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明來看，當地人已經懂得畜牧和耕種。它們會在田裡種植小米，又會在家裡養豬。而當地文明亦是現時中國已知的最早期陶器文明。陶器以泥質紅陶數量最多，夾砂紅陶和泥質灰陶也有發現。陶器均為手制，大多為泥條盤築。有紋飾的器物較少。石器以磨制為主，有石鏟、石斧、石鐮、石磨盤等。
房屋均為半地穴式建築，以圓形為主，亦有較少的方形房屋，有階梯式門道。是新石器時期中國黃河流域一帶的一個中原文化，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村發掘并認定而得名。該文化的分布範圍，以新鄭為中心，東至河南東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根據考古學家對于在1977年首次挖掘的文明的鑒證，當地文化平均開始于公元前5千年，最早的甚至遠至公元前8千年。
發現
裴李崗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也是中華民族文明起步文化。20世紀50年代後，在新鄭縣新村鄉的裴李崗村一帶，陸續出土一些石斧、石鏟和石磨盤等。1977年至1982年春，考古工作者先後對新鄭縣的裴李崗、唐戶和沙窩李遺址進行發掘，其中對裴李崗和沙窩李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發掘，發掘面積355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46座、灰坑44個、陶窯1座，獲磨制石器212件、陶器299件。其他還有房基、窖穴、骨器和動植物殘存等。考古學家将此種文化命名為裴李崗文化，其年代約在8000年前左右。從裴李崗遺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學家認為中國的農業革命最早在這裡發生，裴李崗居民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處于以原始農業、手工業為主，以家庭飼養和漁獵業為輔的母系氏族社會。它與同時期的河北武安縣的磁山文化和陝西華陰縣的老官台文化相比，處于領先地位。繼新鄭縣的裴李崗諸遺址發掘後，考古學者又在河南省境内發現100多處此類
文化遺址。2001年，新鄭市的裴李崗遺址被公布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河南省十大考古大發現之一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50年代，新鄭縣城北8公裡處裴李崗村一帶農民在田野耕種時，不斷挖出一些石斧、石鏟、石磨盤等，不知為何物，常用作壘雞舍豬圈，或坐石，或随處丢棄。60年代初，農民平整土地又出土大量石磨盤、石磨棒等，開始引起河南省考古界的注意，僅意識為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但不知其具體考古學文化年代。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介紹河南出土文物，其中有1965年在新鄭縣裴李崗村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并附有照片，籠統地稱之為新石器時代遺物。同年，裴李崗村修建提灌站，在施工中，挖掘出一些石器和許多陶器，引起考古界的更大關注。
命名
1977年4月，第一次在裴李崗遺址發掘的8座墓葬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器物與仰韶文化時期的葬式、葬俗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進行對比，發現其特征不同，考古工作者初步認為裴李崗遺物為新的古文化遺存。1978年，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撰文《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在當年《考古》第二期上發表，提出将裴李崗遺存命名為裴李崗文化，但是這一提法，被《考古》編輯部給删除了。這在當時被許多考古界人認為是正确的，因為裴李崗遺址僅經過試掘，考古資料還不很充分。在裴李崗遺址發掘之前。1976年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已發掘，其資料與裴李崗遺址資料相比，既有共同性，也有區别，一些學者建議兩地結合起來命名。
鄭州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教師陳旭在《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四期發表題為《仰韶文化淵源探索》文章，認為裴李崗與磁山遺存的文化面貌和特征有共性，也有差異性，而且共同性是主要的；共同性說明它們是同一種文化，差異性說明它們是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從整個文化面貌上看，磁山比裴李崗發展進步；從碳14測定的年代看，磁山遺址的年代晚于裴李崗遺址的年代，因此認為裴李崗與磁山是同一種文化中的兩個不同類型，建議暫時統稱為裴李崗文化，分别為裴李崗類型和磁山類型。陳旭提出這一觀點之後，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嚴文明則在1979年《考古》第一期上發表《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新發現》文章，也認為“裴李崗的器物特征與磁山大同小異”，“應劃為一個考古文化，建議稱為磁山文化”。
