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中國按地域親緣關系最早出現的商幫-中文百科頻道

概況

山西和陝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晉之好的佳話，中國曆史上最漫長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數在這兩個地區經過了早期的實踐。尤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地區曾經在明清時代形成兩大馳名天下的商幫——晉商與秦商，它們的名字往往連在一起，統稱山陝商人，它們在全國各地的會館也往往建在一起，叫做“山陝會館”。

秦商主要有三大曆史貢獻，一是“絲綢之路”，與中外商人開辟通往世界的商業大道;二是陝康藏茶馬古道(以康定為中心)茶馬交易，民間稱為“蹚古道”;三是走西口，陝北民歌《走西口》家喻戶曉。促進了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民族間的融合，對穩定邊疆、開發邊疆意義重大。除此之外，秦商還去長江以南地區、甯夏、甘肅、新疆、河南等東西部地區做生意，有的甚止走向國外,在河南做生意的陝西商人以黨姓最為有名。

陝商、西商和秦商，也不是一個概念。“陝西”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宋設陝西路，元設陝西行省和陝西漢中道，明設陝西省、陝西布政使司，清設陝西省。明時，商幫開始出現。明清以降，以西安府為中心的陝西商人，利用“食鹽開中”“茶馬交易”等政策優勢形成商幫。

唐宋時，為了加強軍事力量，需要大量的馬匹，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長期食用奶酪、牛羊肉等食品，需要茶葉幫助消化，漢藏茶馬交易在以康定為中心的周圍地區展開。明朝時，當時陝南是全國茶葉的主産地之一，質優價好。由于陝南之外的有些地區的茶葉不好，影響了茶馬交易。

所以，明政府嚴格管制販茶，其中最繁華的茶馬交易市場在康定，秦商經“秦蜀古道”到達康定，康定商人主要來自陝西、山西、四川、雲南等省，秦商進入最早，經濟實力最雄厚，秦商踩出了茶馬古道，稱為蹚古道，“蹚古道”是當時可以在國内跨區販茶的茶馬古道，亦稱為西南絲綢之路。秦商經“秦蜀古道”到達康定，康定城内商号達80餘家，店鋪挨店鋪，形成一條特殊街道――名“老陝街。

“秦蜀古道”是從長安(今西安)到成都的古道，全長1000多公裡。從長安出發，分别經長安子午古道、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駱峪口的傥駱古道、眉縣的褒斜道、陳倉道(故道)出發，到達漢中，再由漢中到達成都。從寶雞陳倉道出發的路線經金牛道可以直達成都。秦商經過“秦蜀古道”走向巴蜀(主要是康定，也有商人走向西亞、印度和東南亞。)，因是在古道之間來回走，“趟”是次數之意，稱為“趟古道”，“趟”還包含有踩山踩水路、試探、随大家一起之意，“趟”的異體字是“蹚”，所以書面上寫為“蹚古道”，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用詞的巧妙。

秦商在中國曆史上曾據顯赫地位。秦漢時期就以獨立自由商人登上了經濟舞台;唐代以“帝國商人”的身份傲視天下;明清時期，形成了名震全國的商業資本集團，被尊為“西秦大賈”，在中國明清商業史上叱咤風雲了近五百年之久，為中國西部的初期開發和明清以來陝西經濟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陝西人以更加開放的視野和包容的姿态，不論是立足三秦創大業，還是走出陝西謀發展，或是邁出國門成偉業，都為所在地和陝西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對于陝西的區域經濟發展特征及存在的問題，我們随後還要進一步分析。這裡我們從商人群體競争力的角度把陝西國營企業和尤其是民營企業中的商人給予同等關注。因為就中國很多地區民營企業的情況來說，出于各種原因，往往要努力去尋找政府資源，而國營企業則在這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

無論是國營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假設他們都是由于在資源整合方面顯示出自己的優秀才華，從而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那麼陝西的商人把秦商過去的榮耀玩到歸零狀态，以緻于被取消了“番号”，确實哪一方都難辭其咎。

過去的秦商不是這樣的，雖然有時候被視為晉商的小弟弟，但是在很多領域雙方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西北大學的李剛教授是長期研究并關注秦商的學者之一，他喜歡給媒體舉《張連賣布》的例子間接說明秦商過去的輝煌。《張連賣布》是在陝西當地脍炙人口的秦腔劇，其中有一段唱詞是這樣的：

