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五年计划是中国持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中国发展不断上台阶的重要途径。“一五”是计划经济时期最成功的，顺利发动工业化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二五”是个失败的五年计划，“大跃进”后出现“大跃退”；“三五”、“四五”、“五五”是完成情况中等的五年计划，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是总体实现了基本建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六五”计划顺利完成，成为又一个黄金建设期；“七五”计划改革闯关，完成情况喜忧参半；“八五”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九五”顺利推进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转变”；“十五”计划大部分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发展模式出现逆转；“十一五”是完成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1955年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经济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
1953年以来，我国已经先后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都是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长远目标的一个具体战略步骤，同时有不同的战略侧重。这也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既能保持长远战略目标的长期稳定，也能对战略步骤和具体战术进行灵活的阶段性调整，持续推动中国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积累下来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巨变，也成为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来源。
那么，历次五年计划完成情况如何？多大程度实现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有哪些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五年计划是如何推动中国稳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中国发展是如何不断上新台阶的？本文基于343个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的计算，对于11个五年计划的战略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评价，我们使用的是目标一致性方法，主要是评价目标的实现情况，对于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并不进行评价。主要通过完成百分数、完成百分数的均值、完成率三个指标进行评价，完成百分数系该指标的实际值与计划值之比。完成百分数的均值，是各个指标完成百分数的算术平均值。完成率，指完成计划(即完成百分数在100%及以上)的指标数与指标总数的比值。
1949—1952年，我国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随后提出1953年起用15年时间(三个五年计划)完成逐步实现工业化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五”计划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目标向前迈了一大步；“二五”提出了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不切实际的目标，打乱了原先的战略部署，并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随后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1964年我国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经过“三五”至“五五”计划，中国如期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
以1980年和2005年为界，我国的“五年计划（规划）”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时期，第二阶段为“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第三阶段为“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时期。
一五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不但是发展计划，也是体制变革的计划。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战略步骤之一，指导方针就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重点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五”计划(1953—1957)是一个重工业优先的全面发展蓝图，不但是经济建设计划，也包括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方面包括工业、农业、运输和邮电、商业以及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社会建设方面包括培养建设干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它是计划经济时期完成情况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率高，达到84.4%，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完成百分数均值达到136%。“一五”计划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出现大的起落，经济增长质量较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较高增长。
工业化(重工业化)战略顺利推进，改变了1950年代初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达到18%，超额完成计划，限额以上工业施工单位达到921个，大幅超过计划规定的694个；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3.1%(1952年)，提高到56.7%(1957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5.5%(1952年)，提高到45%(1957年)。
社会主义改造顺利推进，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1957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97.5%；参加手工业合作化组织达到90%；1952—1957年间，社会主义经济(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的比重由21.3%提高到97.2%，个体经济的比重由71.8%下降到2.8%，资本主义经济由7%降低到1‰以下。
同时，“一五”计划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第一，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偏离了计划目标，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指标完成数为原计划2倍，农户加入初级以上合作社指标完成原计划数3倍。第二，农业、农村指标相对滞后，农业增长率为4.5%，虽然完成了计划指标(4.3%)，但是与工业高速增长相比明显滞后。这也造成了农村购买力增长缓慢，原计划农村购买力增长100%，实际上只增长20%，大大低于计划目标。
二五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二五”计划的战略重点就由“一化三改”转移到工业化，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提出要在“一五”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上，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工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数字是积极稳妥的，但由于不久后的大跃进，这一设想被抛弃，转而采取急风骤雨式的工业化策略。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总路线指导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家计委重新拟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这也是真正开始实施的计划)，提出了天方夜谭的高指标，冒进指数达到354.6%，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一五”时期的7.8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4.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6.7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二五”规定的生产指标和建设任务实现之后，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到1962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实践证明，这一切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二五”计划(1958—1962)的实施全面失败，成为历史上绩效最差的一个五年计划。虽然1959年初中国政府就宣布要提前三年完成“二五”计划，但是大起之后开始大落，到1962年计划期末，《意见》规定的“二五”计划指标一个都没有完成，完成百分数均值只有21%，有一半左右的指标完成百分数不足10%，其中完成比较好的只有两个指标：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完成87%，新增职工数完成74%。
