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3年12月在北平蒙藏學校讀書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9月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同年10月被選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畢業後留校做翻譯工作。
1929年回國，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書記，從事秘密革命工作。
1931年起兼做兵運工作。
1936年2月，策動在百靈廟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保安隊，舉行抗日武裝暴動，打擊日軍利用蒙奸西進的部署。
1937年春，為建立和發展蒙古族抗日武裝力量，決定利用國民黨軍番号，組建蒙旗保安總隊(後改編為蒙旗獨立旅、新編第三師)，他任政治部代主任，并在該部隊任中共黨委書記。同年9月，帶領所部在歸綏(今呼和浩特)黑河一帶阻擊日軍進犯。後率部轉移到陝北神(木)府(谷)，通過八路軍第一二O師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奉命進駐伊克昭盟。
1941年任陝甘甯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
1942年入中共中央黨校第一部學習。
1943年起負責中共西北中央局統戰部的蒙古族工作。
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抗日戰争勝利後，回内蒙古地區從事革命工作。同年8月任蒙綏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書記、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委員。同年10月解散以蒙奸博英達赉為首的“内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并組成内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任主席兼軍事部長。
1946年4月領導召開解決内蒙古東、西部自治運動統一問題的會議。後任内蒙古人民自衛軍司令員兼政委，内蒙古軍政大學校長。
1947年5月領導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被選為主席。
1948年1月所部改稱内蒙古人民解放軍，任内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指揮部隊反擊國民黨軍進攻，殲滅封建王公貴族的武裝，解放整個内蒙古地區。同時派部隊參加遼沈、平津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書記、内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中央民族學院院長。曾任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書記、綏遠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并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内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内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等職。
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并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第四、第五和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烏蘭夫還曾被選為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軍銜和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12月8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３日，烏蘭夫紀念館在呼和浩特落成開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烏蘭夫紀念館被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１９９９年６月，由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書名的《烏蘭夫文選》正式出版。
1955年被授予上将軍銜，榮獲一級解放勳章。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烏蘭夫受到殘酷迫害，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争。
1983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烏蘭夫于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主要影響
