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或称春秋时代，简称春秋。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初期
春秋初年的政局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动乱的中原局面
春秋时期，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
动乱的中原局面，给周边少数族以发展的机会。
占有西周旧地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
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狄族，也逐渐向内地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
居住在今河北、山东境内的戎族部落以及河北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的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
在江汉流域被周人斥为南蛮的荆楚，在臣服了周边诸部之后，势力迅速强大，力图向黄河流域争夺土地。
最初称雄的郑庄公，终因建国不久，随后又发生内部争位的斗争，实力被削弱，没有能力对付这种局势。继郑之后，先后崛起了齐、晋、秦、楚和以后兴起的吴、越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积极从事霸业活动。
大国争霸
齐国改革内政
齐国在今山东省的北部，是东方一个大国。它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渔盐和矿藏，从太公开始，就“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到了春秋年间，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铸、纺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公元前685年（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管仲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进。
在政治、军事方面，基本上维持“国”、“野”分治的制度，在“国”中设置二十一乡，其中工乡三，商乡三，士乡十五。把服兵役的士乡十五又分成三个部分，叫“参其国”（五乡为一军，共三军，国君与国、高二卿各帅一军）。在“野（鄙）”设置五属，叫“伍其鄙”。
各级设官治理，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以利于老传少习，安心生产。在“国”内采用轨（五家为轨，设轨长）、里（十轨为里，设有司）、连（四里为连，设连长）、乡（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的编制，实行政、军合一制度，加强对国家常备军的控制和定期操练，使其成为一支“莫之能御”的战斗武装。为了增加兵员，还提高部分鄙野庶人的社会地位，选拔其中“秀民”充当战士。
富国强兵
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土质肥瘠征税。还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采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的鼓励贸易、促进生产的政策。
管仲进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国力日益强盛，连续灭了周围小国，扩充了国土。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燕、宋、曹等国，消除了戎狄的扰害，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诸侯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楚国日益强大
当齐国忙于对付戎、狄的时候，楚国日益强大，灭了“汉阳诸姬”和邓、申、息等国，又接连发兵攻郑。为了制服南方的楚国，公元前656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首先讨伐依附楚的蔡国，蔡人望风溃逃。于是乘胜进军楚境，讨伐楚国。
楚成王一面亲率大军迎战，一面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双方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齐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此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公元前651年，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不久，齐桓公去世，内部争权夺利，虽然此后齐仍不失为一个大国，但霸业却骤然衰落了。
楚北进中原受阻后，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灭掉玄等小国，势力扩展到今豫南、皖北地区。随之趁齐霸业衰落的机会，又向中原扩展。这时，依附于齐的郑国投靠了楚国。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于公元前638年率军伐郑，与楚的救兵相遇于泓水（河南拓城北），宋败。此后，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看风使舵，陆续倒向了楚国。
晋文公即位
正当南方的楚国势力北向中原发展的时候，北方的晋也已成为强国，两国之间又展开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
晋献公（公元前676～前651年）执政时，削除了一批同姓宗族，重用有军功的异姓卿大夫，加强了公室的权力。继而积极开拓疆土，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魏（山西芮城）等国，又战胜了骊戎，打败了北狄，领地发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北方大国。此后，晋国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十六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回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执掌晋国大权以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推行“弃责薄敛”、“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措施和“举善援能”的用人政策，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
就在晋文公即位的同一年，周襄王被其弟叔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约会诸侯用武力平定了叔带的叛乱，恢复了周襄王的地位，博得了“尊王”的美名。接着又用全力南向与楚争霸。城濮之战
那时，一度附楚的宋国，首先摆脱楚的控制，依附了晋国。楚国为了保持在中原取得的优势地位，联合陈、蔡等国，出兵伐宋。晋国也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于公元前632年，向楚的附庸曹、卫进攻，迫使楚军北上，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战斗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从而成就了霸业。
秦穆公独霸西戎
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以前，地处西方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后期，嬴秦仅仅是一个“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开始封为诸侯，划岐以西作封地。以后秦与戎狄不断战斗，巩固和扩大了地盘，都于雍（陕西凤翔）。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穆公时（公元前659～前621年），国势日盛。公元前627年，秦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派军偷袭郑国，不料行军途中被发现。秦遂灭晋盟国滑（河南偃师）而归。晋出兵截击秦军，爆发了殽（河南渑池西）之战，秦军陷入了晋军的包围圈，全军覆没。此后，秦连续几次出击晋，一直没有占到便宜。
秦军东进的企图受阻，于是转而向西发展，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秦在西方的发展，加速了与戎族人民的融合。
楚国争霸城濮之战以后，楚北上再次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占领淮南等地。楚庄王即位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郑，连攻三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邲（河南荥阳东北），结果大败。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两年，楚又借故围攻宋国，迫使其屈服。这时，中原诸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做了中原盟主。
晋、楚争霸，战争持续了百余年，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双方也打得精疲力尽；同时，争霸战争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所谓“弭兵”的活动。
首次结盟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
