的。二战后,拉美国家大都片面地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工业的发展优先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办法,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采取了重工轻农政策,加剧了农业的衰败和落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大地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失去在农村的生存基础。拉美国家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一优势本该好好利用,但拉美国家所选择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却未能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潜力。相反,由于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就被过早地挤出农业和农村而盲目地涌人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爆炸,粮食供应不足,城市贫困加剧,国内购买力难以提升。事实证明,在农业相对停滞的基础上加速进行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不仅使农村在发展中日益贫困,而且也导致了城市的贫困和危机,使城市化走人歧途。

二、必须遏制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

拉美传统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导致人口在城市的畸形聚集。第三产业不仅在就业结构中占有最大比重,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是最大的。相对于落后的农业和薄弱的工业而言,第三产业是拉美产业结构发展中最为合理的一部分。它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El,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第三产业应该是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良性发展的产业。但是,进一步剖析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就会发现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是与工业化良性互动的产物,是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是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旅游业等。而拉美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的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十分短缺。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的第三产业不是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壮大的,而是脱离工业基础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及错误的发展模式,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大量进城农民由于缺乏技能,只能进入低端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等简单的生活服务业。实际上这只是把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城市,不仅使第三产业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而且造成了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传统第三产业过早地成为推动拉美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事实证明,这种并非源自城市生产基础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务业不成比例膨胀所推动的城市化,很难形成产业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由于缺乏以现代交通、通讯、金融、信息等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服务业,拉美第三产业无力在结构和质量上持续发展以支撑城市化;而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也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服务的需求,从而抑制了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张。尽管拉美第三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没有工业现代化做后盾的第三产业,只能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拉美城市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同第三产业的恶性膨胀是分不开的。从拉美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状况看,第三产业的膨胀显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必须避免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

错误的城市化道路是拉美陷入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拉美地区开始工业化并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其中的积极因素,认为这种快速而集中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当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并随之产生一系列城市问题时,他们认为这是城市化所固有的,是拉美“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在接受“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去考虑消除其城市化的后果毫无意义,甚至是错误的。虽然也有少数人指出,相对当时的经济结构,拉美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速度应该减缓,城市发展应该分散,但这种观点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拉美城市化道路始终是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使得人口、投资向大城市集聚,为了应对大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政府只能加大对大城市的投资,于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引发新一轮的人口迁移。这种恶性循环是加剧拉美过度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四、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导向失误,是拉美城市化失控的重要原因。首先,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政府的态度先是放任自流,后是束手无策,未能及时合理地遏制和引导国内移民潮。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农村促使农村移民潮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错误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使得大量农民因农村无法生存而涌人城市。而此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尚不具备吸纳大量就业的能力,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转移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拉美各国政府认为农民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的自然现象,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冲突,因而对自发的移民潮从来不加引导和调控。

其次,在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拉美政府放任其城市化沿着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路子发展,以致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原本以为可以缓解的农村社会冲突,也随之转移到了城市,造成诸多更难解决的城市问题,各国政府此时再想去遏制移民潮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缓解压力,政府只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城市的社会生活条件,结果又导致城市引力的增加和更多移民的涌人,拉美的城市化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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