“二五”时期也是中国发展遇到重大挫折时期，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1957年)“大跃进”到1637亿元(1960年)，随后又“大跃退”到920亿元(1962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波动系数为－2914%，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居民消费弹性系数为－5%，出现了“大饥荒”，大量人口因饥饿、营养不良而非正常死亡，其后不得不进入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
三五
经过大跃进，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很严重，“三五计划”原先设想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但是由于周边战争形势趋紧，毛泽东等国家领导决定要搞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方针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三五”计划(1966—1970)的头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对计划执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计划部门一度陷入瘫痪，1968年连年度计划都没有。虽然受到严重干扰，但是由于“三五”计划汲取了“二五”的教训，指标定的比较稳妥，最后完成情况尚可，完成率为46.9%。工业、农业主要生产指标都顺利实现，工业总产值完成了121%，农业总产值完成了102%。
与此同时，社会类指标完成很不理想，10个社会类指标只完成了2个，中等专业在校生数、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分别只完成1.9%、5.5%。由于受到“文革”冲击，还造成了很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停工，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了95%。
“三五”时期经济虽然实现了7.9%的高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依然大起大落，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负增长，波动系数为157.5%，就业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也相对缓慢。
四五
“四五”计划(1970—1975)延续了“三五”计划备战的思路，而且调门更高，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备战，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四五”计划又重新提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总体上看，“四五”计划并非一个冒进的计划，但是，部分指标确实过高，特别是整个计划盘子过大，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三五”的1.7倍，财政收入为“三五”计划的1.6倍，这也使其不得不在1973年连续进行了两次调整。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四五”计划完成情况较差，完成率只有34.6%，基本完成率只有53.8%，工农业总产值完成91%，工业总产值只完成80.5%，许多工业生产指标没能完成。
“四五”期间保持了5.9%的GDP增长率，但是这一期间政治运动和事件接连发生，对计划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政治上的折腾(例如，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加上经济上的折腾(例如，1971年的经济过热)，造成经济三起两落，增长波动系数为46.4%。计划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作用极大地削弱，同时由于要求各地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只有2.1%。
五五
在1975年1月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成为“五五”计划战略目标与指导方针。
1977年修订的“五五”计划是作为“十年规划”(1976—1985)的一部分，要求走毛主席指引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设想1976年到1985年是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十年，而到“五五”期间则是要实现周总理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重点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这几个大仗，为“六五”大上进行准备。
“五五”计划突出的缺陷是高指标，是继大跃进、大冒进的“二五”计划之后，又一个“洋跃进”、小冒进的计划，要求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冒进指数达到105%。“五五”计划完成情况也很差，完成率只有31.3%，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的92%。“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6.6%，但是依然波动较大，波动系数达到74.3%，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达到了34.0%。
1977年至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恢复或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但是“五五”计划体现的“洋跃进”思想，明显使得年度计划工作出现冒进倾向，使国民经济发展重新受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开始对计划的高指标进行调整。
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5个五年计划，虽然出现了“二五”的大折腾以及随后的“有计划、无控制”，但是通过五年计划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大方向没有改变，除“二五”外，每个五年计划中国发展也都迈上了或大或小的台阶。积5个五年计划，中国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从1949年初的“一穷二白”到“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如期实现了第一代领导人1964年所设想的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三步走”战略，并将“小康水平”列为“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目标。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上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每个五年计划都成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个战略步骤与环节，“七五”期间提前三年实现第一步战略；到“八五”结束的1995年又提前五年实现第二步走战略。
六五
“六五”计划(1981—1985)是改革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新路子的五年计划，也是为实现20世纪末翻两番战略目标打下初步基础的五年计划。指导思想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主要任务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
“六五”是继“一五”之后第二个胜利完成的计划，指标几乎都基本完成，完成率达到了84.8%，大部分指标都超额完成，完成百分数均值高达178%。
“六五”计划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目标顺利实现。发展开始从工业产量(特别是重工业产量)为中心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重人民生活改善与能源消耗降低。首先是经济增长初步摆脱了大起大落，实现了10.7%左右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波动系数也缩小到36.2%，物价基本保持稳定。
其次是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下降到五年平均为30%，固定资本形成率由“五五”时期的35.5%下降到34.1%；由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协调增长，1978—1985年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24.8%提高到27.1%；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6.9%下降到52.6%。第三是教育、科技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六五”期间国家教科文卫财政支出达到1172亿元，比“五五”时期增长一倍，占财政总支出的16.9%。
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增加了55.9万人，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并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国外技术1万项，从而极大地带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5.9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5.7%。第四是财政状况好转。“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赤字，1978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为11.8%，1979年为5.9%。“六五”期间这一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五年财政收入达到6831亿元，完成计划的115%，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为1.8%，好于计划要求的控制在2.5%以内的目标。第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8%，城镇净增就业数达到2283万人。