先把那渭南縣當鋪坐下，西安府開鹽店咱當東家。蘭州城京貨鋪招牌懸挂，西口外金剛鑽發上幾車。穿皮襖套褐衫騎驢壓馬，燒黃酒豬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賽過那南京俏畫，買丫鬟和小子裝煙倒茶。清早起人參湯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窩拌成圪塔。張口獸琉璃瓦高樓大廈，置九頃水澆地百不值下。銀子多使不了這該怎咋?尋幾個好夥計四路訪查。幸喜得四路裡糧食漲價，百十名走粟行銀賺萬八。捐功名隻要那官高勢大，訪巡撫坐總督布政按察。

其次，要注意的是，這些商人群體推動的經濟成分都是民營經濟，考察全球的商業曆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商業環境可以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商人總是可以從這種巨變中發現商業機遇。

“明朝時期，政府為了鞏固邊防，在陝西等地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棉布征實’、‘布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經濟政策，當時的陝西商人抓住曆史機遇，充分發揮自己在地域和物産上的優勢，形成了以泾陽、三原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為勢利範圍，輸茶于隴青、販鹽于川黔、鬻布于蘇湖、銷煙于江浙的名震全國的商業資本集團。并以财雄勢宏被尊為‘西秦大賈’或‘關陝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歲月裡曾長期名列我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前茅。

宋應星在分析明中葉商人勢力時說‘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陝商排在三幫之首。到了明朝後期，徽商急劇勃興奪取了陝商不少地盤，但陝商仍然位居其次。進入清代後，雖然晉商憑與清廷的特殊關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躍發展，但陝商仍是與之分庭抗禮的重要商幫。”這是李剛教授給公衆發掘出來的又一段曆史。

當一群真正具備市場意識、商業文化和商業精神的陝西商人群體崛起之日，才是秦商重新歸隊之時。

不知如意此次複出，是否能夠如願以償。也不知其他廠家是否也會有新的動作。對于這一片慘淡的陝西名牌，最應該反省的恐怕不是民衆，不是政府，而是陝西的商人群體。

秦商的榮辱觀與創業精神：

從陝商的“老規程”(店規)、“老話”裡可以看出，老陝商的榮辱觀既符合陝西人的性情，也

适合工商業活動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這句話在陝西農村普遍流傳，經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百事廢;用度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财竭”。老陝商将艱苦創業、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艱苦樸素，反對鋪張浪費提高到興衰成敗的高度，這種精神和傳統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也是陝西人的突出特點之一。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變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謀遠慮是陝西人求财的老傳統。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老陝商具有“關隴軍人”宏大氣魄，比較善于研究市場變化的規律，從大處着眼，謀大局，首先取得戰略優勢。

“貨真價實好為商，假冒僞劣難久長”。陝西商人不欺不詐，随行就市，按質論價，正因為如此，陝西商人被譽為“人硬、貨硬、脾氣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陝西商人提供的貨物質量優良，貨真價實，信譽卓着，購銷兩旺，貨敞其流，素有“關中賈來價更高”之稱。

抓住機遇，與時俱進是陝商可貴的曆史品格。春秋戰國時期，陝西商人抓住諸侯對貿易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機遇，以商求富，迅速迎來發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時期，陝西商人抓住政府實行開明政治，對外開放的政策機遇，充分利用絲綢之路的便利條件，形成了大發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時期，陝商在陝西地處邊陲的不利條件下，卻能抓住明清政府對陝西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随軍貿易”的政策機遇，乘勢而興，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團，以“秦晉大賈”“山陝商人”的雄渾氣勢，壟斷中國東西部貿易通商達500年之久。

不畏艱險，闖蕩天涯的開拓精神是陝商數百年馳騁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黃塵漫天，生活艱苦。南方商人長期視為畏途。艱苦的自然環境，卻不能阻擋陝西商人經商緻富的腳步。他們上入甘，下進川，販賤鬻貴，為家鄉掙得财高北鬥。道光年間，趙熙出使新疆，走到千裡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見有一瓦屋招待行旅，進店問老闆，乃知為一陝西三原人，年輕時随軍貿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獨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戶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飛沙走石的千裡戈壁尚且有陝西商人的袅袅炊煙，試問還有什麼樣的艱難險阻能夠阻擋陝西人求富的腳步呢?

