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

人物生平

初露头角

阿桂生于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三日（1717年9月7日），原籍满洲正蓝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父亲阿克敦（1685-1756）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很受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的器重。

阿桂自幼聪敏过人，听人谈论史事，已能明了，“记其大略”。雍正十年（1732年），十六岁的阿桂入官学读书，两年之后补为禀生。乾隆元年（1736年），为副榜贡生，随后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1738年），阿桂科举中式，考中举人，次年（1739年）补授兵部主事。此后，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乾隆八年（1743年）以户部郎中的身份，充任军机章京。

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却几乎使他身陷囹圄。乾隆十一年（1745年），出任户部银库郎中的阿桂，因为库项被窃，以失察之罪被降调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1747年）初，阿桂随兵部尚书博尔济吉特·班第（？-1755）赴四川金川军营办事。经略钮钴禄·讷亲（？-1747）、川陕总督张广泗（？-1749）进剿大小金川失利，清军固守半年，无尺寸之功。之后，讷亲、张广泗被逮捕处死，阿桂也被劾以“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而交刑部审讯。因乾隆帝念阿克敦年老，只有阿桂一子，才格外开恩，没有治他的罪，将其释放回家。这可说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但阿桂毕竟是满洲贵族子弟，因而在被释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员外郎。五年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此渐登崇阶。

随平新疆

阿桂年轻时的飞黄腾达，主要是凭借其贵族世家的显赫地位，而他建功立业的真正起点是参与清朝对西北地区的用兵和经营。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利用厄鲁特蒙古发生内乱之机，决心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之业，命清军分两路向以达瓦齐为首的准噶尔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场。开始，阿桂奉命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传递来往公文，供应前方所需。他办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宠臣靖边副将军、蒙古亲王成衮扎布的信任，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其间，阿桂之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病故，阿桂被准回京办理丧事。为时不久，即于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在清军的打击下，准部割据势力土崩瓦解，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底，清军已基本平定准部，但仍有一些残余分子还在顽抗，于是阿桂先是率军策应清军他塔喇·唐喀禄（？-1758）部，追击图谋遁入沙皇俄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后又与副将军瓜尔佳·富德（？-1776）一起追捕其余人员。

就在清朝即将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时，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区发生了霍集占（？-1759）兄弟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库鲁克，会同富德追击节节败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激战于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时叛军以数千之众，拼死顽抗，战事呈胶着状态。在激战中，阿桂一马当先，亲率精锐士兵数百名，“由山麓绕出其右冲击之”，敌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清军乘势掩杀，叛军伤亡惨重，狼狈逃窜。阿桂统军与其他路清军一起紧迫不舍，于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敌兵溃不成军，纷纷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势不妙，只得和其亲信数百人向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逃去。同年十月，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霍集占兄弟的首级，至此，天山南路平定。

两驻伊犁

清朝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后，即开始着手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刚收复不久的阿克苏，处理地方善后事务。为解决战乱后军粮不足的困难，他将当地现存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兵来年的行粮，令相关官员牧放照管，以备军需。十月，阿桂又与路经阿克苏的定边将军乌雅·兆惠（1708-1764）共同商定伊犁驻军和迁移阿克苏等地的回部农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伊犁屯田很重视，特下令要阿桂率军护送回部前往，并管理屯田的具体事务。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和三百回部农民开赴伊犁，此为伊犁屯田之始。当然，要在伊犁驻兵和屯田实非易事。当时战争刚刚结束，仍有叛军余党不时出没，同时持续多年的战乱又使本来就很残破的伊犁遭到更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因此，乾隆帝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伊犁长期驻扎，以此防止叛军死灰复燃，又能挫败俄国吞并伊犁的企图。但对于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伊犁屯田能否获得成效，能否解决驻军的军粮，心中还是没有把握。于是，乾隆帝命各军营大臣筹议，如何分兵驻守伊犁。很多大臣“皆谓地方辽远，沙漠居多，旧时准夷马匹羊群消耗殆尽，难以为驻守计”。在这决定清军是坚守还是从伊犁撤退的关键时刻，阿桂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坚决主张在伊犁屯田。