第一次在公元前579年（周简王七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共同讨伐违命诸侯的盟约。但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公然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调子，撕毁了盟约。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河南鄢陵西北），公元前557年又战于湛阪（河南平顶山西北），结果楚国都失败了。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宋大夫向戌看到了晋、楚两国都不想打仗，其它诸国长期追随晋、楚之后，疲于奔命，更希望和平。
弭兵之会
于是，向戌奔走于晋、楚等国之间，取得了诸侯国的同意，在宋都（河南商丘）举行了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赴会的楚人暗中藏甲，在会上争先歃血，晋无力阻挡，只好让楚国主盟。
会议主要作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即除齐、秦两大国和滕等属国外，原来晋的属国和楚的属国，现在变成楚晋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互相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客观上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争霸已近尾声，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旧势力之间，正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两国，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
吴国发展
吴在今江苏南部。在寿梦时，与中原的晋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楚国亡臣申公巫臣逃到晋国，为晋建议联吴攻楚的策略。晋遂派巫臣到吴国，教吴人以射御乘车和先进的战术，使吴开始有力量与楚相较量。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协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又任用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发展了吴国的实力。于是派大军更番袭扰楚国边境。
到公元前506年，吴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到达豫章。进而与楚军相遇于柏举（湖北麻城），结果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皇逃走。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同时，吴国内部发生了贵族争夺权位的斗争，越国又趁机攻入吴都，造成吴国的后顾之忧。加之，楚大夫申包胥到秦求救，秦出兵救楚，最后吴军大败。从此，吴国国力大大削弱了。
越国发展
越在今浙江北部，本是越族的一支，建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
公元前6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国。楚为了制服吴国，助越攻吴，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吴与越交战，吴兵败，阖闾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
公元前494年，大举攻越，越王勾践大败，卑辞乞和，情愿称臣归附。吴王夫差认为越已失去反攻能力，便一意北上。为了称霸中原，他组织民力，沟通江淮，修筑邗沟城（江苏扬州），基本上建成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然后挥师北上。
公元前482年，夫差在两败齐国之后，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在屈服于吴的时候，已定下灭吴的决心。他任用政治家范蠡、文种，实行改革。经过长期准备之后，于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的机会，出兵攻吴。夫差仓皇回军，但已措手不及。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勾践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毕竟是尾声了。
春秋发展
铁制劳动工具
春秋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阶段。促成这一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商代用陨铁制作了铁刃铜钺，说明对铁的性质和锻打嵌铸的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但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
到了春秋战国，铁的使用已逐渐普遍。晋国用铁铸刑鼎，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近代考古发现有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大墓出土的铁器，时代较早；江苏六合的吴国墓，长沙的楚墓，还有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镢、铁铲、铁铧及钢剑等器物。可见冶铁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能冶铸“生铁”。
根据地下发掘，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虽然铁器使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
发展基础
春秋时期，农业生产中又使用了牛耕。如人们起名字往往把牛和耕连在一起，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子耕，《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足证春秋时期，牛耕已为人所熟知，并且作为一种先进事物受到重视。
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郑国大夫子驷作过兴修田间水利的努力，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后来子产执政，一面整顿井田的封疆，一面开挖灌溉沟渠，取得了显著成效。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破，扩大稻田。那时的灌溉工具中已出现了“桔槔”，即利用底端系石顶端挂桶的杠杆提水。这种提水的方法，“民逸而利多”。
随着铁制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剩余产品有所增加。在郑州碧沙岗郑国遗址发现有贮藏粮食的窖穴，仅30平方米内就有8个之多，与洛阳发现的汉代粮仓很相似，对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很有帮助。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使个体小农生产有了发展的可能，这就为小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荒野，以及诸侯国境之间的旷田，逐渐得到垦辟。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反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抛荒。与此相反，一些奴隶主却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那时，统治阶级间争田夺土的事件史不绝书，周天子宰制土地和人民的局面越来越无法维持。于是，从天子到大夫的贵族，相互为了一田一邑纷争的事屡见不鲜。
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由于统治阶级侵田夺土，一再突破了井田制的封疆沟洫，井田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日趋解体，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到了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土地的让渡转移和宅圃的买卖，更是公然地进行了。于是，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尽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制的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但井田制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
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楚伍子胥被迫奔吴“而耕于鄙”，是明显的例证。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中上升而成。
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眼见奴隶制剥削方式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做法，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
奴隶制变化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滋长，受地主剥削的农奴大量出现。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有“隐民”、“私属徒”、“宾萌”和“族属”之类的称呼。“民”和“徒”在以前都是奴隶的称呼，“萌”也是称呼奴隶的。但“隐民”、“私属徒”及“宾萌”却具有新的含义。“宾萌”系指外来的依附农民，与后来的隶农相类似；而“隐民”和“私属徒”是隐匿托庇于贵族豪宗之家的隐庇户，即依附农民。他们虽不自由，但身份毕竟与奴隶不同。
