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司馬光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實,号迂叟,漢族,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1]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年10月11日),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谥号文正。名列"元佑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于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曆代帝王廟。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诩,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 本名:司馬光
  • 别名:司馬溫公、涑水先生、司馬文正
  • 字:公實、君實
  • 号:迂叟
  • 所處時代:北宋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縣)
  • 主要作品:《資治通鑒》《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等
  • 主要成就:主持編纂《資治通鑒》;曆仕四朝,政績卓著
  • 官職: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 追贈:太師、溫國公
  • 谥号:文正
  • 祖籍: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

​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司馬光彩像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所以給他起名光;六歲時,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七歲時,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

天聖九年(1031年),司馬光随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過秦嶺,前往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轉運使,在棧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靜地手持利劍,紮進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着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親喜愛。同時,每逢出遊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将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随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步入官場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陝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着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黨項族人元昊稱帝,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争,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禦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并沒有什麼好處。于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拟《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着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歎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裡,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曆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簽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裡,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

在工作之餘,他大量閱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範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司馬光像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接到诏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僚友們空府出動,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随不忍輕言别,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雖然宦海茫茫,風雲莫測,但仍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慶曆七年(1047年),司馬光二十九歲,貝州農民王則起義,攻占貝州城,号稱"東平郡王"。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為盡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威脅利誘并用,進行分化瓦解,隻誅"首惡",餘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隻堅持66天,首領王則被殺,其餘盡皆焚死。

皇佑元年(1049年),龐籍升任樞密使,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皇佑三年(1051年),司馬光三十三歲,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皇佑五年(1053年),司馬光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讨,修日曆,改集賢校理,專任史官。從此,司馬光開始了對曆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曆史時,龐籍被罷宰相職,降為戶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東郓城境内)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郓州典學。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為通判,負責考察全州官吏。

司馬光山西夏縣坐姿石刻像至和二年(1055年),因龐籍出知并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佑元年(1056年),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而前後三狀沒有結果以後,又托範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請仁宗有個明确答複。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司馬光随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宋朝和西夏處于休戰時期,但他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寫成《邊議》10卷,議論很有見地,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于保護邊界地區安甯,于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帶兵将軍郭恩,乘酒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禦史審理此案,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事後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貶谪知青州事,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說明龐籍完全是出于"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發于忠赤,不顧身謀",因為"過聽臣言,以至于此",應當"獨臣罪,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就又上奏章,引咎自歸,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

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愛護,難能可貴。龐籍死後,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重回中央

嘉佑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嘉佑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連上五狀,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職五年期間,前後向皇帝上奏疏170餘份,先後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遂将奏折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

司馬光題跋全身像司馬光四十四歲時,擢為知制诰,但司馬光不願就職,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長。為此,他在嘉佑七年(1062年)三月,連上九《辭知制诰狀》,說明不适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谏院。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駕崩。四月趙曙即位,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四月十三日進《上皇太後疏》,四月二十七日進《上皇帝疏》,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内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裡,潰于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後支持"無以君天下",太後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兩封章奏,一封給皇太後,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講曆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局出發,苦苦相勸,終于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使太後和英宗的矛盾趨于緩和。

從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司馬光為消除太後和英宗之間的矛盾,前後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關注社會上層,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裡。他在《論财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兇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嘉佑六年(1061年),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着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劄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

留任谏職

司馬光蘇州石刻像仁宗死後,英宗将仁宗價值百餘萬的遺物頒賜群臣,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缗。但這些正确的谏言,因為朝廷腐朽,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能被采納。司馬光隻好從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谏院為公使錢。

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上奏《乞罷陝西義勇劄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采納時,他又寫第二封劄子,并親自上殿面見英宗,他說:要防邊必須從将帥軍政着手,一味拉夫湊數,隻能是"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并把上殿劄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但一經商量,方知此事拟議已久,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并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手中有權,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谏言失敗後,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谏職。司馬光因對谏官徹底失望了,借機連上三狀,要求不當谏官,他在奏章上說:"臣從事谏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戆,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後甚衆,四海之内,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準他免去谏職,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将《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後大為贊賞,并給司馬光二條明确指示,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二是決定設立書局,并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趙顼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司馬光為禦史中丞。