阿桂的建议对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至关紧要，因而很快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并付诸实施，这就为伊犁屯田奠定了基础。同时，阿桂还组织人力制造农业器具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屯田农民和士兵的辛勤劳动，伊犁屯田当年就获得丰收，“至秋丰稔，收粮皆倍，兵食以足”。屯田初见成效，使阿桂增强了信心。为了进一步发展伊犁屯田，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他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时，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马匹和骆驼，以保证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回部民众来伊犁屯垦，以扩大屯田规模。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斯纳、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三处，“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垦地十五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克多以东归乌鲁木齐管辖”。由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兵屯垦种地达八千余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

在大力发展屯田的同时，还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屯田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阿桂订立约束章程，在兵员的补充、钱粮的征收、官员的任选、产量的分配和屯军家属的养赡等五个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年八月，固勒札和乌哈尔里克两地的城堡相继建成，乾隆帝亲自定名为“安远”城和“绥定”城。这两城完全是按照内地城市的模式建置，军营和民房以次分别。这些新城镇既是屯田管理的中心，又吸收四方商人来此交易，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数千里地来往晏然”。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被授予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返京“供职询问方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后，被授予军机大臣，给予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六月，乾隆帝颁旨：“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且在伊犁办事亦甚妥协，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抬入上三旗。”七月，又被补授正红旗满洲都统，晋太子太保。

阿桂在京任军机大臣，最初很得乾隆帝的信任，经常被委派外出处理地方事务。他先后参予审理归化城都统法启案件，赴直隶霸州、文安等处督办疏浚事，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署四川总督的身份，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扰边等情况，都办得很妥当。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天山南路的乌什地区的回部民众因不堪忍受驻南疆的清朝官吏和当地上层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在其首领赖和木图拉（？-1765）的率领下起义，屡次击败前来弹压的清军，声势浩大。乾隆帝因阿桂曾在伊犁办事多年，熟悉当地的情况，就令他赴乌什，与伊犁将军富察·明瑞（？-1768）一起镇压起义。阿桂和明瑞指挥清军围攻乌什，赖和木图拉阵亡。义军在其子额色木图拉（？-1765）的带领下，继续抗击。

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军猛攻五个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只得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断绝乌什和北界的一切联系，最终破城。阿桂和明瑞将额色木图拉等处死，而赦免了一般民众。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办迟延，（向叛军）示怯损威”和擒获主犯后又不能审讯出“起衅缘由”，办事“草率错谬”为由，将他们“交部严议”，后被从宽留任。然后，又以阿桂“办理乌什事务毫无章程，革尚书任”，留在伊犁协助明瑞治事。当时伊犁屯垦有进一步发展，人口也增加很多，乾隆帝要明瑞制定长久安置之策。阿桂遂建议将雅尔城移往楚呼楚，以便利用该地“田土膏腴，形胜亦便”的优势，改变雅尔城原址离牧场遥远，近城地亩不够耕种的状况。朝廷批准了阿桂的请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阿桂被委任为伊犁将军，一跃而升为封疆大吏。

对缅战争

阿桂遭到的另一次挫折，是在他参与清朝对缅甸贡榜王朝的战争时发生的。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云贵总督刘藻（1701-1766）、杨应琚（1696-1766）相继征缅不利，被乾隆帝治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新任云贵总督明瑞征缅兵败，自尽身亡。大学士富察·傅恒（1722-1770）自请出征，乾隆帝即授傅恒为经略，阿桂、钮钴禄·阿里衮（？-1777）为副将军，第四次进攻缅甸。三月，阿桂奉召回京，四月授兵部尚书，六月又出任云贵总督。十一月，阿桂抵达云南永昌后，便与阿里衮率军攻取缅甸旧都木梳。在此期间，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命明德接替阿桂为云贵总督，以便阿桂专心征缅军务。此时，率另一路军自铜壁关往蛮暮（今缅甸八莫）督造战船的阿桂奏请等待傅恒到达后再行进攻要地老官屯，又说明了军粮不足的情况。乾隆帝认为阿桂所言是怯懦的表现，于是将他的副将军之职撤去，改授为参赞大臣。同年九月，傅恒抵达后，清军分三路出师，其中阿桂率蛮暮新打造的战船出大金沙江，与傅恒等会师。阿桂先是伏兵于甘立寨，取得了一些胜利，最后与其他两路清军一同围攻老官屯。

