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婚外性行为一向被认为是比较严重的越轨行为，然而，中国古代各朝对于婚外性行为的看法大相径庭，如 唐代并不视婚外恋为越轨，相反，更多的人将 婚外恋看作一种风尚。宋明之后，婚外性行为就被视为异端行为并加以禁止。人们开始将婚外性行为称为“通奸”，并对“犯科”的男女施以重刑。近20年来，“婚外性行为”又成为触动中国人敏感神经的词语，并且被一些人贴上了“人性”、“自由”、“权利”等漂亮标签。
产生根源
对于婚外性的原因，各方学者的观点不一，笔者倾向于认为婚外性行为是以下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很多人不再心中有愧
美国学者 马尔库塞认为，文明的进步与负罪感的增强有关，他提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然而，这一理论在中国似乎不那么成立了，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负罪感。这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信仰。因为这里面有一种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有些演变成法律，有些没有，但是这些规范都被人们从内心中服从着。
人言可畏渐渐失灵
社会学家认为，历史上的非道德主义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大动荡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尚未完整地确立其自身形态。一元化价值模式瓦解，社会结构处于高度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社会结构中缺乏传统主体文化价值的有力支撑，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无序与道德滑坡。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流动性非常差的小农社会，一个人一旦做出诸如婚外性行为的越轨之举，那么他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里的人都会知道，通常情况下他会受到当地族规或村规的严惩。即使能躲过惩罚，也必将导致他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会丧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危害性
婚外 性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参与婚外性行为的双方，而间接受害者是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他们有婚外性行为之后，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犯罪感，认为对不起丈夫或妻子以及子女，又担心事情败露，整日忧心忡忡，处于短暂的快乐和长久的恐惧之中。
男性
事业成功的男性，有婚外性行为后容易贪图安乐、不思进取，而万一事情败露，往往是 身败名裂，前程尽毁。他们在妻子与情妇之间疲于奔命，身体不适、力不从心。他将面对家庭、社会和情妇三方面的压力，此时婚外性行为的乐趣早已化为烦恼，令其痛不欲生，无论是狠心丢下妻子与子女，还是舍弃情妇，内疚感将伴随着他，永不消失。
女性
女性如果未婚就成为第三者，起初往往 心安理得，她们可以放弃做正式妻子的要求、不求名份、甘心暗中相爱、与人分享同一男人。但日子久了，她们就会发生态度转变，首先是感到长期偷偷摸摸令人难以忍受，女人有个天性就是喜欢孩子，第三者很难有自己的孩子，这也会让她们向往不已。已婚妇女卷入婚外性行为结局往往更加悲惨，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因此对女人生活作风的标准较高。
配偶
有婚外性行为者的配偶自然也是受害者，首先造成了家庭生活不和谐，其次是家庭破裂的危险。总而言之，婚外性行为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它与人与己弊多无利，且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们应该对此提高认识，加强警惕。
法律调整
在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将“ 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相互扶助”确立为基本原则已成为共识，但其过于抽象，虽然确立了夫妻之间的这种权利和义务、却并没有相应的责任和救济制度与之配套；因而在如何调整婚外性关系的问题上，该原则并不能解决诸如“婚外性行为应如何定性”、“应当如何维护受害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应建立何种责任机制”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用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惩治婚外性行为；一是通过设置“ 配偶权”、赋予受害方以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以至于在法律条款上是一片空白。婚姻家庭关系是私法关系，所以，对婚外性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以“将该行为界定为侵害 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并辅之以相应的责任机制”的方式进行。
采取措施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释放”就表现在，对于婚外性行为并不能采取简单和粗暴的态度，既不能一味反对，更不能拼命推崇。婚外性行为是由个人内在的因素、社会规范的因素以及社会变迁的因素等互动组合而成的。只有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婚外恋、婚外性行为形成的条件、原因以及带来的后果，才能够真正地对其进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