“族属”也是封建性的宗法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上述“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依附户，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虽还受到超经济的剥削，但有权支配部分收获物，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吕氏春狄·审分览》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下的租佃制。这种“公作”与“分地”之间的区别，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孕育在奴隶制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赋税制度的变化
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生，各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增加剥削收入，不得不在赋税制度上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公元前685年，齐国首先采用了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办法。
《管子·乘马》有“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的话，就是把田地分配给耕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在此基础上，推行分成制的地租剥削，即土地占有者与土地耕作者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从此，产生了“则民尽力矣”的效果。管仲的这一改革，实际上起了破坏井田制的作用。
土地私有化
继齐改革之后，晋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公元前645年，晋国把田地赏赐给人民，名曰“作爰田”，这就废除了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授的制度，等于承认土地的私有。
获得赏田的不仅有居于都内身份较高的“国人”，而且也有居于“国”、“野”之间身份卑微的“州人”，他们原来没有权利当兵，“作爰田”的同时，即征发州人服兵役和军赋，从此晋国兵员陡增，出现了“甲兵益多”的局面。但“作爰田”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
过了约半个世纪，到公元前594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公田和私田在实际上的差别取消了。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
赋税合一
“初税亩”，实行以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过了42年，公元前548年，楚国“量入修赋”；再过了十年，郑国“作丘赋”。
“甲”、“赋”都指兵役和军用品的征收。原来承担兵役、军赋的只限于都内的“国人”，由于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赋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于是负担兵役、军赋的范围，就不得不由国都扩大到野的行政组织丘。
同时，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份地难以继续定期分授，以致出现了有夫无田的现象，这就使按夫负担兵役、军赋无法实施。后来随着各丘垦田多少的不同，军赋负担轻重出现差异，为了解决各丘负担不均的矛盾，在公元前483年，改行依田亩征赋，叫“用田赋”。这样，有田人虽然增加了军赋负担，但对土地处理权却扩大了，土地私有进一步受到政府的认可。既然赋和税都依田土作为征收的依据，赋和税后来也就渐趋合一了。
诸侯国改革赋税制度，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但为了扩大经济收入或兵员补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已经出现的客观现实，其结果是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独立工商业者的产生
春秋时代，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手工业门类较前增多。新兴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漆器等。
青铜制造业与殷、周相比，明显地表现为王室、王臣之器物的减少，诸侯之器的增多。此外，还出现了贵族使用的带钩、短剑、铜镜等新器物。
漆器以楚国最著名，长沙春秋楚墓出土的漆棺、漆木车、涂漆皮甲和带漆铜剑鞘等，都是技艺很高的工艺品。
齐国纺织业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瓷器烧制工艺也有迅速的发展，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早期青瓷，釉色淡青，釉质均匀光泽。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也日趋活跃。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形势，有的国君制定了“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有的相互订立了与贸易交通有关的盟约誓词，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工商业地位
但是，春秋初期的工商业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即所谓“工商食官”。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奴的地位很低。商业活动也主要为贵族服务，经营的货物大都是珠宝、玉器以及皮革之类贵重之物。
到春秋中叶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脱离了官府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转移，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与此同时，官商也无法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扩大。虽然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大受限制，甚至仍被上层贵族视为贱业。如晋国的富商，财富已很可观，但在统治者眼里却是“无寻尺之禄”的人，不能与卿大夫相比。
不过上层贵族的旧观念，终于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趋势，统治者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山泽之禁、关隘之征。
新兴商人阶层
新兴商人阶层日益活跃。中小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国语·齐语》）有些大商人往来于列国之间，不仅是货殖的能手，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
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几年中“三致千金”；孔门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造大钱，是我国文献中关于铸钱的最早记录。已经出土的齐刀币、楚郢爰和晋的空首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借贷、高利贷也相应地产生了。同时，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都市的兴起。
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不难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著名人物
老子及其思想
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作过周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传世的老子《道德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其门人追记老子遗说，到战国时由楚人环渊纂集而成。
老子在哲学思想上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做“大”，以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此，“道”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老子看来，“道”是第一性的，世间的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所以他说“道”是“万物之宗”，“道”显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指“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和“道”的思想相适应，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同时，在政治上“不尚贤”，这实质上是企图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秩序，达到“无不为”的效果。为此老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于是他认为应当“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妙用。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世界，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明显，老子向往的并不是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是早已在历史上消逝了的，经过他的美化，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制社会。这是一种没落消极的思想。
