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
1946年3月28日生于美國佛羅裡達州棕榈海灘(PalmBeach，Fla.)，在伊利諾伊州巴靈頓的一家農場長大，信仰基督教科學派。
1968年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College)，獲得英語學士學位。
1970年從哈佛大學(HarvardUniv.)獲得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
1970-1972年供職于五角大樓，擔任美國國防部助理國防部長的助手。
1972-1973年尼克松在位期間，任白宮總統辦公室助理。
1974年開始進入高盛公司的芝加哥分部工作。
1982年成為高盛公司的合夥人。
1990年出任高盛公司投資銀行部的聯合主管。
1994年晉升為高盛公司總裁兼營運總監，并首次被提名為首席執行官。
1998年成為高盛公司高級合夥人之一。
1999年高盛上市，鮑爾森成為美國高盛集團(GoldmanSachs)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2006年7月就任美國第74任财政部長
精英時代
1970年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保爾森一腳邁進五角大樓，擔任國防部長幕僚助理，尼克松總統在任期間，出任總統幕僚助理和白宮内務委員會成員。“保爾森是一隻牛頭犬，很像年輕時的切尼。”保爾森的好友說起他的早期華盛頓歲月，不無贊歎，“他是推銷員中的推銷員，他兼具堅韌和熱情，這使得他非常高效。”
1974水門事件後，他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擔任銀行業務助理，1982年升為合夥人，1988年他獲委任成為高盛芝加哥分部的主管合夥人，1993年升任為公司在美國中西部投資銀行地區主管合夥人，1996年被任命為總裁兼首席運營官。1999年5月，他正式出任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笑傲華爾街
在保爾森的領導下，高盛集團成為華爾街最賺錢的投行。高盛的員工數目雖然僅及業界老大美林證券和第3位的摩根士丹利的一半，但去年高盛盈利都名列榜首。
保爾森也是華爾街最賺錢的銀行家，他去年的薪酬收入為3830萬美元，比美林證券的奧尼爾、雷曼兄弟的富爾德、貝爾斯登的凱恩及摩根士丹利的麥克這些大投行掌門人都高出一截。
保爾森屬于美國證券界中的“鷹派”。蟄伏高盛30餘載，他“治軍”嚴明，手腕強硬。“（在高盛）15％到20％的人創造了公司80％的價值，所以很多人可以被裁掉，而不會影響公司的業績，”保爾森的這句經典名言至今還讓絕大多數高盛的雇員們心驚膽戰，雖然此後保爾森對此番言論表示道歉，但高盛的“痛苦的裁員”卻沒有因此停滞，據《财富》測算其裁員比例僅次于美林公司。
入閣政壇
布什總統延攬保爾森入閣，着實下了不少功夫。面對布什的邀請時，保爾森當初的反應是婉言謝絕，因為他不想做一個“花瓶”和“傳聲筒”。到布什再次邀請保爾森出任财長時，兩人在白宮長談了一個下午，布什答應給保爾森會比斯諾及奧尼爾前兩任财長有更大的國内和國際經濟政策的決策權，他的實質權力會和國防部長及國務卿平起平坐，終于讓保爾森心動。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爾森出任财政部長，接替當天早些時候宣布辭職的約翰·斯諾。
保爾森曾向友人提及，此番出任财長是因為“應該有一番作為”，所以他不惜放棄3830萬美元的華爾街職位，去華盛頓上任，後者的收入隻有20萬美元，兩者相差近200倍。如此巨大的差距也說明，保爾森同意出任财長絕非為了金錢，畢竟，僅其在高盛持有的股份就價值數億美元。很快，印制在被稱為“綠背”的美元紙币上“約翰·W·斯諾”的親筆簽名，就被“亨利·M·保爾森”的字眼所取代，這也是宣誓就任美國新一任财長的保爾森所被賦予的第一項特權。
保爾森在就職儀式上說：“美國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我們必須努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促進改革和國際金融市場現代化。”他同時表示，自己将盡全力使美國經濟繼續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彈性以及開放度的典範”。
在發表完簡短就職宣言的當天，保爾森馬上召集美國财政部的全體人員開會，向他們闡述了自己對于财政部未來工作的規劃。在當天餘下時間裡，保爾森還一一與美國國會議員、政府同僚以及其他國家的财政高官進行了電話交談。
保爾森時代
