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大學:中國教會大學-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沿革

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在當時是一所頗具聲望的新式學堂。學校在教

學和管理方面不斷作出變革的同時，聘請來的一部分教師卻是私塾出身，對學生依舊苛令封建禮教之傳統，明顯與學生們渴望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格格不入，對立情緒日益嚴重。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11月5日，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一隻倒空洗淨的墨水瓶，斷言此乃生徒羞辱其"肚中無墨"，是大不敬，故而嚴辭追查，後宣布開除全班學生，“以此示做”，引起全校學生公憤，校方卻無意收回成命，遂緻全校學生集體退學，是為“墨水瓶事件”。為緩和事态，校方請特班班主任蔡元培先生出面調解。蔡元培說服學生暫緩罷課，然與校方幾番交涉，卻仍無成效，終緻一百四十五名學生退學，蔡元培也憤而辭職，與學生一同離校。離校後部分學生經蔡元培介紹，向時任法國天主教神父的馬相伯求學，馬相伯遂于次年租用徐家彙天文台舊址的餘屋，創辦震旦大學院，自任院長。

1903年2月27日，受法國天主教耶稣會獎學基金的資助，神父馬相伯在徐家彙天文台舊址創辦震旦學院，又名震旦大學院或震旦公學。震旦是印度對中國的舊稱，英、法文校名分别為Aurora和L'Aurore。建校初始，由發起人馬相伯主持校務，擔任監院（即院長），由項微塵任總幹事。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1905年春，法國天主教耶稣會試圖拿下震旦，将其變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馬相伯看到退學學生的簽名簿時，決意站在學生一邊，率一衆中國教員辭職離校，另圖他處。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張謇、嚴複、熊希齡、袁希濤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複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兩萬兩，并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複旦的臨時校舍。

1905年5月27日，複旦公學（複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複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複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複興中華之意。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嚴複為總教習，聘李登輝任教務長。

1905年8月複校，規定為兩年制，南從周仍為教務長。

1907年10月8日，震旦學生因紀念孔子誕辰，在校内張燈結彩。此舉被天主教神父視為迷信，遭到制止。部分學生因而罷課離校。

1908年開始震旦采用了一套強化課程，以法國的學士學位教程為楷模，提出一套包括三年制預科和三年制高級教程教學體制，預科講授法語、英語、曆史、哲學、地理、初等數學、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學；完成了預科課程并考試合格後，可進入高級教程的學習，該教程分人文科學、法學、醫學和理學四大類(後來震旦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及法學院)，完成高級教程後，震旦的學生可獲得相當于法國碩士學位的證書。震旦仿效法國學校的考試制度，比較嚴格，實行周考制度，每周六輪流考試一門課程。此外每學期舉行兩次月考和學期結束考試，到年終舉行年考。從預科二年級開始，除中國語文外，其餘各科都用法語教學。教師多為修士，也有前清的翰林、舉人等，中國籍教師主要是震旦的畢業生。

1912年民國建元，孔明道神父(de Lapparent)任院長，按法國大學體制，改稱震旦大學院，并作為天主教大學，在羅馬教廷立案登記。同年震旦首屆文、理科學生畢業，中華民國教育部請馬相伯代行監考，6月30日舉行畢業典禮，授予12名學生學士學位。

從1913年開始，法國政府每年貼補震旦1000法郎，期間有幾年補貼略多些。偶爾或給5千到1萬法郎的特殊補貼。上海法租界當局曾給江南教區銀6萬兩，以支持震旦建設，震旦修建新教學樓時，則另予部分資助。

1914年，南道煌(G．Fournier)任院長，僅一年，死于任期之内。他把本科分成三科：法政文學科(3年)，算術工學科(3年)，博物醫藥科(4年)。另設2年制工程特科，招算術工學科畢業生，從而奠定了震旦大學醫、法、理工三學院的基礎。授課均用法語。學生來源多為徐彙公學（今徐彙中學）以及各地天主教會所辦學校之畢業生。

1915年，姚缵唐(Henry)任院長。是年起，需由羅馬耶稣會總部任命。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生決定從5月26日起罷課。校方于26日上午命令學生即日複課，并叫來法國巡捕予以彈壓，165名同學憤然離校。

1927年，震旦學生要求收回教育主權，法租界派巡捕駐紮在學校，開除并逮捕了一批學生。

1928年前後，傳說中國政府将收回租界，耶稣會拟将震旦遷往安南(越南)西貢。幸得此事為馬相伯家屬所聞，遂請于右任出面幹涉，此事作罷。同年，依照中華民國之政府章程，改稱震旦大學。

