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謝世之後，首先是一個叫林駧（dòng）（具體生卒年未詳）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儒吏》所記：“趙普，一代勳臣也，東征西讨，無不如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無餘業。”趙普所學的書籍，除了《論語》之外，沒有别的了。在這段話下面，有個小注，寫着這樣的話：“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與這個典故有關的另一位人物是，與林駧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羅大經（約1196-1252年）。在其所撰《鶴林玉露》中有這樣的記載：“杜少陵詩雲：‘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随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隐，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緻太平。’”這個記載說明《論語》在當時“為兒童之書”，當過私塾先生的趙普自然熟悉。羅大經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記載的話，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還多了後半句“今欲以其半輔陛下緻太平”，并且說明了具體時間，是“趙普再相”後，聽到人們說趙普所讀的書就隻有《論語》，于是宋太宗就此問趙普，趙普毫不隐瞞，并說出上面的話。
但是，羅大經并沒有直接說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将羅大經話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的，則始自元代著名戲曲作家高文秀（具體生卒年未詳）。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雜劇曲文中的第三折，有這樣一句話:“每決大事，啟文觀書，乃《論語》也，此時稱小官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寫的并非趙普的事迹，而且作為雜劇曲文，本不該作為讨論曆史問題的依據，然而“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不但成為羅大經上述話語的衍生品，與趙普聯系在一起，而且借助雜劇這一大衆化的文藝形式，硬是廣泛流傳開來，以至于使得當今迷信《論語》的人們，競相對此津津樂道。
質疑
查《宋史·趙普傳》，根本沒有提及此事，其中與《論語》相關的文字僅僅有：“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阖戶啟箧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箧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趙光義）親自為趙普撰寫的《趙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學家李焘（1115年－1184年）所編訂的北宋九朝編年史，謙言不敢續《通鑒》而名為《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未涉及此說。
所以，關于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從《宋史》的記載來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薨，家人發箧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趙普早年學習和熟悉的是“吏事”（這與其出生的家庭有關），而“寡學術”即不學無術，等當了宰相之後，由于适應不了宰相之職和趙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趙匡胤才經常勸他讀書。到了“晚年”才“手不釋卷”，死了以後發現他讀的居然就是一部《論語》。這樣的曆史事實昭示：既然趙普在當了宰相後宋太祖勸他多讀書，而到晚年手不釋卷的竟然隻是一部《論語》，這就說明他第一次即在趙匡胤當皇帝時出任宰相，與《論語》并無系，那麼，羅大經筆下所寫的“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實；
第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驚世駭俗的典故，假若屬實的話，《宋史·趙普傳》就理應提及。可是，事實卻并非如此。《宋史》的編撰雖然早在元初忽必烈當政時期就列入議題，但真正落實撰寫，則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脫脫（1314年－1356年）主持編纂，1344年脫脫辭職後，由右丞相阿魯圖（生卒年未詳）接替主持編纂，總共隻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便倉促完成，緻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編次、修飾、檢校，以及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都相當粗糙。但《宋史》卻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全面的一部史書，因而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當時，包括《論語》在内的《四書》已經被正式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取士之标準，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業已流行多年，《宋史》既為趙普作傳，卻對此隻字未提，足見就連其編纂者也不曾相信這是史實；
第三、宋太宗趙光義（939—997年）之所以能順利當上皇帝，并穩坐寶座，趙普是出了不少點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當宋太宗一即位就給恢複了（羅大經所說的“趙普再相”就是指此）。趙普與宋太宗關系非同一般，這從宋太宗親自為其撰寫《趙普神道碑》可以窺知。假如趙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講過“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緻太平”之類的話，為什麼《趙普神道碑》中卻隻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輕武”，像“半部《論語》治天下”如此有利于這個指導思想的話，要是确實屬實的話，而居然未被統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隻大15歲的的史學家李焘，處在理學盛行，包括《論語》在内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時代，可是，在他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也隻字未提及“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第五、尤其是把《論語》捧為“四書”之一，定為儒家必讀的經典，并将其擡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趙普三度為相，頗有政績的史實，要是真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擡高《論語》的身價，對朱熹而言，該是多麼順理成章的事！而從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費苦心地将“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于趙普來看，表明他的這種意圖确實存在。朱熹說：“趙韓王（即趙普）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于趙普，那麼說以此“立國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間，單是北方遼金的侵擾，就一直未斷，何來“立國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談“仁者之功”？即使撇開這樣的史實不論，那麼作為文官的趙普，極力慫恿宋太祖解除開國武将之權，也難脫借此争寵，通過壓抑武官權勢而擡高自己的幹系！也不能算作“仁義”罷！然而，朱熹如此誇大其詞地借此宣揚趙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最為過硬的佐證反倒未用，也隻能說明到朱熹時代，還沒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上述史實都無一例外地昭示：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在趙普生前，整個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還沒有出籠。在朱熹将《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稱作《四書》，列入儒家經典的二、三十年後，才有人提出此說。
但此說真正流傳開來，則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對儒學和儒生表示了極大的輕蔑，所謂“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稱為“老九”的說法即由此發端。其地位與乞丐不相上下，連自己的生計問題都難以解決的“滿腹經綸”的儒生，何談什麼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雜劇中的那句台詞，不過是被冷落的儒生們一種打腫臉充胖子，借以自慰的一種自我吹噓罷了。由于儒生們畢竟充當着私塾的教書匠，占據着社會教育的廣大舞台，所以，這句極大誇張了《論語》功能的大話，得到那些能将《論語》倒背如流的儒生們的普遍歡迎，并加以廣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這是依據史料所提出的質疑，另外，從曆史與邏輯相結合的角度來分析，此說也大受質疑。
結論
由此可見，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并沒有可信的史實和相關史料來佐證。
至于這一說法為何廣為流傳，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繼承并大興儒學，出現了一大批頗負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頤，程灏，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學，對儒家思想的傳播影響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書集注》，更是宋代以後科舉考試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學派的精心杜撰和極力宣揚下，“半部《論語》治天下”被炮制出來并不胫而走，也就不足為怪了；其次，《論語》作為儒家經典，無論是在維護皇權至上，講求尊卑貴賤，調整社會關系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對于遵從禮教，維護倫理，約束行為等方面，也都顯得極為重要；再次，趙普貴為宰相，位高權重，但讀書不多。所能炫耀，能夠拿得出手的也僅是一部《論語》而已。
至于近些年，為什麼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诩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顧史實地兜售、鼓噪“半部《論語》治天下”，則不過是借此神化《論語》，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從而神化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