1980年，河南博物館館長許順湛在《河南文博通訊》第一期上發表《試論裴李崗文化》，也認為裴李崗和磁山遺存面貌相似，同屬一種文化，應并稱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是裴李崗文化的繼承者。80年代之後，随着對裴李崗和磁山遺存的不斷發掘，考古界對磁山和裴李崗的遺存研究更加深入，比較普遍的認識是，它們是屬于兩種不同的文化，應分别稱謂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并且裴李崗文化與磁山文化同屬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而裴李崗文化要比磁山文化更早些。
發展
大約一萬年前，中華民族在整體上還處于蠻荒曆史階段的時期，在亞洲大陸東方的嵩山東部，以河南新鄭為中心的地區，已進入以原始農業、畜禽飼養業和手工業生産為主，以漁獵業為輔的原始氏族社會。其主要标志是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崗文化。
裴李崗文化是因它最早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村發掘并認定而得名。其分布範圍，以新鄭為中心，北至太行山，南至大别山，東至豫東，西至豫西。許多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在裴李崗文化時期，這裡居住着一個少典氏族。他們在丘陵和台地上，用耒耜、石斧、石鏟進行耕作，種植粟類作物，用石鐮進行收割，用石磨盤、石磨棒加工粟糧。還種植棗樹、核桃樹等。在木栅欄裡和洞穴中飼養豬、狗、牛、羊、鹿、雞、等。用魚镖、骨簇從事漁獵生産。他們建有許多陶窯，燒制缽、缸、杯、壺、罐、甕、盆、甑、碗、勺、鼎等。他們燒制的陶豬頭、陶羊頭和陶人頭等藝術品形象逼真。他們已不再是像許多古書以及近現代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過着遊牧生活。他們在丘崗臨河處，住着單間、雙開間、三開間或四開間的茅屋。男人們耕田、打獵、捕魚；女人們加工糧食、飼養畜禽，還帶着孩子在家裡用鼎之類的陶器在竈上做飯、用陶紡輪和骨針等制作苧麻一類的衣服。除了生産之外，他們還有簡單的文化生活，在龜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用以記事，将燒制的陶器工藝品擺放在案頭觀賞。休息時，男人拿起石片、陶片和着七孔骨笛伴奏，那音律相當準确；女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發髻梳得高高的，頭上插着骨笄，身上偑着骨飾和松綠石等，歡樂地跳舞，慶賀豐收或什麼喜事。他們建有公共氏族墓地，小孩子死了就裝在甕裡安葬，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頭南腳北安葬，還根據他們生前的功勞(一說貧富)和性别陪葬生産工具或生活用具等。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
研究
裴李崗文化，無論是它的生産力還是文化藝術，在中國遠古這塊大地上，與同時期河北的磁山文化、陝西的大地灣文化相比，無不處于領先地位。考古學家趙世綱在他的《關于裴李崗文化若幹問題的探讨》中說：“西亞的新月形地帶和中國的嵩山東麓，好像東西并列的兩座燈塔，遠在八千年前，同時期出現在亞洲的兩翼，标志着東半球進入了‘農業革命’新時代的黎明時期。”慕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他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國是“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考古資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崗文化約在一萬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進的一種文化。蘇先生提出的“上萬年的文明起步”應該是指裴李崗一類的文化了。
石磨盤之謎
裴李崗文化是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早期文化，它的發現給中國的遠古文明塗抹上一層神奇莫測的獨特風采，使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及探索者們為之着迷。顯然，在人類文明初露曙光之際，裴李崗人已經具有非凡的能力，他們利用自己笨拙的雙手和從猿向人類過渡時期極為有限的智慧，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建立起古老的氏族村落，并将他們所創造出的輝煌燦爛的古老文明，作為一份珍貴的厚禮饋贈給萬世子孫。