“六五”计划的主要问题计划制定总体上过于保守。“六五”计划冒进指数只有74.9%，也就是说留了25%的余地，大大高于各个五年计划平均值(为10%)；各指标平均完成了178%，其中工业、农业产值计划增长率都为4%，实际上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0.8%，而农业总产值更是实现了“一五”以来前所未有的11.7%的高增长。
七五
“七五”计划(1986—1990)是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旋律的五年计划，要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指导方针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它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二是发展经济；三是改善人民生活。
总体上看，“七五”计划实现了计划提出的战略目标，主要是：
第一，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生产指标超额完成。“七五”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9%。工业总产值增长13.2%，为计划值的176%；农业增长率为4.7%，为计划值的1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接近2万亿，为计划值的121%。
第二是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七五”计划提出要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促进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发展，1985—1990年间，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企业比重由1.9%上升至5.4%，“三资”及合营联营企业比重由1.2%上升到4.3%。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缩小，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1985年)下降到11.7%(1992年)；商品零售额中政府定价比重由66%(1985年)下降到31.2%(1991年)。
第三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向开放型转变。制定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9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154亿美元，大幅度超过计划预期的830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由23%提高到30%。
第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1985—1990年三次产业的比重由28.4∶42.9∶28.7调整为27.1∶41.3∶31.6，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2.6%下降到50.6%。
“七五”计划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是计划完成不平衡。“七五”指标完成了71.4%，但是很不平衡，部分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部分指标大大滞后，预期准确率只有32.1%。
第二是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继续推行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政策，信贷资金运用增加达到10686亿元，货币投放量达到1657亿元，均大幅度超过计划指标(分别为5745亿元、1000亿元)，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进一步抬高了居民的通胀预期，导致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199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达到了18.8%、18.0%，一度形成抢购风，影响了社会稳定，并成为导致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是人民生活指标没能完成。改善人民生活是“七五”计划三大主要任务之一，但是部分受到高通货膨胀的影响，农民纯收入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指标完成情况都大大低于计划预期，完成百分数分别为39%、70%、39%。
第四是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指标没有完成，例如新增铁路通车里程只完成78%，电气化铁路只完成70%，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只完成85%。
八五
“八五”计划(1991—1995)的基调是治理整顿，强调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八五”计划方针调整为“双加快”方针，即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也调高了计划指标。
第一是完成情况最好。“八五”计划是历次五年计划中完成情况最好的，完成率达到了92.6%。27个主要指标中大部分都超额完成，平均完成了267%，只有医院病床新增数、新增专业技术卫生人员数2个指标没有完成。
第二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八五”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历史最快，达到了12.3%，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80年的4.3倍，提前5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
第三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经济增长摆脱了大起大落，波动系数只有17.6%，大大低于“七五”时期(为47.8%)，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9%。
第四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增长，大大超出预计期。新增长话电话62万路，完成计划413%，新增长途自动交换设备335.7万路端，完成计划839%，新增长途光缆干线10.4万公里，完成计划1300%。
“八五”计划的主要问题为：第一是计划实施偏离度过高。由于计划指导方针中途转向，“八五”计划也成为改革以来计划偏离度最高的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大幅度超出计划预想，工业总产值增长率，计划值为6.5%，实际上为22.6%；基础建设投资原计划0.84万亿元，实际上为2.3万亿元，这也造成了计划失控，计划指标之间的平衡被打乱。第二是经济严重过热，出现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资本形成率由1990年的34.9%上升到1995年的40.3%，五年间信贷总规模年增长21%，为计划值的近两倍，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资金需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12.9%，最高时达到了24.1%(1994年)。
九五
“九五”计划(1996—2000)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要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求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
“九五”计划完成相当理想，完成率为75.0%，基本完成率高达93.8%。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率为8.6%，波动系数进一步降低到11.8%，综合国力增强，有效治理“八五”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仅上涨1.8%，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九五”计划提出的两个战略性转变总体上得到了实现：第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基本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国家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弱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的比重由88.8%提高到95.8%；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指数由47.4%提高到50.3%。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初步转变。产业结构显著改善，1995—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32.9%提高到39.0%；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显著改善，资本形成率由40.3%下降到35.3%；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减弱，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增长率只为1.1%，而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出现了负增长(见表1)。
“九五”计划的主要问题是三大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省级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由61.8%扩大为71.8%。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比由2.3倍扩大为2.5倍。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由0.38扩大为0.42。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说过去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体上是绝对贫困状况为发展起点，先是达到温饱阶段，进而进入总体小康阶段，发展的主题是“先富论”，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理念在当时阶段的具体体现。从21世纪起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发展的主题是“共同富裕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