烏蘭夫同志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個蒙古族家庭。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在青少年時期就熱情投身革命事業，成為“早期覺醒的蒙古族青年”的傑出代表。1923年，烏蘭夫同志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學習，受李大钊等共産黨人的引導和啟發，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9月，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同年10月，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6月回國。同年7月，參加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後擔任組織委員、書記，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區組織農民協會，傳播革命火種，在白色恐怖下經受了嚴峻考驗。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侵略的步伐。面對複雜的國内外形勢，烏蘭夫同志按照黨的要求，成功指導并實現了西蒙地區黨的工作重點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轉移。1933年5月，他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立大會。同年冬，回到歸綏，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秘密從事地下工作。1936年2月，他參與策動“百靈廟暴動”，為建立黨領導的蒙古族抗日武裝作出了貢獻。
1937年初，烏蘭夫同志利用蒙旗保安旅組建的機會，在保安旅内部建立黨委會，親自擔任黨委書記，秘密開展黨的工作。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蒙旗保安旅改編為蒙旗獨立旅，烏蘭夫同志擔任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在烏蘭夫同志參與領導下，這支部隊高舉抗日旗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勇敢地打擊日寇僞軍，被黨中央譽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進、最大的抗日隊伍”。
1938年5月，蒙旗獨立旅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烏蘭夫同志擔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按照八路軍建制，在第三師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使這支部隊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抗日鬥争。1941年8月，根據黨中央決定，烏蘭夫同志赴延安工作，9月起擔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在延安民族學院，他承擔了繁重的領導和組織工作，同時仍堅持親自授課，為各民族團結抗戰和培養民族幹部付出了極大心血。1945年，他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抗日戰争勝利之際，黨中央對内蒙古地區的工作進行新的部署，任命烏蘭夫同志為綏蒙政府主席，率領大批蒙漢幹部回到内蒙古地區開展民族自治運動。烏蘭夫同志參與領導内蒙古自治運動，為我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的創建作出了曆史性貢獻。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在張家口成立，烏蘭夫同志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軍事部部長。
同時，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委員。1946年任中共内蒙古委員會書記。在深入發動群衆開展自治運動的過程中，他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堅持國家的統一，經過艱苦的工作，先後于1946年、1947年在承德和烏蘭浩特成功召開了在内蒙古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兩次會議——内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和内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結束了内蒙古東西部長期分割的局面，實現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内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統一，選舉産生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區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烏蘭夫同志光榮當選為自治政府主席。
