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
孙越崎，中国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孙越崎担任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经理期间，曾任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孙越崎排除万难，力主实施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及河南理工大学）师资、设备、图书等整体西迁。焦作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前身)在陕西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1938.07-1950.12），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人生格言：救国图存，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人物生平
宣统元年(1909)考入山会初级师范简易科，毕业后义务教书一年。民国二年(1913)，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经蔡元培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民国十年毕业。十三年应聘创办北满穆棱煤矿。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并到英、法、德、苏联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兼矿室主任。二十三年，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出中国第一口油井。11月，与翁文灏去焦作整理中福煤矿，任总工程师。
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力排中外董事众议，冒生命危险组织中福煤矿员工将大部分设备拆除抢运至四川，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四川银行界分别合办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兼任四矿总经理，对抗战后方工业和民用煤炭供应，贡献很大。
1941年，兼任甘肃玉门油矿局总经理，在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期间，他率领员工克服重重困难，扩充采炼设备，增加原油产量，推进技术进步，建立运输队伍，建医院、办学校、开农场，并竭尽全力培养和储备人才，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员工最多、工艺技术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8月，中国工程师协会因孙越崎创办玉门油矿成就卓著，授予其“中国工程师金质奖章”。
1948年10月，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召集所属各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秘密开会，动员部属坚守岗位，保护好财产档案，弃暗投明，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后历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5年12月9日病逝北京，终年103岁。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旧友评价
摘自华裔作家张彤禾作品《我的祖父张莘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家人住在重庆。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复当时东北已开发的工业基础建设；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孙越崎,被指派去监督接收东北矿业回归中国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资产，煤矿，在抚顺，一个边远县城。它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个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之间的冲突——战时还能勉强节制——已呈公开化，而华北地区成了主要的战场。共产党占了上风：抗日战争尾声时，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有他们的协助，共产党游击队很快进驻东北，控制了领地和日军撤退时留下的军用物资。地处中国的另一边，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时总部的重庆无法迅速地回到东北。
本来是孙越崎被任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收，但是他说在别的地方有事，推荐我的祖父代行职责。这个任务对我祖父来说，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终于有一个任务能让他一酬今生尚未实现的壮志：留洋学生，矿业专家，东北游子，爱国志士。祖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没有告诉祖母他要去哪里。他在出重庆的路上，到他女儿，我姑姑蔼蕾寄宿的高中暂留片刻，和她道别。蔼蕾那时十五岁，并没有太在意这事；她长这么大，父亲一直是离家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达沈阳，东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时任沈阳市长，警告祖父要当心。“你从重庆来，”董文琦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苏联那边的联络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个苏联人告诉他应该等抚顺的安全状况改善稳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阳逗留了一个星期。
接着就有了谣言，人们议论着说他害怕：他一路来到沈阳，却什么也不敢做。1946年1月14日早晨，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上司打电话来询问这项被搁置的任务。我的祖父听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胆小，大为光火，当天便和六个矿业工程师及当地几个铁路上的警卫出发去抚顺矿区。到了矿地，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由相关的人看管。两天里他们一事无成。1946年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团队仍然被人监视着，上了回沈阳的火车。当夜九点左右，有武装士兵在抚顺西边一个荒废的站台登上这列火车。他们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们下车，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我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他说，“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
在重庆，没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庙里为杳无音讯的丈夫算命。寺庙香客会投掷两根木签，它们掉下来搭成一个特定的组合，然后抽一根印着数字的竹签。那个数字对应一个命数，用一首通常语焉不详的诗来表达。命数分好坏，从最好的“上上”签到最坏的“下下”签。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来的命是“下下签”。那首诗的意思太明显，以至于我的父亲，那时才十岁，一直记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后还能一字一句背给我听：“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旧海中寻。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在沈阳，谣言传遍了，说我的祖父和他的六个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接到那个地区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电话。董文琦去了一趟总部,四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间停着一辆卡车，里面装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是莘夫。他还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蓝色中山装。他的身体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遗体被洗净，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许多刺刀伤口和手臂被捆绑过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阳的关帝庙，停了三个月，供民众瞻仰。董文琦写道，“他身受十八刀时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挂在庙里给人们观看”，“为了加强指出对敌人的悲愤仇恨”。他的尸体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也有宣传的用意。当祖父被刺杀的消息在1946年2月爆开后，大批中国学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重庆，有将近两万学生抗议这次暗杀，抗议在东北的苏联势力。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邱吉尔在那年3月5日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苏联这次在东北的恶行证明其居心叵测。
这件谋杀的谜团从未解开。国民党坚称是共产党杀了我祖父和他的团队，是为了儆示国民党政府不要涉足东北。而共产党，反过来说是国民党为激起民意反对共产党所以导演了这幕暗杀。苏联谴责当地的流氓集团干出暗杀的勾当。没有人肯承认谋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说，但用意照样清楚——过去的战事结束，新的战争开始了，祖父的死只是后来许多次杀害的开端而已。
我祖父的儿女们仍记得他们听到噩耗的情景。一个冬日下午，他们的母亲被一个朋友叫出去。她回来，走进她的卧室，开始放声大哭，孩子们都听到了。然后她从房间里出来，把孩子们聚到她身边，告诉他们，父亲被杀了。“不要担心，”他们的母亲说，“有我在。”她也告诉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后，我的祖母开始参加公众活动——从某些方面来说，宽阔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坚强的性格。她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时间都待在南京。她还一度经营销售煤来补贴家用。她说话算话：孩子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哭过。但是她的头发变得灰白，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一夜之间，在孩子们眼里，她变老了。庙里的签语在这一点上说得真准：“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祖母说孙越崎，我祖父那个没有去抚顺的朋友,他于1949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又得到了孙越崎的消息：“我来美国在IBM工作后，孙越崎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我下一次来北京他想跟我见个面。我没见他。我拒绝和他见面。”
家庭生活
孙越崎有两任妻子。1912年，他和诸暨县柳坞村的葛采湘结婚，虽是指腹为婚，但两人感情很好。1923年葛采湘病故，留下一子一女。1926年8月26日他和天津师范毕业生王仪孟结婚。1996年1月10日，夫人王仪孟在孙去世一个月后也因病逝世。王仪孟是孙大武和孙叔涵的母亲。
长子孙竹生，1914年生，母亲葛采湘，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机车车辆专家、教育家。小儿子孙大武，和妻子陈懿德有一女孙维（现名孙释颜）。女儿孙叔涵，教授。孙女孙维（现身份证名为孙释颜），为1994年“朱令铊中毒事件”唯一嫌疑人，1997年4月2日孙维作为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北京市公安局14处带走，并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签字。在被连续侦讯审问8个小时后，被家人以“精神病”为借口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