保爾森出任财長，不僅意味着财富的大量縮小，也面臨着非常棘手的問題———不斷刷新紀錄的政府預算赤字和對外貿易逆差。由于伊拉克戰争推動軍費和有關各類政府支出激增，再加上布什政府幾度大規模減稅，使得美國政府的年度預算赤字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對外貿易赤字去年一年也增長到7420億美元，達到美國GDP的約7%。今年5月中旬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隻有29%的美國人對經濟滿意。
據華爾街人士透露，保爾森出任财長，意圖效仿其高盛前輩羅伯特·魯賓，在華盛頓大展一番手腳，推行強勢美元，給美國經濟注入持久的活力。
不管怎麼樣，對保爾森的提名，标志着白宮的一個重要轉變。小布什一直對來自華爾街的人持懷疑态度，更喜歡任命商界人士作為紐約的财政要人。比如，他的前兩任财長一個來自美鋁公司(鋁業巨頭)，一個來自鐵路公司。盡管保爾森沒有英國新教徒貴族血統，但他代表了華爾街精英的精神。
布什政府一直在尋找一位更有效的經濟政策代言人，保爾森是最合适的人選之一。《經濟學家》稱，他的政策本性多半都很符合“布什學”(Bushonomics)：他忠于自由貿易，是減稅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他曾經說，21世紀面臨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況下促進自由貿易。他認同全球化的進步作用，認為“無論我們在哪兒阻止或阻礙全球化，都會給更多的人制造麻煩”。
無論他的個人能力有多大，保爾森成功與否最終還要由白宮決定。這是因為隻有他在被視作經濟政策制定的中心時，他才能赢得市場的尊重。小布什的第一任财長保羅·奧尼爾就是因為在美元問題上犯了一系列愚蠢錯誤後，浪費了他的可信度。約翰·斯諾沒犯這些錯誤，但他是一個小心翼翼、心思很重的人，在很多方面不事張揚。
如果保爾森要成為一個強勢财長，他必須要避免類似命運才行。當然這并不容易。魯賓之所以博得了政府之外的尊敬，無非是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政府裡能說了算。對保爾森來說，現在真正的麻煩是，布什的第二屆任期所剩時間不多了，他也不會有太多政治資本，來制定明智的政策。保爾森可能會成為魯賓第二，但他前面的任務會更艱巨。
中國情結
過去24年間，保爾森先後以高盛集團主席和美國财政部長的身份來訪中國一百多次，與中國高層官員保持着密切接觸，被《金融時報》稱為“除基辛格外無人可以與其媲美”的中國觀察者。與中國打交道，大概是其過去三分之一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因為我喜歡這兒”。停頓了五秒鐘後，保爾森把手一攤，給了一個簡單直接的回答。
美國财政部長亨利·保爾森2006年9月又現身北京，但與以往70多次訪華不同的是，這次是他2006年7月就任美國财長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與他以前的73任美國财長最大的不同是，他最了解中國。
在過去10多年裡，保爾森訪問中國不下70次；他一手帶領高盛在中國開創數個“第一”。
2004年是保爾森開拓中國市場的巅峰年。當年12月，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獲準組建，此舉被輿論稱為中國證券界的大突破，保爾森成功地“曲線”進入中國證券業。
“傾聽”中國
在出席新加坡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議時，保爾森就明确表态，此行将認真“傾聽”中國的觀點，不會尋求人民币彙率進行“快速調整”，也不希望美國各界對他中國之行的收獲期望過高。
“不應被那些有害的政治語言或那些散布煽動言論的人所左右”。美中兩國有必要“以世世代代的眼光”來看待雙方的關系。“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将取代美國，而是中國不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就不能夠保持它的增長率。”“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一個能夠而且願意發揮全球經濟領袖作用的中國，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他對中國說：“我們希望你們成功。”這次講話第二天占據了國際媒體的重要版面。
這番話給溫家寶總理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會見保爾森時說，他那次講話是對中美關系的“畫龍點睛”。保爾森還表示，中國的改革之路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繼續改革是中國保持貿易開放的關鍵，自己作為美國财長，将以中國未來兩年内的改革成效作為判斷依據。