1947年至1949年，烏蘭夫同志任中共内蒙古工委書記、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自衛軍、内蒙古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委，内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成功領導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轄區的政權建設、軍隊建設、黨組織建設、經濟文化建設、農村土地改革和牧區的民主改革，廣泛地團結了内蒙古地區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階層，使牧區生産得到迅速發展。在此期間，他還指揮部隊消滅了内蒙古地區的土匪和反動地方武裝，參加了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為建立、鞏固和發展東北根據地，解放東北、華北地區，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他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将軍銜，是一級解放勳章的獲得者。
新中國成立後，烏蘭夫同志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書記，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參與或負責中央的一系列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烏蘭夫同志依然是内蒙古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
在以他為首的自治區黨委領導下，自治區的建設事業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的局面，被周恩來總理譽為“全國的模範自治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烏蘭夫同志緻力于内蒙古自治區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注意結合内蒙古的人文、自然條件，穩妥地掌握方針、政策，發展生産和各項建設事業，使廣袤的内蒙古大地呈現出工業、農業、畜牧業和林業均衡發展的喜人景象。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烏蘭夫同志受到殘酷迫害，但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表現了共産黨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粉碎“四人幫”後，烏蘭夫同志擔任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五屆、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重要職務。他衷心擁護和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他勤勉努力，孜孜以求。在主持中央統戰部工作期間，他為恢複中央統戰部的正常運轉，為統戰、民族、宗教等工作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國家副主席任内，從1981年至1984年，他傾注心血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為這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和頒布作出了特殊貢獻。烏蘭夫同志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加強國防建設和政權建設，為民族工作的健康發展，為做好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為國家富強、民族繁榮，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曆史評價
烏蘭夫同志的一生，是為祖國的解放和統一不斷奮鬥的一生，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奉獻的一生，是為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不斷追求的一生。他的名字，與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現在，我們紀念烏蘭夫同志，緬懷他的不朽功勳，就是要促進和推動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的事業，就是要繼承和弘揚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崇高思想和精神。
烏蘭夫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勇于堅持真理，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始終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探索創新，解決我國的民族問題。烏蘭夫同志自從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仰，一生就再也沒有動搖過。他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革命鬥争問題、政權建設問題，特别是民族解放和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指導下，他深入研究和思考内蒙古民族解放和發展的道路、方向問題。
他強調，由于百餘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勢力的壓迫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争，内蒙古人民的命運和國内各民族的命運密切結合在一起。面對着共同的敵人，需要有統一的領導和團結一緻的革命力量。而長期以來，中國共産黨對民族民主革命的堅強領導，使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力量完全結合起來，這就造成了一種政治形勢，内蒙古不僅在區域上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運動也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