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然向閘北的國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随後進攻江灣和吳淞，史稱“一·二八事變”。醫學院20多名學生冒險奔赴前線救治傷員，震旦大禮堂西宿舍辟為傷兵醫院，共收容傷兵300名，宋國賓教授率部分學生于安當醫院開設第18傷兵醫院。同年，震旦博物館大樓落成，徐家彙自然史博物館遷入。有自然史、中國古文物和動物等展館，後于1952年8月移交給中國科學院。

1932年12月，民國政府教育部批準震旦大學立案，胡文耀任校長，設立以馬相伯為首的董事會，常務校董才爾孟總攬一切事務，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準其附屬中學立案，校長胡文耀兼任附中校長。同年，聖伯多祿教堂落成。

1936年，震旦大學大操場以南的新教學樓竣工。

1937年，美國天主教聖心會于蒲石路（今長樂路）創設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今原址已成向明中學），院長由胡文耀兼任。經費則由天主教美國“聖心會”修道院提供，名義上從屬于震旦大學，實際上經濟、行政、教學均完全獨立。實權為美國修女能理院長(Nowry)獨攬，教學語言使用英語。同年聖心會又增設了震旦高級護士學校二所，一所在廣慈醫院，另一所在聖心醫院，校長都由胡文耀兼任。

1938年起，震旦大學開始招收女生。

1937年8月13日，蔣中正先後投入兵力75萬，正面進攻駐守上海之日軍，淞滬會戰爆發，又稱“八·一三淞滬戰役”。戰鬥極為慘烈。震旦大操場西北隅搭建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2千多人，大禮堂開辦臨時傷兵醫院，收治傷員14l0人。還将新樓一部分供給交通大學。

1945年3一8月，日軍侵占震旦西院大樓，直至戰敗投降。

1947年，開設文學院，由巴黎大學文字學博士、徐彙中學校長、中國神父張伯達兼任院長，1948年夏改稱文理學院，實際隻設中國文學一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脫離震旦大學獨立。

1951年2月1日開始，所有傳教士退出學校，天主教會停止撥給震旦大學經費。同年8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與震旦大學合并，成立并校委員會，主任委員胡文耀。

1952年初，前上海牙科學校并入震旦大學醫學院牙醫系。

1952年10月高校院系調整，震旦大學被撤銷，醫學院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于原址組建上海第二醫學院。

1952年10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準，由交通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東吳大學、江南大學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單科性化工院校——華東化工學院。在台灣的震旦大學校友後于台北市杭州南路成立震旦校友會，并興建“震旦中心”大樓（現為天主教震旦外語中心），以示紀念。

2005年，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并入上海交通大學，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仍使用重慶南路227号和280号之校區。

辦學條件

院系設置

1932年，設置法（分設法律與經濟兩學系）、文（分設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教育、家政、社會六學系）、理工（分設化學、生物、物理和數學、土木工程、電機工程、化學工程六學系）、醫（分設普通醫學與牙醫兩學系）共4個學院。

1937年，美國天主教聖心會創設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今原址已成向明中學），院長由胡文耀兼任。下設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經濟、教育、社會、化學、家政等系。同年又增設震旦高級護士學校二所，一所在廣慈醫院，另一所在聖心醫院，校長都由胡文耀兼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收回教育主權，将震旦大學各院系分别歸并上海市各有關高等學校（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

1952年，全國陸續開始高校院系調整。10月，震旦大學醫學院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組成上海第二醫學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胡文耀任院長，仍在重慶南路校區辦學。

經濟系、中文系、外文系、化學系等主要系科均并入複旦大學；營養學系并入上海第一醫學院（今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法律系并入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電機系并入交通大學（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土木系并入同濟大學；化工系并入華東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外文系法文組并入南京大學；托兒專修科并入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并入華東師範大學；銀行、會計、企業管理等夜專修科并入上海财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财經大學）；附屬中學改為上海市向明中學；從此震旦大學撤銷。

學科建設

1903年，建校初始所定學制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緻知（哲學）四門。馬相伯親編《拉丁文通》、《緻知淺說》等教材親自授課。學校各部事務，由學生自行管理。

附屬機構

聖瑪利亞醫院

作為震旦努力發展醫學院的一個組成部分，1907年慈善團體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聖瑪利亞醫院（即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醫院地皮向東延伸到面對震旦校園的馬思南路。這所新醫院的使命是為中國人和歐洲人提供内外科醫療服務，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在此期間，震旦于1909年設置兩年制的醫學預科課程，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醫科教學大綱，根據這份大綱于1917年授予第一批醫學博士學位。聖瑪利亞醫院作為震旦的附屬醫院，震旦的每屆畢業班中第一流的學生被選撥到這所醫院做實習工作。