新舊黨争

宋神宗趙顼即位以後,年輕氣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虛心下問、多方征求治國方略以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甯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争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并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并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宋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甯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司馬光以"不通财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劄子,自請離京,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

熙甯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範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谏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範鎮鳴不平,并請求任職西京留司禦史台,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随,繼續編撰《通鑒》,時間長達15年。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鑒》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鑒》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司馬光連同《通鑒考異》、《通鑒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将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獎谕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并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範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後當政。皇太後向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劄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籲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劄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皇太後下诏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隻任知陳州。以後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後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轼、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劄子》,又在《請更新新法劄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後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诏除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着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于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暮年歲月

司馬光側身像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将《曆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将《資治通鑒》進行了最後的校定。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溫國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後,哲宗将他葬於高陵。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馬光的贈谥,毀壞所賜碑。

紹聖四年(1097年),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1102年),追複太子太保。崇甯二年(1103年),蔡京為相時,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馬光等稱為"元佑黨人",刻元佑黨人碑,禁止元佑學術。大觀年間,追複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贈太師,再次賜谥。宋高宗建炎年間,配享哲宗廟廷。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勳閣,司馬光位列其中。鹹淳年間,從祀于孔廟。明嘉靖年間,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馬光與曆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曆代帝王廟。

主要影響

政治

宣仁太後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後台,掌權後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對新法。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着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

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複。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複,對社會的危害較熙甯以前還要嚴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财,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與此同時,還不遺馀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複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台谏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閑。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确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讪,貶死于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甯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複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

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後說,在垂簾聽政期間“隻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後一死,複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文化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宋神宗熙甯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甯四年(1071年),判西京禦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

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其寓所,也是《資治通鑒》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

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範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範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

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鑒》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鑒》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

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鑒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着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司馬光着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

此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着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曆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馀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個人作品

著書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詩詞作品(部分)

《送張寺丞觐知富順監》《南園飲罷留宿》《客中初夏》《客中初夏》《閑居》《嶺頭詩》《和君贶題潞公東莊》《和君贶題潞公東莊》《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阮郎歸·漁舟容易入春山》《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

曆史評價

史書評價

《宋史》:熙甯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谠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于洛,若将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号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

曆代評價

趙顼:①司馬光方直。②未論别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轲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

文彥博:①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②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雲:"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後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

邵雍:①君實腳踏實地人也。②君實九分人也。

蘇轼: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于财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适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安民: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谏,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馬光、範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欤?

趙逵: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雖不肖,庶幾慕之。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張轼: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朱熹:①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于财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②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緻哉,自古未之有也。

呂中:①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欤。②天将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豐為元佑,則使司馬光獲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佑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慭遺于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于今日,而黨議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複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笃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

孫承恩:熙甯谏诤,忠谠切深。元佑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僞,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

司馬光與張載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

張燧:①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雲:"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②溫公《資治通鑒》稿雖數百卷,颠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玮、嶽飛、韓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颠覆。雖雲大廈将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于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則将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蔔、或起自屠釣,鹹能光複啟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範(範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甯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

王夫之:①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②畢仲遊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③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複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

康熙帝: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曆代亦不可多得。

李光地:①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範文正公(範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

司馬光立像顧棟高: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饑,參苓之可以已病。

《曆代群英歌》:①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②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

石蘊玉:熟誦公名,中華外域。簽判居蘇,乃為親屈。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

蔡東藩: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②本回叙高後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于蔡京,小人獻谀,曲盡其巧。厥後力诋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緻死灰複燃。人謂高後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後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後計,甯尚可姑息為乎?