保爾森就任财長後第一次中國行的一大成果是啟動雙邊高層對話機制：每年兩次進行中美戰略性經濟對話，磋商經濟全球化和中美雙邊經濟關系。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關于建立美中高層對話的設想是保爾森7月上任之後向布什總統提出的。保爾森提出，在處理美中雙邊問題的時候隻有現在的雙邊商貿聯席會議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更高一層的對話機制，以保證雙邊關系的長期穩定，為此，保爾森說服了布什和其他内閣成員。
美國媒體認為，保爾森更注重長期問題，一方面接受了斯諾強調中國的彙率改革要與金融體制改革配套進行的觀點；另一方面又放棄斯諾高調敦促北京調整彙率的做法，降低了對中國政府的表面壓力。保爾森這種“水到渠成”的對華策略是明智且符合實際的。
多面手的中國通
保爾森能坐到财政部長的位子，據說也和他的“中國通”背景有關。保爾森對中國有着異乎尋常的熟悉，1992年起，他曾經到訪中國不下七十次，在美國高級官員中當屬罕見。“9·11”時，保爾森正在北京訪問。2002年北京非典期間，在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時，他如約飛往北京訪問，《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稱贊他“患難之中見英雄”。
高盛協助多家中國大企業海外上市，包括中國石油、中國平安保險和中國銀行。聯想并購IBM公司PC業務的财務顧問，也是高盛集團。高盛也是第一家獲得上海證交所B股交易許可權的外資投資銀行，以及首批獲得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
2005年保爾森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訪時表示，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首先，我們應對于那麼多中國人和印度人在過去20年裡脫離貧困感到高興，而且，我們也歡迎它們帶給全世界的增長引擎。如果中印不能實現增長，我們大家就會遇到更大的麻煩”。
對于中國未來是否會“成為世界經濟領導者”的疑問，保爾森認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中國以低成本制造商品取勝，但它同樣面臨很多挑戰，例如人民币币值問題和知識産權保護等問題。
斡旋中美關系
在美國努力為微妙的中美關系确定方向的時候，熟谙中國的保爾森，将變得非常關鍵。
溫家寶總理會見保爾森時說：“到訪過中國70多次的人是不多的，而且你還深入到雲南偏僻的地方，住了20塊錢的旅館，你可稱得上是中國的老朋友”。
如果認為保爾森會對人民币彙率問題手下留情，也許言之過早。“屁股決定腦袋”并不隻限中國，在其位，謀其政，保爾森作為美國财長，必以美國的利益為第一出發點。但以他的中國背景，會對布什總統及美國國會多做一些解釋性工作，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是意料之中的事。
随着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到來，保爾森備受國會三方面的壓力。美國國會希望他的中國行取得具體成果。一些政客已經對保爾森的靈活性提出批評。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9月底将推動一項對所有中國進口産品加征27.5%的報複性關稅的議案交由國會表決。議案稱，人民币彙率是造成美國對中國存在大量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保爾森一直反對孤立地看待人民币彙率問題，他認為應當将其放到整個中國市場化改革大環境之中去對待。“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一個能夠而且願意在全球經濟中發揮帶頭作用的中國，與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中國超過美國，而是中國停止推進維持經濟增長所必需的改革。”“如果中國不迅速采取行動，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就會面臨來自其他國際經濟利益相關者的反彈。這種反彈對我們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