震旦還為學生提供安當醫院（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盧灣分院）、聖安東尼醫院（即仁愛醫院，1956年3月，原來由教會辦的浦東仁愛醫院并入浦東中心醫院[今上海市東方醫院] ）、普育堂（今上海市兒童福利院）、閘北診所、廣立醫院等，作為門診實習場所。1935年，震旦又在聖瑪利亞醫院内設立了一所護士學校。

聖瑪利亞醫院，在1907年隻有4幢簡樸的樓房以及50張病床，此後發展為中國主要的大學教學附屬醫院之一，到30年代中期已擁有700張病床，其中400張病床是專為窮人設計的。按計劃建造的主要大樓中，1908年建成的聖文森特樓提供了治療900名窮苦病人的場所，1922年建成的兩幢樓房用于治療女病人，1930年交付使用的是一幢隔離病房大樓。一幢新的聖文森特大樓，于1935年1月舉行落成典禮，計劃用于為窮苦病人治療。這幢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化樓房長70米，高5層，從建築藝術角度看，堪稱“優美質樸”。與此同時，一幢4層的急診樓又在近旁落成。醫院大樓建築周圍是草坪花園，猶如“法租界中的一座大公園。”

震旦大學傷兵醫院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震旦大學醫學院宋國賓、許日東、沈永康等師生，在該校大禮堂和西宿舍創辦第二十八傷兵醫院，收治中國傷兵300多人。另在安當醫院内，設立第十八傷兵醫院，收治傷兵100餘人，也由震旦師生負責。1937年八一三事變時，大世界遊樂場前發生炸彈爆炸慘劇，廣慈醫院收治受傷市民450人，同時在震旦大學禮堂、新校舍、廣慈醫院（專收重傷員）與安當醫院分設傷兵醫院，共有床位500張。該院直屬中國紅十字會，稱第三救護醫院。院長先後由震旦校友孫逵方和吳雲瑞醫師擔任。曆時8個月，收治受傷人員1424人。全院有醫生30人，義務服務，不支薪給。經費由中國紅十字會每月撥給津貼1000元，後因經費告缺，乃向社會募捐。

震旦高級護士學校

私立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即廣慈高級護士職業學校，系法國天主教會創辦。1927年籌建，1932年設于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97号）。附設在廣慈醫院内（今瑞金醫院）。1937年正式面向社會招生，學制3年。因附屬于震旦大學，故又名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校長由震旦大學校長胡文耀兼任，教務主任為震旦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吳雲瑞，日常工作由天主教仁愛會中國修士梁德珍主持，實際領導為廣慈醫院内的法國仁愛會院長嬷嬷。

私立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聖心高級護士職業學校，1935年由天主教徒陸伯鴻倡議，由于斌、錢新之、貝淞薪、吳蘊齋、林康侯等組成董事會，籌資在楊樹浦長陽路眉州路口購地20畝，建成可容學生千餘人的4層大廈，招生50人，于1936年9月正式開學。學制招初中畢業生學習期限3年。校務由專職修女主持。學校初辦時附屬于震旦大學（1940年後曾被稱為震旦高級護士學校），校長由震旦大學校長胡文耀兼任，實際領導權屬聖心醫院院長嬷嬷。

1952年，震旦大學附屬聖心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和上海華東醫院護士學校合并為上海市第三護士學校，廣慈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并入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護士學校。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是天主教在中國設立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學，也是耶稣聖心修女會在亞洲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與并列為民國時期三大女子大學。震旦女大是依據1935年9月中華公教進行會全國教區代表大會教字第13号提案設立，創辦者為上海耶稣聖心修女會。該學院宗旨之一是“為公教女中培植教員及校長人才”。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名義上是震旦大學的女子學院、女生部、第二部，實際運作中享有高度自主權，上海聖心會修道院院長能理（Conchita Nourry）、費敬如（Sadie Fitzgerald）先後任震旦女大院長，修女唐樹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務長。1937年10月學院正式開學，校址位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長樂路）181号。開學之初，由于校舍還沒有完全建好，暫用上海聖心會修道院的底層房間上課。1939年4月27日，由著名建築設計師邬達克設計、利源合記建築公司承建的教學大樓才舉行落成典禮。各項費用支出達35.67萬元，悉由羅馬聖心會母院募集。1938年學院附設女子中學部。1951年9月，學院并入震旦大學，前後共辦學14年。