但因缅军持续抵抗和水土不合，士卒大量病亡，阿里衮病故，傅恒身患重病，乾隆帝令阿桂筹画撤军事宜，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与缅甸方面议和。阿桂于十二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留下善后。因尚在云南，先由索尔纳代理其职。时木邦、蛮暮和孟连土司头目为躲避缅甸侵害，请求清廷将他们安置于内地，阿桂建议将云南大理、蒙化一带旧有的马厂官庄田拨给他们居住为生，朝廷予以批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阿桂兼领镶红旗汉军都统。八月，乾隆帝因缅甸不遣使臣进贡，又扣押清索贡使者，将阿桂的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均革去，“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又令阿桂出偏师骚扰缅甸，待其疲惫，再兴师攻之。阿桂则上疏请求大举攻缅，乾隆帝认为阿桂的建议不合时宜，手诏斥责，并夺其官，留军营效力。

金川元功

正当阿桂因办理缅甸事务屡遭贬斥时，四川金川地区的形势再趋紧张，清朝的注意力从缅甸转向金川，这就给阿桂提供了洗刷旧耻、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军平定金川后，该地区仍归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间时起争端。乾隆中期以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1760）已老，主持土司事务的郎卡不听清廷劝诫，不断侵掠邻近土司。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的僧格桑（？-1774）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公然与清朝援军开战。乾隆帝命大学士、定边将军费莫·温福（？-1773）自云南赴四川，进兵征讨。温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况，就带他同赴金川战场。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后，朝廷因四川提督董天弼（1712-1773）作战不利，免其职，以阿桂代理。清军分两路进攻小金川，阿桂随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总督伊尔根觉罗·桂林（？-1775）由打箭炉出南路。战事伊始，阿桂领军一路冲杀，连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各寨。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阿桂等又攻占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参赞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垄沟失利，被劾罢职，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挥。自此，阿桂又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六月，阿桂抵军营后，即筹划进军方略。他得知小金川僧格桑盘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诺。而欲攻取美诺，必先占据其门户僧格宗，而清军必经之地的甲尔木山就成为首先争夺的战略要地。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地将部队集结于墨垄沟，然后乘半夜起大雾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甲尔木山。乾隆帝闻报，特颁旨嘉奖，授阿桂为内大臣。十一月，阿桂军攻取僧格宗，十二月得授副将军职，奉命与定边将军温福和副将军钮钴禄·丰升额（？-1777）分道直取美诺。阿桂遂驱军攻克美都喇嘛寺。僧格桑被迫弃美诺，逃入大金川，与索诺木汇合。阿桂与温福、丰升额会师美诺后，檄令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不理。于是阿桂和温福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奏准三路进攻大金川。这时，阿桂又被授以礼部尚书之职。阿桂与温福、丰升额分道进军后，连夺叛军几个碉卡，进展颇为顺利。然而由于温福指挥失宜并败死，战局发生逆转。索诺木击败温福军后，乘胜占据小金川。阿桂闻变，毫不慌乱，亲自断后，将所部安全地撤至达河。

乾隆帝在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承德避暑山庄）得到兵败的消息，十分震惊，在大学士刘统勋（1700-1773）的建议下，决议征伐。于是，乾隆帝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富察·明亮（1736-1822）为副将军，并调遣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士兵和吉林索伦兵二千名一起进剿金川。阿桂很快就收复了小金川全境。捷报传来，乾隆帝甚为高兴，赐诗褒奖阿桂，并命他迅速移师进剿大金川。然而，夺取大金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阿桂深知此情，作了充分的准备，然后，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分三路向大金川进攻，经过两年的鏖战和围攻，在多拉尔·海兰察（1740-1793）等将士的奋勇冲杀下，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逼令索诺木出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归顺”的藏族头领和一般人员，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不久设懋功厅，废除了原来的土司制度。

阿桂征伐大小金川的胜利，也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乾隆帝封其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进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清军班师回朝。乾隆帝亲自到北京城南良乡“行郊迎礼”，进城后，“御紫光阁，行饮至礼”，并赐阿桂紫缰、四开褉袍。

赞襄枢要

班列第一

阿桂回京后，其地位继续上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六月，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充玉牒馆、国史馆、四库全书总裁，文渊阁领阁事经筵讲官。十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管理户部三库；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闰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书。十一月为上书房总师傅；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1780年1月），在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1714-1780）死后，阿桂位居大学士班次第一，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短短数年时间，阿桂已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