不辭勞苦，奮志經營的創業精神和恪守本職，堅忍不拔的敬業精神是陝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為行商，異地求财，客地經商，困難和艱辛自不在話下。清代乾隆年間，成都的陝商欲修築“陝西會館”，卻遭到當地士人的阻撓，言說會館可蓋，但不許動用當地一抔黃土，以免風水外洩。陝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鄉西安、同州府，經千裡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鄉的黃土，在四川蓋了華麗的陝西會館。

明末清初陝西大商人孫豹人，在揚州做鹽商，三年之間三緻千金，後來一邊業賈，一邊讀書，成為陝西有名詩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科，授官内閣中書銜，豹人固辭，曰“吾僑居廣陵(揚州)數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辭官歸商，甯吏也賈，很是表現了陝商的敬業精神。

誠實經營，恪守賈道的求實誠信精神體現了陝商長線遠鶴，功在持久的穩健經營作風。陝西富平漢代以來就有一個叫“直鎮”的市鎮，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價，故曰“直鎮”。三原商人梁選橡業賈淮揚時，守支鹽場曆來有制，“按資次支給”，有險狡之徒規利往外别創一法名曰“超掣”，即通過賄賂上下而超越原定順序率先支鹽，因其獲利尋常以倍，“一時鄉人争先為超掣，鹹來邀公，公不可，曰‘善賈者不獲近利，善保者不身嘗法，以若所為利即厚孰于資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圖未必然。且鹽與它賈異名，雖兩交而實關三尺，吾謹守之，視若曹之敗也’。未幾，首事險狡以亂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與其他各地商賈不同，陝商富貴後亦能保持富而不奢，生活樸素的厚重精神和熱心公益，惠及鄉黨的忠義精神。一部分陝西鹽商居揚州賈鹽富厚後，亦能保持秦人生活儉樸的淳厚民風，淡泊自守，不為聲色犬馬所動。梁竹亭号稱梁巨萬，居揚州時“廣陵富貴鱗集，俗頸侈務以衣食居屋相高，又最蕩好狎遊娼家，君在廣陵促屋居隘，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僅一鲑，菜無重味也”。

三原商賈捐資修建三原城中龍橋更被稱為古今佳話。鳳翔的塔寺橋亦是由商民1520餘戶，集資1600餘缗，重新擴建而成的人車分道，三軌行駛的石拱橋。《兩淮鹽法志》曾記載，“兩淮商人籍隸徽西，各為善于其鄉，如建宗祠，置祭田，立義莊，義學以及修理學宮，興複書院，于夫橋梁道路一切利濟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人物精神

代表人物

1、禮泉商人梁玉樹，家貧年19就下四川做生意。由于頤性勤儉，能耐勞苦，善經紀，幫東家賺得不少錢。熊氏為表謝意，欲幫其買官入仕。對此，玉樹對東家說，“我初棄儒而學賈你處，僅為養家罷了，如今你幫我買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謝而歸鄉。

2、三原商人張居士在蘇州做生意，“賈也不二價，不欺人，有誤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還之”，是故“張居士名滿邑裡及如蘇”，大家都願意與他做生意，取得了經營成功。

3、泾陽商人張香享，在渭南雨金鎮做典當生意。其質直樸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誠，立嬌欺習，久而久之，一鎮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貸無争，向他借貸銀錢，從他的當鋪出來，連檢校都不需要。這樣好的商信，當然使他的生意“賈日赢”很紅火。

4、三原商人胡汝寬，儀态豐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開。開典當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寬減息之半，低息招徕，樹立良賈形象使求貸者多仰給他。他又寬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為抵押，汝寬固辟不取，認為不能斷人生路，收獲之時，有以粟抵息者來，無粟者亦來，告知一聲即可，在陝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們“多倚公”，久之家業大起，被稱為“以濟人饒積蓄”的典範。

5、陝商王宗鶴，在甘肅靜甯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馱布的驢丢失，很後悔。有一日，一匹馱布的驢誤入其家，家人欲執之。王宗鶴上前查看，見不是自家丢的驢，認為非己之物，不得為己，如是則無法取信于人，“為布商累也”，遂牽驢訪主，送還失主。

6、三原商人周雙柏，先祖在河北東光縣做生意，由于商運不佳，虧本負債以數百計。雙柏子承父業，去東光縣頂生意，為人誠懇，生意公平，很快發達起來，不僅償還了舊債，還将家中舊屋拓稀改觀。緻富後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諾，損數十金無悔。鄉黨們都願意随他學做生意，他盡力相助，有不少緻富和他相當，對他感激不盡。

