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
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鲸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又收加紧控制、掠夺中国之效。
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因此，日本便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1916年12月，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
代价
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西原借款各项名目、时间、金额、条件如下：
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1月20日签订，500万日元，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交通银行借款，1917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有线电报借款，1918年4月30日签订，2000万日元，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吉会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6月18日签订，1000万日元，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1918年8月2日签订，3000万日元，以吉黑两省之金矿、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为担保。满蒙四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高徐、济顺铁路筹备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参战借款，1918年9月28日签订，2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上述八项借款总计14500万日元。
后果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9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1200万元，所缺800万元则依靠借款弥补。
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移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独裁统治，进行“武力统一”，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而日本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11月，夺得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
1918年9月24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在西原借款中，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段祺瑞则利用这一借款，建立起“参战军”，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