治水生涯

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间，阿桂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决紧急和棘手的难题。其中首要一项是屡赴各省办理河工和水利事务。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黄河在河南仪封、兰阳等地决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详细了解黄河决口情况，决定在郭家庄开引河，修筑拦黄坝，然而由于黄河下流淤淀，上流溃溢，又经常刮风下雨，拦黄坝屡次筑成，又屡次被冲开。阿桂就在下流王家庄修筑顺黄坝，“兜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这个办法很有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所修堤坝均告完工，决口被堵住了。十二月，回京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阿桂抵浙后，“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修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后，又奉命顺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同年秋，黄河又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赶赴河南，会同河道总督李奉翰（？-1799）督办堵塞决口。他仍按照成规，在决口处的两端筑坝。十二月，当两坝将要合龙时，副将李荣吉向阿桂建议，水势很盛，应缓一段时间再让两坝合龙。但阿桂不听，仍督促下属加快合龙进度。不久，两坝合龙，官员们都来向阿桂贺功，只有李荣吉不来，并对来使说：“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过了两天，东坝果然塌落，黄河再次决口。阿桂赶快前往察看，见李荣吉已坠落水中，悬赏千金，使人救起，并解下所穿的御赐黑狐端罩，盖在李荣吉身上。事后，阿桂上疏自劾，并请派熟悉河工的大臣来河南督办。乾隆帝颁旨说：“近年诸臣中经理河务较有把握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另筹妥办。”乾隆帝对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请将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和杨家堂引河一律加宽，以期河流宣泄”。乾降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又奏请“另于青龙冈迤上自兰阳至商邱添筑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筑坝基，逼溜南趋，以期截溜全归新河”。这种下流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收效很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工程完工后，决口被堵住。阿桂赶赴热河行宫，不久后又返河南，审定相关章程。

这以后，阿桂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经“三阅月工竣”。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当时由于黄河屡屡决口，运河河道淤塞，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阿桂仔细了解情况后，提出了“引黄济运”的方法，被采用施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七十岁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闰七月，勘江南桃源安东黄河漫口情形及堵筑事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黄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处决口，阿桂于这年六月赶到那里，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拦黄坝合龙后，又奉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始回京。

阿桂治水生涯的尾声是承办长江河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州万城堤溃决，长江水从西、北两门涌入荆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荆州被水情况。他经过一段调查了解后，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次年（1789年）四月，再次勘察荆州堤工。

阿桂在数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为患的问题，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地堵塞决口，修筑堤坝，这对减少水患带来的损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两平甘乱

除督办河工外，阿桂在这期间还奉命两次督师镇压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甘肃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肃安定（今甘肃定西）回民马明心（1718-1781）创立新教“哲合忍耶”，反对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后来，他转移到循化厅（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去传教。这引起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新、老教派间多次发生争斗。清政府站在旧教门宦地主一边，于是教派斗争就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1729-1781）和韩二个（？-1781）的率领下，撒拉族和回族民众举行了起义。他们攻入老教区，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并打败了陕甘总督宜特墨·勒尔谨（？-1781）派来镇压的清军，处死了兰州知府杨士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义军随之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进袭兰州，准备营救被关入监狱的马明心。

清政府得知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的消息后，急忙调发京师健锐、火器营官兵两千名赴甘肃，并命阿桂和户部尚书钮钴禄·和珅（1750-1799）前往督师。这时，阿桂正在河南督办河工，乾隆帝就命和珅兼程先行。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肃后，义军已从兰州主动撤离，转移到距兰州三十里的华林山一带。和珅督军进攻，义军人数虽少，但顽强抵抗，“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清军屡攻不下，固原总兵瓜勒佳·图钦保（？-1781）和近千名官兵都被击毙。不久，阿桂抵甘肃军营，和珅将失利责任归之于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认为如有这种情况，就应以军法处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诸将部署作战方略。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答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又羞又恨，说不出一句话。乾隆帝也颁诏斥责和珅不把战争的实际情况上报，说：“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下令和珅速回京。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和珅回京后，由阿桂一人指挥战事。他见义军防守坚固，特地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和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依仗兵力与武器精良的优势，切断义军水源，将其团团围困。在这种情况下，义军既没有后方的支援，又没有友军的策应，孤军奋战，处于被动地位。同年六月，义军防线终被清军突破，苏四十三战死。义军余部退入华林寺，被全部歼灭。