形而上学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还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
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做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还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
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做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成了鲁人。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小官吏。中年以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去职后，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人整理成为《论语》，《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让殷周以来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得以恢复和维护。要实现“正名”，单靠政治手段是不行的，孔子主张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并把“德”看做首要的统治手段。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
孔子“仁”学
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的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孔子在提倡“仁”学的同时，还相信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要人们“不怨天，不尤人”，听从“天命”的支配。孔子宣扬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教育活动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在长期从事教学的过程中，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摸索了很多规律性质的认识，值得加以批判地继承。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有很大贡献。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的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庶人议政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其意义和影响十分重大。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主张学习要持存疑态度，主张“毋意（不凭主观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唯我正确）”。孔子重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育学生要“不耻下问”。
六经贡献
孔子在教学中强调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他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孔于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的弟子以“循循然善诱人”来赞扬他。但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这对后世教育起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说明孔子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
这些文献现在仍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料，孔子在整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文历法
春秋时期，天文历法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5次已证明是可靠的。
《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记“有星孛（贝）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两次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建筑机械
春秋末叶的公输般，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
相传鲁班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这些创造，虽然不免有被后人夸大和理想化的地方，但他确是一位少有的巧匠，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
鲁班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为人类建筑机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医学
春秋时期，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当时，诊断病人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等。见于记载的著名医生有医缓、医和等人。
晋平公患重病，医和来到晋国，诊断后，确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属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医药已经无效，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必死无救。十年后，平公不治而死。缓与和都被人誉为“良医”。
在病理上，医和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此后医学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成为医学名著《内经·素问》的重要依据之一。
夺权斗争
残酷压迫
春秋时期，腐朽的奴隶制已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桔，奴隶主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暴虐，奴隶主贵族已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
如齐国贵族垄断国内大部分土地、山林、渔盐事业，严禁人民樵采渔猎；并设立关卡，“暴征其私”。奴隶主贵族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三老冻馁”。不堪忍受的人民起而反抗，奴隶主贵族用酷刑进行镇压，不少人被判刖刑，市场上出现“履贱踊贵”的惨象。
再如卫国懿公喜欢玩鹤，竟为鹤配备大夫乘坐的车子以表示尊宠。春秋晚期的蔡国，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蔡侯还是极端奢侈。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出土物仅铜器就近百件。每类又因用途不同各分若干组或若干套，其器物之精，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墓中还有殉葬的人。贵族死后尚且如此，生前的腐朽生活就不用说了。
公开暴动
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终于激起了反抗的风暴，奴隶和平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春秋时期，有关“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不绝于史。所谓“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是平民、奴隶以群起溃逃作为反对统治者劳役、兵役的一种手段。例如，公元前641年，梁国国君强迫民众围绕公宫挖壕沟，结果民众一齐溃散，拒绝服役。公元前660年，狄人攻邢，“邢人溃”；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征蔡，“蔡溃”，诸如此类等等。
广大人民还采用公开暴动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暴政的不满。如公元前550年，陈国筑城“役人”发动暴动，奋起反抗暴虐的当政者，奴隶主贵族庆寅、庆虎死于非命。
阶级对抗
春秋时代，奴隶逃亡愈来愈多，许多国家不得不制定了逮捕逃亡奴隶的法律。这些逃亡的奴隶和撩淬的平民散在各地，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晋国情况尤为严重，连国都也有起义的队伍，而且公行无阻。甚至接待外国使节的客馆也要严加保护，才能“无忧客使”，可见斗争之尖锐。
官府手工业工匠的反抗斗争也十分强烈。如公元前478年，卫国手工业奴隶为了摆脱长期劳役的痛苦，愤怒地包围了卫庄公的宫门，庄公跳墙逃跑，最后被人杀死。公元前470年，卫国工奴们对卫侯随便征调苦役不满，与失势的卿大夫一起，与统治者搏斗。卫侯成了孤家寡人，只得狼狈逃窜，后来死在江南。
