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文百科频道

文化发现

仰韶文化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仰韶乡境内，距县城1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遗址东西两侧各有深沟，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遗址坐落在县城北7.5公里饮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沟村北的台地上，南北960米、东西480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向北可达晴山的山峰之一——韶山。仰韶村村名即取诸仰望、崇敬韶山之义。

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从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

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长期跟随安特生工作多年，对古生物化石和史前石器很有研究，他在洛阳西部收集石器，主要任务是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遗存。

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居住了3天，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石器。刘长山询问了石器的出处，实地调查了村南的石器出土地点，亲自采集了部分器物，并把在农民家里看到的史前石器搜集或购买起来，将采集到的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雇村民王兆用毛驴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装箱后由火车发运到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的记述：

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瑞典籍牧师史天泽传教处），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仍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收集器物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相当重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安特生向当时的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文化状况

分布情况

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考古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地区及其边缘地区，大约处于32~41度、东经106~114度之间，仰韶文化绝对年代在4933BC~2923BC左右，其延续时间约2000年。加上零口二期一类遗存的年代，其上限当为5000BC。其地位十分显赫，影响也十分久远。

从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到2000年，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建筑氏族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这些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衰落期到父系社会早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它主要是一个父系社会。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男子与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说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增多并占据统治地位；“灰坑葬”说明非自由民（奴隶）的存在。体现男性生殖器崇拜的陶（石）祖、男根图，以及表现“贵族的感情”的遗迹、遗物，则是父权与君主（世袭酋长）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种种迹象表明，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期则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遗址保护

仰韶村遗址面积近26公顷，分布于仰韶村的前东、前西、后门、寺沟等4个村民小组，其中寺沟达12公顷。遗址内建房窑、修道路以及农田建设等，都需要动土，因此必须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管理和保护。

仰韶文化遗址自1921年以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自觉保护，遗址所在的仰韶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村民组成的文物保护小组。“文化大革命”期间，仰韶村遗址遭到了个别村民的破坏，为此，仰韶村制定了三条规定：在遗址内不许打窑盖房，不许深翻土地；指定取土场地，严禁挖灰土积肥；遗址保护区内动土工程必须逐级上报，经批准后动工。

1978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仰韶村规定各家各户既是责任田的主人，也是地下文物的保护者，并重新制定了保护公约，规定“六不准、两统一”，即不准起坟、不准打窑、不准机耕、不准深翻、不准挖沟挑壕、不准打井修渠，统一安排用土场地、统一规划住房用地。此后，从未出现在遗址区内机耕、起土、深翻和随意建房等现象。但由于自然破坏，遗址仍面临着裸露灰坑、断壁上文化层的保护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1989年，渑池县政府报请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文政字〔1989〕215号文件批准了遗址保护范围，向东、南、西扩展至自然沟，向北包括仰韶村及其周边环境。

1992年后，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筹集资金数十万元，以根治仰韶村遗址断壁上裸露的灰坑、窑藏、房基、文化层的水土流失为突破口，采取下列保护措施：在3000米的地堰上种植根系发达的迎春花；在遗址区内沟叉交错的主要地段修建导水槽、护水坡1000平方米，控制洪水对遗址重要部位的切割；借鉴商城遗址的保护措施，对暴露文化层和灰坑较集中部位，建立“仰韶村遗址断壁保护陈列室”。这些保护措施得到了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特别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刘东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等的一致肯定。

1995年8月，渑池县人民政府以渑政字〔1995〕第63号文件下发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对仰韶村遗址的保护机构、保护基金以及违反文物保护法行为的惩处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1998年6月，修成了仰韶村遗址断壁保护房，长50米、宽4米，占地300平方米。重新修建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袁复礼题写的“仰韶村遗址”标志牌，设计制作版面13块，展柜13个，复制340余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器物，展示了仰韶村遗址自发现以来出土的珍贵文物，介绍了仰韶村遗址的历次发掘经过、文化内涵及仰韶文化的其他内容。

2011年建成了仰韶文化博物馆，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

文化评价

文化地位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影响和意义深远。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页，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为后来发现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规范化基础，起到了先河作用;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了最新的信息。

仰韶文化的发现对当时国古史的研究影响极大，中国史前史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学术界从疑古走向信古，重新建立了古史研究系统；为考古学工作创立了许多优良传统。开创了在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传统，注重了对地质、地形、地貌及环境研究，引用了地质学的测绘手段。注重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用了类型学来确定遗存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方法。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人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传统。

第二，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史及至世界考古史上有显着的地位。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第一页，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书写了中国田野考古史新篇章，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第三，仰韶文化研究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有重大意义。中国的传说时代，史书记载有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部族，但由于疑古，中华文明史源头仍不清晰。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多处发现，地下遗存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因此，仰韶文化研究对于重建古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意义重大。夏商周断代工程理清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使中国历史再向前推1000年，这1000年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仰韶文化时期。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最早起源的就在黄河流域，研究仰韶文化对于研究中华民族起源或者说研究中华民族少年时代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对世界的贡献。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前，世界学术界都持“中国文化西来说”，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中国这一土著文化得到了举世公认，改写了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