轶事典故

家庭影響

司馬光立姿石刻像司馬光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一生誠信。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後,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

破甕救友

司馬光墓景區有一次,司馬光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裡玩耍。院子裡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裡。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别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吓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的一聲,水缸破了,缸裡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裡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着冷靜,聰明機靈,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誠信賣馬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隻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損失将更大。"管家聽後慚愧極了。

低調淡泊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後,司馬光才不太情願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馬光有一個老仆,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轼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仆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仆大吃一驚,以後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并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歎:"我家這個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堅不納妾

司馬光題跋版畫像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嶽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後三十年餘,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後,又取出一本書,随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闆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俨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隻會鼈厮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裡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随便看看遊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典地葬妻

司馬光肖像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讀書其間。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隻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司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讀曆史,讓人深思。

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跻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後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賜司馬光金錢百餘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拟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吾幾十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藏書故實

明代仇英繪《獨樂園圖》司馬光家藏書富,居洛陽時,買田20畝,建"獨樂園",藏文史書籍萬餘卷。又置"讀書堂",辟精善之本5000卷,又得神宗賜書2400卷,以資著述。善保護圖書,每年二伏至重陽間,在天氣晴朗之日,設案以曝書籍。桌案潔淨,鋪以茵缛,然戶端坐看書。閱書時,不以空手捧書,唯恐手汗漬濕。藏書幾十年,其書仍新如手未觸一樣。

洛陽耆英會

司馬光退居洛陽後,和文彥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便會集洛陽的卿大夫年齡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認為洛陽風俗重年齡不重官職大小,便在資聖院建了"耆英堂",稱為"洛陽耆英會",讓閩人鄭奂在其中畫像。當時富弼七十九歲,文彥博與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經七十七歲,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己都已七十五歲,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歲,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焘已七十歲。當時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寫信給文彥博,想要參加他們的集會,王拱宸七十一歲。而隻有司馬光還沒到七十歲,文彥博素來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舊例,請他入會。司馬光因為自己是晚進後輩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後。文彥博不聽,讓鄭奂自幕後傳司馬光畫像,又到北京傳王拱宸的畫像,于是參會的有十三人,他們置酒賦詩相互取樂。當時洛陽有許多名園古刹,有水林亭的風景,司馬光等人頭發和眉毛雪白,儀表神态端莊美好。每次聚集宴會時,洛陽的百姓都随從觀看。

人際關系

司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處,祖輩詩禮傳家,家考嚴正。

遠祖: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到北魏時傳至司馬陽,曾為征東大将軍。隋唐五代以後家族政治地位日漸下降。

四世祖:司馬林,布衣。

曾祖父:司馬政,布衣。

伯祖父:司馬炳,布衣。

祖父:司馬炫考中進士,官至耀州富平縣令。雖然官職不大,但政績顯著,而且以氣節著于鄉裡。

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官居四品,為人清直仁厚,号稱一代名臣。

叔父:司馬沂、司馬浩

墓址

在山西夏縣城北15公裡鳴岡,墳園占地近3萬平方米,東倚太嶽餘脈,西臨同蒲鐵路,司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側翁仲分列。該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分為茔地、碑樓、碑亭、餘慶禅寺等幾個部分。墓側翁仲分列。宋哲宗禦篆“忠清粹德之碑”額;碑文為蘇轼撰并書,曾沒于土中,後于杏樹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剝蝕難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間,特選巨石,依宋碑複制,并建碑亭。東有守墳祠,再東為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敕牒建香火寺餘慶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後。寺内有大殿五間,殿内現存大佛三尊,西壁羅漢八尊,為宋塑風格。曆代碑古二十通,記載墳園沿革。

藝術形象

影視形象

年份

電視劇

飾演者

1994年

《東方小故事之園木警枕》

楊駿、孫啟新

1994年

《東方小故事之擊缸救人》

馮領航

2008年

《大宋才子黃庭堅》

樊牛

2012

《蘇東坡》

劉文治

2020年

《清平樂》

初俊臣

史書記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司馬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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