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偃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戰國初期魏國著名政治家、法學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有的古書中還将李克寫成“裡克”，或訛作“李兌”、“季充”。李悝為魏文侯到武侯時人，曾受業于子夏弟子曾申門下，作過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經常和秦人交鋒作戰。

李悝變法在魏國走上富強之路過程曾做出很大貢獻，是中國變法之始，随後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都在發展着李悝的變法實踐，在中國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悝變法有成之後，建議魏文侯走上擴張之路，首選目标是西邊的秦國。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國西渡黃河在少梁（今陝西韓城西南）築城，建造進攻秦國的軍事據點。西進過程中，遭遇了秦軍的有力抵禦。這時，李悝和大夫翟璜向魏文侯推薦了吳起，吳起被任命為魏軍攻擊秦國的主将。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吳起率領魏軍在河西戰場戰勝秦軍，沖破秦軍西河防線。随後，吳起直撲秦國進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鄭（陝西華縣），秦國舉國震驚。随後，吳起指揮渡河的魏軍陸續占領了王城（今陝西大荔）、合陽（今陝西合陽東南）、陰晉（今陝西華縣東）等城。吳起向北還奪取了戎狄少數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設置了上郡（今陝西境内洛河以東，黃河以北，子長以南）。魏國又占領了陝（今河南三門峽西），控制了西方與中原交通的黃金通道。自此，魏國将秦國壓制在洛水以西長達八十年。

主要影響

政治主張

選賢任能，賞罰嚴明。李悝主張廢止世襲貴族特權，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名言。李悝将無功而食祿者稱為淫民，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土”。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對腐朽落後的世襲制度的挑戰。由于廢除世襲制度，—批于國家無用且有害的特權階層的人物被趕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階層的人，可因戰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舉實際開創了地主階級對奴隸主貴族的鬥争，為以後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開辟道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大大削弱了魏國的“世卿世祿”制度，以後的封君在封國食邑内沒有治民之權，隻衣食租稅；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況較好。

經濟政策

經濟上，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籴法”(《漢書·食貨志》有較詳細的記載)。簡單說來，盡地力就是統一分配農民耕地，督促農民勤于耕作，增加生産。平籴法是國家在豐收時平價收購糧食儲存，發生饑荒時又平價賣給農民，取有餘以補不足，以防谷物甚貴而擾民，或甚賤而傷農。此法的實行，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産的發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

“盡地力”是一種“重農政策”。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他計算說：一百平方裡之内，有土地九萬頃，除了山澤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開田地六萬頃，“治田勤謹，則畝益（增産）三鬥，不勤，則損（減産）亦如之。”這就是說，百裡之地，每年的産量，由于勤與不勤，或增産一百八十萬石，或減産一百八十萬石。此數字關系重大，因此必須鼓勵農民生産。

他認為田地的收成和為此付出的勞動成正比，又認為糧貴則對士民工商不利，谷賤則傷農，善治國者必須兼顧士民工商和農民雙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農，每年除衣食、租稅和祭祀等開支外，還虧空四百五十錢，這就是農民生活貧困和不安心于田畝的原因。他針對此情況作平籴法，即将豐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個等級，按比例向農民籴糧；把荒年也分成大饑、中饑和小饑，在大饑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糧食發放給農民，其餘則類推。這樣可使饑歲的糧價不緻猛漲，農民也不會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餘以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制定《法經》

李悝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彙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一書，通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

《法經》兵6篇，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盜是指侵犯财産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戍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動機，也仍構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傷人罪的處洽條文，其中規定，殺一人者死，并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内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關盜竊符玺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④嬉禁。關于賭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關官吏貪污受賄的禁令。如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晉書·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域、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

這是法家倡行法治的成功表現。李悝的《法經》，對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為後世所效仿。《晉書·刑法志》便說：商鞅“受之以相秦”，而“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故《法經》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先秦思想學派的法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法學，均以《法經》為奠基之作，而它在法制史正的開創之功，更不容忽視。

《法經》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于《法經》内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忘》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伏，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今天了解《法經》的重要依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法經》，夾雜了天尊、佛像等語，當是誤引他書所緻，故難以憑信。

重農主義

李悝是重農主義的開山祖，他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因而富強。李悝的盡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詳，隻能從《漢書》“食貨志”的記載略窺梗概。他指出：“地方百裡，提封九萬頃，除山澤居邑叁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裡之增減，辄為粟百八十萬矣。”

農夫因為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現象，造成糧食的減産，糧價因而上揚。然而“耀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商則國貧。”對于統治者來說，“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也以，“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李悝提出的辦法是“平耀法”。他把收成好的年辰分為上中下三等，把收成不好的年辰也分為上中下等。收成好，政府便将餘糧購入，收成不好，便将所購米谷平價發賣。這樣“取有餘以補不足”，“雖遇饑馑水旱，耀不貴而民不散。”