阿桂镇压起义后，对新教徒进行迫害。他将新教徒的田产分给旧教军官，并奏请“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陕甘总督李侍尧（？-1788）在查办所谓新教余党时，亦大肆株连罗织，迫害无辜。这就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回民在新教阿訇田五（？-1784）等人的领导下，在甘肃通渭石峰堡再次起义。甘肃提督乌济克忒·刚塔率军镇压。田五在战斗中阵亡，马四圭和张文庆继续率众斗争，攻占通渭，并设计歼灭清西安副都统明善及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清廷闻讯极为震动，下令逮捕李侍尧、刚塔，改命富察·福康安（1754-1796）和海兰察统兵进攻义军，同时还命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士兵赴甘肃督师。六月，阿桂至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周围小据点，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万山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十分险要。义军凭借天险抗击，使清军伤亡惨重。阿桂仍采用断绝水源和围困的手段，欲图迫使义军就范。义军孤立无援，无法突围。七月，石峰堡被攻陷，起义失败。阿桂因镇压有功，被授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建议朝政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命福康安统军讨伐，并向当时在外地治水的阿桂咨询关于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议福康安应当扼守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县道，扫清后路，再自大甲溪进兵。乾隆帝谕旨说：“（阿桂）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

查办钦案

在治水、督师的同时，阿桂还不时被乾隆帝派往各地，查办案件。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案”就是由阿桂揭露和查办的。这一年，和珅和阿桂先后抵达甘肃督师，镇压撒拉族、回族起义。当他们将甘肃境内时常下雨的情况上报朝廷后，乾隆帝就对近年甘肃省官吏屡次上报该省发生旱灾，请求赈济一事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下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调查此事。阿桂和李侍尧经过一番了解后，才了解到真相。此案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这一年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1781）调任甘肃布政使。他到任后，和陕甘总督勒尔谨串通一气，先将收捐监生的米粮改为折色银两，然后年年虚报旱灾，打着用监粮赈济的名义，将银子全部私分。乾隆帝对甘肃冒赈案十分重视，特遣侍郎杨魁（？-1782）到浙江，会同巡抚陈辉祖（1732-1783），将又调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审讯，抄了他的家，得脏银百余万两。在铁证面前，王亶望只得将如何私自改监粮，如何指使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以及如何私分银两的罪状一一招认。乾隆帝下令斩王亶望，赐勒尔谨自尽，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1715-1781）论绞，并即于兰州将蒋全迪斩首。同时，还命阿桂按治甘肃州县，查勘州县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为，规定凡冒赈私分银两在两万两以上者都要处死。阿桂经过一段了解和审讯后，把参与“冒赈案”的官员人数和冒赈银两数基本弄清。牵连此案的道府州县官达六十多人，被斩首的有二十二名，其余的也按情节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事后，阿桂疏请增设仓廒，存储粮食，以接济百姓。

但此案并未最后了结。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控告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有舞弊行为。于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后，严鞫陈辉祖，将其在抄家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的罪行查清，陈辉祖遂被革职逮问。第二年（1783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陈辉祖任内，浙江全省存在严重的钱粮亏空，乾隆帝一气之下就赐他自尽。

力保晚节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此时，朝廷的政局已为和珅及其同党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深得宠信。阿桂虽以勋臣为领班军机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余年间经常外出，很少在京城处理政务，使得和珅乘机窃取大权，作威作福。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很是痛恨，但碍于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从心，因而也无可奈何。然而他不愿和和珅同流合污，平日除乾隆帝召见议政外，不与和珅有任何往来。但凡站在御阶旁，阿桂一定离和珅有十几步的距离，以示“愕然独立”。即使和珅主动与他商谈政事，阿桂也只是“漫应之”，不移一步。

此外，乾隆帝对阿桂也格外恩宠。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阿桂之子、工部右侍郎阿必达（？-1791）去世，乾隆帝闻知后，特地赏赐阿桂饼一匣，谕旨让他“善自宽慰”。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举办千叟宴，阿桂奉命领班。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其子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1796-1820在位），自己则称太上皇。嘉庆元年（1796年），颙琰正式即位，是为嘉庆帝。阿桂在禅位仪式中负责“奉册宝”。同年，清廷再次举办千叟宴，阿桂仍领班。八月，阿桂八十寿辰，太上皇乾隆帝赐“介眉三锡”匾额，并赐“纯嘏懋勋延带砺，耆龄硕望重丝纶”之联。九月，阿桂以耳聋为由，上疏辞领兵部尚书。十一月，因病乞休，正式结束了仕宦生涯。

嘉庆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797年10月10日），阿桂病逝，终年八十一岁。嘉庆帝闻讣讯，先派使者前往祭奠，追赠阿桂为太保，到九月时又亲临其丧，赐祭葬，赠谥号为“文成”，并允准他入祀贤良祠。