震旦女大的辦學規模、管理方式與聖心會在歐美所設之大學相似，以“培養賢妻良母”為教育目标，但是在辦學實踐中，震旦女大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辦學風格，如“貴族化”、“宗教化”、“管理嚴格”、“強調自修習慣與方法的培養，注重社會實踐”等，深受上層社會家庭的歡迎，有錢人家紛紛将女兒送入震旦女大，以緻學校一時名媛雲集。至1945年9月，震旦女大形成了文理兩個學院7個科系的穩定狀态。學校設立之初，學生數量較少，1937年7月舉行的入學考試僅有50名考生參加，10月5日開學時僅有25名學生報到，後學生數量逐年遞增，1940年有學生120人，1943年達239人。1945－1949年，學生人數大增，1949年達368人，最多時達400餘人，在校生、畢業生數量均創曆史新高，學生家庭背景發生分化，一些中下層階級家庭的子女得以進入學校讀書。震旦女大定位為”精英教育“、”貴族學校“，學費高昂，每個學生平均每年要交140-230元學雜費，與滬上名校聖約翰大學每個學生平均每年200元學雜費的标準相差無幾，加上受戰亂時期影響，14年中隻培養了395名畢業生，連同肄業生，也僅千餘人。

震旦大學附屬中學

震旦大學附中前身為震旦學院預科，由馬相伯于1903年創建。1908年随院遷今重慶南路227号。1931年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改為震旦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933年增設初中部，改為私立震旦大學附屬中學。1938年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設女子初中部。

1952年兩校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後，合并于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暨震旦女中原址，改為上海市向明中學。

震旦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原名“徐家彙博物院” ，是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博物館，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一座博物館。1868年由法國天主教耶稣會士韓伯祿創建于徐家彙。主要收藏動植物自然标本，每日午後準人參觀，不收門票。入門後如投名片，即有人招待導觀。1930年由于标本衆多舊院舍不敷應用，遂在震旦大學内另建新院舍，改由學校管理。轉讓給震旦後，改名為“震旦博物院” ，以志對其創建者的紀念。新大樓是一幢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由萊納德和福薩雷的上海法國建築設計公司設計。呂班路（今魯班路）上 l 形大樓臨馬路那部分是中國自然史展覽館。大樓的其餘部分也物盡其用，俯瞰博物院下面植物園的南樓，則作為博物院的生物研究部、社友實驗室、圖書館，還有研究設備和标本收藏品室等。1933年冬，博物院正式開放，普通觀衆每星期除周二外的各下午均可購票參觀。中國古文物展覽館和動物展覽館則于1935年開張。震旦博物院當時儲藏中國所産的動植物标本為遠東第一，還接納了葛修士的3500多件文物以及日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地的标本，建起了古物部，形成了綜合性大型博物館的格局，有“亞洲的大英博物館”之美稱。

這座博物館建制十分完善，不僅完成了收藏和展陳工作，還開展了研究和出版項目，經常拿出标本中有特色者分寄世界各地供專家學者研究。由于業務工作很出色，每年來此開展研究的各國科學家很多。新中國成立後，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示同意震旦博物院和亞洲文會博物院合并，建立上海自然博物館，開了新中國自然博物館建設之先河。原建築曾經為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使用，現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健康科學研究所使用。

圖書館

原震旦大學圖書館所在的老紅樓，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西院最顯眼的震旦大學遺存。這幢由绯紅色瓷磚和灰色石貼面裝飾成的四層樓建築物，長60米、寬17米，建築面積5821平方米，是震旦大學特别聘請中法實業公司建築師米努第（René Minutti）代為設計的。在1936年建成。老紅樓系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風格帶有濃厚的裝飾藝術派風格，立面間接對稱，清水牆面，底部為拱券窗。新落成時，大樓中央門廳南牆的一扇大窗戶上，有“一隻雄雞對着初升的太陽引吭高唱”的彩色玻璃，意寓着震旦為光明之始，這是震旦大學的象征性圖案，整扇窗戶由土山灣工藝局督造。這幢樓房在1936年竣工時，《遠東評論》贊美此樓：“線條簡明古樸”，是校園裡“最漂亮最現代化的大樓”。這裡曾經是震旦大學校務管理辦公室、圖書館，以及法學院、醫學院和理工學院的教室。