重農主義在商秧手中達到了極緻，他承繼了李悝的辦法而加以擴大，他體認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者寡而遊食者衆，故其國貧，危”；而且“農少、商多”的結果是“貴人貧、商貧、農貧”，因而極力抑制末業(特别是商業)，而使遊食者群趨于農，以達到“搏以于農”、“壹民于農的”的目的。史載商鞅的變法令雲：

“大小戳力本業，耕織緻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來獎勵耕織，并以收為官奴的方法懲罰工商和怠惰貧窮的人。行之十年，家給人足。為了達到地盡其利，乃“開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舉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認，宣布舊田制的終結，而造就了秦國的富強。兵法說“帶甲數十萬，民有餘糧弗得食也。”無論是經由重商或重農而求得國家富強，都必須在統治者的掌握中才能發揮效用。所以統治者在求國力整體富厚的同時，也都進行積聚。戎王聞秦缪公賢，使由餘觀秦，秦缪公示以宮室積聚。秦缪公号為賢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無足數。戰國時代，各國之積聚以粟為主。蘇秦說齊宣王曰：“齊粟如邱山”；說楚威王、趙肅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積聚的結果，當然加重人民的負擔。由餘在看了秦缪公的宮室積聚後，感慨地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田制與賦稅改革後，地租由提供勞役(助、藉)改征實物(履畝而稅、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結果，雖有使稅負公平的作用，卻也使稅率超脫了原有的限制。魯哀公喟歡“二，吾猶不足”，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來得重。春秋晚年齊國的情況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晉國也是“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戶口不加，而租入歲倍，此由多課也。”

因此，列國争勝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國君而農民依然貧苦，上下之間分配的不均益趨嚴重，求均的呼聲乃應時而起。

個人作品

李悝的著作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者有法家類《李子》三十二篇，儒家類《李克》七篇；兵權謀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術都屬于法家範疇，故其大多數作品被列入法家類。由于他和子夏學派有一定的關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帶有幾分儒家色彩，《藝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為無因。以上三種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晉或隋唐時尚有零簡殘篇傳世。如《水經注》和《文選·魏都賦》注都引有《李克書》。由于《漢書》以李悝與李克為兩人，後代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經》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于《法經》内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佚，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我們了解《法經》的重要依據。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法經》，夾雜了天尊、佛像等語，當是誤引他書所緻，故難以憑信。

轶事典故

魏文侯對李悝說：“先生曾經教導我說：‘家貧就想得賢妻，國亂就想得賢相’'。如今要安排宰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您看怎麼樣？”

李悝回答說：“我聽說，卑賤的人不替尊貴的人謀劃，疏遠的人不替親近的人謀劃。我的職責在宮門以外，不敢承擔這個使命。”文侯說：“先生面對此事就不要推辭了。”李悝說：“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緣故。平時看見他親近哪些人，富有時看他結交哪些人，顯貴時看他推舉哪些人，不得志時看他不做哪些事，貧苦時看他不要哪些東西，有這五條足能決定誰當宰相了，何需依靠我李悝呢！”文侯說：“先生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經決定了。”

李悝快步走出去，到翟璜家中拜訪。翟璜說：“聽說君主召見先生去選擇宰相，結果是誰當宰相呢？”李悝說：“魏成子當宰相了。”翟璜氣得變了臉色，他說：“就憑耳目的所見所聞，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将吳起是我推薦的。君主對内地最憂慮的是邺郡，我推薦了西門豹。君主計劃要攻伐中山國，我推薦了樂羊。中山攻滅後，派不出人去鎮守，我推薦了先生。君主的兒子沒有師傅，我推薦了屈侯鲋（fù）。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李悝說：“您向您的君主推薦我的目的，難道是為了結黨營私來謀求做大官嗎？您怎麼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鐘俸祿，十分之九用在外邊，十分之一用在家裡，因此從東方聘來了蔔子夏、田子方、段幹木。這三個人，君主把他們奉為老師。您所推薦的那五個人，君主都任他們為臣，您怎麼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遲疑徘徊後拜兩拜說：“我翟璜是淺薄的人，說話很不得當，我願終身做您的弟子。”

人物評價

司馬遷說：“魏用李悝盡地力，為強君。”

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便對其他各國震動很大，從而引發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變法，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後來著名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等，無不受到李悝變法的影響。

法家思想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确定，不能再争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争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裡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裡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

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将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禦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當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人物評價

李悝是魏文侯的相，人稱法家之鼻祖。他集諸國之刑典，作《法經》。

司馬遷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這些記載都表明，文侯時魏能走上富強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貢獻。李悝是魏國丞相。n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便對其他各國震動很大，從而引發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變法，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後來著名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等，無不受到李悝變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