沒有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沒有内蒙古人民革命的勝利。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發展，隻有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國建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烏蘭夫同志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項政策，努力把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與内蒙古的實際和全國的實際相結合，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結論。在這個過程中，烏蘭夫同志成為我們黨内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為了人民。烏蘭夫同志主持内蒙古工作時期，注意結合内蒙古具體情況貫徹中央的方針，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努力制定符合内蒙古地區特點和民族特點的具體政策。土地改革中
内蒙古制定了調整民族關系、消除民族隔閡、加強各民族農民的團結、縮小對蒙古族地主的打擊面等一系列處理民族問題的原則、特殊政策和工作方法，順利完成了土地制度的變革。根據内蒙古牧區經濟和階級關系的特點，在牧區的民主改革中，烏蘭夫同志要求工作“慎重穩進”，明确提出牧區民主改革要廢除王公的封建特權，實行牧區歸公、自由放牧等政策，使牧區經濟得到保護，并很快恢複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後，内蒙古自治區制定了富有特色的對待牧主經濟的和平改造方針。考慮到内蒙古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烏蘭夫同志提出了“政策要穩，辦法要寬，時間要長”的方針。在發展牧區經濟中，他又提出了“千條萬條發展畜牧第一條”的口号。這些做法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始終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求團結的大局，促統一的大義。烏蘭夫同志始終站在中華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高度，思考和處理我國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統一問題。他反複強調，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這個主題在内蒙古任何時候都不能變。
他深刻指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不僅是我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各民族獲得發展與繁榮的基本保證，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我們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如果有人企圖把自己的民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對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内與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實行團結合作，就不僅破壞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違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1956年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烏蘭夫同志指出，建設我們的國家，沒有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民對少數民族的幫助，沒有少數民族的共同努力，都是不行的。烏蘭夫同志把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中國革命、建設中的親密團結的關系，概括為相互間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為建立、維護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加強各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和充分的理論依據。
烏蘭夫的故居和雕塑我們要學習烏蘭夫同志自覺紮根于群衆之中，關心群衆，依靠群衆。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烏蘭夫同志深深懂得，紮根于群衆之中，同廣大群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就有力量、就有辦法，就能夠經受考驗，戰勝各種困難，取得最後勝利。烏蘭夫同志的群衆觀，最深厚的思想基礎就是依靠人民群衆，發動人民群衆。在領導内蒙古自治運動中，烏蘭夫同志明确指出，喚醒和組織群衆，隻有如此，我們的鬥争才有力量，我們的解放才有希望。内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後，正是因為廣泛發動群衆，盡一切努力解除群衆疾苦，自治運動得到了人民群衆的廣泛擁護。