建校初期，震旦校址在徐家彙，無專設圖書館。1908年遷校于盧家灣呂班路223号，開始設教授專用書庫。1920年設閱覽室，備中西文圖書數百冊，報紙34種，供學生閱覽，無專人管理。1928年，震旦大學圖書館正式成立。此後，藏書逐年增加。據1934年《上海各圖書館概覽》統計，藏書共7萬餘冊。其中以法文書居多（内容多屬法學、理工、醫藥、生物等門類），約占7/10，中文書占1/10，其他占2/10。期刊西文182種，中文126種，報紙10種。初成立時，正式館舍建築還在計劃中，書籍也沒有集中庋藏。迨1936年新大樓建成後，校圖書館占據了整個二層樓面。在大樓東端，從二樓到屋頂層分列8層書架，可以存放27.2萬冊書，顯得十分寬暢，因為1936年時藏書約13.6萬冊。二樓設置兩個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有214個座位，公共閱覽室有50個座位。與閱覽室相鄰的目錄室存有該校全部藏書目錄，以及徐家彙耶稣會圖書館中文書籍與手稿的全部目錄，以方便兩方讀者查閱。書庫内部設有盤梯貫連上下。第四層有大演講廳，寬約18米，廳頂特别提高到6米左右，兩面并開有天窗，同時可容乃300人。

1936年9月12日，震旦大學為慶祝新教學大學樓及圖書館落成，同時舉行法文圖書展覽會以資紀念。這次法文圖書展是中法兩國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次典型合作。這次書展在法國上院參議員M. Honnoral及書業公會主席M. Gillon、駐華法商務參贊M. Saussine等鼎力協助下，得到40餘家出版社出品的3500餘件作品，總價值超過10萬法郎。同時國立北平圖書館袁守和先生慷慨的将原定于1937年春季舉行的北平法文書展中的美術圖書二三百種在此次先行預展，徐家彙藏書樓也拿出名貴善本參加陳列。在多方贊助下，共同促成了本次規模空前的法文圖書展盛會。書籍内容涉及史地類、西文漢學圖書、教育、旅行、文學小說、中國曆史、兒童讀物、宗教哲學、醫學等衆多門類，同時還設有土山灣工藝館陳列室、藝術室等。吳鐵城（時任上海市市長）、惠主教、法總領事、法工部局總董、巴西領事、才爾孟校董、胡文耀校長等衆多中外名流均出席新教學大樓落成儀式并參觀法文圖書展。

1938年，上海著名中醫兼藏書家丁福保捐贈震旦大學圖書館圖書2萬冊，該館特設“丁氏文庫”，供師生閱覽，并以紀念丁氏熱心贊助之功。抗戰期間，原上海通志館收集的大量上海史地文獻，在圖書館法籍主任夏之時（R.P.Richard）、副主任景培元慨允下，也曾經藏身于震旦大學圖書館，以躲避戰火，抗戰勝利後從圖書館中取出，這批珍貴文獻現為上海市曆史博物館所保存。1952年秋，震旦大學圖書館随高校院系調整改建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圖書館，即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館。

學校簡介

華理“身世”之脈系：震旦大學簡介

上世紀5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中央人民政府為了盡快振興、發展我國的化學工業，培養化工優秀建設人才，決定在上海建立中國最早的專門性高等化工院校——華東化工學院，是為現在的華東理工大學前身。經過前期緊張的籌建工作，華東化工學院于1952年10月正式成立，由當時的交通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東吳大學、江南大學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而成，校址在江灣政法路195号原同濟大學理學院内。

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國勢垂危。馬相伯将自家在青浦、松江等處的3000畝糧田捐獻給了耶稣會，想辦一所西式學堂。耶稣會接受了他家田産，卻沒有去辦學。1901年秋，馬相伯借徐家彙老天文台餘屋（所屬耶稣會），開始招收生徒辦學。1902年，在蔡元培等建議下，馬相伯決定要創辦大學，并将學校命名為震旦學院。1903年2月27日，震旦學院正式成立，馬相伯自任院長，耶稣會派出一些傳教士擔任教師，3月開始上課，有學生20人。

震旦，意謂“中華曙光”，源自古印度語Cīnsthāna（中國）的音譯，含“東方日出旦明”之意。印度舊稱中國為“雲漢國”、“震旦國”、“脂那”、“支那”、“神州”，均為同義。西文譯震旦為“Aurora”。

震旦學院創辦後，發展很快，至1904年初在校學生已經翻了4倍，1907年達到170多人，于是在在盧家灣區（今重慶南路兩側）建立了一座新校園。在傳教士P·H·阿萊任教務長時，震旦以法國的學士學位教程為楷模，提出一套三年制預科教程、一套三年制高級教程。高級教程分文理兩部分，培養目标是使學生取得相當于法國碩士學位的證書。

