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邑人学者姚业鑫先生在《名邑余姚》一书中介绍：姚滩由民间歌舞和说唱逐渐发展成民间小戏，俗称“灯班”，或称“灯戏”。“灯戏”多在元宵灯节时上演，后来发展到其他节日活动。清时出现了职业性灯班，如乾隆时的“才华班”，规模较大，角色齐全。1830年前后，职业性灯班开始向外发展，又有了“串客”、“花鼓”、“鹦哥”等名称。“鹦哥班”以其大段对白和清唱，巧嘴伶俐而著称。
徐珂《清稗类钞》中曾提到“余姚灯班”艺人陈桐香到达苏州、无锡等地演出。清道光年间，新界朱仙桥（现划慈溪）人陈纪成，曾组织滩簧班子，在姚北一带聚演。清光绪初年，艺人马楠木等进入上海、与苏滩、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鹦哥班”终于成熟，形成其独特的乡土风味，被称为“余姚滩簧”。
姚滩艺人多数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如漆匠、簟匠、泥水匠、棕棚匠等，闲季组班。姚滩道具也十分简单，一块手帕，一把扇子便可粉墨登场。正因为其十分简便，人数又少，所以很适合在农村演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艺人对姚滩的内容和演出形式进行了改革，如排演现代剧目，实行男女合演等等。并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于1954年成立了姚剧团。
余姚和慈溪西北地区，上虞东部一带，广大农村中的业余姚剧团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六十年代，业余姚剧团曾有150多个，足见这一地方剧种生命力之强和群众基础之深。
姚剧团的《王阳明》剧组还远赴日本进行演出。
表演特点
姚滩的唱腔淳朴优美，节奏明快，富有乡土气息，由基本调和小调两部分构成。基本调常用的是“平四”和“紧板”。曲体为“起、平、落”形式，平腔只用清板演唱，男女同调异腔，转换自然，女调的“平四”下韵，常衬有“嗳嗳唷”的衬音，清亮委婉，富有特色。
“平四”一般用于叙述性唱词，较抒情，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紧板”多用于剧情紧张、气氛热烈的场面。另一类是小调，共有40余首，或为江南民歌，或为明清俚曲，常用的有《夜夜游》、《小扳艄》、《紫竹调》、《对花十送》、《五更调》等，音色醇厚，节奏轻快，雅俗共赏，并富有乡土气息。
角色行当
从灯班出现开始，姚滩就已是“四花”（生角）、四旦、三后场（乐队，司二胡、三弦、月琴）、一里厢（走台，即今之道具），共12人的规模。这种“四花”、“四旦”的阵容，被称为“八勿拆”。
这种结构模式一直保留下来。姚滩早期的剧目，除《王妈妈》、《卖花线》等来自车子灯、采茶篮这样一些民间歌舞演唱外，尚有一定规模的绍兴大班的剧目，如《双贵图》、《宝莲灯》、《两重恩》、《珍珠塔》，被称为四整本，艺人用绍兴大班的曲调演唱。到了成熟时期就多以“对子戏”为主，一花一旦演唱，如《双落发》、《打窗楼》、《十不许》等，约有70余本，成为姚滩的传统剧目。
角色行当分“花脸”、“旦堂”两种。“花脸”者，即一切生角，不分年龄、文武，但有身份之分，文人秀士或有财富地位者，戴瓜皮帽，穿长衫，称为“长衫花脸”（亦称“清客花脸”），下层劳动者则系竹裙，穿短衫，戴绍兴毡帽或糊刷帚帽，称为“短衫花脸”（亦称“草花脸”）。“旦角”分“上旦”、“下旦”两种，“上旦”为有身份或上了年纪的女性，“下旦”为年轻女性。
在“姚滩”中前期，旦角均由男性扮演，用假嗓或真假嗓结合演唱。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有女性旦角演员出现，并逐步改变男旦占领“姚滩”舞台的现象，如后来成为“余姚滩簧小组”和“余姚姚剧团”台柱之一的刘芙蓉，便是开创姚剧由女性演旦角的杰出代表。
而原来饰演旦角的男演员如黄承炳、黄立泉、张长水等则逐步改演生角，偶尔也有男旦出现。如“姚滩”泰斗孙春阳（男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演出姚剧现代戏《地头缘》中扮演老婆婆一角，演得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深受广大观众和行家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