本色精神

陝西八百裡秦川沃野千裡，從而形成了秦人忠厚為本，誠實不欺，不尚空言的高尚品格。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機取巧，不拐騙坑人，而是以穩健持重着稱于商界。

從曆史上的秦商人物轶事中也可以看出，誠信經營、仁義耿直是秦商人在中國商界最大的本色性格，這也是陝西商人留給我們最富有教益的曆史遺産。

曆史

秦漢時期

秦統一六國後，建都鹹陽，在北方修築了從雲陽達九原的“直道”，新修了從鹹陽到成都的“棧道”，在鹹陽城設“鹹陽市”，作為商販貿易的最大場所，還設置直市、平市、奴市、軍市等專業市場，秦對國外商人采用“輕稅”政策，使各地販運更加頻繁。同時秦統一貨币，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客觀上有利于商品經濟的增長，使陝西商人進入封建社會後，獲得了第一次發展機會。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漢興，承秦制，商品經濟又有了新的發展。漢王朝多次強制遷徙六國舊貴族及高赀商人的後裔于長安周邊地區，培植了陝西商人的社會基礎，使陝西商人的力量獲得了巨大的增長，有力地沖擊了自然經濟的束縛。漢王朝建都長安，使“長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實地流播于世。長安規模龐大，是羅馬城的三倍，有人口24.6萬人，是國際大都市和全國商業中心。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社會經濟的強盛，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發展，使陝西商人以天子腳下，首善之民的優勢獲得了第二次發展浪潮。隋炀帝大業元年“遷天下富商大賈數萬于東京”，培植了陝西商人的社會基礎。進入唐代後，唐太宗勵精圖治，選賢任能，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長安成為當時最大的國際商貿中心，城區面積84平方公裡，人口近百萬。

陝西商人以“帝都商人”的雄姿，在唐帝國的廣大區域内縱橫捭阖，将大唐商人的雄姿釋放得淋漓盡緻。隋時的陝西商人已是“去農從商，争朝夕之利”，進入盛唐後更是“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在通商貿易中，陝西湧現出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大商賈，形成了陝西商人曆史上的第二次發展高潮。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幫之首，在曆史上曾被稱為‘國商’。

明清時期

明政府為鞏固邊防，在陝西實行“食鹽開中”政策，直接誘使了陝西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網絡的形成。同時，為了安撫邊外少數民族在陝西實行“茶馬交易”的特殊政策，為陝西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曆史契機。陝西商人抓住了明清中央對陝西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曆史機遇，以西北川貴蒙藏為勢力範圍，輸茶于隴西，販鹽于江淮，運布于蘇湖，銷皮于江南，在中國中西部貿易通商領域迅速崛起，号稱“關陝商人”或“西客”，成為明清商品經濟和市場網絡中活動的主體。出現了陝西商人發展的第三次高潮。

明清時期形成的陝西商幫，以泾陽、三原為中心，以溝通東西部貿易為己任，樹立起了“陝商”或“西商”的形象。江蘇揚州是明清陝西商人的起身之地，在“食鹽開中”的政策下，陝西商人輸糧換引，赴揚州販鹽，使陝西商幫在明代中前期成為揚州的第一大商幫，“淮鹽以西商為大宗”，淮揚鹽場的陝西商人勢力重于徽商和晉商。清初為恢複川鹽生産，清政府實行“招商引領，計口受食”的食鹽産銷政策，為陝西商人“棄淮入川”，擠入川省貿易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大量陝西商人攜資入川，開拓商貿經營的新天地。“川省正經字号皆屬陝客”，“川鹽投資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沒落

情況

陝商

勃興于明初，衰敗于清末。清末一系列的社會動蕩給陝商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渭北各縣陝商财富幾乎被掠奪一空。清軍入陝作戰後，征糧派饷，陝商積累百年的财富被搜羅殆盡。當此之時，胡雪岩正鞍前馬後為左宗棠及湘軍籌措物資，帝國第一紅頂商人正逐漸引領徽商走向高峰。土焦瓦礫上的陝商榮耀從此淹埋。

原因分析

陝商之所以被淡忘，與其環境與發展态勢也有關系。進入清朝後期，陝西商幫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其也是明清時代全國十大商幫中最先瓦解的商幫。“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幫的保守性，在清末整個時代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之時缺乏應變，很難和西方資本主義競争。外因是清末陝西多發的戰亂，使得許多商業家族數百年的資本積累消耗殆盡。”這是李剛教授對陝西商幫迅速消亡的大概總結。