1932年，根據民國政府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震旦學院以私立“震旦大學”名義正式注冊登記，其理科改名為理工學院，分設數理學、機電工程學、土木工程學、化學工程學4個系，學制4年。工程學畢業生在鐵道、礦務、化工、電力和船舶制造等工業部門獲取職位，數理專業畢業生進入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另有許多畢業生赴法國繼續深造。1933年震旦有52名外籍學生入學，1934年共有來自22個國家的113名外籍學生。1937年秋，震旦創建了一所獨立的女校，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院址在蒲石路（今長樂路）。

震旦于1909年在聖瑪利亞醫院（即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設置兩年制的醫學預科，1912年制定了五年制的醫科教學大綱，1917年授予第一批醫學博士學位。到1947年醫學院學生人數達到290人之多，在教會創辦的醫院中，75%以上的醫師都是震旦醫學院的畢業生。震旦還設立了法學院，1917年開始授予碩士學位，1920年起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到40年代後半期，學生數超過350人。1952年，新中國整頓高等院校，取消私立院校。震旦大學各院系分别被并入了的複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化工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等。

附記：1952年震旦大學化工系調來學校教師11名，學生52名。教師馮成湜，1936年畢業于震旦大學理工學院化工系，獲工學士學位。1947年任震旦大學教授、理工學院副院長、化工系主任，執教分析化學等課程。1952年首任學校有機工業系主任，是學校早期8位二級教授之一。後曾任學校函授部主任、工會副主席、圖書館館長。著有《半微量分析化學》、《藥廠特殊設備》、《有機合成原理》、《法漢化學化工詞典》，并有20餘篇譯文。1947～1951年兼任上海信誼藥廠研究員，1956年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抗菌素會議。

震旦創始

震旦大學播種于19世紀末中國改良維新運動時期。奉上谕辦理譯書局事務的梁啟超，于1898年7月奏請在北京創建翻譯學堂，拟請教育家兼政府官員、原耶稣會教士馬相伯（1840～1939）出任校長。馬相伯提出學校設在上海，讓徐家彙法國耶稣會傳教團參與校務，這項建議曾征得梁啟超的同意，但慈禧太後發動的宮廷政變使這項計劃夭折了。1900年9月徐家彙傳教團得到馬相伯捐贈的土地，主要是3000畝水稻田，在上海西南的青浦。傳教團打算，一俟講授歐洲科學的學校開辦成功，就把這些土地上獲取的收入作為部分獎學金向中國學生發放。1902年，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南洋公學教師和一批加入愛國組織中國教育會的南洋公學退學學生請求馬相伯創設一所講授拉丁語、法語和數學的學校。是時，适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答應了這些要求，制訂創辦新學校的計劃，将學校定名為震旦，并于1902年12月公布課程設置草案。

馬相伯商請耶稣會就徐家彙老天文台故址充校舍并聘修士任義務教師，自任監院（院長），主持教務，因馬剛捐納大量土地，教會不得不同意。馬相伯雖世奉天主教，借用教會力量辦學，卻毅然宣布辦學三信條：1．崇尚科學；2．注重文藝；3．不講教理。馬相伯堅持“不能把震旦學院辦成宣揚宗教的學校，一切宗教教義的宣傳均應退出學校的領域”。施教方針概括為：1．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分配學生擔任行政職務以便他日将民主價值觀應用于社會；2．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學生集合辯論時事，促使學生用書本知識，去尋求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途徑；3．每月3次軍訓，給學生打下将來為實現現代中國的理想而戰鬥的基礎；4．指導研究科學的門徑，精選西歐名著作教材。震旦學院招生标準是：1．精通古文，能作優美精确翻譯；2．中文書本知識廣博，熟悉時事，以利于選擇翻譯中國最需要的西文書籍；3．有良好閱讀習慣，能妥善應付緊張的課堂學習和廣泛的獨立研讀。學生可由推薦或本人證書入學，學費年捐銀一百兩，多捐不限，試讀一個月，如達不到校方要求标準，随時令退學費退還。清貧學生可以著作自薦，試讀合格後免交學費，畢業後為學院半薪譯書2年。