也正是在良好的群衆基礎上，解放戰争爆發後，内蒙古西部很快建立起錫察盟草原根據地，僅僅一年多時間，就完成了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思想和組織準備。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經濟暫時困難時期，烏蘭夫同志帶着對人民群衆的深厚感情，圍繞群衆健康問題，在内蒙古自治區親自展開調查研究。
為了保障群衆的基本食物需求，他指示不要購過頭糧，既要保證城市居民的供應，又要給農民留足口糧。他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親自主持制定對高科技人員生活照顧的政策規定。樸實深厚的群衆觀念，也塑造了烏蘭夫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他一生廉潔，作風正派，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生活樸素，襟懷坦白，嚴于律己，寬厚待人。
烏蘭夫同志把一切都獻給了人民，人民也永遠懷念他。
人際關系
兒子烏可力、兒子布赫、兒子烏傑、女兒雲曙碧。
人物事迹百靈廟暴動
1933年初，烏蘭夫再次從蒙古人民共和國回到土默特左旗開展地下革命工作。同年9月，第三國際給烏蘭夫送來指示，由于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内蒙古地區的民族鬥争出現了新形勢，要他馬上離開四十一軍，返回歸綏，抓好綏遠地區的民族工作，尤其要做好德王等民族上層的工作，争取他們和全國人民共同抗日。
百靈廟“自治”内幕
1934年初，烏蘭夫離開四十一軍回到了歸綏，找到了正在歸綏開展地下工作的吉雅泰。烏蘭夫告訴吉雅泰，“黨組織讓我抓民族抗日工作，打算在歸綏地區找個地方站住腳。”在吉雅泰的安排下，烏蘭夫進入了“南高”，除了擔任庶務主任，還分别教授曆史和地理兩門課程。于是，烏蘭夫利用在“南高”的合法身份，開始從事革命活動。在課堂上，烏蘭夫向學生們講述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如何被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蹂躏，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和内蒙古東部地區，企圖将全中國變成他們殖民地的罪惡野心，從而激發了學生的抗日熱情。與此同時，烏蘭夫密切觀察着日寇和德王在察哈爾的種種動态。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對日寇的侵略一味退讓，對國内各民族卻加緊了殘酷的封建統治。當時，蒙古各盟旗駐北京聯合辦事處處長兼國民黨蒙藏委員會蒙藏處處長吳鶴齡，炮制了一個《蒙古盟旗組織法》，呈請國民黨中央明令執行，目的是加強對蒙古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統治。
當時，具有濃厚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思想的蘇尼特旗紮薩克親王兼錫林郭勒盟代理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向國民黨中央緻電，強烈反對吳鶴齡炮制的所謂《蒙古盟旗組織法》。同時，德王還派人去北京、武漢、南京等官方機構遊說，揭露吳鶴齡的所謂組織法實質，這些人還吹噓德王是北方蒙古族中少有的人傑，而且手中握有重兵。
聽說了德王的情況後，蔣介石決定召見德王了解内蒙古的情況。德王也期待蔣介石的召見會授予他一定的實權。結果德王沒有從蔣介石的手裡得到一點實權，敗興而歸。關于這段曆史，德王曾寫道：“……據我的想法，蔣介石看重我的原因無非是争取我作為他統治内蒙古的助手，還有組織蒙古騎兵進行防共……可是等我到達武漢後，又不給我掌握蒙古騎兵師的實權，隻想利用我作招牌。”
結果，沒有得到軍權和地方政權的德王對蔣介石非常失望，心中大為不滿，明白蔣介石不過是用高官厚祿收買他而已。返回蘇尼特右旗後，德王就開始着手搞“民族自治”。于是，德王從北京動員回了20多名有志青年，成立了學生隊，并且任命他從南京軍官學校帶回來的雲繼先擔任教官訓練學生隊，此後又招兵買馬，成立了保安隊，積極培養自己的軍事力量，作為“民族自治”的後盾。
經過一番苦心經營，德王認為自己羽翼豐滿了。1933年夏天，在百靈廟發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電。幾百年來飽受民族壓迫的蒙古民族，日夜盼望着振興自己的民族，改變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所以德王提出的“高度自治”口号，很有誘惑力和吸引力。這個消息傳遍草原後，一些蒙古族青年紛紛投奔德王為複興蒙古族的事業出力。
德王的高度自治通電卻吓壞了蔣介石，急忙派人安撫德王。同時，蔣介石還抛出了一個内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又稱百靈廟蒙政會)，并且頒發了百靈廟蒙政會的組織條例，将烏蘭察布盟（今烏蘭察布市）、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錫林郭勒盟、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阿拉善旗(今阿拉善左旗)、額濟納旗和察哈爾八旗歸百靈廟蒙政會管轄，德王任秘書長，掌握蒙政會實權。德王看到國民黨政府向他讓步後，野心迅速膨脹，并且自诩成吉思汗第二，企圖利用手中的權力，實現成立大蒙古帝國的美夢。