第一是陝西鹽商在面對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組中失敗，鹽商從此一蹶不振。在兩淮鹽場，由于不能和徽商競争，而陸續退出，陝西本土市場則被晉商占領，四川的鹽井業也由于戰亂導緻資本不夠，市場迅速萎縮。茶商由于當時的陝甘總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軍為基礎的官僚資本，陝西茶葉大不如前。

陝西布商在外國洋布洋紗的打擊下被排擠出市場，迅速死亡。在明清之際販運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陝西商人大宗貿易的主要業務，但到清末後，土布市場受到外國洋布洋紗的排擠而迅速衰落，經營土布的陝西布商在洋布的打擊下紛紛破産歇業，清末已是“陝西土布行，家家倒閉，每歲百萬之利益為外人奪去”。

經營蘭州水煙的陝西煙商也在外國機制卷煙打擊下紛紛破産，隻有在市場投機中慘淡經營，從原先最盛時的大小煙莊130餘家，銳減到隻剩十數家的悲慘境地，興旺發達了百年以上的陝西蘭州水煙從此飄零散落。此外，陝西秦巴山區植被資源的枯竭對陝西商幫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第二清末多發的戰亂則成了陝商迅速衰敗的催化劑和直接原因。在陝甘回民起義的戰争中陝西各縣的富賈巨商，數百年貿易通商積累起來的财富被焚掠殆盡。而清軍入陝征剿十餘年的征糧派響，捐資助剿以及陝西商人的重建家園，使陝西商人又把數百年積累的貨币财富搜羅淨盡，資本存量一掃而光，失去了任何“東山再起”的機會。

當時，國庫已經空虛，入陝清軍每年的900餘萬兩的軍費開支主要靠地方協款和就地征調，緻使清軍為籌措經費而燒殺搶掠掘地以盡，關中的富商大戶首當其沖。同時，清軍還實行“勸富分輸”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資助剿。

許多陝西富商為保平安隻得挖肉補瘡，将大量營業資本化為軍費開支，使資本存量耗散無餘;面對家鄉的破敗，各地陝西商人為解救家鄉鄉親父老，隻得把大量資金抽回故鄉，重建家園，成為陝西商人在外省經營萎靡的直接原因。最後關中富室巨戶幾乎都是因外資耗折，内藏懸罄而元氣大傷，數百年的積蓄傾囊而出，再也無力重整舊遺産

第一,他們創造了以泾陽、三原為中心複蓋陝西和整個西部的“雙層次西部市場網絡結構”。一個層次是以泾陽、三原為中心，以龍駒寨、鳳翔為橫坐标，以漢中、延安、榆林為縱坐标，複蓋陝西縣鎮市場的陝西市場網絡結構。再一個層次是以泾陽、三原為中心，以蘭州、西甯、甯夏、烏魯木齊為次級市場複蓋西北地區縣鎮市場的西北市場網絡體系。

這個網絡體系促成了西部地區五百年經濟的正常運轉，其标志就是每月陰曆二十八、九兩日，西北各地商家将銀兩紛紛繳解各地座莊，再由座莊将銀兩壓回陝西泾陽、三原總号的“标期”，從而整個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的動态發展，使陝西的興衰關系着整個西北地區經濟的逆順運營。這個“雙層次市場網絡體系”對今天發展西部的市場經濟仍有現實意義。

第二,他們創造了遍布渭北地區的商宅大院。陝西商人萬裡征程、含辛茹苦，夢寐以求的就是在家鄉能構建蔭避子孫的高房大院，這是他們商業成就的物象反映。這樣的高房大院當年遍布渭北川道，其規模并不小于今天山西的商家大院。

著名的有：三原孟店的周家大院、三原的安吳堡吳家大院、泾陽王橋的于家大院、武功的路家大院、旬邑的唐家大院、渭南闆橋的常家大院、吝店的焦家大院、程曹村的曹家大院、渭南西原上陽郭鎮的賀家大院、姜家大院、渭南孝義鎮的趙家大院、韓城的黨家大院等。這些商宅大院對我們構建陝西商家的“大院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