1903年2月27日，震旦學院舉行開學典禮，馬相伯在會上發表演說，反對八股和科舉制度，反對秦漢以來的“奴隸”“為人”之學，提倡“格物緻知”“自立”之學。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學始；有欲通其外國語言文學，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之準備，請歸我”。傳教團讓出徐家彙天文台，為震旦提供食宿處，派出一些傳教士擔任教師，如南從周神父、惠濟良神父、李問漁神父、赫師瞻神父及幾位修士。1903年3月開始上課，有學生20人，馬相伯繼承中國書院傳統，吸取外國研究院優點，采用名儒師徒傳授辦法，以60餘歲高齡，親自教授拉丁文、數學、哲學和寫作，編寫《拉丁文通》、《緻知淺說》等教材，視學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遊，親切懇談，循循誘導。這所新學院着重教授文學、哲學、數學和理學。馬相伯要求傳教團為擴建和發展這所剛剛起步的新學院再作貢獻。安徽的耶稣會傳教士F·佩林成為教學研究負責人，他給學院籌集了許多教學設備，用以将中國經典著作譯為西方語言，将西語教材譯成學生熟悉的中文。震旦教學語言起初分成兩大類，即耶稣教士喜愛的法語課程，以及他們不願使之取得平等地位的英語課程。

建校初始，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三年，分文學、質學（科學）兩類，各科均以外文教授。同時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馬相伯規定對學校内部事務，由學生自行管理，财政公開，藉以養成共和精神。除總幹事、會計由馬相伯從學生中選定外，其餘幹事由學生選舉，輪流擔任，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馬相伯着重“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指導學生鑽研科學的方法和途徑。他在選擇教材時，一反當時使用淺薄外文作課本的習俗，精選西歐名著為教材，如用西塞羅（Cicero）演說為拉丁文課本，選莎士比亞作品為英文課本。馬相伯本擅長演說，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學生進行演說，或研究時事，或讨論學術，或糾正學生違反校規的行動。為使學生擁有強健的體魄，馬相伯規定學生必須參加軍事訓練，他聘請法國軍官為教練，訓練兵式體操，并命學生戎服荷槍，赴法國兵營實彈打靶。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入學人數增加很快，至1904年初，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馬相伯規定對學校内部事務，由學生自行管理，财政公開，藉以養成共和精神。除總幹事、會計由馬相伯從學生中選定外，其餘幹事由學生選舉，輪流擔任，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馬相伯着重啟發式教學，指導學生鑽研科學的方法和途徑。他在選擇教材時，一反當時使用淺薄外文作課本的習俗，精選西歐名著為教材，如用西塞羅（Cicero）演說為拉丁文課本，選莎士比亞作品為英文課本。馬相伯本擅長演說，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學生進行演說，或研究時事，或讨論學術，或糾正學生違反校規的行動。為使學生擁有強健的體魄，馬相伯規定學生必須參加軍事訓練，他聘請法國軍官為教練，訓練兵式體操，并命學生戎服荷槍，赴法國兵營實彈打靶。

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就是因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後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後立刻将這名心系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南從周的“倒行逆施”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公憤，大批學生相繼退學，以示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他和進步學生一起，毅然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衆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彙的校舍。

馬相伯與耶稣教會之間就課程設置和校務管理發生的沖突，以1905年馬相伯辭職而告終。同年8月，馬相伯成為一所新建的世俗學院複旦公學的創始人和首任校長。至于陷入停頓之中的震旦學院，則于同年重新開課，南從周仍為教務長。

雖說受過教會的排擠，但馬相伯仍對震旦學院有着一份難以割舍的情感，畢竟那是他親手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故1908年當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别處另建校舍時，馬相伯不計前嫌，捐款四萬元，又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十萬多元，以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并無償提供震旦學院使用，震旦學院從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馬相伯是震旦大學的首任董事長和終生校董，盡管同耶稣會傳教團有矛盾，馬相伯仍是震旦的主要捐助人，并在有生之年運用他的影響支持這所學校。

震旦新生

1950年12月26日，震旦大學董事會和院校重要外籍教職員紛紛辭職。總務長兼理工學院院長茅若虛、教務長喬典愛、法學院院長彭廉石、醫學院院長富萊梅、經濟學系系主任韓懷禮均是法國籍，聯合向校長胡文耀提出辭呈：“校長先生大鑒，今聞華東教育部曾拟就《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一則内中有雲，‘凡私立高等學校的行政權均應由中國人掌握’，鑒于此項辦法不久即将實施，本校之行政組織自當及時更動，俾于政府法令無所抵觸而符合吾等之初衷，為此謹向校長先生先生辭去吾等目前所執掌之一切行政職務，感謝各位教授和同學們以往良好的友誼的合作，并謹祝震旦前途光明遠大。”震旦大學遂改聘任原文學院教授朱樹德為教務長、原秘書長汪景侃為總務長、原法學院教授楊鵬為法學院院長、原醫學院教授吳雲瑞為醫學院院長、原經濟學系教授陳佐為經濟學系主任。