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到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他们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在井田制日趋崩溃、私有土地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少“私家”千方百计地争夺土地和人民，成为拥有大量私产的富有者。一时出现了“私肥于公”，“大夫皆富”的局面。与经济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他们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求有一个大的变革。春秋后期，“私家”对“公室”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室”是指诸侯国君，“私家”则指大夫。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大都是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守旧派，“私家”则是从旧贵族中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三桓与鲁公室的斗争
在鲁国，“私家”新兴势力的代表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裔，史称“三桓”。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发生了杀嫡立庶的权位之争，“三桓”乘机发展势力，各自在封邑筑城，从此，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
随着三桓势力的发展，到公元前562年，“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统辖一军，并在各自统辖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季孙氏的变革比较彻底，力量也最强。公元前537年，三家进一步变三军为二军，实行“四分公室”，季孙氏独得二分，独掌一军，叔孙、孟孙各取一分，合掌一军。
三家都在统辖区推行征税的办法，国君的费用只能靠三家和一些旧贵族纳贡维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进攻季孙氏的据点费城，三家组织反击，鲁昭公吓得逃往齐、晋。昭公最后死于国外。以后的哀公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虽然鲁君还保持名义上的国君地位，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以季孙氏为首的三家之手。但鲁国的斗争是在公族内部进行的，不免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
田氏代齐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奔齐，被任命为工正，这是陈（田）氏立足于齐的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田氏与公室关系非常密切。后来，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
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代表新兴势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与“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田桓子对贫穷孤寡的国人“私与之粟”。田常执政后，为了收买人心，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进。
同时，田氏还实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的产销地等价的政策，这是一种薄利多销、赚取财富的手段，结果使“民财为之归”。田氏由此获得的雄厚资财，就为他从事“厚施薄敛”提供了保证。果然田氏“得齐众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而重敛于民的“公室”却逐渐被抽空了。
田恒掌权
可是，齐国的旧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势力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对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于是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一次在公元前532年的夏天，田桓子联合国人向两家执政贵族栾氏、高氏发动进攻，把他们驱逐出齐国。
第二次在公元前489年，田桓子的儿子田乞，联合大夫，带兵冲入公宫，打败了齐国国氏、高氏、弦氏、晏氏四大家族。
第三次在公元前481年，田乞的儿子田恒（即田成子）在民众的支持下，以武力战胜齐简公亲信监止，监止、齐简公出逃，后被杀死。田恒从而掌握了齐国的大权，对残留的旧贵族势力尽行诛戮。以后，又任命田氏兄弟和同族人作都邑大夫，扩大了自己封地。
到公元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到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仍沿用齐国国号。田氏代齐实际是地主阶级政治夺权在齐国的实现。
晋国发展
公元前7世纪，在晋献公执政期间，“尽杀群公子”。骊姬得宠以后，又“尽逐群公子”。一时晋国“国无公族”。到春秋中叶，旧公族仅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私家”力量却逐步强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旧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即位后，把“私家”大族视为最大威胁。公元前574年，他举兵杀三卻，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后来，韩、赵、魏、智伯、中行、范氏六家新兴势力，对晋的旧贵族发起了连绵不断的进攻。
公元前550年，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打败了栾氏。以后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降为奴隶和平民。接着新兴势力又“以法尽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领地以为七县，羊舌氏领地以为三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军功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旧公族的消灭，为晋国的社会发展，去掉了一块绊脚石。
封建政权
在同旧势力斗争的同时，晋国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齐、鲁、卫等联合，和赵、韩、魏发生战斗。
赵鞅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鼓励部下：“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种按军功赐爵、赐田，提高庶人工商业者地位以及依军功免除奴隶身份的政策，赢得人民的支持，结果打败了对手。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地主阶级势力得以迅速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形成。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智伯，分别建立三个封建政权。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它们为诸侯。
发展不均
春狄末期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先后在各国夺取了政权，为封建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场斗争，在各诸侯国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中原除极个别旧式的“籍田制”到春秋末年还依然保留外，郑、宋、卫等新兴势力曾不同程度地进行过改革，并作过夺权的努力，但由于旧势力仍占优势，都告失败。至于四周地区的诸侯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比较缓慢，所以社会改革也稍迟于中原地区。到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大体上和中原相当的程度时，同样的现象也就发生了。
楚国在公元前479年就爆发了白公胜的政治革命。其他边远国家如秦国和燕国，到战国时代，才完成其社会变革，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
新旧势力的斗争，大大加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这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是从奴隶社会母体内孕育起来的。
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以及平民中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形成为地主阶级；
大部分庶人和平民，则转化为农民阶级。
尽管地主阶级本身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其主要的剥削对象，已是以租佃方式耕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以及取得小块土地，承担地主阶级国家赋税和劳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他们和奴隶相比，身份有明显提高。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封建制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
战争历史
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馀个，然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
