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发生时间
“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起因
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结果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背后
当苏轼步入仕途,刚开始就被任命为福昌县的主簿,(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县)。这只是一个帮助知县处理文书档案的九品小官。苏轼的知名度在此时已是很高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得到了宰相韩琦和知制诰王安石的器重。很快就升迁到陕西凤翔、杭州等府任通判。直到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升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后又改任徐州、湖州太守。当时官员赴新任都要向皇帝上谢表,所以苏轼照例向皇帝呈递《湖州谢表》,由此惹下了一生的祸端。
第一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此时,新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为新党把持。
第二
他们对苏轼的才华和很高的名气心怀忌恨。在《湖州谢表》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已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在向皇帝说:“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怕我与那些新进人物搞不好关系。但知道我老实本分,也许在外州郡治理百姓还可以。”这自然是有意攻击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对宋神宗说:“苏轼说因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职。难道我们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爱生事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攻击皇上施行新政为‘生事’吗?”他还指出苏轼的四条罪状:1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毫不悔改;2他的错误言行流传很广影响很坏;3他很会强词夺理、蒙骗人们;4对陛下不使用提拔他心怀怨恨。象这样的人不加严惩,要国法何用呢?
于是便对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诗词,加以曲解、牵强附会罗列罪名。
受害人
乌台诗案受牵连的共七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九位大臣和名士受到不同处分。王诜、苏澈等受贬斥,张方平、司马光等仅因收藏苏轼讽刺文字未申缴入司,各被罚铜二十斤。
对苏轼的影响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
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
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n
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n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n
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后人评价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之后,他从监狱里走来,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他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n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