乾隆时期，四次（定伊犁回部、定金川、定台湾、定廓尔喀）在紫光阁图画功臣像（参见词条紫光阁功臣像），只有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乾隆二十年（1755年），定伊犁回部（又称平定西域之役），阿桂列名前五十功臣的第十七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平定大小金川之役”，阿桂排名前五十功臣之首；“平定台湾之役”，阿桂是首辅，仍名列第一；廓尔喀之役，阿桂仍以爵高而名列第一，但被他谦让给主帅福康安，因而列于第二名。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宣宗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1820-1850在位）命阿桂配飨太庙西庑，位居福康安之上。

主要作品

阿桂编有《钦定户部军需则例》15卷，今已佚。此外，阿桂在平定金川后，曾奉敕主持编纂《平定两金川方略》（152卷），此书为了解乾隆朝两次用兵金川的起因、过程、结果等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文献史料。

《熙朝雅颂集》录有阿桂诗6首：《感怀用苏文忠公寄晁美叔韵》《话旧赠钱冲斋观察》《兰泉比部初度》《伊犁军营》《大军次永昌有作》《自寿》。

阿桂还有楷书作品《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论》册。

主要影响

军事成就

阿桂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数重臣之一。他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其主要军事活动有：

乾隆十三年（1748年），参加大小金川之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参加平定大小和卓之战。事平后移师驻伊犁，提出于新疆屯田建策，被采纳。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以副将军偕经略傅恒领兵与侵扰滇境的缅甸军交战，多次获捷。次年，与傅恒会师攻老官屯不下，奉命罢兵议和。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次参加大小金川之战，历时五年，运筹战事，多合机宜。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降服土司索诺木。

此外，阿桂还两次督师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参与制定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进攻西藏的进兵方略。

举荐贤才

阿桂知人善任，发现才能胆识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荐牍”。其下属有一位将校，名为瓜尔佳·兴奎，相貌魁伟，气度不凡，阿桂见后，称叹：“此将材也。”当即赐他副将札，命他进攻敌方阵地，果然大获全胜。以后兴奎屡立战功，为一时名将。王昶（1725-1806）、韩崶（1758-1834）、张百龄（1748-1816）、玛拉特·松筠（1752-1835）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或得到阿桂的赏识力荐，“其后皆为卿相”。

屯田举措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阿桂认为“伊犁为西域适中之地，幅员广阔”，如果能“悉心筹计，从容布置”，则能取得成效”。为实现驻兵守边的目标，他查得伊犁的海努克及固勒札等地“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判断如果在此地开垦屯田，就可以充实军粮。阿桂所言，使乾隆帝作出了伊犁驻兵屯田的决策。同年八月，乾隆帝下诏：“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阿桂受命后，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在给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条建议：

第一，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个估计，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屯田收获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族农民数目太少，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发展。

第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从事驻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满洲军队负责驻守，绿营兵专事屯种。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提出“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粮食足用，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第四，陆续修建城堡，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河北则固勒札，河南则海努克”，“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因此他主张“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察罕乌苏筑城，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固勒札须筑大城，凡驻防大臣公署、仓库咸在，以为总汇”。

第五，筹集马匹和骆驼，设置沿途台站，以传递文书，运输物资。阿桂认为，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应再购买一千余匹，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

第六，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

第七，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简派能工巧匠赴伊犁，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阿桂在新疆的实践活动在伊犁屯田的成功，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密切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巩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而阿桂以他的远大目光和气魄，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督修水利

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长年在外，奔赴各省办理河工和水利事务，主要经历如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治理河南仪封、兰阳等地的黄河决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浙江勘察海塘工程，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并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治理河南青龙冈的黄河决口，使用下流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颇有成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督造河南睢州堤工；

乾隆五十年（1785年），再赴河南，提出“引黄济运”的方法，使漕运正常进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河南、浙江多地督修河坝；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荆州，承办长江河工，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

阿桂在多次治水的过程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职堵塞决口，修筑堤坝，减少了水患灾害带来的损失，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议省经费

阿桂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见国家库存甚丰，就颁旨将康熙，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另行挑补虚额。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阿桂上疏劝阻说：“国家经费骤增，不认为变多，每年支出将难以为继。这一项新增的饷银，每年多达近三百万，二十余年下来就需要七千万。臣请求除去边省外，无需一概增加。”阿桂所言颇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为然，决计行之。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时间一长，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嘉庆时期以后，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吏部尚书索绰络·英和（1771-1840）在奏疏中说：“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