十五
“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五条发展方针：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坚持将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的动力；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十五”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基础设施现代化全面加速发展。
“十五”计划实施情况总体良好：
第一是“十五”完成情况总体良好，在全部45个可计算的定量指标中，完成率为64.3%，基本完成率为73.2%，完成百分数均值为104%。
第二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9.8%，波动系数仅15.6%，保持了物价水平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上涨1.4%。
第三是国际化加速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迅速扩大，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十五”期间我国国际贸易总量增长了2倍，2005年达到了14万亿美元。2005年贸易顺差额扩大为1019亿美元，为2000年的5倍。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2005年已经达到了8189亿美元，累计新增6531亿美元。
第四是信息化加速发展。电话普及率由2000年的20.1%提高到2005年的57%，超额完成17%，网络和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用户突破1个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53%，实现了互联网普及率8%的目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互联网使用国。第五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十五”期间，城镇化率由36.2%提高到43%，提高了7.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6个百分点，大大高于1978—2000年年均0.8个百分点的速度。第六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十五”期间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网络规模扩大。2005年铁路营运里程达7.5万公里，居世界第三，实现规划目标；公路营运里程突破200万公里，大大超额完成了规划目标；高速公路更是快速发展，2005年总里程突破4万公里，远高于规划的2.6万公里的目标。
“十五”计划的实施也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偏差：
第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偏离了原定目标，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计划第一产业比例减少3.4个百分点，实际上减少了3个百分点；计划第三产业比例提高2.6个百分点，实际上只提高1.5个百分点。
第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计划第一产业比例减少6个百分点，实际上减少了5.2个百分点；计划第三产业比例提高5.5个百分点，实际上只提高3.9个百分点。
第三是能源需求增长过快，供需矛盾更加尖锐，煤炭生产和消费超常规增长，能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更加突出。能源消费量从14.6亿吨标准煤急剧上升到23.6亿吨标准煤，能源产量从13.5亿吨标准煤急剧上升20.6亿吨标准煤，大大突破了原先规定的13.2亿吨标准煤的目标，煤炭消费比重从69.2%进一步提高到70.8%，单位GDP能耗(2000年不变价)由1.12吨标准煤/万元上升到1.22吨标准煤/万元。
第四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先下降后上升。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近10%，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增长，大气污染物排放增加，酸雨污染加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只下降2%，也没能完成计划目标。
“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几个主要偏差，表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规划设想没有能够实现，还出现了增长模式逆转的问题。进入“十五”，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驱动和投资效益递减成为主要特征，资本形成率由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5年的41.6%，经济增长重新转向高消耗、重污染、低就业的模式。
十一五
“十一五”规划(2006—2010)是党的十六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的发展思路成为中国从加快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的重要标志，其指导原则和政策举措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次将“五年计划”改变为“五年规划”，将国家主要发展目标根据市场机制与政府责任的不同，划分为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其中，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减少10%，更是作为约束性指标的重中之重。
“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相当理想。
第一是“十一五”规划主要指标基本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各项目标实施进展顺利，到2010年底，在22个主要发展指标中完成19个，未能完成的指标只有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R&D投入占GDP比重3个指标，完成率达到86.4%，是完成情况最好的五年规划(计划)之一。
第二是主要目标顺利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提前完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提前实现目标；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第三是发展方式初步转变。政府职能由经济增长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环境状况初步改善，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重要进展，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9.1%，实现规划下降20%左右的目标，二氧化硫累计减排14.3%，化学需氧量累计减排12.5%，均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大气环境、水环境质量初步改善；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等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省级人均GDP差距明显缩小，省级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由2004年的最高值75%，下降到2010年的56%，已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安全生产明显改善，主要安全事故指标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在35%—70%之间。
“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结构调整滞后。2010年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34.8%，无法如期实现35.4%的目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43%，也低于43.5%的规划指标。201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75%，未达到2%的预期目标。
第二，传统发展模式未根本改变。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69%上升到2009年的72%；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下降，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04，大幅度低于“九五”(0.13)、“十五”(0.11)；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49.6%下降到了39.7%(2007年)；高消耗、碳排放密集的黑猫模式并未根本转变，超过美国成为能源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有机废水排放的世界第一大国。
回顾改革以来的6个五年计划，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每个五年计划都推动中国的发展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而且所上的台阶总体上越来越大，同时也推动了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前实现了新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设想的前两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