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
文化位置
中国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布地区有别，但却彼此相邻，其文化面貌尽管有差别，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如果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作比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划在一个大文化圈(区)内。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圈(区)内的两个小文化。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1934年又进行过发掘，但在考古学中开始出现巴蜀文化之名，却要迟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转移到大后方的一些学者，忽然见到许多出自四川的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很强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但当时有关巴蜀遗存的正式发掘，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规模工作，所以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品中所见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长江的西陵峡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遗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终于使大家把相当于三代之时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确认下来。
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形成时期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即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遗址区是古蜀国故都
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信仰状况
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人立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像奇特，更在于其涵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有学者认为这都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祭祀坑中又出了多种形态的铜质人头像，表现出当时蜀人信仰着多种神祇，但上述大型铜树和大型铜人立像无疑最为突出，由此可知在蜀人的多种信仰中，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考古研究
研究的方向和课题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难点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着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占发掘，虽然使学者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
学界意义
1．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2．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考古学家们探索。
3．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学术界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考古新发现
2009年6月17日，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近日在对汶川县“布瓦群碉”进行文物灾后重建保护中，发现了一处距今48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据了解，这一新发现将有助于探索千百年来蜀人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揭开古蜀国神秘面纱。
布瓦遗址地处岷江西岸、杂谷脑河东北岸的四级阶地之上，距今已有4800年，与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的早期相当。海拔高度2100米，遗址分布面积约为50000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中心区面积近10000平方米。
考古人员在此处发现了大量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石器为磨制的残石斧2件，砺石1件，打制饼形器1件;陶器多以瓦棱纹、戳印纹、凹弦纹、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等作为纹饰。
三星堆文化根源待考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陈剑称，经过初期考察判断，布瓦遗址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同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也可能传承于此，“这也恰好印证了古蜀历史传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研究二部副主任陈剑说，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古文化，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宝墩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它们的典型文化因素，如陶器流行花边口沿作风、器物装饰盛行绳纹和附加堆纹、石器以小型的磨制斧、锛、凿为主等，都在此次布瓦遗址中有所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