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
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历史依据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
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
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
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
历史地位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文物古迹
甲骨文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遗址
二里岗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
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
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
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二里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
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
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闽台粤琼河洛文化
河洛人南迁
闽南人也称为河洛人，为中原河洛南迁移民后裔。在漳州闽南族群（河洛族群）和客家族群混居的地方，闽南人以河洛人自称跟客家人以作区别。现今闽南语和闽南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形成的。早期闽南人（河洛人）为了把自己的语言同客家人区分开来，称自己的母语为河洛语。
行走在闽南的土地上，无论在宁静的乡村或繁华的市镇，无论是绮丽堂皇的民居楼房亦或庄严肃穆的家族祠堂，门楣的匾额上，随处可见镶刻着这些醒目的大字：“西河衍派”、“太原衍派”、“清河衍派”、“陇西衍派”、”“天水堂”等等。
这些郡望都表明了姓氏的源头，追溯着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西河是林姓郡望，即今河南浚县、滑县及其迤南迤北一带。清河郡是张氏郡望，在今河北东南。太原郡是王氏郡望，在今山西南部。陇西郡为李氏郡望，在今陕西。
在闽南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一本族谱，如同户口本。一部部族谱，就是一部部家族南迁的血泪史。许多族谱开篇就是“先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士族南迁......”.虽早已落籍千年，也早已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根”文化穿越千年，融入了闽南人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北方汉人纷纷南下寻找避乱之所，于是便有了“八姓入闽”的传说，史称：“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南朝萧梁末年，发生了侯景之乱，江东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无人烟。未遭杀戮的人民被迫四处逃难，福建地近江东，自然成了避乱之所，由今浙东、浙南移入闽地的人很多。
唐初福建九龙江流域爆发了所谓“蛮獠”的“啸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派陈政统率府兵3600名入闽平乱。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的身份，随父陈政领军入闽。初战失利，唐朝廷又令陈政的两位兄弟陈敏、陈敷再率府兵3000共58姓前来支援。平叛后，这些府兵将士及其家属就在漳州一带定居，这是中原士民迁居入闽的第二次高潮。
唐代后期，中原战乱纷扰，军阀各据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形成了汉人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最大。王潮、王审知原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农民，乘黄巢起义之机组织乡兵渡江南下，光启元年（885年），王氏军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景福二年（893年）入占福州，后来审知被封为闽王，建都福州。闽王审知执政，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众多北方的政客、文人、僧侣、商贾及一般贫民入闽定居。
闽台片闽南文化
闽南指福建南部厦漳泉三市，处于九龙江和晋江流域。永嘉之乱，是闽南族群形成的起点。闽南家家户户都有族谱，一本本族谱就是一部部南迁的血泪史。“先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板荡，衣冠南渡……”。
晋江流域是闽南最早开发的地区。由于对故土的思念，便把新住地的江称为晋江。中原人进驻闽南以后，便把其成熟的语言，先进的文字书写、礼仪、服饰、民间信仰、建筑风格在闽南传播。来自中原的河洛语与当地闽越族语言融合，泉州话在此时开始形成。
唐总章二年，闽南蛮獠啸乱，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固始府兵平叛。陈元光奏请设立漳州。由于此次移民是政府组织的，因此漳州的河洛人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当地闽越族要么接受同化，在“唐化里”定居，要么遁入闽西深山。漳州的设立标志着闽南族群的形成。当地百越称这些中原移民为“唐人”，这些开漳将士也以唐人自居。随着闽南人迁移台湾和南洋，台湾和海外华人便以“唐山”代称故土，海外华人聚居区便称为唐人区。
广东海南泛闽南文化
漳州的设立，标志着闽南中原南下的人口超过了当地的闽越人口，成为了主体民族。靖康之乱以后，宋朝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之前荒蛮的福建，一下子成为了南宋的经济文化重镇。南宋末年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朝中期漳州月港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这都促进了闽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繁殖。闽南地区也由人口输入地区成为了人口输出地区。
闽南人多地少，临近的广东潮州惠州粤西雷州和琼州就成了吸收闽南过剩人口的区域。“潮州人，福建祖”，这是一句在潮汕广为流行的俗语。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潮汕人的先祖大部分是从福建移民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潮汕人又称福佬人。
明代中后期的王士性对潮州的文化地域归属有一段精采的论述，今已广为人知，云“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
从河洛文化看黄河文化
洛阳曾居“天下之中”，是我国古代民族交汇融合的重要地区，河洛文化是根植于黄河中游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因其所在地域的独特优势，逐步影响了沿黄地区的文化孕育形成和发展，在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n
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固然重要，但人文生态保护同样必不可少。作为明清时期河洛地区的治水英雄，黄守才在预报天气和治理黄河水患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持续提升的过程中，强化对黄大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会推进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