平王东迁以後，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了起来，而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渐渐丧失控制诸侯的能力。犟大了的诸侯，不再对周王室唯命是从了，他们有的蚕食周的土地，有的攻伐别的诸侯国。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周桓王带了军队去讨伐桀骜不驯的郑国，郑伯不仅敢於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这说明，这时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著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
春秋时期，见於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它们主要是位於今天山东的齐、鲁，位於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位於今天山西的晋，位於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於今天陕西的秦，位於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於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於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凭藉其实力，用战争来扩充领土，迫使弱小国家听从他的号令，并互相争夺，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霸，又写作伯，就是诸侯中的老大的意思。
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是太公吕尚的封国，其历代君主致力於整顿政治，发挥滨海鱼盐的优势，提倡家庭纺织业，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使其国力逐渐发展起来。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继位後，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公田制，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於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犟的国家。然後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於在周僖王三年（前679）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其霸业发展到顶峰。
齐桓公死後，齐国出现争夺君权的内乱，力量削弱。楚国乘机发展势力，先後灭了它北边的几个小国，重新把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前650－前637在位）以抵制楚人北侵为号召，企图充当中原的霸主。但无论从国力和业绩看，宋襄公都够不上称霸。周襄王十五年（前638），楚宋两国的军队在泓水相遇，宋军大败，连宋襄公都被射伤了腿，不久死去。
正当楚国称雄中原的时候，西部的晋国发展了起来。晋文公重耳（前636－前628在位）曾因骊姬之乱，在外流亡十九年，饱尝艰辛。即君位後，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於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晋文公死後，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地一战，秦全军覆没，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楚国在城濮之战後，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经济文化发展。楚庄王（前613－前591在位）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犟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周定王十年（前597），楚与晋会战於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於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於楚，楚人称霸中原。
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於是由宋发起，於周简王七年（前579）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从此，战争大大减少。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周敬王十四年（506前），吴王阖闾以伍员（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攻进楚都郢。周敬王二十四年（496前）又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越王勾践求和，送给吴王珍宝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乘胜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生息，终於在周元王三年（前473）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於徐，成为最後一个霸主。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馀次。
春秋时代,先後出现五个霸权,史学家称为"春秋五霸"。
春秋争霸战争的实质和影响
（1）实质：奴隶主之间的掠夺战争“春秋无义战”，这话用现代的观点来理解是不确切的，因为春秋时期也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正义战争，也有各国人民抵抗游牧部落进攻的自卫战争，但用这句话来说明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不断发动的争霸战争的掠夺性和非正义性，却有一定的道理。
（2）影响：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是中国奴隶制瓦解的反映，大国争霸的结果更促进了奴隶制的衰亡，也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大国争霸中，各大国兼并小国，开拓了疆土，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在大国争霸过程中，华夏族和周边各部落的联系、交往、融合加强了，形成了以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燕国为主的民族融合中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法家思想的认识战国时期最受统治者推崇的是法家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法家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变法思想和法治主张具有务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法家这套建立在富国强兵基础上的以法律为根本、以愚民为手段、法术势相结合、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治国模式很适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很快成为秦国的治国路线和统治工具。秦在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那些本来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未起到应的作用。法家的思想导致了秦朝的早亡。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为什么能出现文化繁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但文化空前繁荣，这主要是因为：
（1）这一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大变革，即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逐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3）社会的动荡使得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这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的大变革使得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列国纷争，社会剧变，战争动荡，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存在，而且使得当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去钳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跃。
（4）社会动荡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重用有才学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网罗在诸侯、大臣门下，他们为各国的争霸斗争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这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5）大国争霸，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使得民族融合加快。由于战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加强联系，各族之间的地域界线被打破，这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丰富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6）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还有两个突出原因，即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