1951年2月，新學期開學。面對學校重要崗位人員集體辭職，崗位空缺的情況，校長胡文耀進行行政改組，并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的肯定。教育部接受胡文耀提出的加強學校行政領導的要求，由華東教育部副部長唐守愚親自到校主持行政改組會議，并決定由胡文耀任校長兼理工學院院長，楊士達任教務長兼醫學院院長，金則人任總務長，聶傳賢任醫學院副院長，馮成湜任理工學院副院長，漆琪生任法學院院長兼經濟學系主任，牙醫專修科仍由沈國祚任主任，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系主任由徐哲東暫代。數十年來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的震旦大學從此回到了中國人手中

為了不影響正常教學，改組後新行政班子立即招開了臨時校務會議，由各院系行政負責人出席，商讨開學日期及排課問題，并建立辦公室值班制度，固定值班時間，從而保證前來辦事的人員有人接待，以加強校内外聯系。同時，為了加強師生員工團結，會議決定2月20日補辦開學典禮，并邀請了華東教育部副部長沈體蘭到校講話。在開學慶典那天，複旦大學學生的代表們拿着愛國天主教徒、教育家馬相伯先生的像和錦旗走向禮堂，熱情祝賀震旦的新生說：“震旦、複旦本是一家，我們是馬相伯先生所一手創辦的兩個學校”，在熱烈的鞭炮和鼓掌聲中，震旦學生興奮地站在椅子上高呼：“繼承馬相伯老先生的愛國精神，建設新震旦”、“向複旦同學學習”，大家保證決心為搞好自己的學校而努力。當晚并舉行了全校性的師生員工聚餐及文娛晚會，慶祝學校新生。

學校檔案

震旦大學官方檔案保存于上海市檔案館，主要内容有：震旦創辦經過的文件，震旦大學簡章、概況，曆屆學生名冊、學生統計資料及各屆學生畢業典禮記錄，關于馬相伯清光緒三十一年辭職的記事，馬相伯房地産訴訟案的文件，關于五四運動期間震旦大學的罷課事件、罷課自治規則、救國十人團章程，震旦博物院奠基典禮簽名冊、建築圖紙，震旦博物院院刊及概況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檔案館亦存有一批震旦大學校友捐贈的校徽、院徽、級徽、級戒、教材、刊物、照片、紀念品等實物檔案。

曆史影響

從震旦大學的曆史及其重要性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法語并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法國的影響在中國也不十分重要，但震旦大學在法國模式的高等教育與這所大學所處的中國人環境之間，成功地創造出兩者最大限度的結晶。盡管入學總人數不算很多，畢業生相對而言就更少了，但震旦嚴格把握學術标準，在法學、醫學、理學和工程學的教學計劃中都強調實踐出真知，這對中國現代化“是有所禆益的；文學院則在中法兩國人文科學的學術交往中架橋鋪路，震旦由此而負盛名。在抗日戰争的逆境期間，盡管震旦大學和聖瑪利亞醫院在1945年被日本人征用，震旦大學始終堅持辦學，并繼續發揮作用。

抗戰勝利後，雖然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震旦卻一直堅持了下來。受國統區經濟崩潰影響，震旦面臨嚴重的财務問題，卻一直未受學生運動的困擾，這在中國的大學中是屈指可數的。盡管缺乏詳盡确切的材料來說明震旦學生的經濟狀況和階級背景。但是，震旦畢竟是一所依靠學費收入為經費來源的私立大學，而且要求學生掌握法語知識，所以可以推斷，這所大學招收的學生大多來自上海富裕華人家庭。後來，許多震旦畢業生留居上海。震旦以及羅馬天主教和法國耶稣會的特征，以其使用法語進行教學，以其非基督教學生人數占壓倒優勢，及其在30年代以俄國逃亡者為主體的外籍學生引人注目地長期存在，反映出1949年以前上海的世界主義，并為世界主義作出了貢獻。這種世界主義化身的形象，或許代表了震旦大學最富有意義的成就。

文化傳統

建校初始，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同時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後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後立刻将這名心系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馬相伯的一系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卻遭到天主教會方面的不滿和反對。1905年，天主教會趁馬相伯生病休養之機，派法國傳教士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名為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實則為了加強對震旦學院的控制。南從周剛到震旦學院便改弦更張，取消孔子誕辰假期，強迫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聖歌，早晚禱告、做禮拜，還“盡廢舊章，别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不許閱讀進步書刊等，就連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制。南從周的“倒行逆施”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公憤，大批學生相繼退學，以示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他和進步學生一起，毅然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衆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彙的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