第三,陝西是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地區。周公創立的周文化，深深鑄就了陝西人的靈魂。家族親緣關系的血肉聯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宗法村社制度，是陝西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加上陝西商人多以中小商人為主，資薄利單，這便注定了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外商幫人的欺辱，發展自身的商貿業務，抵抗商海的不測風險，化解縷縷鄉愁，而抱團構建以陝籍鄉土親族關系為紐帶的會館，形成“會館最多數陝西”的局面。

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有文字記載和曆史遺存的陝西和山陝會館多達247所，現今被辟為文化旅遊景點的57所，遍布全國各地。這些大量現存的陝西或山陝會館證明了明清中國商界流傳的“會館最多數陝西”的曆史結論。

第四,陝西商人與山西商人共同創造了“合夥制”的經營體制，這是明清之際中國商界的一個大事件。陝西商人靠“财東與掌櫃的分權制經營體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強做大，一個常年住在渭南綠蔭複蓋小山村的陝西商人，其生意卻在天山南北，長江上下，靠的就是“兩權分離”的産權制度創新。而且他們機智地解決了掌櫃與投資人的“利益一體化”問題，利用“人身開股制”即掌櫃人身入股，将掌櫃的利益與企業捆綁在一起，利潤“銀六人四”，使掌櫃、職工效死為企業賣命。

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業制度創新。特别是陝西商人在四川自貢創造的以“日分”為主要内容的管理體制，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這些對于我們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可提供實際的可供操作的曆史經驗。

第五,陝西商人以“誠信厚重”為主要内容的經營理念，是陝西商人五百年标榜商界的基本品格，這是陝西商人誠信精神的物像反映。陝西商人是中國明清商界首先提出“賈道”，即按商業規律辦事的中國商人。“賈道”一詞就是由陝西商人康海家族提出來的。

第六,陝西商人形成以“周文化”為主要内容的店堂文化和經營風格，體現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和諧的“天人合一”觀念。陝商名店“德懋恭”，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形成名牌産品和名牌企業，店主專門請李進士題寫店名。李進士以店主小李為人作題，給店鋪定名為“德懋恭”，選用“予懋乃德”的詩經名句，寓意注重商業信用，謙恭待人，勤奮好學，期盼事業興盛發達。小李便請李進士潑墨題字“德懋恭”，将其懸挂在店首，從此“逢人駐足看，齊聲皆言好”，一個以主營“水晶餅”的食品店開始在西安食品市場名聲鵲起。

第七,陝西商人熱心公益，提攜鄉黨的傳統美德，為家鄉建設作出了貢獻。陝商三原商人友槐公“出數百金，分散三黨之戚”;師莊南“以百麥輸泾陽，以糧百二十石輸三原，又輸谷種數十石，輸繕城二百金，修繕河橋二百金”;員維新“萬曆壬辰葺邑城郭，捐助二百金”;富平李月峰捐赀重葺縣北石橋，鄉黨皆碑;三原商賈捐資修建三原龍橋更被稱為古今佳話。鳳翔塔寺橋亦是由商民1520餘戶，集資1600餘兩重新擴建而成。

八大基因

棄儒從商

最初在明清時期“走西口”從事跨區貿易的多數是“棄儒經商”的讀書人，他們成為影響明清陝西商幫商業智慧和商業文化的主流群體。“關中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為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概，有古君子之風”，明代著名學者顧炎武在他的着作中如此表揚過秦商。

很顯然，這些來自體制内或者接近體制的文化人，對于陝西商幫最終形成一定的經濟組織，是發揮了主要作用的。從遍布全國的200多處關中或者“山陝會館”，就可以大緻領略他們在曆史上達到的高度組織性。

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陝西商人，其出身大緻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後繼。秦人強悍，“尚氣概，先勇力”而“忘死輕生”，這是古今一緻的對陝西人的評價。

商業意識

善于從各種事件、場合和時間上挖掘商機。

在兩千多年前，陝西長安就與四川、雲南、貴州、甘肅、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業聯系，發展到明清時，陝商與西藏等地區進行茶葉、馬匹交易。悠久的經商曆史，使陝西人天生具有一種商業意識。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陝西人在發掘商機上絲毫不比前人遜色。川菜、粵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紮下陣勢，不知賺走了西安人多少錢。從吃文化中受到啟發，陝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餃子宴，此項目一經推出，使嗜面食的各地食客聞香而來。

三硬商人

傳統秦商來自黃土高坡，大多保留着農家子弟的淳樸品質。近代的陝商雖然在身份上有變化，但仍保留着仁義平和這一特點。一方面，他們在與人交往中絕無霸氣，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很豪爽，耿直磊落，使得貿易中的摩擦大為減少。