轶事典故

相貌

关于阿桂的相貌，不仅画像有描述，与他同时之人亦有描写。如学者钱泳记述，自己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湖广总督毕沅（1730-1797）幕下时，曾见过当时在荆州视察堤工、时年七十三岁的阿桂，钱泳称阿桂“身裁短小”，看似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这与留存至今的画像也相符。此外，在关于阿桂的数幅画像中，还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即双眼眼珠子靠下，上半部都是眼白。

镇定自若

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是阿桂能屡建奇功的重要原因。在征大小金川时，阿桂为了掌握敌情，在一天傍晚率领十数名骑兵，登上一高地观察叛军阵地，但被发现。数百名叛军将高地围住。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但阿桂却毫不慌乱。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悬挂于树上。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叛军逼近高地，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进。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

还有一次，乾隆帝赐给阿桂的马脱缰失踪了。养马人把这事告诉阿桂时，阿桂正在看书。得知此事后，他只说了句：“去找（觅之）。”等到找回来后，他也只是缓缓说：“好。”然后继续读书。

先见之明

同样在金川的某日，清军已经安营扎寨，但阿桂突然传令迁移。诸将以天色已晚为由极力劝阻，但阿桂下令：违者立斩。将士虽被迫从命，但心中都有怨言。等到夜深之后，忽降大雨，再看此前的旧营，已经积水有一丈多了。众人对阿桂的先见都“诧为神奇”，阿桂解释道：“我有什么异术，不过是见蚁群在迁移，知道地热是要下雨的迹象罢了。”

多谋善断

阿桂多谋善断，在军务繁忙之际，仍独坐幕中，“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有时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那到第二天一定提出奇谋。阿桂治军有方，赏罚分明，有功者，有时只以几句话奖励，有时赐给糕果，但能使人感激终身，甘愿为他效死力。乾隆时期的名将海兰察自负智谋过人，瞧不上当时诸将，对历任上司也仅以礼相待，“不乐为用”，唯独钦佩阿桂，“辱骂惟命”，愿意任他差使。他曾对旁人说：“近日大臣中可称知兵的，只有阿公一人而已，我怎敢不居其下？其他人都是畏懦之徒，让他们登坛秉钺（指为帅），正好可以殃及百姓罢了！我怎能为这些人送死？”

不敢破例

据《清代名人轶事》记载，乾隆时期的一次科举，乾隆帝本想任用阿桂为会试总裁，但阿桂免冠叩首，答道：“臣并非进士出身，不通文衡，宪皇帝（指雍正帝）曾有旨意说明，不敢自臣开始破例。”

史料索引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艺术形象

人际关系

历史评价

乾隆帝在《紫光阁功臣像赞》中数次称赞阿桂：

在《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像赞》中，评价为：“阿克敦子，性颇捷敏。力请从戎，宜哉惟允。身不胜衣，心可干城。楚材继出，为国之桢。”

在《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赞》中，乾隆先提到：“其两被图形如阿桂之伦，岂非德业之光辉，人臣之厚幸，而较卫霍英鄂之流更为荣遇超越乎！”随后评价道：“阿桂承命以来，筹画尽心，不惮艰险，用能扫荡贼巢，俘擒逆党，大勋克集，实为首功。锡爵图形，优加章服，懋昭酬庸之典。诚而有谋，英弗恃勇。集众出奇，成勋克巩。”

在《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中，评价为：“勘外守中，未恒亮功。驰咨军务，志每予同。归朝襄赞，剪逆除凶。三登紫阁，福厚功崇。”

据说在阿桂逝世后不久，乾隆帝曾对和珅提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

名将海兰察曾评价：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

嘉庆帝在阿桂逝世后，先奉乾隆帝敕谕，总结阿桂一生：“大学士公阿桂，老成练达，更事多年。自平定西陲时，即随同出师。旋经理新疆事务，周详妥善，懋著勤劳。嗣剿办两金川，畀以将军重寄，秉承方略，坚持定见，克蒇钜功。……自简任纶扉，综理部务，赞襄枢要二十馀年。”后又作诗祭奠道：“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函丈仪曾侍，纶扉望最隆。路人知感泣，不愧世家风。”