德王倒向日本帝國主義
在“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政策下，日本帝國主義早已經瞄上了内蒙古西部地區這塊肥肉了，他們不斷派遣特務到察哈爾地區進行秘密活動。看出德王的政治野心後，日本駐天津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乘專機飛臨蘇尼特右旗專程拜訪德王，并且向其大談日本的“德政”，宣稱日本人如何幫助溥儀在東三省建立了“滿洲國”，還許願幫助蒙古人進行獨立進步，拉攏德王及蒙古上層人物在内蒙古成立第二個“滿洲國”。看到日本人如此青睐他，德王更是認為自己身價百倍，俨然以蒙古民族的救世主自居。
1934年，德王的親信保安隊隊長韓鳳林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隊三團逮捕暗殺了。日本帝國主義便以此事大做文章，一方面煽動德王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一方面積極設法親近德王，并且投其所好，慷慨向德王贈送糧食和武器。隻要德王開口，要錢給錢，要槍給槍。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百靈廟、蘇尼特右旗設立特務機構，暗中盯梢德王的一舉一動。
一天，日本關東軍參謀田中久登門拜訪德王，意欲為其派駐日本政府的顧問。“為了盡快成就德王的自治大業，日本政府想派個顧問，以便加強我們的聯系，随時溝通信息。”接受了日本人的糧食、槍支彈藥等的饋贈後，德王哪敢說個不字，遲疑半天後剛一開口：“這個……”“怎麼，德王不需要嗎？”田中久臉上勃然變色。“不不，隻是……”德王深怕得罪日本人，斷了供給，一下子張口結舌。“德王不要顧慮，這個問題我自有安排。”田中久似乎看透了德王的顧慮，便為德王做出了決定。
由于日本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滲透，德王在向投靠日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已經不能自拔，隻好默許了田中久的決定。不久一個叫世目的喇嘛出現在德王的身邊，整天為其出謀劃策，擔當起了德王的高級參謀。到了1935年，德王和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狼狽為奸了。
烏蘭夫親會德王
對于德王的“高度自治”活動，中國共産黨十分關注。雲繼先是烏蘭夫的叔伯妹夫，他們又是“南高”和蒙藏學校時期的同學，1924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雲繼先被中共北方區委推薦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班學習，畢業後參加過北伐戰争。德王從南京把雲繼先請回當教官後，因為對德王不了解，雲繼先還專程找到烏蘭夫拿主意。
當時，烏蘭夫在土默特高等小學以擔任庶務主任身份為掩護，主要是做蒙古民族的上層工作，争取德王抗日。烏蘭夫了解情況後，非常贊同雲繼先去給德王去當教官，并且囑咐雲繼先盡快掌握德王搞自治的動向，同時以合法的身份向德王和學生隊的青年宣傳抗日的有關政策。烏蘭夫還利用德王擴充人馬的機會，把共産黨員趙誠、雲清、朱實夫以及其他進步青年安排進了德王的隊伍。1934年，德王的親信保安隊長韓鳳林被暗殺後，百靈廟保安隊長一直空缺，烏蘭夫又安排雲繼先和朱實夫掌握了保安隊的要職。
1935年2月上旬，雲繼先找到烏蘭夫，向他報告了德王和日本帝國主義走得越來越近的情況。“種種迹象表明，德王投靠日寇當溥儀式兒皇帝的可能性非常大。”烏蘭夫分析道：“為了抗日大局，必須全力争取德王抗日，做到仁至義盡，盡量不讓德王投入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中。”為此，烏蘭夫決定親自面見德王，勸說其抗日。
“不知德王的高度自治是怎麼個搞法？”寒暄幾句後，烏蘭夫單刀直入。“在這多事之秋，要振興民族大業，就要有錢有糧有槍有炮和人馬，可是這些誰給我們呢？“此乃蒙古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然要靠我們自己。”……“即使如此，中國之大，難道就找不到真正的朋友嗎？”“真正的朋友？既然讨論民族獨立自治大事，我實話對你說了吧，這些年我找過蔣介石，也找過在西南搞獨立的胡漢民、陳紹堂，他們嘴上說的都是天花亂墜，實質上空空如也，隻有日本……”一提到日本，德王自覺失言，急忙停住，喝茶掩飾。“
隻有日本人支持你，對嗎？”烏蘭夫抓住話頭追問。“對，就是現在隻有日本人支持我搞高度自治，我也隻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錢和武器。”德王隻好明說了。“我們蒙古族有句諺語土默特川的狼，善眉善眼的吃人哩，那日寇侵占了我們東三省，扶持溥儀當了他們的兒皇帝，建立了滿洲國，其真正用心是吞并全中國，難道他會真心幫助蒙古民族獨立？到時候誰利用誰很難說。現在溥儀認賊作父，遭到國人唾棄，德王若步他的後塵，結果會如何呢？希望您三思！“我主意已定，千秋功罪我一人承擔，勿需别人教訓！”德王惱羞成怒，大聲吼叫送客！
百靈廟暴動
雲繼先、朱實夫、趙誠等人聽說了烏蘭夫會見德王的結果後，大家一緻認為德王投降日本人的情況以成定局
“把保安隊拉出去，和德王一刀兩斷。”“我們搞暴動，脫離德王。”衆人情緒異常激動，态度非常堅決。
烏蘭夫知道大家想搞軍事暴動的念頭由來已久。1935年，他把紅軍到達陝北抗日的消息傳達給大家後，大家就要拉走隊伍支援紅軍北上抗日。當時因為時機不成熟，烏蘭夫好不容易才阻止了大家的冒險行動，現在條件雖然具備了，但是必須得精心策劃準備。随後，烏蘭夫和大家一起策劃了暴動的組織準備及暴動後的去向安排等。
1935年12月初，打入國民黨百靈廟自治政務委員會駐京辦事處任股長的畢力格巴圖從北京給烏蘭夫捎來情報說，德王又去僞滿洲國進行訪問了，開始公開和日寇勾結。