陝西商人不欺不詐，随行就市，按質論價。正因為如此，被譽為“人硬、貨硬、脾氣硬”的“三硬商人”。陝西商人恪守“誠信為本”的經營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價，這在明清時的商界有口皆碑。清末文人郭嵩焘說：“中國商賈夙稱山陝，山陝人之智術不及江浙，榷算不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心樸而心實也”。陝西富平漢代以來就有一個叫“直鎮”的地方，那裡的人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價，故得此名。

重名輕利

陝西商人将自己的名節看得比利潤要重，為利毀譽，乃陝商所不取。他們尊重商人操守，不為利違法、投機取巧，不傷害商人名譽，這正是對曆史和現實生活中“無奸不商”社會存在的反叛，表現出陝西商人自重名節、不毀商譽的時代精神。

優越自負

秦中自古帝王都。陝西商人的自負根源于祖宗輝煌的曆史。自公元前11世紀周滅商以後，直到唐朝滅亡，關中地區一直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存在。尤其是省會西安，十多個王朝的興衰演變以及文化積澱，賦予了陝西人一種貴族精神。雖然西安自唐以後風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榮光使他們從自尊終至自負。時至今日，陝西商人的骨子裡仍去不掉帝都意識和皇家派頭的優越感。

不懼風險

曆史上的陝西商人敢于冒險，他們曾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開銀号、當鋪，放高利貸，販運川絲、夏布、藥材，以敢做敢為着稱。他們往往敢于孤注一擲。

富而思鄉

回饋家鄉是陝西商人的傳統。“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這句名言用來形容陝西商人毫不過分。20世紀80年代商品可以流通以來，陝西走出去的較多，他們富而思鄉、富而思家，并盡力建設家鄉。

厚重質直

在中國的十大商幫中，陝西商幫是成立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幫，更重要的是，陝西是華夏文化的發祥地，因此陝商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很好的傳承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陝商的核心價值觀可用八個字總結：厚重質直、忠義仁勇。“厚重”講的是陝西文化的積澱，“質直”體現了陝西人的性格特點，淳樸耿直。“忠義仁勇”表現了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陝商所具備的“仁義、誠信”等特點是經過曆史驗證認可的，而這一特點，也是當前社會商業活動中所需要具備的素質，陝西商人在商業素質方面具備“先天條件”。

大院

秦商叱咤千年，不僅僅留下了輝煌的曆史與回憶，也在陝西八百裡秦川上留下了許多秦商的記憶。例如吳氏莊園、周家大院、陝西丹鳳船幫會館等等。

家書

《三原縣志》記載，三原商人經商遠出，數年不歸，父母妻子分居兩地，生死未蔔，全憑飛鴻傳書。從清代乾隆年間《商賈便覽》摘錄出的兩封家書，頗為真實的描繪出兩地相思：

家妻寄丈夫書

送别後妾心時刻牽挂，關山遠隔未蔔，貴體康健否?家中大小情吉，不需過慮。但老親在堂，雖難言孝道，而柴米油鹽逐日不可缺少也。且母親壽誕界在，某時，備貨乏資，望夫君銀信早寄，源源而來，以使妾自珍備。

夫外地答妻書

覓利遠方，殊非我願。隻緣食指累人，不得不去父母之幫而為風塵中之勞人耳。接來音知家中四字缺乏，并賀壽缺錢，隻得暫挪銀兩若幹寄回，兒女要為撫恤，我稍得銀兩，自當頻寄，便羽賦音，善體為要。

外地夫寄家妻書

家貧親老，欲托無由，不得不覓利遠征，風塵奔走。雖身在異地，而心未一刻忘家也，二親在堂，幼于子懷，多望賢妻維持調護，米珠薪貴，借貸艱難，家中苦況，自不待言，今寄去銀兩若幹，請查收，暫充家用。等吾歸家再辦物接濟，臨行言以諄切，不附贅詞。

家妻答外地丈夫書

寄來銀兩已收，知夫婿幸獲安康，妾心喜慰，隻是銀錢艱難，家徒四壁，告貸無門，些微之物，實不夠用。伏望設法續寄家用。至于事姑嬸，撫兒女，此妾分内之事，各盡其道，無煩夫君顧慮。餘情縷縷，筆不能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