道光帝在允准阿桂配享太庙的诏书中总结道：“朕思原任大学士公阿桂，乾隆年间，仰蒙皇祖高宗纯皇帝简擢，平定西陲，旋经理新疆事务，妥协周详，著有成效，嗣剿办大小金川，畀以将军重任，秉承方略，坚持定见，克蒇肤功，又剿捕撒拉尔及石峰堡回匪，立就殄平，图形紫光阁者四次，入任纶扉，管理部务，赞襄枢要，二十余年，其间奉使谳狱，修筑河堤，捍御海塘，懋绩丕著，综其生平，端谨持躬，公忠体国，有古大臣之风。”后在颁诏赦免其孙那彦成时又说：“（阿桂）宣力多年，功绩懋才，实为不可再得之公正大臣。”

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阿文成功业巍巍，富贵福寿，近世无比……图像紫光阁者四次，两子四孙俱登显秩，真所谓出将入相，全寿全归者也。

爱新觉罗·昭梿（1776-1830）《啸亭杂录》及《啸亭续录》：①阿文成公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灯荐牍，故人皆乐为之用。②余以近日名臣亦可譬诸前哲，刘文正似韩魏公，王文端似富郑公，董太傅似文潞公，纪文达似欧阳文忠，朱文正似张士逊，彭文勤似宋庠，刘文清似公孙弘，阿文成似明王越、胡宗宪，良不愧也。

魏源（1794-1857）《圣武记》：阿文成公立功绝域，人但知其将材，不知其相业。如治河则改仪封、考城之新道，筹兵饷则预虑名粮增兵之耗费，皆关述系百十载利害。正色立朝，始终如一，为乾隆名臣之冠。

陈康祺（1840-1890）《郎潜纪闻二笔》：阿文成公立功绝域，将材相业，冠绝一朝。……文成洵神人哉。

唐晏（1857-1920）《天咫偶闻》：综论国朝诸宰相，必以公为称首。唐之姚宋，宋之韩范，差可肩随。李文饶、张太岳不足继武。而遭际明时，得竟其用，又非古人所及。自开国诸相，大抵有祝有诅，惟公众口无闲言。诸家诗文集，历历可考。遗大投艰，所向如志，老成硕画，望重当时。化林坪之乱，诸将不知所为，公以两月平之。金川之役，天下兵威所不能定，公以二年定之。修黄河，筑海塘，指挥如意，若所素习。其不世之勋，则尤在开拓西域。盖西域以化外初入版图，漫无经纬。公为区疆画邑，直不啻手造一国，百余年来无能少改。即以鄂文端之“改土归流”方之，亦所不及。盖“改土归流”至今尚有流弊，西域无流弊也。且明见远虑，朝廷有一大举措，必为筹数百年后之利弊。此真《诗》所谓：瞻言百里，《书》所谓：能保我子孙黎民者，古有圣相，近之矣。

赵尔巽（1844-1927）主编《清史稿》：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冶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还领枢密，决疑定计，瞻言百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岂不伟欤？

蔡东藩（1877-1945）《清史演义》：傅恒、阿桂系乾隆朝名将，抑亦乾隆朝福将。有明瑞之丧师小猛育，而后傅恒乃慎重将事，有温福之战死木果木，而后阿桂乃坚忍成功。天下事经一度失败，始增一番惩创，明瑞温福之不幸，即所以成傅、阿二人之幸耳。傅、阿二人殁，嗣后有名将，少福将，故乾隆朝为清室极盛时代，亦即清室中衰时代。

萧一山（1902-1978）《清代通史》认为：

乾隆中，满大学士之声威卓著，备蒙恩眷者，前有傅恒，后有阿桂，而中叶尹继善、舒赫德亦并以阃外之功，入赞纶机，皆满人中之佼佼者也。

乾隆之盛，斯亦用人之效已。初年有张廷玉之勤慎，鄂尔泰之练达，中年有刘统勋之干济，傅恒、兆惠之勋功，其余嵇氏父子，陈世倌、史贻直、陈大受、汪由敦、梁诗正、尹继善、孙嘉淦、陈宏谋、刘纶等，亦皆忠正有为。即晚叶和氏专政，朝纲大坏，亦尚有阿桂、王杰之持正不阿，故人才济济，得佐明堂，而后乃有政治之可言。

周远廉（1930-2020）、孙文良（1933-1995）主编《中国通史·清时期》：阿桂为乾隆时期著名战将和统帅，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