烏蘭夫立刻同奎璧、克力更将這個消息印成傳單，派孟純送往百靈廟保安隊秘密散發，進一步揭露德王降日的行徑，為百靈廟保安隊官兵的暴動制造輿論。在準備暴動的過程中，烏蘭夫派雲繼先和朱實夫到傅作義處聯系暴動後軍隊的去向是參加抗日。
在烏蘭夫、雲繼先、朱實夫等秘密準備暴動的時候，烏蘭夫從吉雅泰和李森捎來的情報獲悉，德王決定将保安隊全部編入僞蒙古軍。此時，百靈廟的形勢也變得緊張起來。蒙政會稽查處處長李鳳誠帶領軍隊在街上日夜巡邏，同時德王還決定調雲繼先和朱實夫到蘇尼特右旗的蒙古軍司令部工作，突然的變動，讓百靈廟的形勢一下子萬分緊迫！
1936年2月20日晚，烏蘭夫立刻派李森連夜趕到百靈廟，找到雲繼先和朱實夫等人商議：先下手為強，搶在德王之前，提前暴動，2月21日晚22時整開始暴動。
1936年2月21日晚22時整，震驚全國的百靈廟暴動的槍聲打響了！根據預先策劃的暴動計劃，雲繼先指揮暴動隊伍順利地奪取了軍械彈藥庫，帶領暴動隊伍離開百靈廟浩浩蕩蕩地向歸綏方向開去。1936年2月25日，雲繼先等通電全國，聲明保安隊全體官兵脫離德王的百靈廟蒙政會，參加抗日。1936年2月26日，僞《中央日報》公開披露“蒙政會科長雲繼先等，率衆脫離百靈廟”，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百靈廟暴動。
養育3000孤兒
從1959年末開始，中華大地經曆了罕見的自然災害，上海、江蘇等地的一些孤兒院因為糧食匮乏而陷入了困境。3000名幼小多病的孤兒，在全國性的饑荒面前顯得那樣蒼白無力。消息傳到黨中央後，周恩來總理希望内蒙古支援一些奶粉給這些孤兒，時任内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的烏蘭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可是，支援奶粉隻能解決眼前的困難，以後怎麼辦呢？答案是：讓草原人民把他們養育大！
1959年末，整個中國處在困境之中，全國糧食供應嚴重缺乏。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幾十個孤兒院裡，3000名孤兒因為糧食不足嚴重營養不良，患病的孩子越來越多，還不時有人死去。這些孤兒院的負責人紛紛向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告急，請求中央幫助解決困難。康克清随即向周恩來總理彙報請示，并且建議從少數民族地區調一些奶粉，以解燃眉之急。她的話提醒了周總理，他說：“你直接與烏蘭夫商量，看看他有沒有辦法從内蒙古調一些奶粉過去。烏蘭夫可是解決困難的能手啊！”
那時内蒙古牧業遭受了特大災害，不少乳品廠都停産了，但是烏蘭夫還是答應康克清想辦法幫助這些孤兒。烏蘭夫返回呼和浩特後，立即召開自治區黨委常委會，大家一緻認為：現在就可以調去些奶粉，但是這隻能解決一時困難。時任内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吉雅泰想了想說：“我建議把這些孤兒都接到内蒙古來，分配到牧民家去撫養。”烏蘭夫一拍桌子，說：“咱們想到一塊兒了，就讓草原把他們養大！”
1959年12月上旬，自治區衛生廳和民政廳的負責人被烏蘭夫叫到了自治區黨委大院。烏蘭夫告訴他們，内蒙古要接收3000名孤兒，同時指示：由民政廳和衛生廳抽調10名幹部組成一個辦公室，兩廳廳長挂帥，衛生廳副廳長朱明輝同志具體負責，還提出了“收一個、活一個、壯一個”的要求。
1960年初，内蒙古開始了接收孤兒及安置工作。第一批近百名孤兒分别被收留在内蒙古醫院和呼市醫院。那些孤兒個個瘦得皮包骨頭，許多孩子肚子裡有蛔蟲。1960～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後接納了3000名孤兒。牧民們非常喜歡這些孩子，有的家庭甚至收養了五六個，還有的從幾百裡外趕來領養。他們把孤兒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精心照料，教他們說蒙古語、騎馬、打獵，還供他們上學。
1964年前後，全國糧食短缺情況得以緩解，北送孤兒停了下來。烏蘭夫與草原人民用心血将孤兒們養大，使他們有了溫暖的家，有了疼他們、愛他們的阿爸和額吉。那些孤兒如今已經成為工人、牧民、醫生、幹部、講師……他們都自豪地說：“我們是草原的孩子！”
紀念場所
烏蘭夫紀念館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鋼鐵路，是為了紀念久經考驗的共産主義戰士、黨和國家優秀的領導人、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烏蘭夫而于1992年12月23日建成的。該館收藏了關于烏蘭夫的大量革命文物和史料，分六大部分，詳細地介紹了烏蘭夫早年投身反帝愛國運動，創辦蒙古族第一個革命刊物，領導反對蒙古族分裂的百靈廟暴動，組織蒙古族的抗日武裝，創建第一個民族自治區，振興邊疆建設，為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出的卓越貢獻，展現了烏蘭夫光輝的一生。
烏蘭夫故居位于土默特左旗塔布村。是一座普通的農家院落，南面開設大門，院内有正房5間和東、西廂房。1906年12月23日，烏蘭夫誕生于此。1906一1919年，他在此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1919年烏蘭夫離開家鄉到歸綏（今呼和浩特）求學，1923年考入北平蒙藏學校，從此投身革命。
1929年烏蘭夫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歸國，回到家鄉開展革命活動，以故居為中心，在周圍村莊建立起十幾個聯絡點和農民協會，開展起抗租抗稅鬥争，并為黨組織輸送了兩批革命青年。1931年9月，烏蘭夫接受王若飛指示，從事黨務、軍運和情報工作，并同家人在住宅中掩護過上級派來的情報員。解放前，烏蘭夫故居曾遭敵人破壞。1987年對故居進行維修，1991年10月正式開放。在庭院中安放着烏蘭夫半身銅像，陳列有烏蘭夫青少年時代及其雙親等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