裴李崗文化是中原先民獨自創造的偉大文明，它在中國古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無論是在科學、農業或者是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裴李崗人所創造的文明在人類發展史上是極為重要的，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裴李崗文化，具有某種獨特的精神面貌，與其後期的仰韶文化面貌迥然不同，大異其趣。它的發現究竟在向人們昭示着怎樣的曆史呢？
這片古老的土地，的确有着非凡的面貌和經曆，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大概7000年前，這裡的土壤就相當肥沃，遍地草木，水源豐富，因此先民們才選擇在這裡居住下來，過着輕松惬意的生活。站在崗脊，自東向西極目遠眺，遺址由高向低跌落而下，經過一片慢坡和水勢洶湧的雙洎河相接。雙洎河與溱河在裴李崗北部相彙後，向南流經遺址的西部，然後緊靠遺址南部折流向東，在這裡形成了一個河灣，遺址就環抱在河灣東北岸的台地上。遺址曲曲折折高出周圍地面4米至5米，高出河床約25米。據考古學家們分析，當初的地貌應該與現在有所不同，水源可能更接近遺址邊緣，便于原始人們的飲水和農用。遺址由西北向東南呈狹長狀，而東西則較窄，總面積達兩萬平方米。
這裡是人類早期文明的幽秘禁地，濃綠色的麥苗，随風起伏，偶爾破雲而出的陽光灑照在麥田裡，閃爍着一片綠色的光芒，映襯着我們腳下褐色的土壤，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莊嚴神秘的氛圍。雖然這裡經過數千年的風雨蕩滌，早期文明的遺迹已經淹沒地下，但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改變永恒的曆史，改變裴李崗人的存在。它也不會永遠消失于茫茫的曆史黑洞中，它會不失時機地向人類昭示自己的存在。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裴李崗村民在平整土地時就經常發現一些形狀奇特的石磨盤、石磨棒、石鏟、石斧、陶壺等物，于是就把這些遠古的遺物搬回家中充當捶布石、洗衣闆或者是用來墊豬圈、壘院牆……
石磨盤最初的發現，一種情況是被滂沱大雨沖刷出來的，另一種是農民犁地時從地下翻出來的，再就是農民平整土地，取土時挖出來的。而誰也沒有想過它究竟是何物，為什麼地裡會生出這些奇怪的東西來，更沒有人想到過，這是一個消失的偉大文明遺留下來的文化精髓。它在永不停止地吟唱着它那個時代的精神，而它所蘊涵的深邃思想卻是現代人所無法理解的，它注定要等到有人能掌握破解密碼的鑰匙後，才能重現它真實的面目。
石磨盤的發現逐漸引起文物界的關注，是原始社會晚期的遺物，為碾谷物的生産工具，但是沒有說明具體時代。石磨盤的形狀像一塊長石闆，而兩頭呈圓弧形，像鞋底狀。石磨盤是用整塊的砂岩石磨制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長期使用造成的。大多石磨盤的底部有四個圓柱狀的磨盤腿，高3至6厘米。石磨盤一般長70厘米左右，最長者可達1米，寬度一般為20厘米至30厘米。與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它的長度一般約30厘米至40厘米，直徑6厘米左右。真是難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遙遠的時代，人類就能夠用整塊的石闆琢磨出可供谷物脫殼的加工工具，而更加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種凝聚着原始人類高度智慧的生産工具，為什麼在它以後的文化層中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這究竟是出于什麼原因呢？
不久，《河南日報》報道了這樣一則新聞：新鄭裴李崗村在平整土地時，一次發現石磨盤十多套，這些石磨盤經琢磨而成，平面看是前寬後窄的橢圓形，略呈鞋底狀，盤底附有柱狀的足。那麼這些精緻的石磨盤是什麼時期的遺物？屬于哪一種考古文化？為什麼集中出現在裴李崗村？這些問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廣泛注意和重視。考古工作者開始把目光投向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落，并開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和研究這些石磨盤、石磨棒身上蘊藏着的文化含量。
1975年秋天，雲灣大隊西河李生産隊社員李留明，在裴李崗犁地時發現石磨盤、石磨棒各一件。石磨盤側立在墓主人的骨架旁，石磨棒置放在石磨盤的兩個腿上。不久裴李崗生産南隊社員李壬寅在崗上取土時發現兩件石磨盤，均平放在墓室中，沒有發現石磨棒。接着西河李社員李增泰在崗脊上犁地時發現石磨盤一件，側立在墓室一旁，石磨棒擱置一邊，緊挨石磨盤還放着一個陶罐，罐内盛滿“鵝卵石”。據調查從1959年到1977年石磨盤解密之時，前後共發現40餘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